在谈及隰县地名沿革的时候，我联想到古文字学界有一个众说纷纭，又悬而未决的卜辞方国地名“方”。对于这个字的正确读音和地望的确定，专家们有着种种不同意见。郭沫若和陈梦家释为“方”，郭认为在山西北部到内蒙古的河套地区；陈则认为在太行山北；王国维和丁山释为“吉方”。认为在山西吉县一带；刘鹗和孙治让释为“昌方”。应该说昌方的隶定无疑是正确并符合后来地名演变实际的。
陈梦家先生曾感慨：“这些方国及殷以外不同姓氏的集合，故不能如地名样的流传下来，许多方国皆没有文献材料”，但我们在检索山西历史地名的过程中，竟发现“昌方”这一古老历史地名既然能渊源流传下来，这首先来自王莽改革时期在各项制度上的复古运动。初始元年（公元8年），他除了在政治上恢复五等爵，在经济上恢复古代井田制。仿铸先秦古币外，还对全国郡县名称进行了复古改名，如，根据当时保存的古籍材料，将“襄陵”改名为“干昌”，使古老的“昌方”得以挖掘重生。王莽的复古改制是失败的，但地名的复古却在不经意间向后人揭示了当地的历史景观和文化内涵。
刘渊起兵称汗，迁都蒲子，在今隰县境置“大昌郡”，使这一古名进一步延续下来。之后，北魏在今吉县置“禽昌郡”、“昌宁县”，在今蒲县置“平昌县”，在今乡宁县复置“昌宁县”；隋初在今吉县置“吉昌县”；唐初在今蒲县置“昌州”和“昌原县”；五代梁在今尧都区置“定昌军”等等。这一系列带昌的地名均是当地“昌方”古老文化反映。据此我们也将更具体地确定昌方活动的大致区域范围，即包括隰县在内的今临汾市姑射山西部山地，从而解决了殷墟卜辞方国地理考释中的一个问题。
春秋时期，今隰县和蒲县同属蒲邑。前666年，骊姬为了排挤诸公子，鼓动晋献公下令让重耳居蒲，成为重耳的避难所。前656年，骊姬又陷害重耳谋杀晋献公，重耳从绛都逃奔蒲邑。晋献公听信骊姬谗言，派人带兵伐蒲，重耳以君父之命不可抗，只得离蒲，亡命天涯。据载，当时追拿重耳，曾挥刀砍下他一片衣袖，重耳挣脱逾垣而逃，后人称此为“斩祛垣”，址在隰县城东北25公里。《隰州志》还称：“蒲子村，州北八十里，相传晋文公所居之地。”现在蒲子村已改称蒲依村，1971年从隰县划归交口县。
汗代，隰县属蒲子县北境，北魏时期又属平昌县境。576年，北周天北齐，占领今山西省境。北周大象元年（579年），重划行政区域时，在今隰县境内置龙泉郡和长寿县。龙泉郡故城在今隰县城北，以附近有龙湫而得名。这年恰逢周宣帝病重，他只得将帝位传给儿子宇文阐，“长寿县”的命名可能与宇文阐为父皇祈祷有关。
隋开皇初，废龙泉郡；四年，置汾州总管府，府治在长寿县，即今隰县长寿村；五年，改为隰州总管府；十八年，改长寿县为隰川县。此后一千多年间，隰川县历为唐隰州总管府、宋隰州、金南隰州、元隰州的治所，到明洪武二年（1369年）隰川县始并入隰州。1912年，山西省废隰州直隶州，改为隰县至今。
各类史籍对“隰”的含义均采用了《尔雅·释地》中的解释：“下湿曰隰”。清康熙《隰州志》也称：“隰地皆高原，名之曰‘隰’，以城在原之下也。”听来似乎很有道理，但稍一推敲就会发现，“隰”并不是土著地名，而是来自北方的一个“移民”。早在西汉初就曾在今柳林县的穆村设置过“隰城县”，隰，义为水边地，如《左传》：“逐翼侯与汾隰”，杜预注：“汾隰，汾水边也。”隰城县当以其城位于三川河边而得名。西晋时又在今汾阳市设置隰城县。北魏孝昌二年（526年），因战乱隰城县又侨治于今临汾市尧都区境。随着“隰城”这一地名逐步南迁，隋代因在此设隰州总管府，其治所长寿县随之改名“隰川县”。这才是隰县名字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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