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历史上最早置县的地方在今孝义市境内，这便是《左传·宣公十五年》所记载的晋景公赏士伯以“瓜衍之县”。
前594年，晋国正卿荀林父统率晋军主力灭掉赤狄潞氏，彻底平息了狄人的长期威胁，也使晋国疆土拓展到太行山两麓。凯旋之日，晋景公重赏荀林父“狄臣千室”，随之又想起3年前晋楚崤之战后，荀林父以败军之将谢罪“请死”，大夫士会仗义直谏，力保其无罪，这样才使荀林父免掉死罪，重任中军将的情景。于是襄公又充满感谢地对士会说：“吾获狄土，子之功也。当初若不是您的劝谏，我就会失去荀林父，也不会有今天的胜利”。遂又把“瓜衍之县”赏给了士会。
瓜衍县的旧址在今孝义市北的虢城村，古代又称此地为“瓜城”，《太平寰宇记》载：“瓜城在（孝义）县北十里，此本虢城也。”至今当地百姓还把流经附近的虢义河读作“瓜衍河”。瓜衍县是目前史料所载中我国最古老的县名之一，也是“县”从最初的田地划分单位到居民组织、功臣封地，并向行政区划名称逐步过渡中的一个地名化石。据《周礼》记载，周初把“县”作为划分土地的单位，“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郑玄注道：“四甸为县，方二十里”。以后，“县”又被借用为一种古代居民组织的名称。据《周礼·地官》记载，当时的居民基层组织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如此推算下来，一县为2500家。据说西周时的晋国就是用这一套制度来推行政令，实施管理的。春秋时期，晋国领土不断扩大，国君便常常把新开拓的疆土赏赐给战争中的立功将领。到前594年出现瓜衍之县，才正式将这种类型的封地称之为“县”。当代一些学者认为“县”即右“悬”字，含义应为“悬系于国君之手”，或含义为“悬赏”，实际上这个“县”只是古代划分田地单位和居民组织名称的借用，与其本来含义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到春秋末期，公室衰微，六卿崛起，前514年，“分祁氏田为七县”，“分羊舌氏田为三县”。前493年，晋、郑交兵，赵简子临战誓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此后，县的设置越来越普及，其采邑性质也越来越淡化，最终影响到秦王朝及后来中央集权统治形式郡县制的诞生。诚如余秋雨先生所赞叹：中华民族文化中很多起源性的东西都与山西这块土地有关。
秦汉时期，今孝义市境为兹氏县南境。东汉末，南匈奴五部入居离石、中阳等地后，曹魏政权迁中阳县治于今孝义旧城。晋永嘉之乱后中阳县废，县境并入隰城县。北魏时期，今孝义市境成为魏军抗击吕梁山区“山胡”侵扰的前沿阵地，魏政权在今孝义六壁头村置军镇六壁城，以“防离石诸胡”。据载，“城有六面”，故名六壁。后人俗称“六壁者，县所辖贞壁、贾壁、白壁、许壁、柳壁并六壁为六也”，实为讹解。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才将孝义境从隰城县分出设立永安县，县治在今孝义市旧城。“永安”的命名反映了魏政权祈望平息山胡侵袭，希望社会安定的意愿。然而，到了北魏末的孝昌年间，积聚已久的社会矛盾再次引发了边镇暴动和各民族暴动，汾州山胡刘蠡升乘乱称天子。永安、隰城二县被“胡贼所破”，二县治所被迫南迁至今临汾市境。为应付这一混乱局面，魏政权又在六壁故城置建平郡，在今虢城村置定戎郡，盼望这里的“平”与“定”。
隋统一后，今孝义市境又恢复永安县旧名。唐贞观元年（627年），因县名与涪州的永安县（今重庆奉节）重名，遂产生更名之议。当时，恰有县民郑兴以孝行闻名乡里，据说，其父去世后，他连续3日水不入口；母病，他又割股以疗。有司特将郑兴的事迹申报于朝，请求旌表。唐太宗闻知此事，决定改永安县为“孝义县”，改郑兴所居的大村里为“孝义里”。这样不仅避免了两县的重名，同时也表彰了郑兴的孝德。
1992年，孝义撤县改为孝义市。现在市区东5公里处的大孝堡村就是当年郑兴的故乡孝义里；市区东1．5公里处的旧城则是原中阳县、永安县、孝义县的故治；城中心的著名古建筑“中阳楼”更向游人展示了这里置县的悠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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