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简称“鄂”，这个地名常识人人皆知。但我现在要说，“鄂”这个地名起源于山西省的乡宁县，可能就会有很多人表示惊讶了。有一次，我和一位湖北籍的朋友还说起这件事，他竟梗着脖子大声反驳：“我们湖北跟你们乡宁有么瓜葛？”地名文化的传承性和影响力就是这样让人不可思议。
早在夏商时期，在今晋西南的汾河流域就生息着一支以鳄鱼为图腾崇拜的部族，在商末发展为强盛的侯国鄂侯。《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商纣王“以西伯、九侯、鄂侯为三公”，便是指此。在甲骨文中有很多关于“噩”的记载，古文字专家们对其地望多有揣测，但都不准确，其实“噩”即“鄂”，它的发祥地就在今山西省的乡宁县。据唐初李泰《括地志》：“故鄂城在慈州昌宁县东二里。”《隋书·地理志》：“昌宁县有鄂山”。《水经注》：“河水南至鄂谷，东北穷涧水，源所导也，西南流注于河。”《读史方舆纪要》：“鄂水出（乡宁）县东五十里之宋家沟，西流入黄河。”文献中众多的鄂城、鄂山、鄂谷、鄂水等历史地名都是古鄂侯国文化遗存的反映。
或问，山西怎么会产生以鳄鱼为图腾崇拜的部族呢？原来在五六千年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生长着大量的鳄鱼，在古文字中写作鼍、单、噩等，其古字形均为象形，如同鳄鱼两只大眼睛和长长的尾巴，有人提出过，中华民族象征龙的艺术形象就是在鳄鱼的基础上逐步理想化、艺术化后形成的。《史记》记载，孔甲时养有雄雌二龙，以刘累为豢龙氏，这些“龙”也就是鳄鱼。山西境内曾产鳄也毋庸置疑，近几十年来，汾河流域曾出土过很多鳄鱼化石，世界古生物学界就定名为“汾河鳄”，还有石楼县出土的商代龙纹觥上就镂有一条鳄鱼，襄汾县陶寺遗址中也发现了鳄鱼皮制的鼍鼓，这一切都说明鳄鱼对于古代的山西人并不陌生。
在西周早期的器皿铭文中也有“噩侯”的记述，约在唐叔虞封晋后，将噩侯国吞并，因此《世本》中有“唐叔虞居鄂”的说法。在晋国历史上“曲沃伐翼”的内战中，晋侯姬郄不敌曲沃庄伯的攻势，弃翼而奔随。前717年，其子姬光为晋君，是为哀侯，而姬郄被迎至鄂邑（今乡宁县城）定居下来，后人因称他为“晋噩侯”。
再说周初古鄂国被晋国灭后，其遗民乃南迁至洛阳鄂里坂，后来周王朝封其宗室于此，人称单父。鄂人又迁至今河南省南阳，在周王朝攻击下，他们再迁今湖鄂城安家。随着楚国势力向这一带扩张，鄂国最终被楚吞并。秦始皇因在此置鄂县，明清称鄂州，其治所武昌为湖广、湖北省会，湖北省遂简称为“鄂”。从山西的古鄂国到今天的湖北简称“鄂”，这一地名的因果相续竟绵延了三千年。
西汉初，在今乡宁县境置骐县，县治在今县东南关王庙乡，有古城遗址。《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载：“骐侯驹几元鼎五年封北屈”，即封此。据《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县道记》的解释：“骐，汉县，后汉省。按，县东南六七十里有马头山，盖山形似马，因以为名。骐则马之骏异者，盖县因山取名，即知今地是也。”其实这种以山形似马而命名骐县的说法还是值得商榷的。我们知道，乡宁县和北邻的吉县在春秋时期称为“二屈”，汉代因在吉县境置北屈县，屈地以产良马闻名，前658年，晋献公以“屈产之乘”和“垂棘之璧”两种宝物重贿虞君，其中的“屈产之乘”即指屈地的良马。骐县之命名当本于此。
北魏延兴四年（474年），黄河西岸的定阳县人民渡过黄河侨居于今吉县、乡宁一带，当年11月魏孝文帝分遣侍臣前往抚慰，并在今吉县境内侨置定阳县，在今乡宁县境内新置昌宁县。“昌宁县”一名同当时相邻的禽昌、吉昌、平昌、昌原等县同属“昌”系列的地名，是这一地区古老文化的反映。“宁”则含有祈望战火平息、社会安宁之意。其县治在今乡宁县西南40里的西村，古城遗址尚存。五代唐时为避李克用之父李国昌之讳，改“昌宁”为“乡宁”。宋皇佑三年（1051年），乡宁县治移至鄂侯垒，即今乡宁县城，亦即春秋时晋国鄂侯所居故地。可谁还记得，曾经在这片黄土地上的古鄂国及其数千年的历史风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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