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0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兴县的黄河岸边和蔚汾河沿岸陆续发现了一些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专家们发现，这些遗存又和当地碧村的战国古城遗址有着历史传承关系。根据古城内散布的遗物特征判断，该城应创建于战国，兴起于秦汉，可惜我们不知它的名称。明洪武《太原府志》也只简略记载：“古城，在兴县西五十里黄河东岸，不知前代起立名号。”
清代以来，考据学风兴起，学者们从经义的阐释逐渐扩大到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当时有《汉志释略》一书考证提出：“千章，今兴县西”，认为这座古城应该是西汉西河郡的千章县治所遗址。这种说法被光绪《山西通志》所采信，并载入兴县沿革考中。
千章县的考证涉及到西河郡36县地望考证这一历史难题。这36县分布在今山西西北部和陕西东北部，由于历史久远，至今还有20多县的位置没有确定，其中就有千章县。它们在河东还是在河西？千百年来众说纷纭，令治史者头痛不已。查阅汉代史料，汉高帝六年（前201年），“以太原郡31县为韩国”，徙韩王信都晋阳。韩王信降匈奴后，韩国改名太原郡。后改立刘恒为代王、太原郡31县又属代国。汉元朔三年（前126年），封代共王的9个儿子为侯，这9个侯爵分封于代国的9个县，他们是离石侯、邵侯、临河侯、利昌侯、澜侯、隰成侯、土军侯、皋狼侯、千章侯。第二年，这9个县统划入西河郡。通过这样分析，我们首先就能确定千章县为代国（即太原郡）辖地，其地望无疑在山西境内；第二，这划入西河郡的9县均在吕梁山以西，千章县应在吕梁地区范围内。因此，“千章在兴县西”的说法并非信口开河，只是我们无法了解到清人考证时的更确凿依据。
北齐时期，山西境内处于两面受敌的境遇，齐政权除了隔黄河与北周对峙外，还要对付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为此，文宣帝高洋于天保三年（552年）动用民力修筑从黄栌岭（今离石境）到社平戌（今朔州境）的长城达400里。556年，又修筑从总秦戌（今大同境）到渤海边的长城达3千余里，并在周边要害处置州镇25所。兴县境正处在边防要地和长城经过的地方，故于蔚汾河入黄河处设置了蔚汾县，旧志书称，此为“兴邑建置之始”。
隋大业四年（608年），炀帝为修筑汾阳宫，特划出宫室周围的汾源县、蔚汾县、秀容县组建楼烦郡。同时，改汾源县为“静乐县”；改蔚汾县为“临泉县”。改名原因可能是“汾源”、“蔚汾”两名与“汾阳宫”用字重复，同郡地名雷同。蔚汾县改名“临泉”是以县东南部大坪头山发源的临泉水（今称湫水河）为名。然而，临泉水河段主要流径今临县境，在今兴县境内仅有20公里，且距临泉县城过远。古人认为这样命名不符合实际，遂于唐武德三年（620年）在今临县境内重置临泉县，而改临泉县为“临津县”。临津，以其地处黄河津渡而命名，本来含义很贴切，但新问题又出现了，它和剑州普安郡的临津县重名！不得已，贞观元年（627年），再改名为合河县，“以城下有蔚汾河西与黄河合”，故名，至此县名才稳定下来。
宋元年八年（1085年），鉴于合河县治所偏处县西北隅，政令信息不畅，县城濒河地狭，当局决定将县治东迁至50里处的蔚汾关，“于蔚汾水之上东西川宽坦处置邑”，这就是今天兴县县城的所在地。金兴定二年（1218年），蒙古军南下侵金，为适应抗蒙战争形势，晋阳公郭文振以合河县处黄河要塞，“地重民繁”，奏请升为兴州，乃以其地古为新兴郡的辖地而命名。但这并没有阻止蒙军的南侵，1219年八月丁丑，蒙军攻陷兴州城，守将乔天翼战死。其后，元政权建立仍旧相因兴州不改。明洪武二年（1369年）始改兴州为兴县。改名之由除了当时革故鼎新的大气候因素外，更主要原因是，兴县已失去了边防军事重地和交通要道的地位，而且经过元末战乱，兴县人口仅有7806人，田赋来源还不及一个小县，其降州为县也就势在必然了。
抗日战争时期，兴县作为晋绥边区主要党政机关的驻地，成为陕甘宁边区通向黄河以东各根据地的要道，更是阻敌西进的重要屏障。为此，1941年晋西北行政公署设兴县为直属县，1949年10月，又成立兴县专区（1952年6月撤销），这些都反映了兴县在革命战争时期的贡献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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