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稷王山作为一方历史名胜已很冷清，尽管她的身形气魄依然雄阔博大，且周围几百平方公里良田，秋来更是柿红点点，禾香遍野，但毕竟被人淡忘。

　　关于稷王的历史，《左传》曾记载“晋侯治兵于稷”，西晋杜预注《左传》时认为“稷”地即当时的闻喜。《后汉书》中也说“闻喜有稷山亭”，连以疑古著称的顾颉刚先生都肯定“晋南之有稷地和稷山是很早的”。满腹经纶的钱穆先生则干脆，今天的晋南稷王山一带无疑就是周人始祖后稷当年的教民稼穑且首先育成五谷之地。西周政权的建都虽然在陕西，然而岐人的根却是在晋南的稷王山一带的。

　　说来也颇有意思。像是真有这么回事一样，在稷王山的山石中竟真有一种明亮发光的玉质石子，大小形状有的像麦粒，有的如黍稷模样，有的似谷子玉米，还有的形若芝麻或各种豆粒，甚至还有似南瓜籽者。因此，古人不知从何时起即把它们称作为“五谷石”。古人在稷王山采拾“五谷石”时据说有一传世规矩，那就是采拾者不能言语，如言语则终日不能获得一粒。这传世的规矩，无疑增加了稷王山作为中国农业始祖之神后稷诞生之地的神圣性。民国初年有一个解州籍人李子祥，曾先后在闻喜东镇区和稷山清河区任职，对稷王山颇多考察。他曾写过一篇《游稷山感后稷教稼之功德记事》。此文章后来被收入顾颉刚先生编著的《古史辨》第二册中。这位李子祥先生曾热情建议，应把稷王山的“五谷石”搜罗采取，供之本省陈列和农会研究品题，再输送京、津、沪、汉博物院，为全世界所注目，尊重中华，推本农业，使人知山西有后稷神圣，景仰崇拜，稷、闻之荣，亦三晋之光。”六七十年前的乡镇级职员已能有如此想法，也真令人吃惊。这话实际说得也对。科学无论发达到什么时候，人只要还吃粮食，那就不该忘记后稷的培育五谷与教民稼穑之功德。对后稷，应该犹如对黄，帝一般去给予纪念。

　　后稷，据说为远古农官之名。而尧舜时的后稷，也就是周族的始祖后稷，则名叫“弃”。按《史记》中讲，弃与尧、契（商族的始祖）都是帝喾的儿子。然而，根据历来的文献与民间传说讲，弃的出生却与帝喾又没什么关系。这个故事确实很有名，古今的圣贤与百姓差不多都知道。说是弃的母亲姜一日到野外郊游，看到一行巨人的足迹，她就踩着那巨人足印走了几步，于是竟有感而孕，后来就生下了弃。弃生下后，姜一方面觉得不光彩，另一方面不吉祥，所以就想把孩子扔掉。她先把弃扔到里巷中，过往的牛马都绕道而走；她又把弃丢到冰池之中，结果又有大鸟而降，用其羽翼遮住弃幼小的身体而使之未能冻死。弃被母亲抛弃了几次均安然无恙，姜遂觉此儿奇异，于是最后又把弃抱回好生养护。周始祖后稷为什么又名“弃”，据说原因就出于此。

　　司马迁《史记》中讲，周后稷的母亲姜原为有邰氏之女。至于远古有邰氏到底居于何地，过去一般认为邰地应在陕西武功，但还有人以为邰地应该在今天晋西南的稷王山一带。稷王山北约１０余公里外即是汾河。汾河在先秦文献中出现甚早，在远古创世创物神话中就已经有了所谓汾水之神。汾水之神《左传》里记载名曰“台骀”。我国古代时，从晋西北宁武县管涔山下的汾河源头，经晋中平原，直至汾河入黄河处的禹门口，沿汾几乎各地就都有台骀庙，而其中宁武、太原和侯马等地的台骀庙则最为有名。但根据许多信息分析，台骀神的始源地看来还是在大约夏代前的峨嵋台地一带。峨嵋台地东北而西南走向，绵延约百余公里，东北部即与唐尧所封大夏之地（今翼城、襄汾一带）相接，而稷王山事实上正是坐落在峨嵋台地东北区的正中之上。笔者常以为，台骀应该就是远古民族有邰氏的一名成员。他不但应该与后稷弃一样，属于同一时期的传说始祖人物，而且或许与姜还确实有些血缘关系呢。

　　峨嵋台地本晋西南地区的一条黄土巨埠，然而偏偏在这黄土巨埠上冒出了两座孤立的石头大山。东北即稷王山，多石灰岩；西南是介山，几乎全为花岗岩。稷王山海拔高１２７９米，山之四周闻喜、夏县、远城、万荣、稷山诸县，从古至今皆为我国传统农业最为发达的地方。尤期是在稷山、闻喜、运城、万荣这四个县靠山交界的地域中，过去则几乎村村庄庄都有稷王庙或是稷益庙。为什么又叫“稷益庙”，据说与后稷弃同时期还有过一位伯益。我国古代许多文献中都秉承了《尚书》的说法，认为伯益知鸟语，善训鸟兽，但《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又认为伯益不但善占卜，而且更会作井。稷王山所处之地，古时修的水井常常掘至百余丈深，饮食用水如粮食一样宝贵。历史上，稷王山四周的人民，祖祖辈辈视伯益与后稷为同样的创物先祖。所以，许多村庄就把伯益与后稷同庙祭祀，且香火四季不辍。本世纪７０年代时，考古工作者在距稷王山不远的夏县东下冯古文化遗址中，曾经发现了多眼距今约４０００年左右的水井遗存，而这些水井所出现的时间，也应该正是伯益以后不久的夏末商初时期。本世纪稷王山西麓的万荣县皇甫乡，曾经出现过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卫聚贤（公元１８９９年——１９８９年）。从他１９３１年发现并发掘万荣荆村遗址始，近７０年来，稷王山四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更是层出不穷，时有发现。这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应该说这使我们已经越来越多地了解后稷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了。或许更应该说，后稷并不虚假，后稷与稷王山这块土地的文化关系也不虚假。

　　稷王山下的稷山县在隋代以前并不叫稷山县，而称“高凉县”。隋开皇十八年（公元５９８年）后，因为稷王山祭祀后稷的活动日盛，遂以山名作县名。古时的稷王山也曾经是稷山县的古八景之一，名曰“稷峰叠翠”。这说明稷王山作为一方名胜，古时曾经有过茂盛的森林，否则不会有此美称。旧时，稷王山上的后稷祠与姜祠名声很大，很远州县的人们都常常专门来此登山祭祀，为的是祈求丰年。祭祀礼毕后，临行还要捡些“五谷石”以求吉祥灵验，或是再绕行到闻喜县的洋池村和蛇虎涧去，虔诚地瞻仰一下后稷当年的受难之地。

　　稷王山上最明显的标志物就是稷王塔与姜塔，前者在山顶，后者在山腰，天气晴朗时１０多公里外也能看得清楚。笔者的故乡就在稷王山西面１０余公里的地方，对那塔与山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但我幼时祭祀稷王的时代已经远去了。儿时的我随着乡亲们常习惯把稷王山唤作为“棒槌山”，因为那孤零零的两座塔立在山上，１０余公里外望去，确实像是插在山间的两柱棒槌。后来想起来，常有自责不恭之情。

　　十几年前，我曾发表文章提议在稷王山上建一座中国的农史博物馆，这与六七十年前那位李子祥先生的建议多少有些相似。虽然幼稚了一些，但毕竟出于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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