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山县城南１７公里外，有一座龙角山，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６２１年）以前它本称作羊角山。该山以两座天然高峰而著名。故又俗称“二峰山”。浮山古景中的“二峰夕照”即指此。龙角山的两座高峰海拔在１２００米以上，比其两翼山脉明显高出许多，确也形似“羊角”或是“龙角”，于是这使得以往历史上的好些俚俗传说把它与羊头龙首一类自然联系了起来，这实在是谬之千里。原来这羊角山还有另外一个更为动人真实的故事。据说战国时北方有名为羊角衰和左伯桃的两位贤人，二人结义奔楚。谁知他们长途跋涉走到二峰山前时，正是风雪隆冬，不仅衣衫单薄，且随身干粮也只够一人食用了。在此时刻，左伯桃为了不使两人都死于冻饿，所以寻机自尽殉义，而将衣着干粮全部留给了羊角衰一人，并留言鼓励羊角衰以大事为重，赶快去投奔楚国，一旦壮志得酬，再回来安葬他的尸体也不算迟。羊角衰为左伯桃的为他而死至为悲痛。后来他果真在楚国得到了重用，功成名就之际，羊角衰并未忘记左伯桃的赠衣留食之情，他不但返回二峰山隆重地安葬了结义兄弟，而且最后也自尽在了左伯桃的墓前，以作同生共死，长相厮守。事实上，这才是羊角山得名的真正原委。直至本世纪初时，二峰山（亦即羊角山）东峰之上仍有左伯桃庙，西峰上则有羊角衰之庙，堪称为这一段悲壮历史的不朽标志。

　　历史从羊角衰、左伯桃那个时代又往前迈出了大约千余年之后，亦即唐武德三年（公元６２０年）时，一个纯属偶然的机会与一位显系荒诞的人物，竟使原来并无多大名声的羊角山在一夜之间名传四海且声震八荒。这一年的初春时节，正是刘武周勾结突厥闹得三晋大地狼烟四起而秦王李世民率兵驻屯河东柏璧起兵反攻的时候，一日李世民领兵尾追刘武周部将宋金刚来到羊角山下，突然遇到一个叫吉善行的人。这个姓吉的说，他在山中见到一位骑白马的老人，老人自称是老子李耳并当今李姓皇帝之远祖，而且预言李唐王朝可以享国千年。此奇异之事不久即由李世民所派专使传奏至长安城中唐高祖李渊的耳朵里。李渊大喜过望，他不但立即敕命在浮山县羊角山吉善行遇老子处赶快兴建老子祠，并亲遣大臣杜昴到羊角山给予隆重祭祀，而且又在武德四年（公元６２１年）封那个吉善行为朝散大夫。及至后来，李渊和他的子孙们即公开宣称他们是老子李耳的后代，此时的浮山县羊角山老子祠已经俨然就是李姓皇帝的家祠了。唐武德八年（公元６２５年），李渊更下诏钦定国中三教贵贱次序，使当时天下崇敬者从此有了尊卑与等级，即道教为国之首教，佛教次之，儒教则还排在佛教之后。山西本是李渊父子起兵发迹夺天下的根基之地，这时又有了李家祖宗老子的显灵显圣，于是道教宫观在河东大地上一时间蜂拥而起。从李渊开国到唐玄宗李隆基时，唐帝国到了最鼎盛的阶段，而李隆基本人又是李氏皇帝中对老庄道学最为崇尚恭敬的一位。唐开元十四年（公元７２６年），玄宗下诏书改老子祠为庆唐观，又改羊角山为龙角山，还改浮山县为神山县。天宝二年９公元７４３年），唐玄宗又命高力士亲至龙角山任监修，对龙角山的庆唐观再次大兴土木予以扩建。他自己不仅御题了“龙角山纪圣铭”六字碑额，而且更将在他之前几位唐朝皇帝的御容造像供于庆唐观中。令人感叹不已的是，发迹于浮山县龙角山的这种老子道统的狂热，竟一口气延续了约４００余年，直到北宋天圣五年（公元１０２７年）时，此时的宋仁宗赵祯又下诏把庆唐观改名为天圣宫，而且继续扩建，仅宫观中的行廊一项据记载就达到了３００间以上。赵宋皇帝在此仍然继承了李唐王朝的道统，继续确认李耳即李姓皇帝祖宗和老子即是太上老君的传说。早在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６６６年）时，唐高宗早已加封龙角山的老子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而到北宋大中祥符七年（公元１０１４年）时，宋真宗则更赐老子尊号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老子此人在中国道教史上自然有他的应有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然而将他神化到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境地，这不能不说那确实是这一座龙角山——即羊角山起了甚为特殊的作用。去年春夏之交时，湖北省武汉道教协会常务理事冯崇岩先生致函给浮山县有关部门，当谈到龙角山与庆唐观在中国道教史上的历史地位时，他写道：“没有浮山庆唐观吉善行，就不会有李唐追尊老子李耳为祖，更不会有西京（长安）太清宫、东都洛阳太微宫和各州之紫极宫。没有天圣宫也就没有混元皇帝之尊号。天圣宫在道教史上地位之重要可知。”武汉道教协会冯崇岩先生的这段话，当然是言之有理的。

　　有一句老话，叫作“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天下崇山，何止千万。然而，就在公元７世纪初那一个极具偶然性的时刻，往日里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区区羊角山，却因为一个普通人的一句胡言乱语竟使得天下所有名山一时都显得有些黯然失色，惟独它获得了一份得以攀龙附凤的殊荣。

　　从唐高祖李渊时开始，浮山县龙角山的兴盛一直断断续续绵延了约近１３００年之久，这其中曾有好几次鼎盛的机会稍纵即逝。中国历史上的道教教徒们曾经一度朝龙角山天圣宫如犹太教徒朝拜耶路撒冷的麦加圣地一般。龙角山又有珍珠洞，古人称之为洞宫，据说深不可测。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７６６年至７７９年），皇帝李豫曾敕令以玉简金龙投入珍珠洞中，而到了五代后晋天福年间（公元９３６年至９４２年）时，当时据说有奉旨出使新罗（朝鲜古国）者竟在新罗国的河水中得以见到那两件宝见。这件怪事后来被人记述于有关碑刻与文献之中。再到了后来，又有一件与道教有密切关系的怪事出现在了浮山县距龙角山大约有十几公里的地方，那就是八仙之一张果老的故里原来就在该县的仁彰村，而仁彰村的柏林坡上还真出现了一座张果老的墓冢。这显然是金元之际道教全真派的杰作。对于这一类事情，千百年后的今人实在再难以说清楚。借用与李白同时代的一位唐代诗人吴筠《经羊角哀墓作》诗中的两句诗讲，那就是：“幽明信难知，胜负莫理分。”

　　据有关文献确切记载，龙角山直至明清时还是林木茂盛，山水繁荣，而天圣宫中的千年古建则更是宏大辉煌，仅一座老君殿的殿下基座即高达３米以上。十分遗憾的是，天圣宫业已于本世纪４０年代末因战争而拆毁，至于那座仙气十足的龙角山－－今人大多称它为二峰山，也实实在在成为一座矿山。笔者曾亲临天圣宫的废墟遗址之上，长时间地审视着那身仅存的唐玄宗御制之碑。《龙角山纪圣铭》——碑额上的六个御书大字写得堪称潇洒，然而江河却也有衰亡的那一刻。据知，这碑已经是珍贵的文物国宝。我想，它之所以能够在今天被视作国宝，可能正因为有更多的东西为它衰亡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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