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2月 3日，联合了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山西平遥古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报告对平遥古城的评语为：“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平遥古城，入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标志着三晋文化名城本身拥有的文化价值。成为全人类重点保护的文明财富。

　　平遥，春秋时为晋国中都地。汉置中都县。汉文帝为代王时，徙都于此，又置京陵县。北魏时将文水县境的平陶县徙治京陵县，京陵到废。后因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焘”与“陶”同音，为避讳而将平陶县改为平遥县。隋开皇十六年，析平遥置清世县，大业初废清世县。自此，遥历代县名不改，沿用至今。

　　中华域内，几乎没有一座城市像平遥这样，整座城市是一个完整、一体、统一的文物群落。城墙、街道、民居、商号、票号、店铺、庙宇、河道、市楼等城市设施，无一例外地保留了明清时期古城原有的格局和风貌。平遥古城的存在可以使我们穿越时空隧道，一下子倒溯回三五百年前汉民族城市生活的风情画卷中。平遥古城的存在，同时也使那些蜂拥而起的防古建筑群落和人造古城，一下子黯然失色，身价暴跌。

　　平遥城墙，是古城最引人注目的铠甲。城墙周长6162米，高12米。墙顶外有 2米高的垛口墙，内有0．6米高的女儿墙。外墙上均匀分布着6000个垛口，72个堞楼。城墙四角各有角楼一座，瓮城 6座。城墙外还有环城而过的护城河，槐柳成荫。平遥城墙能有今日之规模，归功于历代守吏不懈的努力修葺和完善。据《山西通志》载：光明清两朝，大规模的修建工程就达19次之多：明洪武三年，重筑，周12里 8分有余，高3丈2尺。池深、广各一丈。门六，东西各二，南北各一。建敌台、窝铺40座。正德年间，修东瓮城，筑附郭关城一面。隆庆三年，增设敌台，周城共94座，俱用砖砌……康熙二十三年，知县黄汝钰重修；雍正二年，知县高大有修坍塌东城墙41丈有余。敌楼二座，又修下东门、上西门、下西门大城楼三座……如此精心地维护和修缮，使古城墙躲过了兵灾、水灾、年久坍塌等许多毁灭性因素，以清晰的面目站立在世人的面前。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历经“文革”磨难的古城墙，进人80年代以后，又再一次幸运地躲过了大规模城市开发的厄运，完整地保存下来。当时的平遥县政府也想在城墙上挖开八大口子，拆掉市楼，拓宽马路，建设一个现代新城。平造古城，马上就要被铲车、泥刀改造成千篇一律的宽马路、高楼房。危急之际，全国知名的建筑学家、文物保护专家阮仪三、罗哲文、郑孝燮等人联名上书中央，要求“刀下留城”。这样，古城墙又一次幸运地成为“不破之身”。只要铠甲不破，城内的格局自然会完整地保存下来。

　　古城的总体格局是仿照灵龟背上的纹络图案设计的。4大街、8小街、72条蚰蜒巷，纵横交错，井井有条。位于城中心，高18米的市楼，恰似灵电的脊骨。穿城而过的六道门，南门为龟首，北门为龟尾，东西各两门，如同灵龟的四足。这样构思精巧、形神兼备、意象生动、实用灵活的城市建设思路、规划设计体系，放到今天也是独树一帜、超前领先的。而聪明智慧的平遥人早在 600多年前的明朝，就把它付诸实现了。今年夏天，我曾借了一辆脚踏车，专门到蚰蜒巷里寻觅古风。弯弯曲曲，四能八达。虽然我第一次逛平遥小巷，时间一长又有些头晕，但马上联想起灵龟背上精细有别的纹络图案，立刻就能从小巷转到小街上，再由小街转回到大街上，最后回到了位于城中心的市楼。没有发生迷路，也没有向任何当地人打听方向。事后我想，这种奇遇在其他城市几乎没有。人们能够自由地出人一个陌全的城市，而不发生迷路现象，这要归功于这座城市规划设计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明代的平遥人按照灵龟图案没计自己的城市，无疑给陌生的客人提供了一幅不经察辨就可自由出入的导游图。平遥古城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时至今日，仍是那些大建筑师和大规划师们需要细心揣摩的对象。（太原道注：有关平遥古城参见本站山西名胜）

　　平遥古城，不仅宏观上布局严谨、脉络清晰，而且具体到每一处民居院落、商号店铺都给人一种古朴精致、很少雷同的感觉。同样是富商宅院，布局却各具千秋。侯殿元旧居，为7间7檩包厦厅大院。里外两进院落，上下两层格局，底层为平遥人最常见的砖券窑洞，上层是木结构楼体；雷履泰旧居，为轿杆式楼大院，前院像杆，后院像桥，简洁实用，又不失富家之态；冀祜堂旧居，为鲤鱼跳龙门状大院，按五行八卦布置而成，整个宅院平面像鲤鱼跳龙门；王沛霖旧居，为前后三进式大院，前三院，后三院，整齐对称，垂花门、罗汉墙彼此分隔，而又平稳连贯……这些大院的主人侯殿元、雷履泰、冀祜堂、王沛霖等人都是明清时期平遥商人中的杰出代表。从他们遗留至今风格迥异的宅院布局上，让人联想到他们当年各不相同的人生经历、商战策略和经营思想。虽然他们彼此间性格各异，有的甚至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但后来的史家总爱把他们相提并论，称之为“平帮”。“平帮”是明清时期最显赫的商业集团。除民居之外，著名的票号如日升昌、协同庆、蔚丰厚等都以各不相同的建筑风格，成为平遥古城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清商业建筑。

　　作为晋商名城的平遥，不仅具有浓厚的商业色彩，而且艺术气息也非常突出。明清时期，平遥是全国最大的琉璃瓦和颜料生产基地，也是全国最有影响的瓷器古玩交易市场。所以时至今日，耀眼夺目的琉璃建筑、琉璃制品、五彩缤纷的雕栏画廊以及数不清的古玩店铺，都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向我们讲述着三五百年前平遥人艺术化的生活方式。位于平遥城附近的双林寺、镇国寺是他们引以自豪的千年艺术瑰宝（太原道注：有关双林寺参见本站山西名胜栏目）。尤其是两寺中2000多尊佛、菩萨、金刚、侍从等彩色塑像，被誉为“中华彩塑艺术宝库”。这些彩塑取材于当地特有的红胶泥土，经过艺匠特殊精湛的着色工艺处理，形成了千人千面、风情万种的艺术景观。此外，镇国寺的万佛殿，是迄今为止全国范围内保存最好的大型千年木构建筑之一，堪为稀世珍品。

　　“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票业，鄙人常以此自夸于世界人之前。”这是百年前的文化宗师梁启超先生莅临平遥的精彩演讲之片断。梁先上所赞许的，也正是本文下篇将要谈到的曾影响中国金融业产生翻天覆地革命的平遥票号。

古 城 平 遥 （ 下 ）

　　“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之下，方使之读书应试。”这是清代一位叫刘于义的山西巡抚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对当时三晋的人才观所作的精辟分析：出类拔萃的人才首选贸易金融；稍为逊色的多作幕府笔吏；中等以下的人才方去读书应试，如此重利轻名之念形成于大一统的明清，山西政治气候冷漠沉寂，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贸异常活跃繁荣，人才济济、群贤毕至。尤其是清道光年平遥人雷履泰天才般地创立票号以后，晋商在全国呼风唤雨，汇通天下。以至后世俊秀，争相攀效，多入商界发展。三晋由此成为海内最富。

　　古城平遥，不仅有拔乎其萃的古城文化，而目．是中国票号文化的发源地。随着票号业的诞生，并以此为依托，古城平遥在清朝中后期，成为全国最繁荣的商贸中心之一。日升昌、日升通、日升达、日升裕、日升厚、蔚丰厚、蔚长厚、新泰厚、协和信、蔚盛长、协同庆、百川通、蔚泰厚等震古烁今的著名票号（太原道注：有关以上著名商号参见本站晋商文化栏目），总部都设在以往名不见经传的平遥城内，而且凑巧的是大多集中在古城的西大街上，由此平遥城内形成了一条中国最早的票号一条街。当时平遥西大街的市铺风云、行情变幻，有如今日之深沪股市，对全国的经济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学者、作家余秋雨先生称平遥为“中国金融界的乡下老祖父”，老祖父一声喷嚏，京津沪金融界的徒子徒孙都会得了重感冒。日升昌，是平遥票号的始祖和风云翘楚。

　　日升昌票号遗址，位于古城西大街路南，占地1600平方米，是一座三进式穿堂楼市，东侧为狭长的南北小跨院。乍眼一看，与晋中传统的富商民居别无二致。深入其中便会发现，这是一座商住兼容的综合性建筑群落。前院集中设置了柜房、信房、账房等营业用房。后院为客厅、客房。前后院之间有过厅相连。小跨院集中设置了雇员、佣人居室、厨房、杂屋、厕所等辅助用房。整个建筑形成了前面开放开阔、后面封闭收拢，前面巍峨壮观、后面细致精巧，前面气派万千、后面实用坚固的风格。如此别具一格的设计，既吸收了临街铺面的特点，又符合票号这种特种商号安全稳固的要求。从这座不同凡响的建筑群落中，就可以看到历代日升昌票号东家、伙计不同凡响的人生经历和商战思想。

　　东家多财富，伙计多才干；东家求暴利，伙计求发展。一个天才的东家和一个天才的伙计相结合，就产生了天才般的事业奇迹。平遥达薄村的李大全是清朝中后期有名的富商，他所开办的西裕成颜料庄是业务遍布全国的大商号。其北京分号的领班雷履泰，少时便以强闻博记著称，中年后久经商海靡练，养成了处事不惊、稳中求变的干练风格，且交际甚广，精明活络（太原道注：有关雷履泰参见本站山西名人栏目）。平遥人在京从商者众多，逢年过节，总要托雷履泰往老家捎钱。雷总是热心帮忙，忠人之事。久而久之，雷履泰发现：银两在异地流动过程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生机无限的新产业。用今天的话来说，资本经营也是一种商业。于是，雷履泰说服了东家李大全，在平遥城出资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并选择道光三年（1823）的正月初一这个良辰吉日开张营业。初时，日升昌只是从同乡汇兑的银间中收取佣金，后来又扩大到吸收储银，放贷生财。票号的产生，拉开了中国历史上资本经营新的一幕。这种经营方式，简易方便，快捷安全，风险性小，很快成为大富之家的投资热点。一度时期内平遥城里许多商铺，改弦易辙，开号立票。西大街发展成为全国瞩目的新的金融中心。天才伙计雷履泰，天才富商李大全及其后人李宏视，自然成了领袖群伦的风云人物。

　　日升昌的创立，不仅给中国落后的封建经济带来了新的变化，而且在管理制度上首开股份制经营的先河。李财东与雷履泰，各司其职。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银股与人力股相结合，分配多元化，管理科学化。正是这种生机无限的制度，造就了票号业生机无限的前景。日升昌先后在全国45个城市设立了分号，并成为各大城市中令人刮目相看的大富。在京城，不乏有整日出入王公府第、豪门望族的商人，如果上前主动攀问一声：何处生财？这些一掷千金的富人会得意洋洋地吐出两个字：“昌记。”在场者无不为之惊羡。

　　日升昌及其他票号发展到鼎盛时期，为揽储巨额官银，争相攀附权贵，走上了官商勾结的道路。著名的莫过于后来居上的平遥名号——协同庆。其北京分号出巨资协助“丁忧返朝”的张之洞买通慈禧太后等人物，张之洞外放两广总督。到任之际张投桃报李，把两广藩库的官银全部存入了设在广州的协同庆分号。协同庆由此发展成全国知名的富号。其他平遥票号纷纷效仿，大笔投资王公贵族和极具前途的守吏。当时的六部官员、八旗子弟、督抚名吏身后，有不少的平遥票商为之撑腰理财。

　　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权钱交易的路子不久就走到了尽头，随着封建王朝的丧钟敲响，满清贵族也末日临头，平遥票商的投入血本无归，再加上资本主义商业银业的大举抢滩，平遥票号面临着内外交困的窘境，这时期尽管出现了蔚丰厚票号经理李宏龄这样的新派人物，他为挽救晋票多方奔走呼号，力主全省主要票号联合改组为汇业银行，无奈大势已去，孤掌难鸣。在1915年 3月份出版的《大公报》上，有一段描写平遥票号悲惨晚景的文字：

　　“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然失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水涔涔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鸣其不平。前月北京所宣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尚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这便是平遥财雄们的下场。

　　天才般的创举，源自天才般的人物；末落的事业，源于人才的末落。雷履泰的一呼百应与李宏龄的孤掌难鸣，成为平遥票号文化中最令人深思的问题，除了客观环境的变化之外，人才难以形成群体优势，到了江郎才尽的地步，事业也就难以为继了。平遥票号文化的兴衰昭示后人：兴晋富民靠人才。尤其是需要一大批胆识过人、开创一代先河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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