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的大同，自古有“凤凰城”的美誉。是北魏拓跋氏入主中原第一都，也是辽金两朝之陪都。其集魏晋风韵为一山，辽金风流为一城，是闻名世界的旅游胜境。
大同在春秋时为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楼烦所居，战国时属赵国的代郡、雁门郡，秦、汉、三国为平城县，公元
398年北魏太武帝迁都平城，并置司州，治平城县。此后历 7帝，凡96年，俱为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太和十八年（公元
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改司州为恒州，治平城县。隋唐为云内县、云中郡、云州。辽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改云州为西京，金灭辽仍为陪都，元明清为大同，列九边重镇之一。1949年5月1日大同和平解放，属察哈尔省直辖市。1952年察哈尔省撤消，复归山西省。
大同城市布局形同凤凰展翅：南关为头，东关为左翅，北关最长象征凤凰的尾部，惟独没有西关。传说古代一位勇士搭箭射掉了凤凰右翅，所以这只彩凤至今无法远走他乡。
一座历史名城，总是与一些傲视古今的历史名人联系在一起的。说起大同，我就想起了南北朝时显赫一时的少数民族英主拓跋氏。西晋初年，司马王朝为平边患，把一个强大的匈奴一分为四：即慕容部落，宇文部落，拓跋部落，段氏部落。到了东晋太元年间，世居代郡的拓跋（王圭）异军突起，东荡慕容，北征段氏，西平宇文，南震汉室。平城（即大同）是拓跋氏勃兴祖地，所以建国“大魏”时便迁都于此。拓跋（王圭）一边征战，一边在平城广营宫室，大建宗庙。据《资治通鉴》记载“魏主（王圭）规度平城，欲拟邺、洛、长安、修广宫室。以济阳太守莫题有巧思，召见，与之商功。题久待稍怠，（王圭）怒，赐死。于是发五百里内男丁筑南宫，阙门高十余丈，穿沟池，广苑囿，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三十日罢。”雄心勃勃的拓跋（王圭）为建于长安、洛阳等量齐观的都城，还杀了一个消极怠工的太守。此外，他还在平城附近建了一座消闲避暑的豺山宫。由此可见北朝初年，大同城之壮观鼎盛。如今这一景象早已不复存在。不过，寻北魏风韵尚有遗址可考。那便是位于大同市区西16公里处武周山麓的云岗石窟。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洞窟53个，石雕造像 5.1万余尊。其中尤为珍贵的是第十六至二十窟，世称“昙曜五窟”，是北魏名僧昙曜奉文成帝旨意开凿的，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举目望去：金缕玉宇，仙山琼阁，满堂丝竹，尽日笙箫，佛生莲花中央，环绕着圣众；前有乐队钟鼓齐鸣，后有彩缭绕，飞天散花……这是北魏文化中特有的华贵绚烂的造型、圆润流畅的线条、丰满柔和的构图、热闹欢乐的气氛。从“昙曜五窟”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拓跋家族营造的盛世欢歌。更让后世惊奇的是石窟中展现的佛陀世容，竟是地上君主的真实写照，连脸上脚上的黑痣也相吻合。“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见《魏书·释老志》）。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云岗石窟为何如此大气磅礴、伟岸逼人了，原来其取材于那几世胸才大略的北魏英主，自然多了几分傲视千秋的英气和霸气。这恰恰是大同有别于其他历史名城的特殊之处。（太原道注：有关云岗石窟参见本站山西名胜栏目）
经过隋唐盛世的洗礼，进入辽金时代后，大同又迎来了另外两只彩凤：辽族人和女真人，并成为他们钟爱的“西京”。历代文人似乎只钟情于颓废腐败、偏安一隅的赵宋小王朝，而对强大鼎盛的辽代、金代不屑一顾。今天看来，这真是迂儒之见。与赵宋并存于世的辽金，不仅兵强马壮、地域辽阔，而且继承并创造了新的高昂奔放的北方文化，具体体现为辽金文化。这种独有的多民族文化，在其策源地国都北京，因后来朝代屡次更迭，早已难觅其迹了，而在西京大同，如今却完整地保留下来。位于市区中心的华严寺、位于大同南城的善化寺以及佛字湾附近的观音堂与诸多遗迹，淋漓尽致地反映了辽金文化的特征。华严寺是我国现存辽、金时期最大的佛寺，其中薄迦教藏殿建于辽重熙七年（1038年），殿内完好地保存着31尊辽代塑像，而合掌露齿菩萨艺术价值最高；始建于唐代、重修于辽、金时期最完整的一座寺庙；其中三圣殿、普贤阁、五龙壁等为辽金建筑代表作；观音堂内除观音菩萨为泥塑外，其两侧的4尊助侍菩萨，观音像神台上1尊较小的观音坐像和
6尊雕像，左右两侧10尊护法天神像，共计21尊雕像俱为辽代石雕……这些美仑美奂的辽金珍品，是汉族人、契丹人、女真人共同创造的时代精品。契丹和女真人原是两个落后的民族，他们先后战胜了文化发达但腐败成风的赵宋王朝，在赵宋原来的核心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统治，无可避免地要和远比它自己的经济、文化更高的汉族文化、经济相接触，开始汉化。尤其他们逐渐改变了自己原有的社会形态、政治形态和宗教形态，吸收了赵宋文化的精髓，并把它进一步发扬光大。气魄庄严的华严寺，精巧对称的善化寺，与五台山北宋年间建造的太平兴国寺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在建寺的构思规模上、神情的雕塑手法上、院落的布局上等诸多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同三寺的雕塑艺术，乍一看，与同期南宋的雕塑艺术，如杭州灵隐寺宋塑并无二致，都在竭力展现一种平时丰富的世俗画面，都在追求一种细节真实和有我之境。但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还是有其民族个性和独特韵味的。如辽塑精品中的华严寺露齿菩萨，表现的是婀娜多姿的女性，莞尔一笑，口露香齿，尽展佛韵的神情。这尊辽塑精品与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内行不动裙，笑不露齿，神情百态的宋塑侍女相比，显然是两个不同风格的雕塑作品。宋人受‘礼“制约束太深，内秀多于外露；而契丹人豪迈洒脱，齿露芬芳，也是一种美的表现。总之，大同三寺辽金艺术作品，较之同时期的赵宋，可谓是相雄不相让。甚至有些地方更完美，更精致。以至于后世的元世祖忽必烈攻占辽金西都后，眼见琳琅满目佛陀菩萨，心生出这样的一种感慨：辽废于释，金败于儒。似乎是辽金两朝汉化太深，以至于走上赵宋的覆灭道路。这种论调，何其荒谬。任何一个王朝的兴衰，并不是文化使之然，而是政治、军事、吏治多方面作用的结果。（太原道注：有关华严寺参见本站山西名胜栏目）
如果我们再做一个身层次的比较的话，还会发现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女真人两次入关，竟然在宗教信仰方面发生了惊人的变化。金朝，为女真族，属渤海的粟末（革末）（革曷）一支。大同为其西京时，留下了他们信奉汉传佛教的历史名刹华严寺。善化寺，二寺均在金代重点进行了修葺；等数百年后女真后人（即满族人）卷土重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改信了藏传佛教，北京雍和宫、五台山菩萨顶等黄庙便为见证。所以，大同保存了一个民族最早的宗教信仰，也是满汉两族血脉同源的历史见证。
一座历史名城，凝聚了历史上一个或数个朝代的精华和气韵。因此，中国有这样一个说法：秦汉隋唐看西安，宋齐梁陈看南京，钱越赵宋看杭州，燕元明清看北京……那么，北魏辽金看大同，是理所当然的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