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武自唐龙纪元年（ 890）设天安军以来，一千多年间一直是边防镇，烽火锤炼，形成了鲜明独特的关隘文化。关隘文化，不仅表现为苍凉的关隘遗址，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些留存于世的城关堞隘，可以看到一个或数个朝代戍边思想和外交战略，这正是关隘文化的魅力所在。
宁武县境秦为太原郡地，西汉前期分雁门郡楼烦县和太原郡汾阳县，后元三年北境设阴管县。西境设楼烦县。隋为静乐汾源县地，唐朝置宪州，邻楼烦，天池，元池三县。又为天安军地。北宋以分水岭为界，北属辽地，南为宋宁化县地。元朝宁化一带归朔窟谷县，大德五年（1301）始立万户府，属大同路。明成化四年（1468）设宁武关，嘉靖十九年（1540）军事。清初改宁武关为宁武营，雍正四年（1726）设宁武县，属宁武府。民国初为宁武县，始至今日。
宁武，最早统治者的注意，是因为这里奇异灵秀的自然文化。从管涔山麓到芦芽山主峰，到处都有充盈的水源。在山颠有波平如镜，清澈见底的天池，元池等高山湖泊；山间有飞如轻烟，垂流直下的上百条溪流瀑布；在山下，东水入阳武河汇滹沱河；西水经朱家川入黄河；林溪山下龙眼泉为汾河正源；东北潜通桑干，更有宁武恢河水出，堪称五河之源流。在十年九旱的三晋腹地，有这样一处充沛的溪源水流，不能不说是一方风水宝地。统治者们，最早是把这里当作游猎胜地，并在山上建了避暑行宫。北魏主拓跋睿曾在管涔山上的楼烦宫里接见外国使者，并与之共同游猎。但是，边塞烽火不可嬉。宁武虽然风景宜人，毕竟地处边塞，潜存危机。隋炀帝杨广就在此栽了个大跟头。他在汾河源头修建了汾阳宫，豪华奢侈。有一年正在此处寻欢作乐，消息传到塞外。突瘚军队势如破竹，直扑汾源，欲挟天子而令诸候。吓得隋炀帝逃到雁门，方才脱险。（太原道注：有关芦芽山及汾源、天池参见本站山西名胜及旅晋游记栏目）
宁武，北宋初年杨家将便在此驻军，抵御契丹。明成化年筑宁武关。为外三关之首。明朝沿长城一线，有内外三关。河北之倒马，紫荆，居庸为内三关。山西外三关：偏关为极边，雁门为冲要，宁武，介于二关中间，驻有重兵，遇三路有声金，星驰调度，左右呼应，随处堵截。关城是明巡抚御使李侃所建。北距华严山，坐南可以俯视低处的东，西，南三面。当年站在关城之上，周围三关烟火，十二堡军情，烽烟在望。宁武关及其内城，最辉煌的时期就是明朝。雄关耸峙，绵延千里，蔚为大观。后来历经数百年沧桑，大多毁坏。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守吏曾多次上书，要求拨款重建。康熙帝置之不理，任其荒废。缘其何在？仔细想来，明清两朝的戍边思想和外交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明朝，边关稳固重于险；清朝，边关稳固重于德，在德不在险。明成化以后的皇帝，大多没有活过40岁。国家之主多是养尊处优，身体不济的年青人，实权由后宫集团，官宦集团，文人集团争来争去，内讧不断。边关的稳固，只维系于形式上的险要，而忽视了内在的建设。这样一来，雄关险隘难敌外患，蒙古人多次攻关进入腹地。据《宁武府志》载：仅嘉靖朝，明军就数次战败。
后来江山易主，清朝康熙执政时，边城尽毁。面对众多要求修缮的呼声，博闻强记，智高一筹的康熙帝，从容与军机大臣讲起《史记》中，吴起对魏武侯的事。这个故事发生在离宁武光不远的黄河上：“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水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螽，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闕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显然，康熙的戍边思想和外交战略力足于：以德安天下。这种观念，是春秋战国时代吴起军事思想的延伸和发展。清代的康乾盛世，仁者无敌的局面，足以为证。
走在宁武古城里，我还想起了另外一个与康熙思想截然相反的例子。后唐时期，宁武，雁门等地驻有重兵防守契丹。士兵们万没想到，后方主帅，年届45岁的太原节度使石敬塘，为寻求外部支持，竟然认比他小10岁的辽太宗耶侓德光为父，并割让了燕云十六州，自己当上了儿皇帝。宁武，雁门以北的长城，自古为国防天险，这一割让，契丹军就进入了中原。到北宋建国，北边无天险。辽亡，这片地归金，金亡归元，一直到十四世纪末1368年明太祖北伐，才算重归故土。统计起来，宁武等地差不多沦陷了
400多年。所以，边防稳固在德不在险。昏庸之主，不仅难守险关，甚至会割让险关，引狼入室，自取灭亡。奴才皇帝石敬瑭就是很好的反面教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