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军侵华长驱直入山西
1937年(民国26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占领平、津之后,分兵四路大举进攻华北:一路沿平绥、同蒲线向山西太原进攻,一路沿平绥线向绥远包头进攻,一路沿津蒲线向山东德州进攻,一路沿平汉线向河南新乡进攻。
8月24日,日军突破南口防线后,东条察哈尔兵团9月9日占领阳高,9月11日占领天镇,9月13日占领大同,继续西进,攻占归绥、包头等重镇,占领绥远、察哈尔两省。
板垣第五师团取道怀来、宣化一线,于9月16日进攻山西浑源,19日占领浑源,20日占领灵丘,22日向平型关急进,25日在平型关遭遇八路军第115师的伏击受挫。10月初,板垣师团和南下的察哈尔兵团一部从茹越口突破长城防线,继续南进,在国共两军合作组织的忻口战役中受挫被阻。日本华北方面军令沿平汉线南下的日军一部沿正太路西进,经过激烈战斗,10月6日攻陷娘子关,30日攻陷阳泉、平定,11月6日进占太原以南小店镇。与此同时,阎锡山令在忻口作战的部队放弃阵地转移,协守太原,板垣师团得以进至太原以北石岭关。11月8日,太原失守。
1937年11月2日,日军占领寿阳、昔阳县城,4日占领榆次县城,7日占领太谷县城,8日占领祁县县城,11月占领交城县城,1938年2月13日占领平遥县城,15日占领介休和文水县城,17日占领汾阳和孝义县城,24日占领灵石县城。
到1938年夏季,山西全境大部沦陷。
二、日军烧杀抢掠野蛮破坏
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抢掠,十分野蛮,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遭不幸,晋中也是同样的命运。
1937年日军攻占平遥前,曾三次派飞机轰炸平遥。1938年攻占平遥时,城内外1000多名军民惨遭杀害。1939年,日军宪兵队洗劫了平遥城内米粮市,将20多户粮商的存粮和存款全部抢走。1942年3月,日军宪兵队洗劫城内布庄,抢走棉纱1300余包(每包360斤)、棉布700余件(每件10匹),受害商家有39家。同年5月,日军在“大扫荡”中烧毁平遥南北山区31个村庄房屋数以千计,残杀无辜群众50余人,抢走牛羊无数。1944年,日伪县警察所洗劫平遥城内烟店10余家,许多存有旱烟的商店也遭洗劫。
1937年11月8日,日军攻占太谷后,进行全城大屠杀,被杀害的店员、妇女、儿童共330余人。义全泰估衣铺店员7人,被枪击刀刺而死。东门外粮店被杀10多人。11月27日,日军攻占太谷范村,抢劫财物无数,烧毁裕泰当和两处客栈。1938年,日军在太谷先后制造了多起惨案:阳邑惨案,机枪扫杀平民四五十人,奸淫妇女多人;曹庄惨案,全村被打死、刺死和地窑熏死48人,烧房100余间;井神村惨案,屠杀群众131人,烧毁房屋830余间,财物衣服、牛羊猪鸡被抢劫一空。就在同一天,西山底、东山底、龙门村遭到同样的劫难。1938年冬,日军宪兵队向七八家粮行掌柜敲诈270多元白洋。1940年(民国29年)秋,日军几十人在万裕恒钱庄挖出白洋4万多元抢走,数日后又闯入聚和源钱铺后院,挖出白洋2万多元抢走。1941年,日军“大扫荡”返回途中,杀害我伤病员、群众40余人,沿途烧毁20多个村庄的房屋,包括北
富商曹家的青龙寨。日军类似的暴行在太谷还有多次。
在祁县,日军占领期间,制造了铁南大屠杀、许家坟惨案、抽屉地惨案、郜北村惨案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案。据不完全统计,8年间祁县被屠杀、毒害、锇死者有4270人,烧毁房屋6442间,掠夺粮食7500万公斤,烧毁粮食5000万公斤,抢走大牲畜1440头,抢走金银、衣物、用具等财产折合粮食322万公斤。
榆次在日军侵占期间,被杀死者有2566人,被抓走不知下落者有3532人,被烧毁房屋56178间,被抢走和杀死耕畜7423头,被抢走和烧毁粮食921万斤,被抢掠银元987万余元,工商业损失2315万元。榆次较大的商号,包括孔祥熙的祥记煤油分公司、阎锡山的英记煤油公司、五五商行、晋榆当铺均被日军霸占。大张义宋家的义聚煤油庄被没收,公兴顺总号存糖20万斤被日军掠为军用,公兴顺的天津、上海分庄亏赔110万银元,聚兴顺设在汉口羊岗楼的茶厂设施全部被日军抢走,宋家商业一败涂地。
所有日军占领的地方,情况都是如此,几乎无一幸免。在民族的灾难中,晋中商人中的绝大多数也是同样的命运,财产损失巨大,生命毫无保障。确如人们所说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三、日伪政权的经济掠夺
日军侵入山西后,随即对44座大型工矿企业实行军事占领和军事管制,固定资产、库存原材料全部没收,其厂名均用“军管理山西第×号工场”,按序号排列,交由日本财阀经营。其中包括阎锡山的官办企业、军火工业,如西北炼钢厂编为“军管理山西第6工场”,西北窑厂编为“第8工场”,交由大仓矿业株式会社经营;西北发电厂编为“第15工场”,西北煤矿第一厂编为“第5工场”,交由兴中公司经营。与此同时,晋商的民营企业也同样被抢占、掠夺。如保晋建昌公司煤厂被编为“第4工场”,保晋公司寿阳分厂被编为“第27工场”,交由兴中公司经营;太原晋生染织厂被编为“军管理山西第1工场”,交由钟渊纺绩株式会社经营;祁县晋华染织厂被编为“第11工场”,交由上海纺绩株式会社经营;榆次晋华纺织公司被编为“第12工场”,交由东洋纺绩株式会社经营;魏榆面粉厂被编为“第9工场”,交由日东制粉株式会社经营;晋华卷烟厂被编为“第13工场”,交由东亚烟草株式会社经营;晋生面粉厂电灯公司被编为“第30工场”,交由日东制粉株式会社经营;太谷同记电灯公司,被编为“第36工场”,交由南朝鲜电力株式会社经营;汾阳昆仑火柴厂被编为“第32工场”,交由中华磷寸株式会社经营。晋商投资近代工业的资本和多年的积累被掠夺精光,这些厂在军队、刀枪、皮鞭、棍棒下维持生产。
日军在山西相继设立山西省合作社联合会、山西产业株式会社和山西省粮食公社、山西棉花组合、山西皮毛组合、山西木材组合(后合并为山西农产公社),对矿产、工业产品、农产品进行疯狂掠夺,同时通过这些机构对金融和重要物资全部实行“统制”,如煤炭、钢铁、棉花、布匹、煤油、纸烟、食盐、糖类,使中国人开设的大部分商号无法继续经营。
随着日军铁蹄践踏山西,日商在刺刀的保护下大批涌入。据统计,从1939年(民国28年)到1942年,进入山西的日本“侨民”,从6066户、14704人激增到11129户、30028人;8年中,日商在太原市开设商店75家,在大同市开设商店69家,在阳泉市开设商店12家,仅此3市合计即达156家。仅在太原的商业闹市区钟楼街、柳巷、桥头街一带开设的商店,就有上野洋行、大久保洋行、昭和家具、丸京百货、电器商会、御田时计店、古觉屋果子店、太原书店、日品商店等近30家。这些商店经销煤炭、汽车、机械、贵重金属、木材、建材、轻工材料、电机器具、粮食、烟草、毛织物、文具等,无所不包,且多数是专作批发,实行垄断经营,独享高额利润。正如日本人臼井所说:“那些原先在中国毫无地位和声誉,而且又毫无商业经验的(日本人),突然获得了一定的权力,并且正在牟取巨大的、不应得的利润,仅仅因为他们是日本人而已。”日商霸占商业,以经商手段进行掠夺,包括晋商在内的华商必然遭到无情排斥。
日伪统治下,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数额巨大。1942年(民国31年)伪省财政厅勒收的税种,有契税、营业税、畜税、畜牙税、屠宰税、烟酒牌照税、婚帖税、特产税、斗捐、出境煤捐等10种。同时太原统税局勒收的税种,有卷烟税、棉纱税、麦粉税、火柴税、水泥税、汽车税、啤酒税、生酒税、熏烟税、烟费、烟税、酒费、酒税、洋酒税、普通印花税、马票印花税、煤税及各类所得税。仅此两项,1942年税额分别达到伪币318万元和788万元。如此重税,对中国的消费者和经商者都是一种不堪重负的掠夺。
在日军的“物资统制”、商业垄断、苛捐杂税之下,中国商人难以维持,商业同整个经济一样,一片凋敝,商号大部倒闭歇业。1939年(民国28年)初,太原尚有销售国货的商店2128家,年末便倒闭1626家,只剩了不到1/4。晋中一带,太谷县在1936年有商号、摊贩2094户,从业人员8631人,资金5265687元,到1944年,商号、摊贩只剩了1086户,从业人员2484人,资金105547元,户数减了一半,从业人员下降了2/3以上,资金减少了4/5。榆次商业,在七七事变前共有72个行业,695家商号,日军侵占期间纷纷倒闭,日本投降后因蒋阎发动内战也未得到恢复,到新中国成立前仅剩38个行业,324家商号,减少了一半多。汾阳县城乡在1935年共有商户1125户,1939年减为1057户,1942年减为866户,1945年仅剩608户,为战前的54%。其余各县情况大体类似。
晋中商帮在本土遭受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和经济掠夺,在内蒙(绥远、察哈尔)一带仅剩的一片旅外经商地也遭遇同样的命运。最著名的旅蒙商大盛魁号,就是在1936年(民国25年)日军侵入绥东后被迫歇业的。日军侵入山西,占领8年之久,这是晋中商帮在衰退过程中受到的最后的、也是最重的一击,是一次致命的毁灭性的打击。晋中商帮作为一个商人群体,至此全军覆没。其中一些商户,在日本投降后,苟延残喘,又受到蒋介石及阎锡山发动的内战的继续打击,雪上加霜,最终难以为继。剩下少数商号,如太谷曹家在东北的几家字号,曹家和祁县乔家在北平的几家字号,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被纳入了公私合营的轨道,成为自明、清两代延入近现代的晋中商帮历史的最后一页。(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