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商帮兴衰记略第三章第四节：票号在逆境中走向极盛

　　一、道光、咸丰年间票号的发展和巩固
　　从1824年（道光四年）日升昌创立，到1853年（咸丰三年），晋中平、祁、太三帮票号发展到18家，分号布设于全国30多个工商重镇，设分号最多的是日升昌，有17个分号，其联号日新中有12个分号；较少者如蔚泰厚有6个，但“蔚”字五联号合计，则应有分号30个左右。
　　票号汇兑的业务量相当大，服务对象主要是工商业，适应了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据测算，当时票号全体每年汇兑银两总数在1.2亿两左右，如果装鞘运现的话，需要6万匹马。黄鉴晖著《山西票号史》据现有资料统计，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蔚泰厚苏州分号收汇白银211793两，交汇314192两，汇兑往来城镇有平遥、京师、汉口、常德、沙市、沈阳。1850年（道光三十年）日新中京师分号收汇白银607460两，交汇425721两，汇兑往来城镇为平遥、汉口、苏州、江西、南京、西安、张家口、三原、芜湖、屯溪、济南；1852年（咸丰二年）日新中京师分号收汇白银606130两，交汇596471两，汇兑往来城市新增周口。1852年日升昌清江浦分号收汇白银187597两，交汇188705两，汇兑往来城镇有平遥、京师、汉口、苏州、江西、西安、扬州、开封、广州、重庆、成都等地。1853年（咸丰三年）日升昌江西分号收汇181043两，交汇白银176870两，汇兑往来城镇有平遥、京师、苏州、汉口、常德、周口、三原、扬州、开封、广州、重庆、沙市等地。
　　票号的存贷款业务量也很大。上述几个票号中，蔚泰厚苏州分号1847年年末存款为36053两白银，放款为80873两；日新中京师分号1850年年末存款为36683两，放款为68649两，1852年年末存款为84976两，放款为49860两；日升昌清江浦分号1852年年末存款为13039两，放款为7500两。分号放款大于存款的差额，其资本来源是利用从收汇到言定交汇之日（即“得空期”）在票号短期停留的银两。这一时期，票号所收的汇费和放款月息为3厘—7厘，即3‰—7‰，利润率虽低于一般商业资本，但由于经营总量巨大，且风险、损失较小，所以获利相当可观。
　　票号创立仅30年，就遇到了重大挫折。1850年（道光三十年）发生了太平天国起义，1852—1853年（咸丰二年至三年）太平军攻占武昌、汉阳，此后在汉口与清军激战4年。同时在1853年沿长江下行，建都南京，尔后派兵北征，由安徽、河南、山西进军直隶，威逼京师和天津。1860年（咸丰十年），南京被困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南大营，乘胜东征，先后攻占苏州和杭州，直到1863年12月苏州失守，达3年以上。
　　与此同期，1856年（咸丰六年）十月英法联军乘机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占领广州，1858年北上炮轰大沽口，进犯天津，1859年6月再次占领天津，1860年10月攻入北京，大肆抢劫，烧毁圆明园。
　　在这种战乱频仍的时局下，晋中票号曾两次大行撤庄。第一次是在1853—1956年间，各号收撤了长江流域汉口、屯溪、芜湖、扬州、清江浦、南京的分号，并在太平军北征逼近京、津时，暂时从京津撤庄或收缩业务。第二次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太平军占领苏州、石达开转战四川之时，北至京师，南至广州，东至苏州，西至成都，各票号在更大范围内撤庄。
　　在此期间，有8家票号因损失严重，无法维持，相继关闭。它们都属于开设票号最多的平遥帮，包括聚发源、义兴永、隆盛长、万成和、万盛成、光泰永、隆和永、日新中。
　　尽管遇到如此重大的挫折，但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晋中商帮的进取精神，票号还是得到了巩固。当战事平定、局面稳定之后，汉口、扬州等地的票号很快恢复设庄。一批票号关闭了，但又出现了一批新开设的票号，如平遥帮的协和信、协同庆、百川通，祁县帮的大德兴、元丰玖，太谷帮的协成乾。资本丰厚的协同庆，是榆次聂店王家出资，在战乱正炽的1856年（咸丰六年）开设；百川通是祁县城内渠氏三兄弟出资，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1860年（咸丰十年）开设。
　　在此期间，多数票号继续坚持营业，票号不收撤的分庄正常进行业务。如日升昌苏州分号在1856年（咸丰六年）汇出白银123315两，汇入149892两；蔚泰厚沈阳分号在1858年汇出553292两，汇入460726两。已决定收撤的分庄，也坚持边撤庄边办业务。如日升昌票号在1860年12月已决定收撤京师、张家口、开封、沙市、长沙5个分号，但此后总号仍在与这些分号继续做汇兑。因此，当时票号的赢利还是很可观的。如蔚丰厚在1859年结账分红，其资本当时只有3万两，4年共赢利82499两，资本年利率高达68.74%；银股与身股共17.7个，每股分红4660.97两。
　　这些情况说明，晋中票帮虽遇挫折，有所损失，但由于它适应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因而能够在挫折中经受风险，得到巩固，健康发展。
　　
　　二、同治光绪年间票号处于逆境屡受重创险象环生
　　就经济发展的正常情况来说，和平环境，国家强大，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是金融业发展的良好条件。而清代进入同治、光绪年间，形势恰恰相反，国家处于被列强瓜分的危机之中，帝国主义屡次入侵，不平等条约愈订愈多，割地赔款愈演愈烈；社会动乱，治安越来越坏；洋货倾销，民族工商业发展受挫，经常发生铺号倒闭；国家财政极度拮据，加紧向民间包括商人苛征暴敛。在这种情况下，票号受到的挫折和创伤越来越多。
　　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中国市场，洋货倾销，中国丝茶滞销，商铺、钱庄倒闭，危及票号
　　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商从通商口岸开始，逐步深入中国内地倾销洋货，掠夺原料，控制了中国市场。1864年（同治三年），全国进出口总值为9486.4万两白银，1894年（光绪二十年）已猛增到2.92亿两白银，30年中进口增长2.54倍，出口增长1.63倍，同时从1870年（同治九年）起，就由出超变为入超，而且入超越来越大。中国传统的大宗出口货物丝、茶出口量下降，外国商人还在中国压价收购丝、茶。致使中国丝商、茶商和其它商号亏本、倒闭、倒账百出，累及钱庄票号。如1877年（光绪三年），汉口一杂货庄倒闭，亏负贷款六七万两白银，以元丰玖、协成乾票号损失最多。1881年（光绪七年）汉口西广顺号杂货庄倒闭，亏负4家票号、7家钱庄20万两之多。1883年，上海先后倒闭的商行有20多家，涉及丝、茶、布和杂货等许多行业，影响到半数钱庄停业清理，亏欠票号款项甚多，仅纯泰、泰朱两家钱庄就亏欠票号26万银两。1891年6月至1892年2月，厦门各业倒闭，拖累钱庄倒闭20多家，票号被倒账损失60多万银两。1892年（光绪十八年)上海信成兴货庄倒闭，仅亏欠山西票帮协成乾、中兴和、大德通、大德源、存义公5家票号就有12.2万银两。此类事例，越来越多地发生于各个商埠，不胜枚举。
　　1883年（光绪九年），南帮票号中胡光墉开设的阜康票号，因在丝茧收购中与外商竞争失利，损失惨重，发生挤兑风潮，突然倒闭。除上海阜康总号停业外，京城、镇江、宁波、扬州、杭州、福州、南京、汉口、长沙的分号相继停业，其影响波及全国各地各行业。京城有15家钱铺被挤兑倒闭。扬州的大小钱店倒闭了51家。其它城市因被挤兑而倒闭者也很多。钱庄大批倒闭，使票号大受损失，被迫抽紧银根，反过来又影响一批商号倒闭，形成恶性循环。正是在此情况下，山西有谦吉升、元丰玖两家票号在1884年和1890年相继倒闭。
　　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侵略和国内动乱，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运行，给票号带来灾难
　　1894年（光绪二十年）发生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军侵占辽东半岛旅顺、大连、牛庄、营口等大片土地，次年清政府被迫与日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开商埠，赔巨款。战争期间，各票号在营口的分号撤离，在奉天的分号停止业务，京城金融停滞，各地贸易冷淡，票号业务大受影响。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四、五月间，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山东兴起。列强以此为借口，由英、美、德、法、俄、日、意、奥8国组成侵华联军，于6月攻占大沽炮台，7月攻占天津，8月攻占北京，侵略军陆续增至10万人，9月由京津分侵山海关、保定、正定以至山西境。在此期间，帝俄又单独调集骑步兵17万人，分六路侵占东北。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于8月15日西逃，9月10日抵太原，10月26日抵西安，直到次年9月清政府屈膝求和，签订《辛丑和约》后，才返回北京。在这次内乱外患交织的大事变中，京津银号、当铺、钱庄大部被抢被焚，账局、票号撤庄回籍，损失惨重。如蔚丰厚票号“起巨万现银回家，行至彰仪门，全行覆没”（李宏龄《同舟忠告》）。蔚盛长伙友携账及银两逃回平遥途中，至保定被抢劫一空。京津撤庄之后，在东北的票号也随即撤庄。京津、东北之外，全国各地都受到震动，人心惶惶，街市闭塞，金融市场紧张，严重影响票号业务。许多票号因商号、钱庄倒闭拖欠，遭受重大损失。如上海昌大、镒大两家钱庄，因银根紧缺、转运不灵而倒闭，欠外银两高达70余万，其中包括欠协同庆票号6千两，欠长盛川2千两，欠新泰厚1千两。
　　1904年（光绪二十九年）至1905年，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和邻邦朝鲜，以中国东北为主要战场，发生了日俄战争。战争绵延两年，战火遍及东北，奉天会战时双方兵力达60万人。这场战争使当地人民蒙受极大灾难，生命财产遭到空前浩劫，晋中商人在东北开设的各种商号和钱庄、当铺、票号均遭受严重损失，有成千上万商人和员工逃回山西。
　　清政府向绅商摊派捐输、挪借银两，伤及票号元气
　　清政府在对外和对内战争中，因军费紧张，以“山西等省，素称殷实”为由，不断向绅商伸手。票号捐输助饷，发端于它所创立的道光年间，一直延续到咸丰、同治、光绪年间，且越到后期，越是以票号为主要摊派对象。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山西商民为“海疆”捐输200多万两，其中票号首当其冲。1853年（咸丰三年），山西13家票商捐输助饷6182两。1856年（咸丰六年），山西绅商共捐输303万余两。1873年（同治十二年），太原府向晋中各票号索款21万两。咸丰、同治年间，山西一省捐输银两占到全国捐输总额的37%，为全国之最。1878年（光绪四年），山西巡抚衙门又向各票号索借12万两。1888年（光绪十四年），又向票号劝捐12万两。1894年（光绪二十年），又因筹措中日甲午战争军费先后被索借7102万两和100万两。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京票号认购国债48万两。1909年（宣统元年），山西商务局为修筑同蒲铁路又向票号借款57万两。凡是捐输之款，当然有去无回；即使索借之款，或有息，或无息，或以财政某项收入为担保，但却往往久借不还，有些拖到票号垮台也未还。这种经济压榨，自然会使票号元气大伤。
　　清政府设立国家银行，票号受到排挤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9月27日，经过一年多筹办的户部银行开业。这是一家官商合办的国家银行。1908年，户部银行改名大清银行。在此之前，已有督办铁路公司事务大臣盛宣怀筹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在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开业，并享有政府授予的许多特权，成为票号的有力的竞争对手。户部银行创办后，兼有中央银行的性质，具有更大的优势。其一是资本雄厚，开始为400万两，1908年增为1000万两，而当时23家票号资本共计558.6万两，仅及其一半；每家票号平均资本仅有24.28万两，仅为大清银行资本的2.4%多。二是机构众多，设有分行21个，分号35个，囊括了所有重要商埠和各省省会。三是享有国家保护权、货币发行权、代理国库省库权等种种特权，并运用它的优势和特权，把在官款存汇领域长时期占优势的票号基本排挤出去，属于票号经营的海关官银号也被接管。这是晋中票帮在其极盛时期遇到的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也是票号盛极而衰的开始。

　　三、山西票号在逆境中呈现畸形繁荣走向极盛　　
　　在上述情势之下，晋中三帮票号在逆境中不但巩固下来，而且在同治年间进入了大发展期，甚至在光绪年间刚刚兴起不久的南帮票号纷纷倒闭之时走向极盛。
　　同治年间，平遥帮又新增票号其昌德、云丰泰、祥和贞、义盛长4家，祁县帮增加三晋源、巨兴隆2家。南帮票号的阜康、天顺祥就是在此期间出现的。光绪初年，又有祁县帮兴泰魁、太谷帮三和源、平遥帮松盛长3家票号开业，使晋中票号总数达到27家。从1881年(光绪七年)起到清末，30年间，晋中先后开业的票号又有汇源涌(平)、大德恒(祁)、长盛川(祁)、大德通(祁)、大德玉(太)、大德源(祁)、大盛川(祁)、永泰庆(平)、世义信(太)、巨兴源(太原)、永泰裕(平)、锦生润(太)、宝丰隆(平)、大德川(太)14家，因此虽然在同期有云丰泰、祥和贞、松盛长、谦吉升、大德兴、兴泰魁、义盛长、汇源涌、巨兴隆、大德源、元丰玖、三和源、巨兴源、巨兴隆、永泰庆、永泰裕、协和信、乾盛亨、长盛川等19家先后歇业，但票号总数始终保持在23家以上。特别是又有一些清代前期就致富的、经济实力强大的巨商富贾，以其丰富的商场经验和判断，也加入了票帮队伍。如榆次常家的大德玉、大德川，太谷曹家的锦生润，祁县乔家的大德恒、大德通、大德源，都在光绪年间改组为票号；祁县渠家在同治年间创办两个票号之后，又在光绪年间将长盛川也改组为票号；旅蒙商中的著名商号大盛魁，也在光绪年间创办了大盛川票号。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以下两个因素：一是这些大的商家看准了此时票号的商机和高额利润；二是恰克图贸易和茶叶、丝绸贸易减退，其资金需要寻找新的出路。不管如何，这些巨商富贾加人票帮队伍，对壮大票帮实力无疑有着重大影响，也是票帮走向极盛的重要象征之一。
　　同治、光绪年间，票号的营业地域进一步扩展。上海成为国际和国内贸易的中心，山西票号大举进军上海，各家票号都在上海设有分号，1872年(同治十一年)就达到22家，并成立了山西汇业公所作为同行组织。同时，票号向沿海各口岸城镇推进，在杭州、福州、厦门、营口等处也相继设立分号。汉口开埠，商业复兴，票号大增。这一时期，票号还发展到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归绥、吉林等边远地区城镇。票号设立机构的城镇已达到54个，比道光、咸丰年间增加了1倍。特别是合盛元票号，冲破重重困难，经日本政府批准，于1907年4月(光绪三十三年)在日本设立支店，又在东京和韩国仁川设出张所，当年和次年在中日之间汇兑业务即达2000万日元以上。
　　其间，在1900年庚子事变期间，还有山西票号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页：在慈禧、光绪西逃经过太原、晋中之时，票号曾捐赠大额银两济急；慈禧、光绪逃抵西安后，即传旨各省，令所有上解京饷款项，一律改为电汇山西总号。一时间，山西平遥、祁县、太谷票号成为清政府户部的临时代理金库和总出纳。慈禧、光绪回京后，北京秩序略转正常，便鼓励山西票号在京分庄很快恢复营业。山西票号的声誉也空前高涨。
　　光绪年间，票号赢利大增，分红丰厚，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决定赢利的因素；首先是汇兑、存贷业务发展，营业收入增加；同时汇费和放款利息的提高也是一个重要在因素。在19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初，票号对工商业汇款汇费普遍上升到二三分，高者七八分，即达到2％一8％。而在此以前，汇费一般只有四至六厘，高者七八厘，即4％0—8％0。这一时期，由于放款利息提高，存放款的净收入增加更多。据日升昌14个分号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的资料统计，这一年存款支出利息194458两白银，放款收入利息285063两，存放相抵后，净收入达90605两。因此，票号获利很大，分红很多。祁县乔家1884年(光绪十年)将大德通改组为票号，资本为10万两，很快大获其利。到1888年第一个账期(4年1个账期)届满，赢利总额为24723两，资本利润率为24．72％，每股分红额为850两。此后资本逐步增加，赢利、分红逐期迅速攀升，每个账期每股分红额达3千两到6千多两。到第六个账期即1908年，资本达到22万两，赢利总额达到743545两，资本利润率高达413．08％；每股分红1．7万两，相当于第一个账期分红额的20倍。太谷曹家的锦生润，1903年改组为票号，资本3．2万两，当年赢利7380两，资本利润率为23．06％；到1906年，资本增至6．4万两，赢利达到51948两，资本利润率增至81．17％。其余票号在一个账期内每股分红少者七八千两，多者一二万两。如大德恒1万两，协成乾1万余两，日升昌1．2万两，百川通高达2．23万两。
　　在同治、光绪年间，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形势危机不断，日趋严重，晋中票号身处逆境，屡受重创，险象环生，反而走向极盛，其最大的商机主要来源于时局的危机，因此是一种畸形的繁荣，夕阳的灿烂。当时票号业务大增、获利丰厚的特殊因素有三：
　　承汇巨额进出口商款于内地和口岸之间
　　中日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占北京)以来，列强全面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通商口岸由上海等5个城镇扩大到37个，资本主义通过倾销洋货和掠夺原料，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1862年(同治元年)到1893年(光绪十九年)，年均进出口货值达到15370万海关两，比咸丰年间增长103．28％；年均-人超985．7万海关两，比，咸丰年间增长146．48％。到1894年，进出口总值达到2．94亿两，1901年达4．38亿两，1905年达6．74亿两，1910年达8．43亿两；这15年中，又增加1．9倍，入超更为严重。外国在华经营贸易的洋行，1882年为440家，1892年为579·家，1913年增加到3805家。这样庞大的进出口贸易和这么多洋行生意，需要把洋货从口岸销往内地，把在内地收购的土特产运到口岸，这种口岸与内地埠际间的大量货币流通，完全由票号承担汇兑。《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提供了一位外国人的说法：“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当时上海等口岸，虽有外商银行，但专任“洋商之事”，还有钱庄经营本埠之事，埠际之事，则全靠票号。因此，汇兑款项大增。由于进出口货物在流转过程中往往需要经过若干环节，这些环节之间的资金往来有不少也需经过汇兑，因此由进出口贸易发生的汇兑总额，实际上远远大于进出口总值。
　　承汇由各省向江海关道集中的巨额赔借各款
　　中日甲午战争之时，清政府为筹措军费曾向汇丰、德华、克萨银行借款1．2亿两。甲午战后签订《马关条约》，日本侵略者索取的赔款及费用达2．3亿两。清政府为交清赔款，只得再向俄法和英德四国的银行财团借款。两次借款，合计外债高达3．5亿
两，还款期限分别为20年、36年、45年。其中单是向四国借款，每年偿付本息即需1200万两。除户部从京饷中拨200万两外，所缺1000万两加派到15个行省、18个海关和盐道摊还，由各省关按期汇交上海江海关道衙门，再交付各国在华银行。这项汇兑业务由票号承担。
　　庚子事变后，1901年签订《辛丑各国和约》，规定赔款4．5亿两，转为39年摊还的债款，年息4厘，总计共需支付9．8亿多两。庚子赔款加上四国借款等，各省摊解额由1895年的1056．1万两增为1902年的4772．4万两，增加了3．52倍，初次摊派各省即达1880万两。当时对这种情况的评论是：“款目之巨，旷古罕闻；限期之迫，转瞬即届。”于是汇兑摊给各省、关和盐道筹集的赔借各款，就成为票号汇兑的巨额业务。
　　1862年(同治元年)到1893年(光绪十九年)，各票号年均汇兑官款2544005两。而从1894年到1911年，年均汇兑官款7881359两，增长2．1倍。票号的汇费收入和利润当然也会相应巨额增长。国家和民族所遭的不幸，反而成为票号发展极盛的原因之一。
　　清政府财政拮据，陷入困境，又为票号增加了新的业务和收入
　　甲午战争之后，向外国的赔借各款所付本息，在清政府岁人和岁出中的比重，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就已占到25．9％和22．8％，到1905年达到41％和31％，财政收入近1／3交了列强。此外，各省和海关税收短绌，应解京饷经常欠解或不能按期解到，造成日常开支经常人不敷出。于是又出现了各省关向票号借垫解饷、户部向票号息借商款和各衙门在票号存款生息的新业务。
　　票号为各省和各海关汇解官款，始于咸丰年间，以后屡禁屡开，渐成惯例。从1862年(同治元年)到1893年(光绪二十九年)，30年间票号汇兑京饷、协饷即达7351万两。其间，各省关向票号借垫解饷始于粤海关。1865年(同治四年)，粤海关被指派京饷20万两，限农历五月前解第一批10万两，但“将库存银两尽行搜括，尚不能凑成巨数，只可向殷实西商协成乾等银号筹议借垫，先出汇单，凑兑各款，速资拨解，随后再由税收归结”。(清档，两广总督瑞麟等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奏折)自此开始，各票号为各省关特别是闽、粤大量垫解京协各饷。据统计，1864—1908年共垫解1794万余两。
　　“息借商款”，实际上就是政府向票号举债、贷款。如1894年，因甲午战争军费浩大，户部向各家票号借款100万两，期限二年半，月息7厘。同时奏准各省督抚息借商款。如湖北向日升昌等借款14万两，二年半归还，月息7厘。江西息借商款23．9万两。
　　户部和各省藩库之款，历来不许外储。但从光绪年间开始，为维持财政，开始打破成例。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户部提出白银100万两，交存票号生息，存款利息二说3厘，一说5厘，存期8个月。1906年，户部在存义公、大德恒、大德通、义善源等票号存款206万余两，占到户部在银行业界存款的29．75％，一般为月息3．5厘至5厘。户部之外，其它衙门的暂时闲置资金也有一部分存于票号。1906年至1907年陆军部在大德恒、大德通、存义公等票号存款154万多两，占到该部存款总额的31‘4％。其它衙门和各省、关都有类似的情况。在已经建立了大清银行之后，还有相当大比例的官款存放于票号，自然对票号的经营大有益处。
　　此外，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曾发)行“昭信股票”(公债)，举借内债，不少票号曾经作为代理商募集债款，并认领了一定的“股票”。
　　以上三条正是票号在清末业务量大增和赢利、分红达到顶峰的非正常的特殊原因。

摘自《文史月刊》2006年第01——09期，作者：侯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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