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商帮兴衰记略第二章第三节：晋中商帮崛起后的经营活动和特色

　　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80余年的发展，晋中商帮在乾隆、嘉庆时全面崛起，形成了巨大的商人群体，足迹遍于各国各地，经营行业几乎无所不包，规模相当大，而且在经营管理上形成了一定的特色。
　　
　　一、旅蒙商、西路商和关东商
　　旅蒙商
　　方戊昌《重修直隶忻州志(光绪)书序》说：“乾、嘉之间，贸易蒙古各部落及西北口外之城，有无相通，权其子母，获利倍蓰。忻人不但不受近边之害，转受近边之利，以此致富起家者实多。”忻州如此，太原、汾州两府商人更是如此。晋中商人从清初开始以张家口为大本营，乾隆以后以张家口和归化(今呼和浩特)为基地，向内、外蒙古拓展，一般总号设张家口或归化，分号设到库伦(乌兰巴托)、多伦诺尔(喇嘛庙)，更远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再深入蒙古各盟旗。共开辟了3条商道：一条是从张家口通往内蒙的乌兰察布、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盟和通往外蒙的库伦、科布多等地；另一条是从归化城通往内蒙的乌兰察布、伊克昭盟、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及外蒙的库伦、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科布多等地；还有一条是从多伦诺尔通往内蒙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呼伦贝尔和外蒙的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等。贸易在嘉庆以前相当长一段时期是以砖茶砌片充当货币，或直接以物易物。运输工具大量用骆驼或车队，以粮、布、茶、盐、铁锅和其它各种牧区所需的生产生活用品，交换马、牛、羊、驼等牲畜和毛、皮等畜产品。由于内地与边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落差大，信息不对称，双方贸易往往是严重不等价交换，所以旅蒙商才能“获利倍蓰”。据《卜奎风土记》载：“贾初通时，以貂易釜，随釜之大小，貂满于釜，然后肯易。”放满一锅名贵的貂皮，才能换一口铁锅，可见最初旅蒙商的利润多么丰厚!当然，随着贸易的不断发展，这种严重不等价交换的情况很快有所变化，双方比价日益趋向于合理，但相当长时间并未达到等价交换，利润这是相当丰厚。
　　介休张原范家为清王朝承运军粮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是晋中最早的旅蒙商。榆次北常的大本营和太谷曹家贸易丝绸的基地设在张家口，在经营对俄贸易的同时，也广泛开展旅蒙经营。祁县乔家、渠家的发样地和基地在包头，其前期是地道的旅蒙商。
　　太谷王相卿和祁县张杰、史大学创办的大盛魁，自始至终在蒙古地区发展，活动地区包括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喀尔喀四大部、库伦、内蒙各盟旗，曾扩展到新疆乌鲁木齐、伊犁等地，还参与过中俄恰克图边贸并深人莫斯科、西伯利亚等地。极盛时几乎垄断了牧区市场，是旅蒙商的典型代表。当时大盛魁有伙计数千人，骆驼两万余头，开设茶庄、绸布庄、车马店、货栈、钱庄，是一个集团性的商业组织。大盛魁的货源，或从归化城和产地直接采购，或在归化城向内地商家订购，货源丰富，自称是“集二十二省之奇货”。销售方式除在城镇店铺做生意外，更多地是靠人称“货房子”的驼队在草原上进行流动贸易。大的驼队有商人和驼工20余人，驼、马200多匹，狗十几只，到指定的盟旗批发货物。最小的驼队只用三五头骆驼流动深入到蒙古包，专做零售业务。大盛魁每年在外蒙地区销售砖茶达3万箱以上(每箱装茶39块)，生烟2000多囤(每囤180包)，绸缎4000匹，布6000匹，还有
糖、铁器、蒙古靴、木碗、药材等。销售时一般由购货者使用地方官员担保并加盖地方政府章的印票赊账，到期以牧民的畜产品折价偿还。大盛魁每年从蒙古贩运到内地的羊约10万到20万只，最多时达100万只；马5000匹到2万匹；另外还贩运冻羊肉、皮毛。运羊回内地，采取“分群赶运”办法，以千只羊为一群，10群为一“房”，赶运时各群相距1公里左右，赶运速度以羊能吃上草为限。大盛魁积累的资产十分雄厚，后来极盛时声称可用50两重的银元宝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路。
　　杀虎口是旅蒙商和中俄恰克图贸易运销货物的一条重要通道和税关。1661年(顺治十八年)杀虎口关税额定为白银13000两，到乾隆中叶就增为32300两，正额之外，还有溢额盈余12100两，合计年征关税44400两，比最初定额增加3．42倍。可见对蒙贸易的规模在迅速扩大。
　　旅蒙商中不少人在乾嘉以来，由一年一度往返内地与蒙古地区，改为在蒙古地区开设固定商业网点，由行商变为坐商，成为永久性商号，使多伦诺尔、归化城、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城市加快了发展。据清档记录，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旅蒙晋商在归化就设有店铺140座，在绥远设有店铺180座。在嘉庆以前，归化城的“六陈行”(面铺、碾房等)和“食店行”，基本上完全由山西人经营，其中最主要的是祁太帮，其次是忻州帮、代州帮和崞县帮，说明晋中商帮在旅蒙商中所占的优势地位。
　　西路商
　　去西北经商者，统称西路商，其中又有大、小西路之分。小西路指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一带，前往经商的山西人以平阳、蒲州和晋西沿黄河一带人为主。大西路指新疆，在清代康、雍、乾三朝平定准噶尔的过程中，才逐步开拓为新兴的边疆贸易市场，忻州、代州商人不少，当然也是晋中商人拓展的目标。最初进入新疆的几批晋中商人，是由张家口、归化城和其它地方的部分旅蒙商发展而来的。他们冒着风险，随着西征的清军一同前进，奔赴新疆。
　　西路商在由蒲州府人陕，出嘉峪关，再人新疆的传统商路之外，新辟了两条通往新疆的商路：一条由蒙古草原迂回至乌里雅苏台，再折至巴里坤、哈密等地；另一条是在乾隆年间开辟的近路，由鄂尔多斯、阿拉善出口，走黄河水路，起早人陕，出嘉峪关，比前一条程站可省40余日。进入新疆之后，这支敢冒风险、不畏艰难的商界劲旅，随着平定准噶尔的军事进展，首先在康熙末年进入“西路”(嘉峪关以西)的巴里坤、哈密、古城(奇台)、迪化(乌鲁木齐)，然后又在乾隆年间进入“北路”的伊犁、塔城，最后又进入南路的喀什、叶尔羌，遍布新疆全区。后来在迪化(乌鲁木齐)能够形成山西巷，在古城形成“小祁县村”，说明晋中商帮和整个山西商人在新疆的势力。
　　在兰州、西宁、银川、天水、酒泉等地，也有许多山西人开设的商号。在西宁、天水都建有山陕会馆，同时还流传着“先有晋益老(晋人开设)，后有西宁城”的说法。在酒泉有不少晋中人、忻州人开设的商号，约在乾隆年间即已集资筹建了山西会馆(中国近现代史料学学会：《晋商史料研究》562页)。
　　此外，当时处于西部地带的青海松潘厅、四川雅州府也被称为“口外”。雅州府的打箭炉是通往西藏的重要商道，在打箭炉经营麝香和皮张的商家数晋商最多；茶庄七八十家，陕商占半，晋商次之，而在晋商中以汾州府人居多。
　　关东商
　　晋中商人在清初到关东广大地区经商，早于去新疆。太谷北洗曹家就是其代表性商人，在康熙、雍正年间，曹家以朝阳县为基地，铺号向东北各地拓展，成为著名富商。在清代去关东经商的山西人(包括晋中人)相当多，逐步形成了以奉天(亦称盛京，今沈阳)、辽阳、齐齐哈尔等为中心的商业网络。在沈阳，“山西、直隶、山东各帮纷至沓来，反客为主矣”(民国《沈阳县志》卷七)。在齐齐哈尔，“商贩多晋人”(《黑龙江外纪》卷六)，“汉民至江省贸易者，以山西为最早，市肆有愈百年者，本巨而利厚，其肆中执事，不杂一外籍人，各城皆设焉”(《龙江述略》卷六)。根据清档和光绪《山西通志》等资料，当时在关外经商者以太原府人数最多，其次是汾州府。在关外经商，除开设典当、钱铺、账局外，大宗的业务，一是把关外粮食贩运往关内(有的商人还直接置地生产粮食)；二是贩运关外的人参、鹿茸等土特产销往全国，甚至经广州出口海外，同时从全国组织日用百货销往东北；三是在东北各地开办酿酒业(烧锅)等，既产又销。
　　
　　二、“天下四聚”的晋中商人
　　
　　康熙以来，全国形成了区域性的大市场，号称“天下四聚”。清人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晋商作为全国性商帮，经营的地域范围遍及全国各省和许多府、州、县，但首先必然是称雄于天下这四大商业中心。
　　北京
　　北京不仅是国家首都，而且当时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距山西又近，当然是晋中商人活跃的重要舞台。当时晋中巨商的许多大字号都在京设有分号，还有许多中、小商人在京开设大、小不等的商号，并以北京为中心，加上周围的通州、良乡、保定、真定、天津等，形成了一个商业区域网络，有大量的晋中商人在京师和这一区域内经营粮油、绸布、盐茶、铜铁器、颜料、杂货、典当、钱庄、账局。以最能代表一地商人资产和势力的典当；账局、钱庄为例，京城的当铺多系山西人开设，山西人中以汾州府人最多，汾州府人中又以介休县人最多。“介休商业以钱、当两商为最，……至色人外出贸易者，在京则营当商、账局、碱店，在津则营典质转帐，河南、湖北、汉口、沙市等处，当商、印行(局)邑人最古多数”(民国年间《介休县志》)。其次，太谷人开当铺者也较多。乾隆初年，京城已有当铺200余座，多数为晋中商人经营。“汾(州)平(阳)两郡，……富人携资人都，开设账局。”(李燧：《晋游日记》)嘉庆年间，京城有钱铺350余家，多半系山西人特别是晋中人所开。另外，从会馆情况看，也说明晋中在京商人队伍的壮大。据仁井田陛《北京工商行会资料集》载，在乾隆年间，平遥、介休商人即在北京创建了平介会馆。又据《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在1797年(嘉庆二年)，盂县的氆氇商创建了盂县会馆。太原会馆创建年代不详，但也应在这一时期。比之明末清初晋中在京只有一家平遥颜料会馆的情况来，已大有发展。明代创办的平遥颜料会馆，在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重修，捐款的在京颜料字号有36家，可见平遥颜料商在北京颜料行所占的优势。
　　汉口
　　“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转输焉，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除此之外，汉口对晋中商帮中的茶商来说，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就是无论采自闽浙之茶，还是采自两湖之茶，都要由汉口入汉水北上，是茶叶之路上的水陆交通枢纽。因此
晋中和山西各地的商人在此形成一个具有很大优势的群体。早在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在汉口就创建了山陕会馆，而且围绕汉口，在分布于长江以及湘江、汉水沿线的湖北钟祥县、当阳县、郧西县、石首县、隋州、江陵县、公安县、沙市镇，湖南长汉、湘潭，河南南阳赊旗镇，都在康熙或乾隆年间建了山陕会馆(其中只有江陵、公安、沙市的山陕会馆创建时间失考，但据情势推测，也应在这一时期)。除京师外，在一个区域的晋商会馆分布如此密集，再无它例。这反映了汉口作为一个以中转贸易为主的商业都会的特点，也反映了晋商在这一商埠的势力。晋商在汉口有红茶帮、盒茶帮、卷茶帮、西烟帮、雅帮、花布帮、西药帮、土果帮、西油帮、陆陈帮、匹头帮、皮货帮、众账帮、核桃帮、京卫帮、均烟帮、红花帮、当帮、皮纸帮等。在上述各帮中，有相当多的晋中商人，如愉次常家大泉玉等和汾阳王庭荣的祥发永所设的分庄属于红茶帮，祁县乔家大德兴所设的分庄属于盒茶帮。账帮、当帮中的商家也以汾州府和太原府居多。晋商在汉口的各帮，基本以行业划分，一般不以地域划分。但在行帮之外，有三个特例，即专以地域结帮的太原帮、汾州帮和闻喜帮，与行帮交叉，可能因太原府、汾州府的商人众多，更需要内部协调整合。
　　苏州
　　苏州是当时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和全国性中心市场之一，“凡四方难得之货，靡所不有……天下财货莫盛于苏州”(康熙《吴县志》卷二十六)。“四方万里，海外异域，珍奇怪伟，稀世难得之宝，罔不毕集，诚宇宙间一大都会也。”(乾隆《吴县志》)在苏州经商的晋人甚多，于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在苏州建成全晋会馆，规模宏伟，建筑精美，其戏台建筑更为精绝，整个会馆至今保存完好，用作苏州的昆曲博物馆。创建全晋会馆时，捐款的山西钱业有81家之多，而晋商中经营钱业最多的是汾州府和太原府商人。除苏州外，山西商人在扬州、南京、镇江、盛泽都建有会馆。扬州是盐商聚集之地，南京等地商业也相当发达，晋商必然会广泛涉足这些地方。1699年(康熙二十九年)，康熙皇帝南巡回京后在上谕中说：“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康熙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
　　佛山
　　佛山是明清时期兴盛起来的工业城市，在清代前期广州兴起之前曾是南方的重要商品集散地。在乾隆年间，山陕商人就在佛山建立了山陕会馆，后来又在广州建立了山陕会馆。据记载，山西“太谷、平遥、介休各县民人，多在广东及南省各处贸易”(《清宣宗实录》卷一八四)。
　　其它地方
　　除前述口外、关外、新疆等北部边疆地区和号称“天下四聚”的京师、汉口、苏州、佛山外，近至陕西、河南、河北、山东，远至云、贵、川、两广，以及两湖、安徽、江西、江浙、福建，到处都有人数众多的山西商人，其中最为活跃的是晋中商人。甚至到西藏、台湾经商者也不乏其人。许多商人不但在大、中城市设店，还深入许多省的县城、集镇设店，有不少县城的山西商人数以百计。河北无极县棉布店、印染坊、盐店、当铺、钱铺等行业，从业人员来自山西的竟占半数以上。其中当铺、钱店多来自祁县、太谷、汾阳、平遥、孝义、文水等县，印染坊是清一色的平定人。山东聊城地处京杭大运河畔，是南北要冲，清初就有许多山西人来此经商。晋人李弼臣同治年间所撰《旧米市街太汾公所碑记》中说，“聊摄为漕运通衢，南来商舶络绎不绝，以故我乡之商贩者云集焉，而太汾两府者尤伙。自国初至康熙，来者相接踵，侨寓旅社几不能容”，于是购旧宅一区，葺修后号为“太汾公所”，供太原、汾州两府及其它山西商人居住。之后，又在1743年(乾隆八年)建山陕会馆，其后逐年扩修，至1809年(嘉庆十四年)为止，建筑总占地面积3311平方米，耗银6万余两。其间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重修山陕会馆碑记》所列捐资商号有兴隆号、日章号、永隆号、裕泉庄、德和布店等141家店铺和铁器行、炭行、圭行，其中晋商过半，当然是像《太汾公所碑记》所说的，“太、汾两府者尤伙”。在山西的另一个近邻河南，从康熙到乾隆百余年间，在开封朱仙镇、洛阳、周口、南阳县、南阳赊旗镇、唐河县、内乡县、桐柏县平氏镇、镇子县、张野县、新野县、新店铺、禹州、襄县、郏县、汝州、商丘县刘口集、永城县、渑池县千秋：镇、永宁(今洛宁)长水镇、林县、辉县等建有30余个山西会馆(山陕会馆)。其中如镇平县，在城关镇、贾宋镇、石佛镇、侯集、黑龙集建有5处，建筑面积在600—1500平方米之间，其中已知后3处分别建于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和1729年(雍正七年)。再如林县，有山西会馆：4处，一在城关镇，一在合涧镇，一在姚村，一在临淇镇，均建有关帝庙、转殿、戏楼、钟鼓楼和其它房屋十数间、数十间不等(见方志出版杜：《中国会馆志》)。地方性商人会馆在一县内竟建有四五处，不但在县城，而且深入乡镇，可见这一商人队伍有多么庞大!当然，在河南的山西商人一贯以山西南部的平阳、泽潞商人为主，但在豫西茶路和中州一些较大市场上，也有不少晋中商人。光绪《山西通志》载：汾州人李焕“兄贸易中州”，太原人武而谦“少时贸易中州，积四千余金”，盂县人王树林“服贾于豫”，就是实例。另外，乾嘉以来，一些晋中大商的字号，在河南各主要城市设分店的也相当多。
　　
　　三、垄断中俄恰克图边贸的晋中商人
　　
　　清道光进士、刑部主事的何秋涛所著《朔方备乘》说：“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物。”恰克图是与广州海上外贸口岸相对应的陆上外贸口岸，在19世纪初即嘉庆、道光年间，恰克图对外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3左右，俄国已成为大清国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嘉庆年间，恰克图有晋商开办的商号60多家。恰克图贸易商人“皆晋人”，晋人中又以晋中太、汾两府商人为主体。从现在所见资料看，赴恰克图贸易有名姓籍贯可考的最早的商人是汾阳人朱成龙。乾隆之后恰克图在出口商品中占首位的茶叶，主要是晋中人经营，最大的商家是榆次常家；在恰克图经营绸缎、布匹的巨贾是太谷曹家。烟主要产自曲沃，但曲沃烟坊的大字号“多系北路商人开设……旱烟制成后，全部发往平、祁、榆，销至蒙古、俄罗斯”(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236页)。因此完全可以说，垄断恰克图贸易的晋商，主体是晋中商人。
　　恰克图贸易虽开始于1727年(雍正五年)中俄签订《恰克图界约》之时，但由于俄国每3年一次派商队赴北京贸易，对毛皮实行国家垄断，禁止俄商贩运毛皮和限制牲畜出口，所以初期贸易额每年不超过1万卢布。从1754年(乾隆十九年)起，俄国政府联消了国内关卡，允许俄商交易后再纳关税，次年清政
府又决定停止俄商来京贸易，于是恰由贸易额激增，当年便达到83万卢布。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清政府放宽了赴恰克图贸易的“领票”和稽查管理办法，大批晋商自张家口赴恰克图，1760年贸易额又增加到135万卢布。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俄国宣布不再派商队赴北京贸易，允许私商经营皮毛，中俄贸易集中到恰克图，恰克图贸易有了新的发展。其后，由于俄方违约发生边境事件，贸易曾4次中断，总计时间长达15年之久，但总体是增长态势。1792年中俄签订《恰克图市约》后，恰克图贸易进入稳定和繁荣时期。从1775年(乾隆四十年)到1785年，年平均进出口额达到259万卢布；从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到1800年(嘉庆五年)，年平均进出口额达到464万卢布；从1801年(嘉庆六年)到1813年，年平均进出口额又增长到756万多卢布(光绪《蒙古志贸易》卷三，姚明辉著)。中方销往俄方的茶叶，1800年(嘉庆五年)为280万磅，1820年上升到500万磅。当时恰克图茶价，每磅上品2卢布，中品1卢布，下品47戈比，收入相当可观。
　　恰克图出口商品，均由张家口起运，路程在1500公里以上，长途运输全靠驼队和车队。
　　
　　四、晋中本土商业的繁荣和商业金融中心区域的形成
　　
　　晋中商帮的崛起，主要是靠走出去，“贸迁四方”、“服贾远游”。但在众多商人致富之后，对本土商业的繁荣又有重大的影响。一是大商巨贾回归故乡设立总号和店铺，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商家前来商谈生意，增强了晋中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人流、物流、货币流和信息流与日俱增。二是众多财东、掌柜和更为庞大的伙计、柜员队伍将收人银两寄回家中，迅速提高了当地的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刺激了商业的发展。三是财富积聚后，实力增强，商业投资增大，特别是那些富商巨贾，在本县和邻县的县城、集镇，甚至在本村，到处设立铺号，同时还有外籍商人前来设店贸易。这就使晋中各县的商业空前繁荣起来。在乾嘉时期，晋中各地的城镇格局、商街建设、行业布局、市场规模基本定型，此后直到民国期间再无重大变化。
　　在晋中各县商业普遍繁荣的基础上，太原府的祁县、太谷、榆次、清源、徐沟等县，汾州府的汾阳、平遥、介休、孝义等县，因外出经商之人最多，故本土商业也最为繁荣。特别是祁县、太谷、平遥，富商最多，又处在太、汾两府的中心部位和连通省内各府、远及周边各省的通衢，因此逐渐成为知名度甚高的商业金融中心。在道光年晋中商帮创立票号之后，形成平遥帮、祁县帮、太谷帮；介休籍票商不少，但设号平遥，归人平遥帮；榆次的票号则归人太谷帮，其原因就在于此。
　　以晋中最早也是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平遥为例，可以看到清代前期晋中本土商业的繁荣和祁、太、平商业金融中心区域的发展水平。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平遥《重修金井楼记》碑载，捐资者有义合铺、存仁店等72个店铺，另外还有以行业列名的花店行、油行、当行、木厂行、麻布行、肉行。当时城内最大的行业是油店行、货栈旅店行、花店行、旱烟行和当行。货栈旅店业有存仁店、信成店、天元店、和盛店、恒裕店。旱烟行有元盛烟铺、日升烟铺、日新烟铺、广裕烟铺、丰盛烟铺、四顺烟铺、万全烟铺、天成烟铺、六合烟铺。钱行有涌泉钱铺、公义钱铺、大顺钱铺。过了20年，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重修清虚观记》载，捐银的店铺和个人有396个，货栈旅店业排在首位，共13家，此外还有染房、油店、花店、烟铺、铁铺、衣铺、面铺、肉铺、钱庄、当铺等。又过了36年，到1813年(嘉庆十八年)，《市楼重修碑记》记载：捐银字号已多达700余家，其中仅货栈旅店业就有59家；包括后来改为票号的西裕成在内，颜料庄有7家；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工商业发展程度的当铺有24家。另外，还发现有经销洋货的怡兴洋货铺、广隆洋货铺两家。这些情况充分表明平遥商业的空前繁荣和金融业(典当、钱铺等)的发达。
　　
　　五、晋中商帮经营特点基本形成
　　
　　关于晋中商帮的商业理念和经营之道，本志有专卷记述。这里只强调：对晋中商帮由崛起到进入鼎盛有重大影响的若干经营特点，起始于明末清初，而在乾隆、嘉庆时期已基本形成。如：
　　1、不怕艰苦，敢冒风险，长途贩运，向外开拓，善于捕捉商机，信守承诺，在清初已是如此。乾嘉时期又进入新疆、四川西部，并占据距张家口1500公里的恰克图中俄贸易的垄断地位。在向外开拓中，他们善于捕捉重大商机，特别注意选择经营空间大的新型市场，如内、外蒙市场。由于内地和草原经济发达程度处于不同层次，信息不对称，所以能够通过以物易物方式，在不等价交换中获取丰厚的超额利润，但同时又信守承诺，送货上门，服务周到，信誉卓著，获得了消费者(蒙民)的认可和好感。这种开拓精神和捕捉商机的头脑、眼光，对清代后期晋中商帮创办票号、走向鼎盛，仍然有着重大意义。
　　2、股份制、东伙制和掌柜负责制，在乾隆、嘉厌时已臻完善。晋中许多大商人如常家、曹家、乔家和大商号如大盛魁，都是采取股份制的方式集聚资本。其中有的是家族内部吸收各门之间的股份，有的是社会上异姓商人集股合资，还有的是同一家族的商号互相参股或合股设店。这不仅有利于集聚资金，而且还有利于股东之间互相制约。股份制商号有相当完善的章程和财务记录。由于当时的时代、法律、制度和观念的局限，这些股份制商号实行无限责任制而不是有限责任制。股份制在财股之外，设有身股，掌柜和资深伙计可以顶身股，较为和谐地处理了劳资关系，有利于吸引人才，调动积极性。东伙制中还包括日常经营中的掌柜负责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这些体制方面的特色，对晋中商帮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总分号制、联号制和多元化经营，也形成于这一时期。大型商号在晋中本籍或在张家口、京师等地设总号。总号之下，在货源地、运输码头地、销售地广设分号，由总号统一调度和督察，分号享有一定经营自主权，如同当今的子母公司，实行产供销一条龙，既便于长途贩运，又有利于掌握信息，统一经营，降低经营成本，获取厚利。联号制则多为一个家族内部所设的企业，各自独立核算，但又互相照应，如同当今松散的集团公司，同样有利于增强实力，扩大影响，互相支持，降低风险。此外，由于实行了总分号制和联号制，形成了具有较大规模的商业集团，所以能够普遍开展多元化、多行业经营。有的总号之下各分号经营不同行业，有的一个商号、一个店铺兼营几种行业，有的兼营商业和典当、钱行、帐局。总之，凡是晋中的商业家族或大的铺号，无不实行多元化、多行业经营。这既是适应市场、捕捉商机的必然要求，也有利于规避和减轻因市场变化而带来的经营风险。这对晋中商帮在清代后期的进一步发展也大为有益。

摘自《文史月刊》2006年第01——09期，作者：侯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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