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商帮兴衰记略第一章第二节：晋中商人的成长和活动情况

　　关于明代晋中商人情况的文献记载甚少，口碑传说已几乎不可能流传至今。仅从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得到的材料看，晋中商人在明代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活跃，特别是从明代中叶开始，在嘉靖、万历年间，已成为晋商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一、由边转内、寄籍扬州的晋中盐商
　　明代实行开中制，有一些晋中商人纳粮中盐；后来，纳粮中盐改为折色制后，其中一些商人又从边商转为内商，寄籍扬州，成为望族。
　　如太原阎瑶楚的祖父和父亲，先是纳粮报中于北方边镇，换取盐引，“以太原望族贾淮上鹾盐”，到明中叶开中制由纳粮改为纳银后，又由边商转为内商，“举家迁居扬州”(《阎古古全集》)。
　　又如太原人王全，“其先居太原”，寄籍扬州，“以为贾人祭酒”(《太涵集》卷四五)，曾经作过盐商的行会领袖。
　　代州(明代属于太原府)籍商人在扬州经营盐业的有杨继美、冯天棣、冯忠、冯忠植等人。杨继美生于1530年(嘉靖九年)，卒于1591年(万历十九年)。其先祖于明初戍边，以军功升旗牌官，遂隶籍代州振武卫(在今代县)，五传至杨继美。杨继美以先辈所留数千银两为资本，经营盐业于两淮，成为著名富商。他为人豪爽，乐善好施，喜与读书人交往。有一次，朝廷派官视察两淮，召见盐商，所问众盐商皆对答不上，惟有杨继美对答如流，众盐商钦佩，便推举他为盐商祭酒。杨继美在其子杨恂于1579年(万历七年)中举后，结束盐场事务，返回代州，以度晚年。代州另一盐商冯忠的祖父冯盛，在明永乐年间朝廷徙大户实边时由山东寿光迁代州。冯盛次子冯天禄，生于1516年(正德十一年)，曾“从祖父贸迁秦梁间”，后“商淮浙间”，三世业鹾，成为巨商。冯天禄生4子，长子冯忠、三子冯惠业鹾，二子冯恩、四子冯愈业儒，发展成儒商家族。冯忠生于1537年(嘉靖十六年)，卒于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挟资治鹾：于扬”，“总南北鹾事四十余年”，“初挟资颇微，后数盈万”。冯忠的商业才能曾得到大司马吴公赏识，令其董齐鲁、淮浙各盐场十余年，后来大司马吴公“老倦于贾”，冯忠向他借资归吴殖盐自己经营，并曾聘请掌柜经营浙盐。掌柜孙某经理浙盐时，“因游荡，废忠白银五千两”。这些情况说明，冯忠经营淮盐，既是制盐者，又是坐商，而且资本积累颇丰，已经家大业大。冯忠去世后，又由其四子冯宾期及侄儿冯明期“业贸淮扬，以盐鹾佐国家缓急”(《冯氏家谱》)。
　　明代山西盐商中有河东盐商、长芦盐商和淮浙盐商。这些盐商中平阳人最多，其次是泽、潞和大同人，应该说晋中人也都有涉足，但迄今尚未找到晋中人业长芦和河东盐的记载。即以淮浙盐商而论，嘉靖、万历时寄籍扬州的山西盐商达数百人，籍隶晋中者虽然少一些，也应占有一定比例。但由于资料缺失，这方面的情形尚难详述。

　　二、活跃于边地贸易市场上的晋中商人
　　
　　在明代，晋中商人除纳粮中盐外，还较为广泛地参与了北部边地的贸易活动。首先到边地经商的，应该是纳粮报中兼营丝布、茶叶、杂货副食的商人，或一些无力纳粮报中的小本经营者。在永乐年间定点开设马市、特别是成化年间复开马市后，则有更多的人投入汉蒙之间的边贸，并积极参与了新形成的大同、张家口、杀虎口边地市场活动。
　　在明代大同的边贸市场上，“商贾皆出山右人，而汾、介居多，踵世边居，婚嫁随之”(清顺治《云中郡志》卷二)。平遥人冀成，于1427年(宣德二年)由平阳府临晋县迁入城内上西门街，明末时其一支迁至平遥大羌城村，“累于食指，服贾边地”(《冀氏宗谱》)，传到五世冀怀玉，已成大富之家，在1637年(崇祯十年)所立墓志中称：“先世积德，家道兴隆，邑称巨室。”冀氏服贾边地之时，张家口尚未开市，应在大同市场。
　　明代较早到张家口经商、后来成为著名大商人的晋中人，有介休范家。张家口自1571年(隆庆五年)“北虏款贡以来，始立市场”(《明经世文编》卷六《梅客生奏疏》)。当时任宣大总督的蒲州人王崇古广招四方商贩参与交易，于是山西商人到了张家口。此后，张家口逐步发展成一个繁荣的新兴市场。其中最大的商贾8家，均为山西人。据道光《万全县志》记载：张家口“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本朝(清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定鼎后，承召人都，宴便殿，蒙赐上方服馔。”又据嘉庆《介休县志·人物》记述：当时清朝“将授以官，以未谙民社力辞。诏赐张家口房地，隶内务府籍，仍互市塞上”，成为皇商。八大商人中的范永斗即是介休张原村范家第八世传人。据1996年版《介休市志》记述：“介休张原村范氏，早在明代其远祖范至刚就开始市易边城。历经8世到范永斗时(清初)，已成为操纵张家口一带贸易的‘八大家’之一。”(第十一编《商业》)又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述，范至刚“七传而至肖山(范永斗字肖山)，家大起，贾于边城，以信义著”。自明代张家口开市至清初仅60余年，可知范家在张家口开市之初甚至之前即已进入边贸。张家口边贸中，不仅有蒙汉互市，而且辽东女真族也遣人“往来张家口卖马买货”(《崇祯长编》卷一)，与女真人交易时“皆此八家主之”，这就使范家不仅获得厚利，“家大起”，而且与女真族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直到清入关后成为皇商。
　　在张家口八大商人中，还有榆次人翟堂。据1996年版《榆次市志》记述，入清后他所办的商号经营项目有烟丝、土布、茶叶、绸缎，其余情况不详。其他6名商人中是否还有晋中人，待查，即使在八大家中只有范永斗、翟堂两名晋中人，也说明晋中商人在明代后期边地贸易中确已崭露头角。
　　在杀虎口市场上，也有晋中商人。天启年间，杀虎堡守备麻岌的家丁张库，私市蒙马，麻岌以盘诘致死，反要嫁祸于商人，就有太谷商人侯朝快将守备麻岌告到大同巡抚衙门，“岌持恶淫刑，引故勘平人”，巡抚奏报皇帝，皇帝主持了公道(《明熹宗实录》卷八十一)。
　　关于明代晋中商人参与边贸的记载，还有万历年间，“榆次人李孟明，与虏私易马尾”(《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
　　辽东马市是开放最早、时间最长的边地市场。据明人葛守礼(嘉靖进士)说：“辽东商人，山西居多，而汾州过半。”(《葛瑞肃公家训》卷上)太原府也有辽东商人，光绪《山西通志》卷一四二就记述，明代盂县人杨一魁“少商辽东”。
　　辽东市场上的商人是“汾州过半”，大同市场上的商贾是“汾、介居多”，而在张家口市场上称雄的八大家中，又有介休范氏、榆次翟氏。这就足以说明，明代山西盐商中虽以平阳商人为最，但在明后期的边贸市场上，晋中商人已占据重要地位。而在晋中边贸商人中，当时又以汾州府商人领先。
　　
　　三、向京师和其它地区开拓的晋中商人
　　
　　明朝迁都北京后，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并很快发展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城市和北方的商品集散中心。晋商在明代就已进军京师，成为北京商界首屈一指的商帮，其中也包括晋中商人。晋中平遥的颜料商，在明代中叶就在京城前门外北芦草园创建了会馆，原名平遥会馆，又名集瀛会馆，后改称颜料会馆。 1741年(乾隆六年)会馆碑载：“我行先辈立业都门，崇祀梅、葛二仙翁，香火攸长，自明代以至国朝，百有余年矣。”清代创建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财东平遥达蒲李家，明末已在京、津两地开设有颜料庄。
　　晋中商人还参与了往北京贩运煤炭的贸易活动。《娱目醒心编》中有一个故事，讲述了在景泰初年，山西太谷商人房氏，往北京贩运煤炭10大船，值银 28000两。由于适逢北京煤炭奇缺之时，竟获利银10万余两。
　　清雍正《山西通志》还记述，明代汾州朱姓商人曾经“商关中”。明代晋商在关中者以平阳、蒲州为多，这一记述说明汾州人也涉足关中。咸丰《汾阳县志》还记述，明代汾阳县商人贾守亭，曾在江浙、湖广一带经商。明代《算学宝鉴》的作者、汾阳人王文素，在成化年间曾随父亲王林到河北饶阳经商。王文素自幼聪颖，学识渊博，以毕生精力研究数学，在数学领域做出重大贡献。他的巨著《算学宝鉴》在当时全世界数学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全书1200多问中，既含高深的数学问题，又密切联系实际，无不与田亩、堤坝、购物、课税等生活内容密切相关。所举之例，米、麦、棉、肉、马、牛、羊、鸡、绫、罗、麻、绢、人参、红花等等价格资料，应有尽有；船费、脚银、税种、税率等经济史料，不胜枚举。书中所列“假令秦至燕2880里”的例题，以当时翻山越岭渡河的路程，与现在西安经郑州至北京的火车线1200公里相比，差距如此之小，也绝非偶合。王文素的数学智慧中饱含着晋中以至山西商人积累的丰富经验，反过来也说明了晋中以至山西商人在当时的活跃程度。
　　从20世纪末期出版的有关县志所提供的资料中看，除介休范氏外，还有一些在入清以后成为富甲一方的巨贾，早在明代就已开始商业活动或发迹。
　　祁县渠家虽然是在清乾隆年间十四世渠同海走西口致富的，但从明代洪武年间开始，其先祖渠济就带领渠忠义、渠忠信两个儿子，往返于潞州府长子县和祁县之间，贩卖土特产，以潞麻、黄梨交换红枣、粗布，并从长子移居祁县。渠家在明代的商业活动历经 200余年，只不过时运未济，未能发迹而已。
　　介休北辛武村冀家的商业活动从明正德年间十世冀忠开始，历经数世，到清前期康、乾间传至十四、十五世，已成显赫的商业世家。
　　榆次聂店王家，最初发迹也在明万历年间，极盛于清乾隆年间，最富时拥有资产1000余万两白银，当铺、商号遍及东北、华北、江南。
　　太谷上庄王家(四隆堂)和城内孙家是清代著名大商，也是在明代即以商业起家。
　　灵石静升王家，大富在清代康熙年间，但在明代万历年间就已开始经营典当业和京货业。
　　寿阳的明代财主有段王村孟家和景尚村张家，绵延入清。
　　上述介休北辛武冀家、榆次聂店王家、太谷王家、孙家等商业世家，在明代虽未大富，但已发迹，其商业活动应该不只局促于本县，甚至有可能已向省外开拓，贸迁四方。但目前尚缺具体资料佐证。
　　明末清初。榆次常家八世常威也已开始北上张家口，贩卖榆次大布，不久即在张家口开没了常家最初的店铺“常布铺”。类似常威这种在明末清初外出谋生和经商的情况，新编各县县志中虽少具体商人的实证，但不乏笼统记述。如《平遥县志》、《祁县县志》等都述及，在明代末年本县商人即从大同分东、西两口进入蒙族牧民地区，成为旅蒙商；还有一批南下川贵、湖广、闽浙，被通称为“下四川商”。
　　
　　四、晋中本土商品生产和商业的发展
　　
　　整个晋中地区，在明代前期并未完全摆脱战乱局面。明代共历276年，到1541年(嘉靖二十年)已建国104年之时，尚有蒙族俺答部长驱直人，劫掠汾州、太原两府各州县，甚至威胁到作为山西会城的太原城。尔后，在1572年(隆庆六年)，即明朝建国131年，又有俺答部长驱直入，重演了嘉靖年间的动乱。这两次俺答入侵，时间均延续一年以上，晋中的汾阳、文水、孝义、介休、平遥、太原、祁县、太谷等地，无不受其侵扰，生灵涂炭，财产损失，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在这种不安定的环境中，晋中在元末遭受战乱破坏的经济恢复的步伐很慢，商品生产和商业的发展也很缓慢，直到万历年间，才开始繁荣起来。
　　晋中汾河流域农业生产条件逊于平阳府，但却好于晋北和其它山区。在明代后期，晋中的农业生产恢复较好，特别是万历年间，开始学种棉花和织布。1591年(万历十九年)，汾阳知县刘衍畴擢升汾州府台后，“购木棉籽种，散给民间，教之树织”(咸丰《汾阳县志》卷四)，这是晋中一带种棉之始。当时太原府也大力购买棉花，散给农妇，教纺线织布。据明吕坤《实政录》卷二《民务》记述，“府掌印官提取木匠十数名教习省下木匠，令做纺车、织机市卖。再行卫县衙门督令约正……不分军民但系无事妇人，开报到官，先动官银，买净棉千斤，每家一斤，掌印官记一簿籍，散令纺线。……花及纺尽，卫县于宽大处所，仍移文榆次等县，送织机，有二三十人教民织布，将纺线之家男妇，定日向，机匠学织，一年而千家能纺织矣”。纺织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棉花的种植。太原府南平川各县如平遥、太谷、榆次、祁县、徐沟、汾阳、孝义等县乡“无不纺织之家”，连北边的代县也设立了纺织局。
　　汾州府和太原府教民种棉和纺织，发展了商品生产，促进了商品流通。孝义县“男女皆能纺织，所制棉布鬻于西北州县外，而棉花则出真定等处，经平遥东来，南行灵、隰”(乾隆《孝义县志．物产民俗》)。“榆人家事纺织成布，……而专其业者，贩之四方，号榆次大布，旁给西北诸州县。其布虽织作未极精好，而宽于边幅，紧密能久，故人咸视之”(同治《榆次县志·物产》)。由此可知，榆次常家常威到张家口贩卖这种幅宽、耐磨的榆次大布，受到欢迎并不是偶然的。
　　明代，介休的陶瓷、琉璃制造业，平遥的颜料、瓮布(经缩水处理的棉布)、丝绢、麻履、毡帽和元代就已有一定规模的推光漆器生产，都已相当发达。
　　太谷广盛药号(广誉远的前身)兼作中成药生产，创办于明代。祁县生产炖肉粉、卤肉粉、五香粉的裕丰堂，创建于明初。这些都是采用“前店后坊 (场)”模式的范例。
　　明代属平阳府、现属晋中的灵石县，在万历年间有铁炉58座，新、旧磁炭窑共59座，水磨47盘(万历《灵石县志》)。
　　本土商品生产的发展是地方商业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从宏观上看，在全省、全国的交通和商品流通中所处地位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晋中是晋南与晋北、晋东与晋西交通道路纵横交错之处，并因此延伸为晋冀、晋豫、晋陕、晋蒙之交通要冲，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但从元代开通北京至陕西的官道，明代迁都北京，以及实行开中纳粮等政策，使晋中在交通和商品流通中的位置更显重要。从灵石、介休到平遥、祁县、太谷、榆次，以至孝义、汾阳、文水、交城，都处于交通的大十字上，北路的忻州等地也处于通往边镇和边地的要路上，所有贩卖粮、棉、布、丝、盐、茶、铁、畜产品和其它百货的运输都要途经这些地方，使这一带县城和交通要道上的集镇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旅栈、货栈和商号迅速增加，还有不少城镇成为大范围流通的商品集散地。平遥城在晋中最早成为棉花、旱烟、麻油等的商品集散市场。祁县、太谷、榆次和介休、孝义、汾阳的情形也大体相同。介休的张兰镇、祁县的贾令镇、子洪口等，也是从明代就发展起来的。在明代，太谷人已有“商贾勤于贸易”的习俗(民国《大谷县志》)；汾阳则“其地商贾走集，民物浩穰，俗用奢靡相交……”(明万历年间冯琦撰《新设汾州府碑记》)。当铺、钱庄的发展是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万历年间，灵石全县已有当铺46座(万历《灵石县志》)。同期，文水县城内阜丰永号创立，经营粮食兼钱行，到明末清初已有股本4000吊，从业人员20余人。灵石和文水，在当时相对于汾阳、平遥、介休、孝义、祁县、太谷、榆次而言，还是商业发展滞后的县份，可知当时晋中平川各县商业发展的水平了。

摘自《文史月刊》2006年第01——09期，作者：侯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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