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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西 票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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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名 商 号

大 盛 魁
大 德 通
日 升 昌
蔚 泰 厚
蔚 丰 厚
天 成 亨
合 盛 元
协 同 庆
六 必 居
广升药店

晋 商 名 门

祁 县 乔 氏
祁 县 渠 氏
平 阳 亢 氏
平 遥 李 氏
榆 次 常 氏
太 谷 曹 氏
介 休 范 氏
介 休 候 氏
介 休 冀 氏

石 王 氏
蒲 州 张 氏
蒲 州 王 氏

晋商家族文化

晋 商 名 人

大同薛氏三兄弟
乔家大院的主人
开明富商渠本翘
由商而官展玉泉
独辟蹊径范世逵
盐商祭酒杨继美
崇尚仁德李明性
远见卓识李宏龄
票号始祖雷履泰
雄才大略王海峰
金融大亨贾继英
豪门国戚孔祥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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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与社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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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大院
渠家大院
曹家大院
王家大院
常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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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与政治

一、 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

  商人以盈利为目的,但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对商人的经营活动有着很大影响。因此,商人极力想以其财力通过结营仕宦或代理人(亲属、乡亲、观点一致的官吏)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明中叶,晋商推动明政府与蒙古贵族议和开马币,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蒙古地区是单一的游牧区,非常需要中原的粮食、绸布、铁锅、药材、茶叶等商品。但蒙明处于敌对状态,明政府对蒙古采取防范态度,限制中原的商品流入蒙境。自然,蒙古所产的牛羊及畜产品也难以流入中原,即便有时进行贸易也是朝贡式贸易,远远不能满足蒙古对中原物资的需要。因此,蒙古贵族统治者常常率军入关攻击明军,掠夺财物,这样明蒙双方就长期处于敌对状态。隆庆四年(1570),蒙古首领俺答的孙子把那汉吉与俺答发生矛盾,把那汉吉盛怒之下出走而投降明朝,因此引发了在处理把那汉吉问题上的朝政之争。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赵贞吉等主张采取强硬军事手段,王崇古、张四维、张居正等主张议和开马市。王崇古是议和的主要推动者,所以《明史》载:“贡币之议崇古独成之”。王崇古的外甥吏部尚书张四维也是议和的积极推动者。张四维为了实现议和及开马市,曾设法联络内阁大臣高拱。《明史》载:“俺答封贡议起,朝右持不决。四维为交关于拱,款事遂成”。由此可见,张四维带动高拱,形成张、高的联合行动。王崇古与张居正之间书简也很多,这样王崇古、张四维的“议和”说就得到了身居中央要职的高拱、张居正的强有力支持。到隆庆五年(1571)三月,议和派终于占了上风。明朝政府决定与蒙占议和,封俺答为顺义王,允许与蒙古通商贸易,即每年一次在大同、宣府、山西(偏关)三镇的长城以外开设马市(后来发展到在陕西、宁夏二镇也开马市,每月一次在长城的各关口也开设小市场)。其交易商品除布帛、菽粟、皮货外,还有服装、针、线等杂货。隆庆五年(1571)四月发生了御史郜永春弹刻王崇古、张四维之事。这一弹劾虽不直接涉及隆庆议和问题,但从弹劾时间来看,是对议和派的不满,涉及到朝中权力之争。不久,兵部尚书郭乾辞职,次年五月,首铺李春芳辞职。接着,高拱、张居正先后出任首输,与王崇古、张四维有姻戚关系的杨博出任吏部尚书,反对议和的户部尚书张守直辞职,由山西籍官僚王国光就任户部尚书。可见,围绕议和问题在朝中还出现了权位之争,并以议和派占居上风而告一段落。不难看出,王崇古、张四维等在议和开马币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更应该看到,推动这一政策甚至影响朝中权位之争的背后,还有着以晋商为代表的商人的推动与影响。对此我们从王崇古、张四维的家世及其言行中即可看出来。王、张均为山西商人家族。王崇古之父王瑶、伯父王现、长兄王崇义、从弟王崇勋、舅父沈廷珍、姐夫沈江等都是商人。张四维之母是王崇古的二姐,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弟张四教、岳父王恩、妻见王海等也是山西商人。王氏、张氏均为大商,主要在沿边进行粮食、绸布、盐业等贸易,扩大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将会给他们带来巨额商业利润。因此,他们通过在朝中做官的亲人影响朝中政策的制定,最终达到明蒙议和与开马币的结果。正如王崇古在上疏中所说:“先帝既诛仇鸾,制复言开市者斩。边臣何敢故违禁旨,自陷重辟。但敌势既异昔强,我兵亦非昔怯,不当援以为例。夫先帝禁开马市,未禁北敌之纳款。今敌求贡市,不过如辽东、开原、广宁之故。商人自以有无贸易,非请复开马市也”(《明史》卷 222)。在隆庆议和与开马市问题上,晋商通过朝中官僚发挥了一定影响。

  再举一例:明末,东林党人主张罢税、严惩税棍、革除积弊、兴工商业等。在东林党中有不少人是商人家庭出身,从其籍贯来看,山陕籍有51人,占东林党人的17%。而明清时代大商人多山陕籍人。故东林党政治主张会受商人的影响。当东林党人遭到阉党迫害时,商人也给予相当同情。如天启六年(1626)三月十五日锦衣千户张应龙率缇骑到苏州逮捕东林党首领周顺昌时,在苏州的山西绛州籍大商人张国纪等“倡诸贾,欲缗贿缇骑,毋为忠介苦”(乾隆《梅州志》卷11人物)。也就是说,山西商人张国纪曾联络众商人,准备贿赂缇骑,以免周顺昌受苦。不难看出,商人对东林党人的同情与支持,也表明了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反映了商人的利益。



二、支持政府的政治、军事活动及财政

  政府的政治、军事活动,得到商人在财力上的支持,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而明清晋商在这方面的事例很多,有时发挥的影响也比较大。例如清入关前,一些晋商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卖活动,同时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有传递文书的活动。据《清实录》载,天启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州等处在抚顺贸易者十六人。清入关初,军费支出猛增,军饷筹措十分困难。如前所述,清廷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刚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清世宗实录》卷 511)。清朝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中,大多得到过包括晋商在内的商人的财力支持。康熙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的,曾有一些晋商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物资。他们在清军的军事行动中为清军保证了后勤物资,同时还开展了与蒙古牧民的贸易活动。在这一活动中最著名的是山西介休富商范氏。在向清军运送军粮中,由范毓宾任总办,弟弟范毓覃任督运。战争中粮饷供给最关紧要。康熙三十五年(1696)征讨噶尔丹,马思喀大将军所率清兵止有七日口粮,在昭莫多战役中尽管清军取得胜利,但清军中仍有饿死的士兵,以致由于粮饷供给困难无法继续深入追击噶尔丹军。当时由政府官吏运粮不仅迟误,而且耗费过大,运一石米需银一百二十两。显然这是官吏经手舞弊侵蚀所致。后来,经过范毓宾的筹划核计,认为只需“三分一足矣”,于是范氏遂以家财运饷万石”,“军费一如所计,刻期无后者”。这是极其艰巨的运输工作。当时范氏的运粮队是“出长城,逾瀚海,几千里大抵皆碛卤林莽,亘绝人迹。而所谓翰海者,积砂为海,绵亘千里,人乏为水,马绝刍牧,因而渴死半道者,枕尸相属也。又积雪苦寒,堕入肌骨”(乾隆《介休县志》卷12艺文)。在这样的艰险行程中,没有很严密的组织纪律和安排是难于完成任务的。当时范氏将粮饷运至军前,“三军腾饱”。雍正年间,清政府征讨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继续用兵西北,范氏又以运粮卓有成绩,受到奖赏。后来由管理户部事务的怡亲王允祥推荐,范氏又承担了北路军粮的运输任务。“计谷多寡,道路远近,以次受值”。据记载,范氏先后为清政府运送军粮百余万石,出私财支援军饷,为清政府节省费用 600万两。又如,同治时,左宗棠用兵新疆,山西票号先后借饷银 863万两,支持了左的军事行动。

  捐输在清代很多,当然其中有摊派成分。但无论如何,这种捐输对于缓解清政府的财政紧张,维持其统治起到了“输氧”作用。清政府捐输的名堂很多,数量也很大,因为山西商人富名在外,所以山西是全国捐输最多的一个省。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伊犁屯田,山西盐商等捐输银20万两,以备屯饷;乾隆三十八年(1773)金川用兵,太原等府州捐输运本银 110万两;乾隆五十七年(1792)后藏用兵,山西盐商等捐输银50万两;嘉庆年间川楚用兵,山西盐商等捐输银 110万两。嘉庆五年(1800)山西捐输银一百四、五十万两。《清仁宗实录》卷11载:嘉庆时“晋省摊捐款项繁多,……统计每年摊捐银八万二于多两”。咸丰初,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上奏称:“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绅商士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军机处录副》祁隽藻奏折)。山西商民捐银占全国捐银的37%,为全国捐输之首。同治三年(1864),又因新疆用兵,筹饷银,解运难,山陕商人又在新疆地方兑充大量军饷。清人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五六次,数逾千万。(《松龛全集》文集卷三)。

  给政府垫借款。这是晋商缓解当局财政困难的又一方面。大体上从同治开始,各省及税关应解京协饷,往往因款项不备,常由山西票号借支垫汇。如粤海关同治三年(1864)四年(1865)上解京饷不备,在这两年中分别由山西票号垫借总额的18%和27%。同治五年(1866),广东省财政拮据,由山西票号借垫汇解京饷15万两,占该省应汇解京饷的21%。光绪二十年(1894),清户部因财政拮据,分别向京都、汉口、广东的山西票号借银 124万网。庚子事变,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出北京,在外逃期间开支费用一时无有着落,相当困难,又由山西票号借给清廷银40万两,帮助清廷度过了难关。

  此外,生息银两是政府依靠商人解决财政困难的又一方式。所谓生息银两,是指政府将公款交给商人而获取利息,到一定时候再收回本金的一种放贷行为。晋商是清政府交存生息银两的主要对象。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山西当局将司库存闲款银八万两,交商以一分生息,五六年后,除归新旧帑本外,可存息本银7万余两,每年生息8600余两,足敷通省惠兵之用。



三、结托政府官吏

  晋商在交结政府官吏方面颇有独到之处。其手法一种是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直到走马上任。对于有希望科中之省试和入都应试者,其沿途川资,可由山西票号汇兑,川资不足可由票号借款。对于有衔无职的官员,如果有相当希望、靠得住的人,票号也予以垫款,代他运动官职。既放外官,而无旅费赴任者,票号也可先行垫支。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蔚泰厚票号苏州分号致京都分号信称:“又复开去王家言老爷三代单一纸,恐前信迟延,耽误伊功名大事。”“今封去黄国校、朱锦文二位捐从九品职三代各一纸,查收递捐。”“今封去周学浩兄,由俊秀捐从九职,黄伟、司霭云二位由俊秀捐监生履历各一纸,查收递捐。”蔚泰厚京都分号复苏州分号信称:“所有李北春兄等之功名,均已递捐,伊用过咱平定银一百四十七两零八分,黄伟、司霭云二位各用银一百四十五两零八分,周学浩、郑锡周二位各用银一百一十八两四钱”(《山西票号资料集·书简篇》)票号替上述人索取功名或官职之人垫付活动银两,乃是一种放长线吊大鱼办法,以后这些人一旦得志,对于票号所经营业务定能予以照顾与关照。二是代办捐纳和印结。咸丰时清政府为筹措经费,大开捐纳,按虚实官衔等级定价,输银加封。“文官可至道台,武职可待为游击,京堂二品,鬻实宫共卖虚衔,加花翎而宽封典。票庄乘机居间揽办,得利优于其他汇款”。已捐虚衔者,为了取得实职,还要靠票号为其打听消息,如某地官位有缺,如何运动,打通关节。已放实官者,为了取得更高一级的职务,亦请票号代办“印结”。所谓印结,实际就是一种签有印鉴的证明文书。票号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手续娴熟,能够办通捐纳。票号平时自亲兵至郎中,分别等级行贿,逢年过节必赠款送礼,腊月二十到除夕,每日两三辆轿车专门拉包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赠送。对王公大臣,均在“相公”处殷勤接待。所谓相公地方,乃是布置精致、雅静,招待周到之处。因为王公大臣绝对不到妓馆等下流交际场所,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所以就有了“相公”地方。当由票号打通关节取得实职后,这些人自然感激票号,于是个人存款,贿赂横财尽存票号,公款业务也照顾票号。票号对这些人的存款也代守秘密,一旦遇到查抄处分,票号均予保护,或转汇原籍支取。这样,官僚在票号的支持下,得到高官厚禄,票号则在官僚的庇护下得到了存款汇兑公私款项便利,扩大营运资本,并得到了官僚的政治保护。三是加强与达官贵人的勾结。山西票号为了发展业务,又进一步加深与达官贵人的勾结。如大德通票号与曾任山西、四川巡抚的赵尔丰、九门提督马玉琨、山西巡抚岑春煊、丁宝铨都有密切往来。两湖总督端方曾在大德恒财东祁县乔家居住。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与赵尔丰关系甚密,赵调遣、高则随往。合盛元票号汉口经理史锦刚是两湖总督瑞征的干儿子,总督府差役称史为“三少”,不敢直呼其名。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百川通广州分庄经理邢象宾是张府常客。袁世凯为了巴结北洋大臣李鸿章,是在三晋源票号经理的精心安排下,使袁在票号帐房得以拜见李鸿章。同治年间,左宗棠收降董福祥,对董的军饷调拨需有人经办,遂与蔚丰厚票号商议,由蔚丰厚派人在迪化设立分号,经汇和收存童福祥军饷。可见票号与高级官吏形成了朋比为奸,互为利用的关系。



四、投之以挑,报之以李

  晋商在财力上、物力上支持政府的政治、军事活动,又千方百计结交官吏也就收到了“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效果。首先是获取官衔,尽管大多是虚衔,但满足了抬高杜会地位和名誉的思想。如山西介休富商范氏,不仅当上了皇商,而且多人被清政府关照出任官职。据统计,范氏毓字辈和清字辈有20人出任官职。山西各票号财东、经理因捐输也被授予官衔。如日升昌财东李箴视议叙知府衔,介休县谦盛亨票号财东冀以和议叙知府衔并加一级,元丰玖票号财东孙郅报复即中,蔚泰厚经理毛鸿(岁羽)赏给守御所千总衔等。其二是为其子弟争得了特权。如在山西运城一直开办有盐商子弟学校——运学。在扬州获得了商籍,使其子弟得以参加科举考试。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中指出:“明代扬州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这便是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的明证。甚至在清代早期,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优势也依然没有动摇”。其三是承揽了大量代清朝政府浮存和汇解饷银的业务。如平遥协同庆票号北京分号张治达,在京善于酬酢,结识满汉大员很多。一次见有旗人穆某某面有忧色,从二人闲谈中得知穆要活动福建省将军一职,短缺活动银六万两,张答应穆氏由协同庆借支。穆氏非常高兴。不日,穆氏果然被任命为福建将军。穆到任后即向当地官员宣称;“平遥协同庆资本雄厚,信用昭著,以后公私款项尽存该号”。穆又提出要拨50万银两交张治达,请他独立办票号。张氏不愿背离协同庆,便劝穆氏把50万两白银浮存协同庆。穆氏依言,全部存入协同庆。协同庆在穆氏身上完全收到了“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效果。山西票导承揽汇解京协饷数额很大,如同治六年(1872)汇解银 455万两,同治十一年(1872)汇解银 301万网,光绪三年(1877)汇解银 292万两,光绪十七年(1891)江解银 533万两,光绪二十二年(1906)汇解银2256万两,宣统三年(1911)汇解银 533万两。山西票号汇解公款动辄数百万两到二千多万两,从而使山西票号获得了大量利益。


摘自《晋商与经营文化》,张正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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