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商帮兴衰记略第四章衰败第一节：屡遭重挫，急剧衰退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进人民国时期，晋中商帮急剧衰退，尤其是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票号一蹶不振。这固然与晋商原来依附的清政府的垮台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迭遭辛壬（辛亥、壬子，即1911—1912年）之变的社会动乱、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阀混战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十年内战，直至抗日战争前夕，战乱连年，国无宁日。除了许多商号被抢被烧被勒索之外，更有因经济萧条和信用危机普遍遭受的重创。此外，还有因外蒙宜告独立、俄国十月革命、日军侵占山东半岛和东北等国际形势变化对晋商的重大打击。这就迫使贸迁四方、足迹遍天下的晋商，不得不从四面八方撤退，向本土收缩。在此期间，山西、内蒙（绥远、察哈尔）一带几乎未发生过战事，尚属安定，退回奉土的晋中商帮，在这一较小的范围内得到喘息延续，有时甚至还能得到恢复性发展，并且在1930年（民国19年）中原大战前约20年的时间内，还出现了“山西私营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大发展的黄金时代”（景占魁：《阎锡山与西北实业公司》）。
　　1930年爆发蒋、阎、冯中原大战，最后阎锡山失政，导致晋钞“毛荒”．晋中商帮在本土的金融业（银号、钱庄、当铺）又受到一次沉重打击。此后私营上商业又受到阎锡山官僚资本的极力排挤和压迫，日渐萎缩。尽管如此，晋中商帮仍然艰难生存，并未全军覆陵。
　　1937年（民国26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很快进攻山西、绥远、察哈尔，在1938年就占领了山西全境的太原等大中城市和绝大部分县城，统治时间长达8年之久。这是国家和民族的空前浩劫和灾难，也是对晋商的毁灭性的致命打击。从此，称雄中国商界500年、包括晋中商帮在内的全体晋商就彻底衰败了。

第四章第一节：屡遭重挫急剧衰退

　　一、辛壬事变中遭受重挫，票号一蹶不振

　　1911年（清宣统三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日，成立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随后，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省先后响应，宣布起义或“和平独立”，脱离清政府，史称辛亥革命。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宜告中华民国成立。2月12日，清朝皇帝正式退位，清朝垮台。2月，袁世凯拒绝南下就任新总统．暗中指使亲信在北京、天津、保定制造兵变。南京临时政府退让，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宜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在这两年中，由于辛壬（辛亥、壬子）事变中的战乱、兵变和治安失控，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晋商损失惨重。许多地方有大批商号、票号被抢被焚。在武汉，武昌起义不久，清军即来“援剿”，于1911年11月1日夺占汉口，大肆焚烧抢劫，大火连烧三天三夜，市区1／5被毁，“市尘栉比数十里，一旦焚烧残破，商民流徙”（《辛壬春秋》卷三）。在成都，12月8日发生了“巡防勇”兵变，伙同哥老会，“万余人放火烧藩库，并将藩库、当铺、银号、票号、盐号及大商富室、城外铺户一律抢空”（《郑现应集》上册）。其它城市也都有类似情况发生。在袁世凯策动的“北京兵变”中，北京所有商业街市的铺户都被抢被焚，几乎百无一存，“被抢各商皆有，而以银号、钱铺、当铺为尤甚”（《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天津“各行商业约有数千户财产荡然”（天津商会档）。据天成亨、日升昌、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宝丰隆、百川通、新泰厚、蔚长厚、协同庆、存义公、锦生润等量2家票号1913年（民国2年）呈财政部文，它们在汉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自流井、宁夏等8处，兵乱中被抢现银1335896两，财物折银308570两，合计1644466两，每家平均损失13．7万两。
　　更为普遍和严重的是银钱行号被挤兑狂潮所迫而搁浅，因巨额贷款收回无望而陷入困境。这种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引发的信用危机，是清政府垮台对晋商的最大打击。在改朝换代、时局动乱中，许多手持钱票、银票者和存款者，纷纷兑取现银。北京协同庆、合盛元、志成信、大德玉等票号，因无法应付挤兑，经理与伙友相率逃跑，关门停业。上海“钱庄票号一百数十家，今只强存二十余家，官设之钱局银行亦复毁伤窒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临时大总统令》）。而票号贷款，除清中央政府、各省衙门的贷款已无主可收外，其余所有贷款，回收极为困难。如天津大德恒票号，1911年农历闰六月贷给和兴当铺1万两，到1914年只收回3000两，尚短本息1万余两；天津蔚丰厚票号折收债户地皮15处，计497亩，登报低价出售，变现相当困难。但只要尚未倒闭，存款户就纷纷提款，票号为维持自身信用，对小额存款照常还本付息，大额存款照付利息。
　　1913年（民国2年），志成信、合盛元、大德玉、其昌德、义成谦等5家票号关闭。大德玉为榆次常家的票号，常氏十三世常立教墓志铭称：“壬子（1912年）吾家骤落，京肆事尤棘手，族众推公往，癸丑公遂驻京，至甲寅秋，自以维持无术，谢归。”所指即大德玉票号关闭事。除关闭者外，当时晋中票号尚存19家，包括平遥帮蔚丰厚、蔚盛长、宝丰隆、蔚长厚、协同庆、百川通、蔚泰厚、新泰厚、天成亨、日升昌等10家，太谷帮协成乾、大德川、锦生润、世义信等4家，祁县帮存义公、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等5家。其中以平遥、太谷帮为主的14家票号曾于1913年10月分别禀呈国务院、财政部和农商部，后在1914年3月又派代表晋谒财政总长，请求维持挽救。呈文、奔波得到的答复只是不断重复的“热心慰劝”：“无论恤商保商，政府均应维持”，“政府对于维持之处，实具无限苦心”，但“惟值兹国家财政万分闲难”，难以设法，“现幸大局安固，各商号如能极力维持，保全信用，自能收效于将来”，让票号自己维持。与此同时，财政部却釜底抽薪，委任各票号请愿的首席代表范元澍（天成亨票号总经理、平遥县商务分会总理）从各票号中为国家银行招收伙友：“应即派令前往，切商各票庄老号，代选得力号友，荐送本部练习银行事务。”
　　晋中票号在向民国政府请愿的同时，还试图联合起来筹组银行。1912年（民国元年）到1913年，从各分号建议到各总号会议，最后决定结束票号，以股份有限公司性质联合创办商业银行，定名“汇通实业银行”，暂定资本300万元。在当时信用危机中恐招股一时难以奏效，拟向农商部借款，或由政府担保向外国银行团借款，均未能成功。后又催还山西西修筑同蒲铁路和筹组保晋矿务公司所欠各票号款本息约100万两，仍然因地方财政困难而毫无希望。最后请政府附入官股，又被拒绝。前后努力达4年之久，终于未能成功。
　　票号一蹶不振，挽救无望。1913年（民国2年）末所留19家票号中，到1921年末，只留下祁县帮票号三晋源、大盛川、大德通、大德恒4家，其余15家均已歇业，或倒闭，或改组，或处于清理过程之中。如合盛元票号，1913年歇业清理，“停利还本”，对债权债务的清理经过7年之久。截至1920年1月，仅祁县清理处，尚有存款111万余两和贷款117万余两尚未清理完毕。其奉天分号，歇业时有存款白银37万余两和银元7000余元，到此时尚留8000余两未还，贷款尚有23万余两未能收回。日升昌票号，在1913年9月有存款295万余两，贷款343万余两，贷大于存。但因合盛元倒闭后日升昌北京分号经理曾为其具保，1914年合盛元北京分号经理因债权人逼债而逃匿，日升昌北京分号经理在北京地方检察厅追索之下逃跑，累及日升昌平遥总号被查封，波及各分号，相继歇业清理。1915年经司法部批准，日升昌宣告破产，后应债权人之请求，暂免破产执行，令其继续营业，收账还账。1922年，又应债权人之请，撤销破产案，准其复业，在债权人监督下营业还债。到1932年，又改组为日升昌钱庄，总庄设平遥，只设北京分号，收撤其余各处分号，继续经营还债，直到1946年停业。自1914年票号歇业至1946年钱庄关闭，日升昌在半死不活的痛苦状态中苟延残喘了32年。太谷曹家的锦生润票号，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开业，大获其利，但兴盛不到10年，即遇辛壬之变，业务大量缩减。从1912年到 1917年10月，累计亏损147088两，只能宣布歇业。
　　在票号纷纷歇业之时，介休侯家“蔚宇五联号”中的蔚丰厚票号，于1915年报财政部批准，改组为蔚丰商业银行。蔚丰银行股份由原丰泰厚票号承担100万元，招新股达100万元（北京30万，天津30万，甘肃20万，新疆20万），于1916年（民国5年）5月开业。改组银行得以成功，是由于发起人和投资者中有袁世凯的五弟袁世辅和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因而取得政府支持。这个银行办到1920年，因内部空虚、周转不灵而倒闭。
　　1921年（民国10年）末未歇业的4家票号中，大盛川票号是旅蒙商号大盛魁所设，约于1929年左右歇业。三晋源是祁县城内渠源浈兄弟所开，光绪年间渠氏兄弟尚有家资三四百万。渠源浈性谨慎，喜窖藏，辛壬之变中得以拨巨款维持票号不倒，直到1935年左右。大德通、大德恒是祁县乔家所开，辛壬之变前后因经营谨慎，同仁协力维持，又能拨款维持信用而坚持不倒，并各设有8-10家分庄．保持一定经营规模．一直坚持到1940年。在日本侵略军整顿金融的暴政下，于1940年以东伙集股的方式，改为银号，总号设北京，分号设天津，继续营业，在北京金融业中仍处显要地位。1942年北京市钱业同业会建筑新会址时，大德恒、大德通被列为捐款银号碑刻的第一名和第四名。

　　二、四面八方受挫，不断向故乡退缩

　　晋中商帮在全盛时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并在中俄贸易中从恰克图深入俄罗斯境内。但在民国时期，却由于环境、形势的剧变和战乱而在四面八方受挫，只能不断向故乡退缩。
　　1、失去外蒙和俄国市场
　　1911年（宣统三年），外蒙古封建上层在沙俄策动下宜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政府”，驱逐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私自与沙俄签订非法的《俄蒙协约），俄国在外蒙取得了无税自由贸易权。1915年（民国4年）中俄蒙签订《恰克图协约》，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尽管如此，晋商在外蒙地区的贸易已大受影响。1919年外蒙取消“自治”，回归中国，但在1921年又宣布独立，1924年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废除对外条约和原有蒙钞，使晋商受到很大损失。在库伦经商的晋中商人大部退回。1926年，外蒙市场被彻底关闭，晋中旅蒙商彻底退回内蒙或故乡。
　　1917年（民国6年），俄国先后发生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由于时局动荡，沙俄时代的俄商破产，卢布贬值．使旅俄晋商受到严重损失。此后不久，俄国禁止了私商经营，中国旅俄商彻底退出俄境。1920年，阎锡山接见因发生“十月革命”而由俄返晋的商人时，汾阳商人代表说由俄撤出的晋商有1万人之多。
　　在外蒙和俄国的重大变局中，以经营中俄茶叶贸易和旅蒙贸易为重点的榆次常家、祁县乔家和渠家、太谷曹家，以及设在包头的大盛魁商号．资产损失很大，并失去了外蒙及俄国市场。
　　2、国内战火连年，晋商四面八方受挫
　　在1912年——1928年（民国元年至民国17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多次发生大规模的国内战争：1915年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1917年——1922年孙中山为维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专制而发动的三次护法战争，1920年吴佩孚、曹锟为从段棋瑞手中争夺统治权在京津地区发动的直皖战争，1922年发生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和1924年发生的第二次直奉战争，1925年以孙传芳为总司令的“东南五省联军”在上海、南京、徐州击溃奉军的战争，1926年到1927年国民革命军为推翻北洋军阀统治而进行的北伐战争。平均一年多时间发生一次大战。1927年到1937年间，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为统一全国、消除异己、镇压革命人民，又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史称“十年内战”。包括：1928年在山东、河北进行的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1929年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桂张（蒋介石与桂系、湖北张友奎）战争、蒋唐石（蒋介石与唐生智、石友三）战争，1930年发生的蒋阎冯桂（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桂系）大战（又称中原大战），以及从1930年至1933年蒋介石对中国工农红军的五次“围剿”。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十年内战才告结束。
　　从1912年到1937年（民国元年——民国26年）间发生的历次国内战争，性质各不相同。但就战乱对经济特别是商业的影响而言，都是极其不利的。上述战争发生的地域，包括中国的东部、西部、南方和中原，每一次战争都对当地的商业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给在当地经商的山西商人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而且对全国范围商品流通的大市场有着重大的不利影响。晋商在全国大大小小许多城镇开设的商号、钱庄等，或被抢被焚，或破产倒闭，或收撤逃回，大部分消失在遍及全国各地的连年战火中。
　　3、晋中商人在关东的残局
　　在1922年（民国11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虽然战火并未波及东北本地，但因张作霖为筹措军费，滥发纸币，待到兵败退回关东，奉钞大幅度贬值，几乎成了废纸，给东北的本地和外籍商人带来了重大损失。特别是以开当铺、钱庄、银号、账局等金融业为重点的晋中商人，损失更为惨重，店铺倒闭甚多。晋中巨商中的太谷曹家是在东北起家的，东北地区始终是曹家经营的一个重点方向，自然受害不浅。
　　日本侵略者觊觎东北已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军于1918年（民国7年）乘机侵占山东半岛和东北沈阳等地，此后逐步蚕食东北。1931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全境；1932年．扶植傀儡，建立伪满洲国，并对东北进行了奴役统治和残酷的经济掠夺。在“九·一八”事变后，有数以万计的山西西商人、伙友从关外逃回山西。据1933年7月1日截止的山海关报告，山西商人因东北沦陷，由关外返晋者已达17万人之多。晋商在东北的商业网点大部垮台，所剩无几。少数难以撤回的店铺，如太谷曹家的钱庄，也完全落人日军统治者的控制之中，名存实亡。

摘自《文史月刊》2006年第01——09期，作者：侯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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