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商帮兴衰记略第三章鼎盛第一节：进入鼎盛期的经济背景和主要标志

　　从道光年间开始，晋中商帮进入鼎盛时期，其显著标志是1823年(道光三年)首创票号，很快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帮“汇通天下”，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造成金融业和商业相辅相成、空前繁荣的局面。中经咸丰、同治两代，直到光绪末年，历经四朝，历时80余年。
　　这一时期，本来是清朝外患内乱交织，国力急剧衰退的时期。自1840年(道光二十年)发生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形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国内也先后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清朝的统治动摇了。为了挽救危亡，虽然先后出现过洋务运动和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但也无济于事。光绪之后，宣统仅维持了3年，便在1911年(宣统三年)发生辛亥革命，清朝灭亡，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也宣告终结。
　　晋中商帮就在这样的战乱和逆境之中，居然进入鼎盛时期，所创业绩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商人历来未有过的最辉煌的顶点，似乎令人不可思议。细究这一长达80余年的鼎盛时期，又可分作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道光、咸丰年间，可以作为晋中商帮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晋中商帮的兴盛，是中国商品经济和晋中商帮自身正常发展的延续和必然结果。其间虽有鸦片战争和国内战争等对商业发展不利的因素，但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市场空间大，晋中商帮虽然屡受挫折，然而终能趋利避害，医好创伤，继续保持发展势头。第二阶段是在同治、光绪年间，晋中商帮特别是票帮居然进入了极盛时期，经营规模之大和盈利之丰，前所未有。但其主要商机却来自时局的危机，包括：为清朝汇兑集聚向列强的巨额赔款；清政府因财政极度困难而不得不在票号存款生息和出息贷款，依靠票号发行国债；因洋货倾销而形成的国内埠际间的巨额汇兑业务及商业存贷业务等等。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晋中商帮深受其害，损失惨重，并曾挺身而出，发起保矿运动等爱国壮举。但因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时局危机也带来了巨大的特殊商机，使它的金融和商业呈现出了一种畸形的繁荣，潜伏着巨大危机的繁荣。晋中商帮进入鼎盛时期前、后相连的这两个阶段，从实质来看，有很大差别。前一段是自然发展的结果，正如日升昌票号著名的楹联所书，是“日丽中天”；而后一段却是畸形繁荣，是落日的辉煌。尽管从表面看是“极盛”，但反过来就是“盛极”，就会转化为盛极而衰，一落千丈。

第三章第一节：进入鼎盛期的经济背景和主要标志

　　一、晋中商帮的鼎盛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晋中商帮是全国性的商帮。它崛起之后，从道光年间进入鼎盛，是晋中商帮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清朝在加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局面下，采取各种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如安抚流民，减轻赋役，蠲免钱粮，赈荒救灾，“摊丁人亩”(废除人头税)；将明代“藩封之产”近20万顷土地无偿给予原耕佃农承种，永为世业，治理黄河、淮河、永定河，推广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这些措施，使农业生产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手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其生产规模、资金数额、雇工人数、技术水平、产品质量，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江南的棉织业、云南的铜矿业、景德镇的瓷器业都是全国闻名的产业。在晋商的故乡山西，采煤、冶铁、制盐、造纸等手工行业均有一定发展。在晋中，各平川县的棉纺织业、酿造业、粮食和食品加工业，介休的陶瓷和琉璃业，平遥的推光漆器，都相当兴盛。这意味着明代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有了进一步发展。就全国而言，先进的经济因素主要集中在长江和珠江的下游。就山西而言，尽管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但这种先进的经济因素也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州、县和行业中有所发展。
　　在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基础上，商品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显著发展。商品种类繁多，交换频繁，跨地域的贸易规模巨大。在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的地方，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业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全国性的流通贸易渠道和网点更加完善。有学者对鸦片战争前国内商品流通规模作了专门研究与测算，其中7种主要商品(包括粮食、棉花、棉布、丝、丝织品、茶、盐)的流通额就已达38762万两(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51页)。国际贸易方面，据现有资料统计，广州海上对欧美各国贸易进出口总值在1805—1806年度(嘉庆十年至十一年)就达到2351多万两，从1821年(道光元年)到1833年(道光十三年)基本保持这一水平。与1764年(乾隆二十八年)相比，增长了3倍。恰克图中俄陆路换货贸易进出口货值，1810年(嘉庆十五年)达到1316万卢布，1854年(咸丰四年)达到：1968万卢布，与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相比，增长了9—13倍。这就是晋中商帮在道光年间创办票号，商业和金融业全面大发展的经济背景。
　　在19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也就是咸丰末年到光绪年间，清政府中央和地方一部分官僚在严重的“内乱外患”形势下，鼓吹洋务运动，以求“自强”。“洋务派”的主要人物，在中央有奕沂、桂良、文祥，在地方官僚中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1861年(咸丰十一年)，清政府成立了以奕沂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外交事务，兼理洋务活动。同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制造弹药、炸炮等军火，为官办企业之始。此后，李鸿章、左宗棠等先后举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等军事企业，又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方式举办了一批轮船航运、煤矿开采、金属矿采掘冶炼、纺织、电报等民用企业。此后，陆续有商办企业在缫丝、碾米；制茶等行业中出现；后来推广到纺织、开矿等方面。这一背景，对晋商在光绪年间的活动也有重要影响。
　　
　　二、晋中商帮进入鼎盛时期的标志——票号的创立和迅速发展
　　
　　票号能创立的直接条件和原因，一是国内国际贸易发展引起埠际间频繁的大量的货币流通的要求；二是嘉庆道光年间由宁波商人创办的中国民信局网络提供了条件；三是晋中商帮积累了雄厚的资金，获得了诚信的声誉，并通过早已实行的总分号制、联号制在埠际间形成了经营网络。
　　晋中的第一家票号——也是中国的第一家票号，是1824年(道光四年)创办的平遥日升昌票号。它是在乎遥达蒲李家西裕成颜料庄的基础上改组而成的。当时，善于捕捉商机的西裕成颜料庄北京分庄经理雷履泰，看到银两流通量空前增大，依靠镖局运送现银风险大而成本高，又从已经零星办理的工商会票和字号捎办银两的事例中吸取了经验，产生了开办汇兑业务的想法，商得财东李家的同意，率先试办京晋之间的拨兑业务，随即又把西裕成颜料庄改为日升昌票号，在平遥设总号，陆续在各商埠设立14个分号，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使埠际间的货币清算以汇兑为主代替了运现为主，开创了中国汇兑业务的新时代。

　　日升昌票号创立之后，立即受到商界欢迎，短短三四年间，已被普遍接受。1828年(道光八年)，清江苏巡抚陶澍在向朝廷的奏折中就说道：苏州“为百货聚集之区，银钱交易全藉商贾流通，向来山东、山西、河南、陕甘等处每年来苏置货，约可到银数百万两，……自上年秋冬至今，各省商贾俱系汇票往来，并无现银运到”。(《陶云汀先生奏疏》卷二十二)票号业务激增，获利颇丰，商家纷纷仿效，开办票号。约在1827年(道光七年)左右，介休北贾村侯氏在侯培余主持下，将开设在平遥县城的蔚泰厚绸缎庄改组为票号，聘曾在日升昌任二掌柜的毛鸿翔为大掌柜，接着又将天成亨布庄、蔚盛长绸缎庄、新泰厚和蔚丰厚绸缎布庄也先后改为票号，形成阵势强大的“蔚”字五联号。在1830年(道光十年)之后，相继又有祁县郭源逢和张廷合办的合盛元，太谷负家创办的志成信(丝绸杂货庄改营)，平遥李家创办的日新中，以及广泰兴、承光庆、聚发源、会通源、三和世、隆盛长、万盛成、万成合、义兴永、光泰永等十数家票号相继诞生，形成了平、祁、太三帮票号，平遥帮11—14家，祁县、太谷帮各1家，并在平遥、太谷、祁县、京师、张家口、天津、奉天、济南、苏州、南京、杨州、清江浦、屯溪、芜湖、河口(江西)、汉口、沙市、长沙、常德、广州、重庆、成都、三原、西安、开封、周口等26个城镇设有总分号。
　　在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票号继续发展。咸丰年间创办的票号有：平遥协和信、协同庆(榆次王家)、百川通(祁县渠家)，祁县大德兴(后改大德通，乔家)、元丰玖(孙家)，太谷协成乾(观家、张家等)。同治年间创办的票号有：平遥乾盛亨(介休冀家)、谦吉升(平遥李家)、蔚长厚(平遥王家等)、其德昌(介休冀家)、云丰泰、祥和贞、义盛长，祁县三晋源(渠家，原为茶庄)、存义公(渠家，原为布庄)、巨兴隆，南帮票号阜康、天顺祥也创办于同治年间。光绪年间票号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期间创办的票号有：平遥松盛长、汇源涌(祁县渠家)、永泰庆(平遥毛家)、永泰裕(平遥毛家)、宝丰隆(介休乔家等)，祁县巨兴隆、兴泰魁、大德恒(乔家)、大德通(乔家)、大德源(乔家，原均为茶庄)、长盛川(渠家)、大盛川(大盛魁张姓等)，太谷三和源、大德玉(榆次常家，1885年·光绪十一年)、世义信、锦生润(曹家，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大德川(榆次常家，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另有太原巨兴源(创办年代不详，1884年·光绪十年歇业)、义成谦(阳曲张家创办，年代不详，1913年歇业)。从道光末年到光绪末年，上述票号中屡有歇业者，但直到1911年(宣统三年)，山西票号仍然实存26家(另有南帮票号2家)。在票号增加的同时，设有分号的城镇陆续增加了汕头、赊旗镇、洛阳、打箭炉、自流井、雅州、泸州、巴塘、拉萨、宁夏、黑龙江、吉林、长春、锦州、赤峰、热河、多伦、获鹿、镇江、周村、安东、济宁、亳州、徐州等地方，到清末共扩展到93个城镇，其中重点城镇50个。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秋，合盛元票号还去日本神户设立了分号，接着又在横滨、大阪和朝鲜仁川设立了账所，开创了中国银行业到海外设行的新纪元。
　　票号的创立和发展，是晋中商帮最辉煌的业绩，也是它与省内外各个商帮相比最大的特异之处。其营业额之巨，获利之丰，自然也非普通商业可比。票号的创立和迅速发展，是晋中商帮进入鼎盛期的显著标志。

摘自《文史月刊》2006年第01——09期，作者：侯文正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07-12-09 )

太原道 >> 晋商文化 >> 晋中商帮兴衰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