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商帮兴衰记略第三章第三节：茶商在中俄恰克图贸易中的曲折道路

　　一、道光、咸丰年间是晋中茶商的黄金时期
　　据姚明辉著《蒙古志·贸易》所引来自沙俄税关的统计，中俄贸易进出口货值，1755—1762年（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七年）7年间平均每年为713667卢布，1792—1800年（乾隆五十七年至嘉庆六年）8年间平均每年为4640452卢布，而到1824—1833年（道光四年至十三年）9年间平均每年为10642022卢布，1840—1849年（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九年）9年间平均每年为9365534卢布，1850—1859年（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九年）9年间平均每年为8068767卢布。道光、咸丰年间中俄贸易货值不但比乾隆前期增长10倍以上，而且比嘉庆年间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中俄贸易货值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茶叶出口量的迅速增长。在乾隆年间，恰克图贸易中方出口的商品主要是棉织品和丝绸，其中以土布为主，占85%—90%，茶叶比重很小。如1755年—1762年间，每年平均出口茶叶货值为48048卢布，仅占进出口额的6%—7%。到19世纪上半叶，特别是进入道光年间，中方输出商品已变为以茶叶为主。1798—1800年（嘉庆三年至嘉庆五年）平均每年出口茶叶5—7万普特，1801—1830年（嘉庆六年至道光十年）每年平均为14.3万普特，1850年（道光三十年）达到30万普特，50年间增长近5倍（李康华等《中国对外贸易史简编》）。
　　俄商在中国直接大量购茶是从同治年间开始的，1868年（同治七年）俄商购茶只占华茶出口量的0.86%，此后才开始迅速增长。因此可以说，在道光、咸丰年间恰克图华茶出口几乎全部是由中国商人也就是晋商承担的。
　　俄国人瓦西里·帕尔申著的《外贝加尔边区纪行》记载了1838年（道光十八年）山西茶商在恰克图的商号经销茶叶的情况，记录了32个商号或商人，一年内经营茶叶83147箱，其中花茶33744箱，粗茶12679箱，茶砖4724箱，茉莉茶砖32000箱，规模相当大。又据《中国对外贸易史资料》载，1837—1839年（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恰克图每年平均销往俄方茶叶8万箱，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增加到12万箱，约折1240万卢布。当时，恰克图对俄输出额占全国输出总额的16%—19%，俄方恰克图对华贸易占其外贸总额的60%。
　　当时在恰克图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出超地位。恰克图原本是换货贸易，但中方出超，俄商不得不以白银结算货款。起初因为沙俄禁止白银出口，俄商用粗制的银器以“工艺品”名义代替。1858年（咸丰八年）俄国政府开始允许以白银交易。这一年，据俄国恰克图税关统计，俄方出口总值为1086394英镑，其中商品值为858554英镑，白银值为227840英镑（莱温斯特《在黑龙江流域的俄罗斯人》）。
　　
　　二、茶商在两湖交界地区开辟新货源地并自设制茶工场
　　山西茶商的货源地，包括了所有的茶叶主产区。清代前期，主要是去福建武夷、湖南安化、浙江建德、安徽霍山一带采购茶叶。当时的“茶叶之路”，从武夷山脚下开始，运至福建崇安县下梅镇茶市成交，走陆路运到江西省铅山县，经信江入鄱阳湖，再转长江水运到汉口，由汉水运至襄樊，转唐河而北上至河南赊旗镇、朱仙镇等地，由此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入太行山，再经晋城、长治出祁县子洪口，然后在鲁村换畜力大车经太原北进，再出雁门关至大同或杀虎口，再到张家口或归化，换骆驼运至库伦、恰克图交易后，再运至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及西伯利亚，或从杀虎口经包头西行，至甘肃安西进入新疆哈密、伊犁等地。这条联通欧亚大陆的“茶叶之路”，全程近5000多公里，水陆转运约需3个月，足以同唐宋元明的“丝绸之路”相媲美。后来，由于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激增，为缩短贩运路程，需要开辟较近的茶区。湖北蒲圻县的羊楼洞和湖南临湘的聂家市一带是天然的种茶良区，同南方其它地方一样，早已产茶，晋商涉足这一带可能也较早。但晋中茶商派人指导这一带农民大规模种茶，并自设制茶工场，压制砖茶，却在嘉庆、道光年间。据道光《蒲圻县志》记载：“每岁西客于羊楼司、羊楼洞买茶，其砖茶用白纸缄封，外粘红纸，有‘本号监制，仙山名茶’等语。”特别是在咸丰年间，太平军与清军在长江中下游一带长期作战，阻断了到江苏、福建、江西等地的茶路，两湖交界的蒲圻、临湘一带更成为山西茶商的主要货源地。
　　
　　三、在与沙俄茶商的不平等竞争中顽强奋斗
　　在鸦片战争之后，沙俄是强迫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最多的国家。如1851年（咸丰元年）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1858年（咸丰八年）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1859年的《黑龙江通商条规》，1860年的《北京续增条约》，1862年（同治元年）的《陆路通商章程》，1869年（同治八年）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1881年（光绪七年）的《伊犁改订条约》，都是直接与经济贸易有关的条约。沙俄为扩大其经济掠夺，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沿海、沿江、沿边及内陆20多个商埠自由贸易和大幅度减免商税的特权。俄商在中国边界百里以内贸易，到蒙古各部、各盟贸易，均可免税；俄商赴津路经张家口可酌留二成货物销售，“按税则三分减一”，等等。
　　俄商大批进入中国，贸易路线由咸丰以前的恰克图一路，扩展为四路。“五口通商”后，新开了海上航运线，西行抵波罗的海；1872年（咸丰十一年）后，又开了自中国沿海北上海参崴的航运线。自1879年（光绪五年）始，又开了一路：自汉口西北行，出嘉峪关，到达西悉毕尔。俄商还直接深入产茶区，设栈收茶，并在汉口、九江等地自设机制砖茶厂，不仅销回俄国，而且运销到英法各国。
　　从同治年间起，俄商经营中国茶的数量急剧上升，在出口华茶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1868年（同治七年），俄商在华直接购茶13251担，占华茶出口量的0.86%；次年便增至111888担，占到华茶出口量的7.2%；1871年（同治十年），购茶317285担，占到16.8%；1875年（光绪元年），购茶403967担，占到20.5%；1888年（光绪二十四年），购茶920110担，占到32.65%；1894年（光绪二十年），购茶834165担，占到40.02%；次年又上升为974400担，占到52.22%。此后直至清朝灭亡，俄商每年在华购茶量基本维持在90万担以上，在华茶出口总量中所占份额，曾有6个年头（1898、1906、1907、1908、1909、1910年）超过60%。
　　正是在这种不平等竞争中，晋中茶商遭受严重打击。历史资料的描述是：“及至俄国通商后，所有大宗茶货，俱有俄商自行贩运，悉皆照章免税，内地商贾渐多歇业”（清度支部档，张家口关监督启约呈文）；“俄商在汉口开设洋行，将红茶、砖茶装入轮船，自汉运津，由津运俄，运费省俭，所运日多，遂将山西商人生意占去三分之二”（《刘坤一遗集》）。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恰克图贸易逐渐衰落。在这种情况下，忻州商人程化鹏等上书理藩院，请求准许商民贩运茶叶进入俄国，与俄商直接贸易。清廷为阻止沙俄提出在张家口通商的要求，决定“将恰克图商务设法经理”，同时允准商人“假道该处，赴西洋诸国通商”。于是晋中商人又深入俄境，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乌、巴尔古比、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乌丁斯克、伊尔库茨克等城镇开设字号或分号。
　　清代晋中茶商分为“内茶商”和“外茶商”。内茶商主要经营茶叶收购、加工、运销，销售对象以张家口、杀虎口、归化、包头等地的外茶商为主，卖出茶叶，收回银两，不直接与蒙俄商民从事交易。祁县乔家的大德兴、大德诚就属于这一类。外茶商或直接到茶叶产地收购、加工茶叶北运，或从内蒙商手中批发接货，再经长途贩运，在恰克图及蒙古、新疆直接与俄商和蒙古等少数民族进行贸易，多为以物易物。外茶商以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榆次车辋常家和太谷、祁县人合开的大盛魁为代表。常家在恰克图于乾隆年间开设大德玉，1826年（道光六年）开设大升玉，1840年（道光二十年）开设大泉玉。之后，在与俄商竞争不利的条件下，常家顽强坚持，又于1866年（同治五年）增设大美玉，1879年（光绪五年）增设独慎玉，形成了“玉”字五联号，独慎玉还在莫斯科等地设立了分号。大盛魁则创办了大玉川、大昌川两家著名茶庄，与祁县渠家创办的长裕川、长盛川茶庄并称“两大”、“两长”。这4家名店销售的砖茶均以“川”字为标记，久负盛名，备受蒙俄人民欢迎。清廷对这4大茶庄，特授“红龙票”，给予保护。
　　直到清末民初，在恰克图坚持下来的商号还有20余家，较大的商号除常家经营茶叶的五联号之外，还有汾阳牛允宽的璧光发，创办于光绪年间，经营皮毛为主，店铺设于莫斯科、恰克图、库伦；太谷曹家的锦泰亨，经营绸缎布匹。另外，还有汾阳王庭荣的祥发永和榆次史家的恒隆光。

摘自《文史月刊》2006年第01——09期，作者：侯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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