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商帮兴衰记略第一章成长第三节：明代晋中商人在晋商中的地位

　　一、汾州、太原两府商人的总体实力和知名度不及平阳、泽潞商人
　　晋商在明代即已称雄全国商界。但在晋商内部，却是平阳商人居于首位，泽潞商人次之，他们以“豪商大贾甲天下”的实力和声誉，理所当然地成为晋商的主体商帮或代表性商帮，为全国公认。在明代前期，晋中一带汾州、太原两府的商人才开始登上全国性商业舞台，处于成长时期，不仅亚于平阳、泽潞商人，甚至还逊于大同商人。在明代后期，晋中商人以汾州府边商领先，逐步在北部边地贸易中形成自己的优势，并已经在晋商内部崭露头角，为人清之后跃居晋商首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据《长芦盐法志》卷二《沿革》记载：“明初，分商之纲领者五：曰浙直之纲，曰宣大之纲，曰泽潞之纲，曰平阳之纲，曰蒲州之纲。”这一记载中所谓“纲”者，是长芦盐商中以籍贯区分形成的一种早期行帮形式。盐业是当时国内最重要的商业，长芦盐是重要的盐区。长芦盐商5纲中，包括宣(宣化)大(大同)在内，山西占了4纲，可见晋商在全国的地位。但其中却没有汾州、太原，同样可见明初晋中商人在晋商中并未占据重要地位。
　　长芦盐商如此，两淮盐商的情况如何呢?晋商研究专家黄鉴晖在《明清山西商人研究》一书中，列举了他从各种资料中收集到的山西盐商寄籍扬州府有名姓可查的名单，共列23人。除仅知其籍贯为山西者5人外，其余18人中，平阳府有5人，大同府(含云中)7人，太原仅有1人，连同代州3人在内，也只有4人。
　　同书载有从各种历史资料中收集到的明代到全国各地经商的山西商人姓名、籍贯以及活动范围，共计30人。按籍贯划分，属平阳府(蒲州、绛州、解州、永乐、太平、临汾、襄陵)的17人，占56．67％；属潞州、泽州(长治、高平、凤台、阳城、沁水)的7人，占23．33％；其余属于大同府(云中、右玉)的2人，宁武府(五寨)1人，太原府(清源、盂县)2人，汾州府1人。
　　明代山西多次发生灾荒，富家捐赈在1000石以上者，雍正《山西通志》共记载了24人。这24人中，有12人是平阳府蒲州、绛州、猗氏、河津、夏县、襄陵籍的，占到一半；其余12人中，岢岚1人，属于泽潞地区的共6人，属于汾州和太原两府的交城、太谷、乐平共5人。
　　会馆的建立是地方性商帮发展的表现之一。明代京师建立会馆始于嘉靖、隆庆年间，万历年间增多。有资料传世的明代在京师所设的地方商人会馆，共有9所，其中山西商人创建的有5所，占到55．56％，其余为浙江商人2所，陕西、徽州商人各1所。在山西商人创建的5所会馆中，平阳府(临汾、襄陵)3所；潞安府1所；汾州府1所，为平遥人创建的颜料会馆。
　　以上情况说明，在明代，平阳、泽潞商人外出经商人数多，富户多，势力大，同平阳、泽潞“富商大贾甲天下”的记述是相符的，而晋中商人则稍逊其后。
　　
　　二、著名商人和商人家族多在平阳
　　
　　再从明代山西著名商人和商人家族的情况看，也同样说明当时晋商的主体商帮是平阳商人。
　　平阳府蒲州张氏家族和王氏家族，是互相联姻、显赫一时的两个官商大户。张氏在元代由解州盐池之南迁居蒲州，传到张允龄，服贾远游，足迹半天下，以商起家。其子张四维于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考中进士，历任编修、翰林学士、吏部侍郎；张居正为首辅时，于1575年(万历三年)引荐他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人赞机务；1582年(万历十年)张居正卒后，他出任内阁首辅，次年以父丧归。张四维之父张允龄及其弟张四教经营盐业，大获其利，家至巨富。
　　张氏的姻亲王氏是明初由汾阳迁居蒲州的，传至王馨，官居邓州学正，其子王现、王瑶兄弟都是以商起家，贸迁四方。王瑶在正德年间“复货盐淮、浙、苏、湖间”(韩邦奇《苑落集》卷五)，成为两淮大盐商。王瑶生三男五女，长子王崇义继承父业作盐商，次子早逝，三子王崇古于1541年(嘉靖二十年)中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陕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右副都御史，以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他的二姐嫁给长芦盐商张允龄，即官至首辅的张四维之母。也就是说，总督宜大山西军务的王祟古是曾任首辅的张四维之舅。
　　王祟古、张四维舅甥一个在外掌握重兵，一个在京担任重臣，内外呼应，家族势力很大。1570年(隆庆四年)，俺答孙把那汉吉请降，王祟古力主以此为契机与俺答议和互市，尽管朝中有不少大臣反对这一主张，但经过张四维活动张居正，最后还是获得朝廷批准。“议和互市”，有利于边境安宁，但也代表了商人利益，这同他们家族经商的背景是分不开的。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张、王两家不但控制河东盐，而且还分别控制长芦盐和两淮盐，自然可获大利。御史郜永春视察河东盐运，“言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指四维、崇古为势要”(《明史》卷二一九《张四维传》)，反映的确属真实状况。
　　张、王两大家族，在商界和官场的势力还远不止此。张四维的祖姑父沈廷珍，也是“南帆扬越，西历关陇”的大商人。张四维二弟张四端妻李氏，其祖父李季曾在“兖豫之间从商”。张四维五弟张四象，前妻王氏、续妻范氏均为商人之女，范氏祖父范世逵是著名盐商。张四维之子张定征的岳祖父杨溥曾任兵部尚书，张四维之女嫁内阁大臣马自强之子马悙，而马自强之弟马自修又是陕西的大商人。王崇古长姐所嫁侨居蒲州的沈家，也是几代为商。总之，蒲州张氏和王氏，是在官场和商场均有极大势力的官宦集团和商人家族。
　　明代平阳府还有许多著名商人，如沧州盐商展玉泉，长芦盐商王海峰，专门在甘肃一带经营粮草、输粮换引的范世逵，一直在西北经营的曲沃富商李明性，在辽东经商的安邑人王玺，活跃在吴越冀豫间的席铭等。
　　泽潞的著名商人和商人家族虽比平阳少，但已有一些手工业和商业大户。如“潞之西山之中苗氏者，富于铁冶，业之数世矣，多致四方之贾”(清代唐甄《潜书·富民》)。阳城县铁冶最为发达，因此其居民世代客居外地推销铁货者甚多，李、杨、曹、徐均为贩铁大户，活跃在豫、鲁、青、察、鄂等地。其中李氏思孝在开封、周口、亳州、曹州等地皆有铺户，积累资产达白银数十万两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第一章)。
　　相比之下，汾州、太原两府在明代还很少见到这样著名的商人和商业世家。前述介休张原范家、北辛武冀家、祁县渠家、榆次聂店王家在明末虽已开始发迹，但真正成为著名商人和商业世家是在人清以后。至于清代晋中富甲一方和名噪一时的许多巨商，如榆次常家、太谷曹家、祁县乔家、平遥李家、介休侯家、灵石王家等等，直到明代末年，或尚处在穷困之中，或自耕自食，或肩挑担负，开始小本经营，总之，在明代均尚未起家。
　　
　　三、晋中商人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和发展的潜力
　　
　　在明代同样的历史背景和共同商机面前，晋中商人滞后于平阳、泽潞商人，并非偶然。
　　与平阳相比，晋中的自然条件和发展基础相对要差。在元明之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一直在长安、洛阳一带，平阳距这些地方较近，又是华北、东北和蒙古通往长安、洛阳等地的交通要道，历史上发展水平一直领先于晋中。平阳沿汾河、黄河一带，农业生产条件优于晋中，是棉、麦产区。平阳又有河东盐池，一直是中国重要的产盐区之一。在明代前期，平阳战事较少，社会环境也比晋中安定。总之，在明代，平阳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商品生产发展程度高于晋中，居全省之首。明人张瀚说：山西“所辖四郡，从太原为省会，而平阳为富饶。……独蒲坂一州，富庶尤盛，商贾争趋”(《松窗梦语》)。以这一基础，再加上明代最重要的商机在于开中、马市和北京的发展，而平阳府由于王崇古总督宣大山西军事，拥有开中的优势，又由于曾大量移民京师等地，在商业上自然会占尽先机。特别是蒲州商人，依仗张四维、王崇古的政治势力，发展起家族式商业集团，形成了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环境和气候。这些，都是晋中商人难以企及的。
　　泽潞与晋中相比，主要优势在于商品生产相对发达。泽潞的煤铁和丝绸，不但拥有资源优势，而且生产历史悠久，技术成熟，产销量很大。有学者考证和研究，明代山西全省铁产量不仅超过本省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水平，而且名列世界第一。其中重点产铁区就是泽、潞。明代天顺年间，阳城“每年课铁不下五六十万斤”(《明英宗实录》卷三二九)，按明代铁课“每三十分取其二”(《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六)的税率计算，当时阳城年产铁达750—900万斤，相当于明初山西全省产铁量的七八倍。在冶铁基础上大量生产农具、铁锅等各种商品，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潞安府又是明代北方丝绸业的中心，潞绸机户主要分布在长治、高平。明人记述“登机鸣杼者奚啻千家，其机则九千余张” (顺治《潞安府志》卷一)，产量估计在10万匹以上，且质地精美，“潞城机杼斗巧，织作纯丽，衣被天下”(郭子章《郭青螺先生遗书》卷十六)。泽、潞二州的铁制品、丝织品等，在边贸和全国市场上都广有销路，必然会推动商业的发展，形成地方性商业的传统优势。晋中汾州、太原两府，手工业生产虽然也有一定发展，但难以与泽、潞匹敌。
　　晋中商人在明代发展虽然滞后于平阳、泽潞商人，但毕竟已经成长起来，正在逐步壮大。特别是明代后期，晋中商人没有与平阳、泽潞商人在他们已拥有的优势领域中竞争，而是从自身条件出发，大批走向边地贸易，成为一种蓄势待发的最大潜力。这种潜力恰逢人清之后的历史性机遇和出现在北方口外、关外的最大商机，便捷足先登，迅速发展为强大的旅蒙商、关外商、西路商和中俄边贸商，把平阳商人和泽潞商人抛在了后头。

摘自《文史月刊》2006年第01——09期，作者：侯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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