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商帮兴衰记略第四章第二节：在故乡本土和内蒙的生存延续

　　从1912年民同建立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全国内战连年，但在山西、内蒙（民国中曾分设为绥远、察哈尔两省）这片土地上，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争，成为遍及全国的战争灾难的一方幸免者。山西是晋中商帮的大后方，与山西相连的绥蒙又是晋中商帮长期经营的重要基地。因此，晋中商帮赖此得以继续生存和喘息，尚未全军覆没。

　　一、晋中本土商业和金融业的恢复性发展

　　晋中地区本土的商业和金融业经过辛壬之变的损失之后．随着局势的稳定，又有了恢复性发展。
　　太谷县内的钱庄，1914年（民国3年）只剩2家，1919年增加到5家，到1935年增加到10家。太谷的新型银号多设于20世纪30年代，据1931年统计，共有银号8家，资本25．7万元；存款206万余元，放款176万元，分别占全县银钱业的44．9％和42％。汇兑银钱居于首位，通汇地点有京、津、绥远、张家口等地，相当于缩小了规模的小型票号。商号、旅店也逐步恢复。到1936年．全县从商者2094户，从业人员 8631人，资本总额526万余元，向外地批发业务占到经营总额的80%以上。太谷城内有旅栈34家，饭铺14家，饼面、糕点铺23家，是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太行范村发展为一个重要商镇，有坐商157家，商业资金28．5万元。此时的太谷商人中，有蹶而复振者，如西庄村武，1919年赵昌晋撰《清封恭人武母杨恭人墓志铭》记述：“自道、咸、同至清季以及今日者，太谷商业被毁者十之八九……大都一蹶不振。……太谷城南门外西庄村武氏育堂公家，独能蹶而复振，且能屡振屡蹶而终归于振。”武家在甲午战争时，“商业在东省被其害”，不久“宣化商业又经亏损”，后来终于兴复。“民国始创……商业又大覆，情事复杂，讼狱迭兴，—时困难，有甚于从前所经者”。但经过顽强努力，终于又有了转机，“未几，商业则乘势得时，纷排嚣息，变逆为顺，大见发达，几可望仍武氏当年旧局”。太谷商人中也有新兴者，如孔祥熙，1915年在县城内成立裕华商业储蓄银行，1921年（民国10年）总行迁天津，在上海、太原设分行；1918年，在太谷城设祥记公司，在天津设分公司，包销美国亚西亚煤油、壳牌汽油和英国洋碱。
　　祁县茶庄、粮行、烟行、药材行等均有恢复。1918年（民国7年）后，大玉川茶庄曾连续3个账期每股
　　分红利4000两左右（共20股）。从1917年起，祁县陆续开设5家银号，其中有乔家堡乔在中堂新办的宏晋银号和溥晋银号。
　　平遥在1918年有商业户1380户，各行俱全。1935年，钱庄恢复到9家，存款126．5万元，放款117．92万元，汇出217．75万元，汇入216．68万元，同时还有中孚银号等。
　　介休的情况与祁、太、平类似。从1915年（民国4年）九华银号创设开始，相继创设了兴华、崇兴、大生永、介福银号。1918年，下李村侯大镐开设和合昌钱铺，股本3600元，到1936年资金已达25万元，存贷款户达5000家。1921年，县内有当铺20家，质店10余家，小押当数十家。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全县坐商发展到528户，其中百货业45户，杂货业38户，粮食业23户，药材业19户，饭栈业23户；另有小摊贩 357户。
　　汾阳在1920年（民国9年）前后有钱铺、银号18家，商号600余家，其中县城内300余家；全县经商从业人员36369人，占到从业人口的28．8％。汾阳核桃经天津出口，每年不下千吨。
　　孝义全县在1936年（民国25年）有商号203家，其中县城为135家，有钱庄10余家，账局5家，当铺6家。
　　榆次在正太铁路通车（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之后，在交通和经济上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进入民国，在地方局势刚刚稳定之时，榆次商人就开始活跃起来。大张义村宋贵森在清末经商发迹于直隶古北门的八沟。1913年（民国2年），其三子宋启英接收了聂店王家转手的庆成当，改名永裕当。不久，宋家的“吉”字号店铺发展到10家，包括吉生庆等2家钱庄，1家当铺，2家粮店，2家花布庄，2家货栈，1家木店。1919年，宋氏兄弟又集股开办了“榆次义聚煤油公司”。1921年，商界新秀宋启英担任了榆次商会会长。类似宋启英这种情况，还有东阳镇赵家和秦家，在“七七事变”前各有商号近百家。1930年，榆次私人银号达到28家。1935年，榆次从石家庄进货176万多元（以消费品、杂货居多），销往省内外货物总值达 502万余元。当时山西全省有大型货栈业37家，榆次占了7家，排在大同之后，位居第二。据民国（榆次县志）统计，“七七事变”前县内城乡共有商号695家。
　　阳曲县治所在的太原城，1921年（民国10年）有钱铺、银号18家，商号600多家，比1912年增加130多家。太原县城晋源镇，在1933年有商号147家，形成了晋源、晋祠、小店、北格4个各具特色的商业集镇。1935年，清源、徐沟两县商号共有200余家。
　　长期以来，外出经商从业人员多而境内商业不发达的文水，变化更为明显。1883年（清光绪九年）编纂的（文水县志）记述：“文邑本非繁富之区，又与交、祁、平、汾接壤，殷实之户，悉交易于邻邑，境内无多商贾，平居一箕帚之微，无从购置，惟恃有庙会……。”1909年（宣统元年）编纂的《文水县乡土志》记载，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文水经商人员13974人，约占成年人的1／5，仅在京经营干鲜果的就有 2000余人，但境内坐商不足百户。到1933年（民国 22年），文水县内商铺达到190家，从业人员1146人，商品输出输入都逐年增加。1925年全县输入商品（棉花、布匹为主）总值66．5万元（银元），输出商品（米粮、皮张为主）总值10．9万元。到1935年（民国 24年）输入总值增长到76．8万元，输入总值41．3万元．分别增长了15．7％和79％。
　　地方商业发展速度更快的是平定，因其位于正太铁路线人晋的咽喉地，再加上阳泉煤炭和荫营、三泉等地铁货生产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商业的迅速发展。1933年（民国22年），平定商号家数在全省各县中占到第一位，达到1003家，从业人员4043人，资本40．28万元，分别占全省的4．5％、2．9%和1．6％。

　　二、积极投资兴办近代工业

　　阎锡山在山西执政初期，主张“山西的实业，不能不办，也不能专靠官办，必须人民负责自动办理”（《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从1912年（民国元年）到1930年中原大战之前，形成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山西的民族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晋中商人中投资兴办近代工业者也多起来。
　　在晚清创办的保晋矿务公司，进人民国后有了较大的发展。公司以平定为中心，在大同、凤台（泽州）、寿阳设立了分公司，北京、上海、汉口设有办事处。总经理在渠本翘之后，先后有刘笃敬、崔廷献、常旭春继任。常旭春是榆次常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任总经理之职达15年。公司煤产量1911年（宣统三年）曾达13．3万余吨，1912年（民国元年）因受时局影响产量下降到7万吨；1913年恢复到12万吨；1916年即超过1911年产景，达到15万吨；到1924年达到36万吨。公司煤炭从1917年开始出口．当年出口量为 1707吨，在1923年增长到44748吨；1924年有所下降，仍保持30032吨。除了保晋矿务公司之外。在晋中开办的采煤企业还有：1914年刘公衡、冯庆甫、刘照文、史北兰合资筹办的汾阳煤炭公司；1917年韩文仁集资开办的太原西山天成煤窑，太原晋祠柳子沟人贾绪与阎锡山炮兵司令荣立黑的本家“荣瞎子”在当地开办的晋丰煤炭公司。
　　纺织业方面，在1915年（民国4年），平遥公益生织布局率先引进铁织布机，开始生产机织棉布。乎遥在清代道光年间，就有1450多人从事手工棉纺织业，此后继续发展。到1934年（民国23年），全县棉纺织户达到1．5万户，成为全省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县份之一，其中应有不少小型机器纺织的小型家庭工厂。大型纺织工厂的创办以晋华纺织厂为发端。1917年，商人贾俊臣、徐秉臣、郝星三等3人与山西省银行经理徐子澄、财政厅长崔文征及榆次大财主赵鹤年联合，筹措资金150万元，在榆次设立了晋华纺织有限公司。到1930年，资本增至400万元。1931年，纱锭总数达到41744枚，主要产品桐叶牌16支棉纱和三环牌20支棉纱产量达到16992包（件）。1922年，太谷创建了生产花格布的源亨纺织厂。1927年，以徐子澄名义筹建的晋生染织厂在太原落成，太原华丽绒厂、祁县益华染织厂也相继建成投产。1929年，创办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的祁县益晋织布厂更名为益晋电气染织厂，股东400余家，职工近千人，有电动织布机200余台，拉宽机、烘干机、压光机、漂淋机以及印染设备厂应齐全，形成了织、漂、染一条龙流水生产线，月产棉布630匹，还可生产毛巾、袜子、卫生衣等针织产品。其投资总额在当时全国纺织行业中排名第二位。
　　冶铁业和铁器制造业方面，1916年（民国5年）创办了阳泉保晋铁厂，1926年8月正式生产，日产生铁15吨左右。从1912年到1926年，在太原先后兴办了万顺铁厂、义成铁工厂、协同机器厂、聚丰五金机器厂。到1930年（民国19年），太原的私营机器铁工厂已达11家。在平遥也创办了聚兴铁工厂。
　　电力工业方面，1924午（民国13年），榆次商人、留日学生宋启秀创建魏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1932年发电42．9万多度。1923年，太谷商人潘轶群开办太谷电灯公司，1929年改名太谷同记电灯股份有限公司，1935年拥有25千瓦和50千瓦发电机各1台，照明用户达495户。这一时期，平遥商人赵鸿猷兄弟还开办了金井电灯公司。
　　轻工业方面，1917年（民国6年），平遥商人赵鸿猷、赵鸿谟兄弟联合票号、银号商人创办了金井火柴公司。1924年（民国13年），汾阳冀氏又创办了昆仑火柴公司。机器面粉业是随着电力工业发展起来的，先后创办的面粉厂有太原晋丰面粉公司、榆次魏榆面粉公司、平遥晋生面粉公司。祁县裕生源机器磨坊、涌泉源机器磨坊和阎维藩投资的机器磨坊也相继建成，裕生源磨坊年加工小麦4800袋，产值1．34万元。1921年，清徐县建成第一个规模较大的私营工厂——益华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到1930年前后，山西全省民办近代工业投资已达1200万元（银元）左右。
　　1930年（民国19年）中原大战后，阎锡山一度下野，开始筹划建设西北实业公司。1932年，阎锡山复出，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提出“造产救国”，制定“十年建设计划”，1933年开始实施，所谓“公营事业”即官办经济迅速发展。在金融方面，通过改组山西省银行，开设绥西垦业银号、晋绥地方铁路银号和晋北盐业银号，并由四银行、号共同设置“实物十足准备库”，垄断了山西的金融。在修筑同蒲铁路的同时，1933年8月成立西北实业公司，由于它“官办”的特殊地位和各种优惠，次年就初具规模，到 1937年“七七事变”前，公司所辖工矿企业已达33个，发展成为包括钢铁、燃料、电力、机器、化学、建材、纺织、兵工、造纸、卷烟、火柴、皮革、面粉等在内的拥有2万多员工的大型企业。西北实业公司对形成山西的工业体系和增强实力具有积极意义，但它采取各种手段对私营工业实行排挤和打击，使1930年以前出现的私营近代工业蓬勃发展的局面一去不复返。

摘自《文史月刊》2006年第01——09期，作者：侯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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