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作为一个政区，从明代开始就固定下来了，这是因为它与邻近三省有着天然的地理界线：东面以恒山、太行山与河北省为界，东南及南面以太行山、黄河与河南省为界，西面以黄河与陕西为界。只有北面的天然界线不明显，而从先秦时期就有人工建造的长城横亘于此，也就成了与内蒙古地区的界线。不过山西省南北较长，跨纬度六度，寒温差异较大，在文化风貌上，也呈现出南北的不同，大致晋中、晋南属中原文化区，晋北为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交接地区，这在古代社会更为明显。
在前面介绍三晋远古文化时，曾经谈到气候变迁对于经济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后世依然存在，反映在地域文化上，便是中原文化区与北方文化区的界线，随着寒温的变化而南北推移。根据竺可祯《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我国自仰韶文化以来，较冷的时期有：西周中期；东汉时开始转冷，到南北朝更寒冷；宋朝时，11世纪初较冷，12世纪加剧转寒；13世纪末（元朝时）转寒；17世纪，尤其是后半叶（清初）寒冷。如果我们把这些气候变迁的情况，与古代的历史对照起来看，就会发现，几次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入侵或内居，都是在气候较冷的时期，由此便带来游牧区向南推移的变化。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北方民族能否实现入侵或内居，还与中央王朝同北方民族的力量对比及各自的政策有关、力量对比、各自政策与气候变迁之间相互影响、制约的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还有待继续研究。这里想要说的是，在这两种文化的碰撞、冲突、融合的过程中，由于三晋地区处于两大文化区域的交接处，因而对于三晋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晋地区是我国人类祖先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晋南更处于中原文化的中心地带，因而积淀了丰富而深厚的文化素养，并长期保持着领先地位，这使它能够以黄土大地般浑厚而广阔的襟怀，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并逐渐吸收、融合，又进一步促进了三晋地区文化的发展，由此，也形成了三晋文化富于开放、善于吸收、融合的特色。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都落后于中原地区的文化，因此，北方文化的传入，也给三晋文化的发展，带来一些起阻碍作用的因素；同时三晋地区的文化，也受到来自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封建王国的巨大影响，特别是近代外国资本主义文化进入我国时，清政府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境内各地区的文化，都受到直接的影响。三晋文化在这两方面的影响下，其开放、吸收的特色，到近代渐趋泯灭，或者说已让位于沿海口岸地区了。
民族融合的熔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今天的50几个民族，也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发展形成的，不仅有互相间的学习、吸收，也有相互间的融合。以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来说，在其形成之初就融合了一些“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少数民族，在汉族形成之后，也还有一些少数民族逐步汉化而加入其中。而在北方的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交往、融合的过程中，三晋地区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场所，起着民族融合的熔炉作用。
早在西周初年，三晋地区就居住着许多戎、狄部落，被分封到古唐国之地的唐——晋国，“景霍以为城，而纷、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国语·晋语》），而唐——晋国的开国君主唐叔虞也就根据这里戎狄部落较多和夏王朝一度定都于此（除了夏禹都于晋南的记载外，今本《竹书纪年》还有“帝启……即位于夏邑”（今山西夏县）的记载）的情况，相应地采取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的治国方针，即兼用夏王朝治理华夏地区的制度和本地戎族的法度来治理晋国，这样，不仅使晋国得到发展，较好地发挥了拱卫周王室的“藩屏”作用，而且为后世三晋地区民族融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晋国初期采取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针，到了春秋时期，发展为晋国的“和戎”政策。明确提出“和戎”的是晋悼公时的卿士魏绛，他指出“和戎”有三点好处：且夫戎、狄荐处，贵货而易土，子之货而获其主，其利一也；边鄙耕农不儆，其利二也；戎、狄事晋，四邻莫不震动，其利三也（《国语·晋语》。又，《左传》襄公四年记载与此略异，谓和戎有五利，除上述三条外，还有“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和“用德度，远至近安”两条）。其实，早在这之前，晋国与戎狄的关系就是以和睦相处为主的，其共处的形式主要有通婚、会盟、任用、服属职贡等等。
晋国与周边或杂居的戎、狄之间的通婚长久而且频繁，如晋献公后室中有四个戎族之女，娶于大戎的狐姬生重耳，娶于小戎的小戎子生夷吾，后来伐骊戎时，又从骊戎娶二女，骊姬生奚齐，其妹生卓子。献公因宠爱骊姬，故把夫人姜氏（其时已死）所生的太子申生废掉，而立奚齐为太子。重耳因骊姬之谗而出奔子狄，狄人赐给他们啬咎如部族的二女叔隗和季隗，重耳娶季隗为妻，随从重耳逃亡的大臣赵衰娶叔隗为妻。晋景公之姊则嫁给潞子婴儿为夫人。晋与戎狄的联姻，除了政治上的联盟、结好的关系外，一些出于戎狄的上层人才，也被晋国任用，如重耳的舅父狐偃，出于白狄，跟随重耳逃亡在外19年，重耳复国后，被任用为重要的大臣，他对晋文公重耳复国和称霸，匡助甚多。赵衰与叔隗所生之手赵盾，是晋襄公时的重臣。
晋国还用招徕、安抚的办法吸引戎狄充实于国内，使之为我所用。姜戎就是被晋国招徕的一个部族，姜戎氏曾讲到这一段历史：晋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益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就……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左传》襄公十四年）
当时姜戎受到秦国的侵伐驱逐，晋惠公就将他们安置在晋国荒僻的地区，供他们垦地居住，姜戎遂成为服属于晋国的一支重要部族，不仅服事供役于官府，还跟随晋国出征作战。晋悼公十四年（公元前
559年），晋国与姜戎曾发生矛盾，当姜戎氏讲出这一段历史，陈述了姜戎在晋国的功绩，晋卿范宣子造表示道歉，并通过会盟，巩固了双方的和睦关系。
春秋时，晋国与周边或杂居的戎狄之间也有不少次相互征伐的战争，见于《左传》记载的就有30多处，如晋献公伐骊戎，征东山的赤狄，晋献公二十五年（公元前
652年）春，里克率师“败敌于采桑”，“夏，狄伐晋，报采桑之役也”（《左传》僖公八年）。但是这种战争主要的并非因民族歧视、仇视而起，而是春秋时期相互争伐兼并的一部分，我们看晋献公时还曾灭掉了霍、魏、耿、虢、虞等同性诸侯国，就可明了这一点。所谓“尊王攘夷”，主要是被用作图强争霸的口号，所攘的主要对象，是与中原诸侯国已没有什么大区别的楚国，齐、晋与之相抗，实际是为了争夺中原霸权，处于中间的小国，惟强是服，是并不以华夷之别而决定向背的。至于“南夷与北狄交（谓交侵），中国不绝若线，（齐）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占楚，以此为王者之事也”（《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都是后人的说法。
晋国的和戎政策，为晋国的经济开发、国势强盛带来很大好处。晋悼公恢复霸业，九合诸侯，就有“和戎”的一份功绩。“和戎”还对民族融合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共同的生活中，落后学习先进，文化面貌渐趋一致，一些与晋国杂居的和晋国周边的戎狄，逐渐融合于华夏文化，如姜戎氏到了战国时期就完全华夏化了，故史籍中不复有他们的活动记录了。
战国时期三晋地区的民族融合是以赵国为主体进行的，最重要的事件是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的政策。在韩、魏、赵三国中，赵国位于北部，与北方的游牧民族楼烦、林胡、东胡有更多的来往和相互了解，赵武灵王认识到他们的骑射技术在丘陵和山地作战的长处，出于边防和兼并战争的需要，决定在国内组成一支精于骑射的军队，为此还要袭用胡人便于骑射的服装（太原道注：相关内容参见本站山西名人之赵武灵王）。因为“博衣大带”是华夏族人的正式衣着，“被发左衽”是夷狄的习俗，在上层贵族来看，变胡服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战国策·赵策》），因此坚持反对。后经赵武灵王作了顽强的说服工作，并以法令强制推行，才得以在全国实行。组织、训练骑兵队伍，采取了“招骑射”和“习骑射”两条途径，如公元前
306年，命“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公元前 298年，赵武灵王“行新地，遂出代（今河北蔚县），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史记·赵世家》），即招致精于骑射的胡人、楼烦人加入赵国的骑兵队伍；为了训练骑兵，赵武灵王还“破原阳以为骑邑”（《战国策·赵策》），建立了专门的训练基地。经过这一番改革，赵国战斗力增强，灭掉了中山国，并占据了林胡、楼烦所在的地区，而将他们赶到北边。赵国的发展扩大，是善于向异族学习的直接成效，但是被用于对北方少数民族（中山国为狄人所建）作战，则是民族交往中消极的一面。胡服骑射还打破了华夏族盲目的自尊观念，开创了向少数民族学习的范例（民间的、生活中的相互学习是一直存在的，作为国家的决策则以此为先），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是意义深远的。而且，“胡服骑射以后，骑马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游牧民族和华夏民族的交融，从此得到大幅度的正式的开展，对于发展壮大中华文明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对于华夏中原文化——黄河文明的更新及其强大的生命力，也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唐嘉弘：《论赵文化及其历史地位》，《河北学刊》1988年一期）。
战国时期秦、赵、燕长城的修建，秦王朝在三国长城基础修建的万里长城，对于阻止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抄掠，保卫边境的安全和境内人民的生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长城又有阻碍甚至隔绝塞内外人民联系的消极作用，因此，后世塞内外的交往（和平的、战争的），带有更多的政治性质。秦朝以后，塞内是比较先进的国家，塞外的游牧民族社会发展比较落后，但一般也都建立了军事政治组织或国家政权，双方既有经济上贸易有无的相互需要，也有长期形成的民间交往关系的基础，国家、民族间的交往，自然不可能断绝，不过交往的方式，则受到双方力量对比的影响。当中央政权强大时，或拒关扼守，或出兵征讨；当双方力量大致均衡时，则以和亲、互市为主要交往方式；而当中央王朝衰败或分裂割据时，塞外少数民族便不断跃过长城入侵（气候转入寒冷时期，更增强了入侵的势头），甚至将其统治伸展到内地；当塞外民族发生内乱时，有的部落便要求归附或内迁。这些交往形式常常交替出现，民族融合的进程也呈波浪式发展。
秦朝以后，中原地区以统一的局面为主，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往往为一个强大的民族所控制，双方的交往，在华北广大地区展开，其中与三晋地区有直接关系的，主要有以下几次：
东汉初年，“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匈奴要求与汉和亲，后其内部发生争夺单于位的斗争，右奥健日逐王比率所领南匈奴八部四五万人归汉，被安置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等郡，其中后四郡都在山西北部。南匈奴归附汉朝后，助汉守边，几次与汉军联合击败北匈奴，使北部边境比较安定、和平，出现“边城晏闭，牛羊布野”的景象。
南匈奴迁入塞内后，与汉民族关系更加密切，东汉对南匈奴大力援助，几十年后，匈奴人口发展到23万多。东汉时对南匈奴的管理比较松弛，南匈奴内部仍深留着原有的社会结构和聚族而居的状态。东汉末，曹操将南匈奴分为五部，以削弱其势，并把他们进一步迁入内地，分别居于兹氏（今山西汾阳）、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蒲子（今山西蒲县）、新兴（今山西忻县）、大陵（今山西文水）。这一措施改变了匈奴原有的部落结构，从而加速了匈奴内部关系的改变和汉族与匈奴族关系的改变，南匈奴的上层，由原来的部落军事贵族首领，变为依靠朝廷俸禄生活的官僚贵族，下层民众在与汉民族杂居的过程中，也逐渐汉化，民族的融合更加深入。
西晋末年，原为居住于新兴（今山西忻州）的匈奴北部帅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东北）建立汉国，推翻了西晋的统治，是十六国时期五胡中第一个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十六国末年，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统一了北方，历史推进到南北朝对峙状态，为后来隋唐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五代时，以太原为根据地的沙陀人李克用、石敬瑭、刘知远先后击败开封、洛阳的王朝，建立起后唐、后晋、后汉，这三个王朝，都是仿照中原的传统模式建立起来的，并且尽量吸收各民族尤其是汉族地主阶级的贵族、官僚、军阀及士人参政，军队也是由沙陀、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组成的，客观上起到了联系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纽带作用。此外，此时不拘族属的互为婚姻和收养义子的风气，也扩大、加速了各民族的融合。
许多次塞外游牧民族的入侵以及中央王朝对入侵游牧民族的战争，都曾涉及到三晋地区，游牧民族在入侵时常常掳掠人口，许多人被掠到塞外，中央王朝派军征伐，也将俘虏带回中原地区，而失败投降或流散于塞外的汉族士兵也不少，这在客观上也造成了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融。
“促进各族走向与汉族融合的是各族政权的建立。在广大汉族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上所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地主阶级进行封建统治的政权，任何逆转历史车轮的统治都不可能长期存在。”（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各族建立向封建化发展的政权的过程中，本族的贵族和上层分子转变为封建官僚或官僚地主；本族的民众在往来征战中离开了原来的聚居地，原有的社会结构也遭到破坏；政权的建立又加剧了阶级的分化，按阶级关系的结合逐步代替了民族的组合，这些都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我们看许多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之后反而很少见到他们在历史上活动的记载，就说明他们已经基本上汉化了。在改革本民族的旧有传统，建立适应中原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政权中，北魏是很有代表性的。在北魏建立之初，拓跋（王圭）就仿照中原王朝的形式，建立了北魏朝廷，他还下令“离散请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魏书·贺讷传》），摧毁了旧的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氏族制度；太武帝拓跋焘时又进行了更深入的改革，加颁布“均田令”，改革租调力役制，实行百官俸禄制，改定礼仪、官制、律令；并提倡汉服、汉话，迁洛阳后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魏书·高祖纪》）”。由于北魏的改革比较彻底，才能结束十六国混乱局面，统一了北部中国。北魏统治者较早注意到对本民族旧有传统进行改革，其时民族间的矛盾比较缓和。后来的元朝统治者，把人分四等，民族歧视、压迫比较严重，他们是凭借着强大的国家机器来维持统治的。但是他们也不得不受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影响，中期以后也进行了一些顺应中原文化的改革。
三晋地处华北，历代与北方强族为邻，因而在我国汉民族与北方民族的融合中，起着熔炉的作用。由于双方的交往，常常以侵掠和战争的方式进行，三晋人民曾经饱尝苦难，三晋的文化文明也曾受到摧残；另一方面，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文明的提高，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是卓有功绩的，通过交往，华夏文明远播北方，使远民思归，成为清朝北方疆域扩大的基础。另外，三晋人民也从民族交往中学到不少好的东西，如骑射技术就是经三晋而传到全国的，北方少数民族慷慨高歌的传统，也对山西地方戏曲的特色给予巨大的影响，他们中的著名诗人，如元好问、萨都拉，也为中国文学的宝库增添了光彩。
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色
三晋地区兼跨两个文化区域的地理特点，对于三晋文化特色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位于黄河中游的中原文化区，其经济、社会、文化长期领先于其他地区，遂产生一种凝聚力或曰向心力，引起边远落后地区的向往、尊敬、学习乃至归化的愿望；当这里进一步发达、强盛时，也会一次次向邻近地区扩展、开拓。而位于北方的少数民族，除了为中原文化的向心力所吸引外，又因为以游牧为生，条件艰苦，经济生活不能像农耕地区那样有保障，放长期保持着聚族而居和兼事抄掠的习性，富庶而又不那么强悍的中原农耕地区便成为他们不时光顾的对象。因此，三晋地区不仅成为民族融合的熔炉，也成为两种文化冲突、并汇的“对撞机”，从而形成了三晋地区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文化特色。
苏秉琦先生指出：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原仰韶文化的‘花’和北方红山文化的龙，甚至包括江南的古文化均相聚于此（指晋南地区）”（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中国建设》
1987年九期），可见这一文化特色的渊源甚早。西周初唐叔虞分封到唐国（后改称晋国）时，顺应这里华夏族与戎、狄族杂居的情况，采取“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针，实际上起到了将两种文化的相互吸收、融合从法制上肯定下来的作用，其后魏绛提出“和戎”政策，赵武灵王倡导向戎、狄族学习先进的东西，都是这一治国方针的继续和发扬。这种提倡友好相处、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的政策，不仅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这种文化的交流、汇集，使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文化得到提高，同时也为相对先进的华夏文化补充了新的血液，使三晋文化的发展走在前列。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诸子百家的思想有不少是从旧的思想文化中寻找出来的医治当代社会的药方，真正针对时世的特点、顺应时代的发展的思想，是纵横家和法家的学说，而纵横家、法家多出自三晋。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太后临朝并不少见，真正做了女皇的则只有一个，她就是出生于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的武则天，她的作为，仅仅从儒家传统思想中是得不到答案的。简言之，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兼容并蓄的三晋文化，多种文化的交融、碰撞启发了他们的智慧。
所谓兼容并蓄，一是指各种思想、文化并存。三晋地区先后有许多民族入居，都曾把本族的文化带来，形成各民族文化并存的局面；先秦时期还出现了纵横家、法家、名家思想并存的情况；长期以来还有儒家、道教、佛教文化的并存。其二是指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影响、吸收、融合。先秦诸子思想的融合导致了汉以后吸收各家学说的新的儒学定于一尊的局面；入居各族接受了汉文化后，文明文化程度提高了，有的还通过改革建立了适应中原社会的政权；这里的汉民族受到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和长期战争的熏陶，形成了强悍、尚武的风俗，卫青、霍去病、狄仁杰、杨业正是在这种风俗中成长起来的英雄豪杰，王翰慷慨、豪放的《凉州词》，也是这一风俗熏染下唱出的一曲高歌。宗教文化的交汇、融合，则是走向了三教合一，而又有三晋地区的特色。
佛教从东汉时传入中国，而得到广泛传播是在南北朝时期。与南朝佛教同传统儒学辩争，倡言“沙门不敬王者”不同，北朝佛教一开始就向本地文化认同，肯定皇权，如北魏道武帝时僧人法统带头礼拜皇帝，认为皇帝即“当今如来”，应该受礼拜，还说：“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魏书·释老志》）昙曜主持雕造的昙曜五窟（云冈石窟16至20窟），是北朝开凿最早的石窟寺，其造像艺术保存较多的犍陀罗和笈多造像的因素，带有佛教造像艺术初传中原地区的特点，然而寺中供奉的主佛，却是依照北魏的五位皇帝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文成帝建造的，因此，这些佛的相貌不像佛经中的天竺人，也不像汉人，而是带有北方鲜卑人的雄厚劲道。这种“以帝为佛”的现象，正是佛教受汉文化影响、屈服于皇权而造成的。到北魏文成帝以后开凿的云冈二期石窟，窟室建造已出现中国式仿木结构的窟檐和屋形龛，佛像也受孝文帝“革衣服之制”，提倡穿汉服的影响，而出现“褒衣博带”式佛装，将汉族士大夫的常服加之于佛身。
这一时期，经过寇谦之改革的，吸收了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格式、斋戒祭祀仪式的新天师道也在北朝得到推行。寇谦之也是以维护皇权而得到重用的，他自称要做“帝王师”，“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在得到北魏太武帝崇信后，建造了天师道场和道坛，为每位新皇帝的即位设坛授符隶，以君权神授的思想为统治者服务。《隋书·经籍志》记载北魏太武帝为道士寇谦之“于代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南起坛宇，……刻天尊及诸仙之像，而供养焉。”道教造像是从佛教那里学来的，早期之作存世不多，看来没有像佛教那样大规模造像。在陕西省耀县药王山石窟中有一些同镌佛、道像的造像碑，很值得注意，如北魏始光元年（
424年）佛弟子魏文朗“造佛道像一躯”造像碑，碑上部作龙首圆拱龛，龛左右各凿一屋形龛，左龛中雕一斜身坐蓄须道土，右龛内雕一结趺坐佛。碑下部供养人行列中，有一女供养人题名为“道女”。这种佛、道同碑供奉的现象，反应了北朝佛教、道教的相互影响和融合，虽然没有在山西地区发现这类造像碑，但从北魏皇帝常常兼崇二教来看，这种佛、道合流的情况在山西地区也一定存在。
由于佛教在传入北朝初期便主动地迎合三晋地区的传统文化，因而促进了这一地区儒、道、佛学说的相互交流、吸收、融合，昙鸾开创的“净土宗”，就是在这一基础上的产物。昙鸾生于雁门（今山西代县），出家后广读佛教经书和儒、道典籍，受到三教文化的熏育，梁朝大通年间（527至529年）曾南游句曲山（茅山），从著名道土陶弘景受《仙经》十卷，后在洛阳通印度译经僧菩提流支，接受了弥勒经典《现无量寿经》，此后主要传布弥勒净土信仰。东魏孝静帝对他十分崇敬，令他住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大寺，后来他又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立中寺（在今山西交城西北石壁谷中），于是玄中寺便成为传布净土信仰的重要中心，日本净土宗则奉玄中寺为祖庭。昙鸾认为成佛有难行和易行二道，只靠“自力”修持禅律，没有“他力”（佛的本愿力）的扶持，要修行成佛是痛苦的，也是困难的，故称为难行道；而乘着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往生西方净土，就非常快乐，也易于达到目的，故称为易行道。昙鸾提出只要不断念佛（包括称名念佛，即不断念诵佛的名号；观想念佛，即专心观佛的美好相貌和所居佛土的庄严景象；实相念佛，即观佛的法身“非有非空，中道实相”之理），就可以凭借佛的本愿力往生佛国净土。后来他的弟子道绰、善导创立净土宗，把口称念佛的修行方法提到重要地位。由于净土宗的修行方法简易方便，因此盛行全国，为缺乏文化而需要信仰的平民大众普遍信奉。
唐宋以来，有不少皇帝信奉、尊崇佛教、道教，使佛教、道教得到迅速发展，全国各地都有不少佛寺道观。在三晋地区，随着修行简易方便的佛教净土宗的出现，随着宣扬以人身精气神为“药物”即可修炼成仙的道教内丹派的诞生，佛教、道教信仰在民间逐渐广泛传播，同时，传统的驱傩、社火活动也一直兴盛不衰。在调查山西地区的戏台时，有的学者发现了这样一个特点：“宋金时代在平阳地区（指晋南地区）建立的舞台，其特点是大都修建在民间普遍流行的巫神的乡村小庙之中，与佛、道等宗教寺观关系不大。”（刘念兹：《金元杂剧在平阳地区发展考略》，《中华戏曲》第四辑，1987年）结合其他有关戏曲文物的著作、文章来看，这些“巫神性质的庙宇”有：后土庙、关圣庙、圣母庙、东岳庙、中岳庙、天齐庙、稷王庙、高媒庙、城隍庙、灵贶庙、玉皇庙、牛王庙、风伯雨师庙、三郎庙、葫芦庙、禹庙、三官庙、社稷庙等等。这些遍布乡村的庙宇告诉我们，一般民众求神拜佛，不是出于一种宗教信仰，而是为生活所困，希望得到救助、解脱，不论是传统的、外来的、本地特有的神灵，往往是有神必拜；那些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神灵（牛王、药王、风伯雨师）更是经常得到供享；那些据说有解救苦难的法力的神灵（观音菩萨、吕洞宾等），也普遍被供奉。从这里，也反映出三晋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色。
吕洞宾信仰也是三教文化融合的产物。吕洞宾生于唐末或五代，一般认为他是河东永乐（今山西芮城永乐镇）人。吕洞宾生逢乱世，曾举进士不第，后归隐山林修道。后世把各种神仙方术、神仙故事都附会到吕洞宾身上，并演变出许多吕洞宾为人治病、救度穷人、惩除恶人的故事，遂使他成为道教中无所不能的神仙人物（八仙之一），从北宋开始形成了吕洞宾信仰。道教本来是宣扬个人修行成仙的，是一种出世哲学，而在吕洞宾信仰中则加入了修习方术以救世的内容，是受到了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据《吕祖志·真人本传》记载：吕洞宾修行圆满后，其师钟离权将带他飞升仙界，他却说：“岩（吕洞宾之名）之志异于先生，必须度尽天下众生方上升未晚也。”于是成为长生于人世的地仙。这一传说显然是从观音菩萨的传说中搬来的。吕洞宾信仰流传很广，而山西作为他的家乡，信奉崇拜比他处更多一些，宋、金时曾在他的家乡永乐镇修祠建宫，金末毁于火，元代重建，改称“大纯阳万寿宫”，简称“纯阳宫”，因其位于永乐镇，又称永乐宫。永乐宫原来面积为
86880平方米，规模宏大，建筑精巧，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中的大型壁画，代表了当时的艺术成就。从中也可以看出吕洞宾受到推宠、信奉的程度。
三晋地区各种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特色反映在宗教建筑上，一是世俗化的倾向，一是三教同奉的现象。世俗化的倾向在佛教刚传入北朝时就已出现（前文已述），后世愈演愈烈。在浑源县城东北角有一座圆觉寺释伽塔，金天会年间（1123至1137年）建（一说重修），平面八角形，密檐九层。塔的第一层南面设真门，东、北、西三面为假门，其中在北门左扇中部偏下浮雕一掩门状女子，女子垂双髻，着宽袖衫、百褶裙，现左大半身，左手抬起扶右扇门，右臂隐于右扇门后故不现。这完全是一幅世俗生活图，在宋人绘画中也有这种题材，邓椿《画继·杂说》记载：“画院界作最工，专以故意相尚。尝见一轴，甚可爱玩，画一殿廊，金碧幌耀，朱门半开，一宫女露半身于户外，以箕贮果皮，作弃掷状。”一宫女露半身于朱门外，颇增生活气息；而一女子露半身于佛塔门外，作倚门跷望状，则显得不伦不类，这一佛教建筑的世俗化，还很生硬，在后世塑造的一些五百罗汉悬塑中（如平遥双林寺），也常常化用这一掩门状形象，如塑为一罗汉推门而入。这一形象给在严肃穆的殿堂增加了几分生活气息，故讲解者常常特意指出。在隰县小西天大雄宝殿之中，我们再次看到这一形象，在十大弟子立像身后，有两个僧人正开门跨进堂内，其中一僧人手持酒壶，另一僧人手持托盘，盘中之物从图中不易分辨。佛教戒律是禁止饮酒的，而此处却雕一持酒壶而入的僧人，是意存讽刺？还是别有说解？不管怎样说，在殿堂中塑造这样的形象并不是为了让人们观赏念佛，而是以艺术的多样化、生活化吸引人们来欣赏。
在五台山的一些寺庙里，常常在殿堂的基石和台阶栏杆护板部位，用浮雕或半圆雕技法雕造出一些人物故事图或花卉图案，这些故事图中往往杂有儒、释、道三教的内容和一些历史故事，这是多种文化的融合在佛教建筑上的反映。作为平民中的宗教信徒，他们主要关心的不是宗教的教理教义，而是神、佛救助贫困、解脱苦难的功用，不同的宗教、文化在他们看来原本就没有本质的区别。特别是唐、宋以来儒、释、道思想的相互交流、吸收、融合，更产生了三教合一的思想，佛寺中诸种类型的故事画并存，也是三教合一思想的产物。三教合一思想在民间的流传，还造成了明清时期一些同尊三教的民间宗教的兴起，他们在殿堂中或者老子与释伽同供奉，或者孔子、老子与释伽牟尼共享香火，例如在浑源悬空寺的一间小殿中，就同时供奉着孔子、老子和释伽牟尼三尊神像。
儒学文化对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的影响，三教合一的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关公的传说、信仰之中。关公名羽，字云长，三国蜀汉大将，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解州镇）人。东汉末年与张飞同随刘备在涿郡（治所在今河北涿县）起兵镇压黄巾起义，为刘备属下司马。建安五年（
200年），刘备被曹操打败，关羽被俘，曹操予以厚待，拜偏将军，后又因斩杀袁绍大将曹良之功，封他为汉寿亭侯。关羽得知刘备的消息后，封还曹操所赐之物，驰奔刘备。刘备取西川后，封关羽为前将军，命他镇守荆州。建安二十四年（
219年），关羽围攻魏将曹仁于樊城，水淹七军，活捉大将于禁，斩将军庞德。后与孙吴作战，兵败被杀，追谥壮缪侯。
历史上的关羽是一个讲忠义、有勇武的英雄，他忠于皇室，义于朋友，言合经义，武能立功，几乎兼备了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的全部美德，也符合封建帝王对臣下的要求、规范。在民间，关羽的义也符合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中的小生产者的心理，他的勇武，更被想象为能够救助弱小、惩治邪恶的神力。因此，关羽的故事不断在民间流传、加工、改造，而以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为集大成之作；封建皇帝也一再褒扬他的忠义，树为文臣武将的楷模，边患严重的宋王朝更希望有关羽这样的英雄来解救危急，宋徽宗先后封他为“忠惠公”、“义勇武安王”。随着佛教的中国化和道教对儒学的认同，关羽也被引入佛教、道教的殿堂，佛教把他列为伽蓝神之一，在常见的十八罗汉旁塑关羽像供奉；道教还把他封为“关帝圣君”祭拜。在上自皇帝、下至民间、兼及三教的共同推崇、不断塑造下，关羽的地位越来越显赫，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被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帝圣君”，并赔冕流玉带，成为统辖三界的至高无上的神帝。到清代，关羽已成为与文圣宣王孔子并肩的武圣，各州县文庙武庙并立，民间还把关羽视为武神、财神、保护神，城镇行业团体和农民起义军都崇把膜拜关羽，出现了“今且南岭极表、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赵翼：《陔余丛考》）的盛况。
山西作为关羽的故乡，流传着许多关羽的故事传说，俗语“官向官，民向民，关老爷向着蒲州人”就源于一则关羽的传说。据说玉帝曾打发关公下凡火烧蒲州，关公不忍，告知蒲州人各家各户门口都点灯笼火把，瞒过了玉帝。还有说是玉帝让关公火烧平阳，关公让平阳人正月十五、十六、十七连放三天焰火得以躲过灾难的。后来玉帝得知真情，关公被斩，血化为服，降生解州（解州在唐代的蒲州、明代的平阳府辖区内，这两个不尽相同的传说当分别产生于唐、明两代）。山西除了有很多关于关羽的故事传说外，对关羽的崇把膜拜也十分隆重，不仅各地建有关帝庙，在解州镇还建有全国最大的关帝庙。
宋、明以来，关公信仰已成为全国的普遍信仰，近代随着华侨定居海外，也传播到外国一些地区，其中不乏有香火鼎盛的关帝庙。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三晋地区关公信仰的特点，与各地将关羽一再神化的情况木同，在三晋地区还有将关公凡人化的倾向。例如我们在解州关帝庙春秋楼中看到这样一幅关羽读《春秋左氏传》的图像，图中的关羽丹凤眼，卧蚕眉，五绺长髯齐胸，但面色微黄，面颊上有几颗麻子，并非面如重枣的红脸大汉。这幅图像源于这样一个传说，关羽本姓冯名贤，字寿长，靠打铁为生，有一身好功夫。当时解州城有一个号称“解州虎”的员外，串通官府，把全城的水井填死，只留下自己家后园中的一口甜水井，想借此敲诈勒索，鱼肉百姓。冯贤出于义愤，乘夜黑杀死了“解州虎”，后亡命外逃。行至潼关，城门上已张贴了画着冯贤像貌的捉拿告示。为难之际，经一位老婆婆指点，他打破鼻子，以血涂面，装疯卖傻，以城关之“关”为姓，骗过守门兵土，逃出关去。但再洗脸上的血迹，却洗不掉了，于是成了面如重枣的红脸汉子。从此冯贤就改姓关名羽了。这则传说把关羽描写为敢于打报不平的民间勇士，与历代帝王的封赐、佛教道教的神化大相径庭。
三晋地区作为整个中国的一部分，长期处于统一的王朝之内，其文化的主体是与国内各地相一致的。不过，由于这里位于两大文化的交界地区，多种文化不断传入、交汇、融合，又形成了三晋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色。它的好的一面，是造成了一定的开放性，明清晋帮商人遍及全国，甚至进入中亚地区，这在自给自足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在守土重迁观念较深的中原地区，其开放的特性是很突出的；当清光绪年间外国资本主义掠夺山西矿产资源时，山西绅商组成保晋公司赎回矿权，开办近代化矿业，也是善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佳例。倘若不是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和晚清政府的腐败投降，这一优势还会得到不断的发扬。至于不良的一面，则是历史上给山西地区带来较多外部文化的北方少数民族，其社会发展落后于中原，又有聚族而居的传统，加上山西地区多山，交通不便，也造成了保守的一面。这两方面相互制约，其发展的道路是很曲折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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