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河文化并不是在合河一带孤立地存在，在它东面的垣曲县的官沟、东岭、中背岭、柴火圪塔、西圆圪塔、坪道、八角凹、小赵村、申家庄、型马南窖、晁家坡、许家庙、河西坡、冯家山等处，以及陕西省潼关县的张家湾、卧龙铺，河南省陕县的侯家坡、三门峡市的水沟、会兴沟等处，都发现有属于合河文化的石器地点。这种分布范围广、文化遗址多的特点，在黄河流域，首先见于陕西的蓝田文化，在三晋地区，则以合河文化为首。它说明当时的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得到了繁衍壮大，在有的地区还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原始人群落。而从石器地点的分布，再次证明了黄河母亲的功绩。
三晋地区的原始文化的发展，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即处于领先地位，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西侯度文化、合河文化中都没有发现原始人类的化石，因此只能用其他地区同一时期的人类化石，来推测三晋地区的原始人类的进化程度。这种情况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才有了根本的改变，丁村遗址和许家窑遗址都有人类化石发现。
丁村位于晋西南汾河下游的襄汾县，丁村文化集中分布于汾河东西两岸、南北长约15公里的地带，特别是丁村到曲里村之间，石器地点特别丰富，在一公里的范围内，就发现了五处重要的石器地点，而且在编号
100的地点处还发现了三枚人类牙齿化石。1976年又新发现了一个小孩的头顶骨化石。经专家分析，认为丁村人与北京猿人有着密切关系，如两枚上侧门齿，舌面呈铲形，即与北京猿人相同。而丁村人又更为进化，其牙齿的齿冠和齿根都较北京人为细，其臼齿咬合面的纹理也较北京人简单，而更接近于现代人，特别是其上外侧门齿已与现代蒙古人种没有明显差别。总之，丁村人在人类进化的里程中，已经脱离了猿人阶段，而进入了古人阶段。
丁村文化为距今10万年至15万年间的原始文化，分布在汾河上、中、下游广阔的地带。丁村文化遗址发现的石器工具有2000多件，多数是石片石器，有少量石核石器。所谓石核，是指人工打击石材产生石片后所剩下的石块，对石核再进行打击加工而成的石器，就是石核石器。在丁村遗址中发现的石核石器有：一、砍斫器，其中有单边砍斫器和多边砍斫器，它们都是用较为先进的交互打击法制成的，因而质量高，效果好；二、似“手斧”石器；三、石球，重量从
200克到1500克。
发现的石片石器有：三、单边或多边形器，多用单面打击法进行第二次加工，可用于砍研；二、厚尖状器，包括三棱大尖状器和鹤嘴尖状器，前者断面呈三棱形，尖端细锐，后者尖端乎扁，如鹤嘴状；三、小型尖状器，都经过第二次加工，有的加工后边缘相当手齐，说明加工的技术很高；四、刮削器，是丁村石器中比较普遍的一种，发现较多，大部分没经过第二次加工，只有少数经过第二次加工，其中有的加工比较复杂。
与丁村人骨化石所反映的进步相一致，丁村人的石器制造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他们所制造的石器工具，随着用途的不同而有了明显的分化，比起以往的一器多用前进了一步；他们采用交互打击法制成的砍斫器，也已超出北京文化的石器之上；一些加工精细的石器更表明了技术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由西侯度文化、合河文化发展而来的三棱大尖状器，在丁村人手中出现了近乎完美的器型，是丁村文化具有代表性的石器，所以有人把它称为“丁村尖状器”。
汾河是山西省最大的河流，也是黄河最大的两条支流之一。它纵贯山西省中部，流经太原和临汾两大盆地，流域面积占全省面积的四分之一。丁村文化在汾河上、中、下游的广泛传布，不仅使旧石器时期的人类文化由晋西南扩展到晋中，而且影响到晋北。今天的汾河源头和晋北桑干河的源头都在宁武县，管涔山是它们的分水岭，而两河的源头有的支脉相距很近，有相互交通、影响的便利条件；而汾河在远古时还有另一源头，今天的滹沱河源头在当时实是汾河的源头，它实际已经达到晋北地区，因此丁村人也有可能经此源头影响到晋北桑干河流域的原始文化。后来许家窑人充分发挥的石球打制技术、石球狩猎技术，就是从丁村人那里学到的。从丁村文化的蓬勃发展及其对桑干河流域原始文化的影响，我们再次看到了母亲河——黄河哺育中华民族的先祖的巨大功绩。
许家窑文化遗址位于山西省北部桑干河流域的阳高县境内，这里是距今约10万年前的原始人居住地。70年代在这里发现了一批人骨化石，有10块顶骨、两块枕骨、两颗臼齿、一块右下颌骨后半部和一块小孩下颌骨并附着四颗牙齿，它们代表着男女老幼十多个个体。从这些人骨化石来看，许家窑人与北京人有相似之处，当是北京人的后裔，而体质又有新的进步。
许家窑遗址的石器中，刮削器数量最多，而且有直刃、凹刃、凸刃、复刃、龟背状、短身圆头等不同的类型，可见是根据不同用途进行加工的。尖状器发现的数量也很多，有齿形、椭圆形、鼻形、喙形等类型，它们的形体都很细小，其中最小的仅重一克，最大的也只有13克。另外，还发现了屋脊形和斜边形的雕刻器。许家窑遗址发现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类型复杂，种类繁多，是西侯度、合河、丁村的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系统的石器所无法比拟的；其体型的细小，也与大型石器群迥异。因此，考古学者将许家窑石器划入周口店第一地点的北京人文化系统，稍后的峙峪文化也属这一系统，到新石器时代，发达的细石器产生，而成为通常所说的细石器文化。这一系统的文化，人们的生活更偏重于狩猎和捕鱼，与以采集为主的大石片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系统属于不同类型的文化。
许家窑文化中另一类有特色的石器是石球，发现的数量多达1500个，最大的重2000克，最小的重90克。石球是北京人文化中所没有的，故许家窑的石球当是受到丁村文化沿汾河向北发展的影响。石球的大量制造、使用，与细小型石器的大量存在相一致，是以狩猎业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反映。
到此时为止，原始人类的足迹已经遍及今山西省由南至北的大部分地区。最早的祖先西侯度人生活在晋西南黄河拐弯处，至合河人时期，一部分原始人沿黄河东行，在晋东南的垣曲县境内落下脚跟；再往后，生活在晋西南汾河下游的丁村人，又沿着汾河将其文化向北发展，直到汾河上游，并给予晋北桑干河流域的许家窑文化巨大的影响。在此之后又过了几万年，进入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受许家窑文化的影响，在桑干河上游的朔县又产生了峙峪文化。从动物灭绝种所占的比例来看，峙峪遗址晚于丁村，而早于山顶洞，据碳14测定为距今
28945正负1370年。峙峪遗址出土的石器很多，其打制方法，基本上与许家窑文化相似。峙峪人的贡献，是发明了间接打击法这一新的打制技术。间接打击法是利用一根带硬尖的棒状物对准石材的台面边缘，用石锤敲击棒的后端，而从石材上剥取石片。用这种方法可以获得较小、较完整的石片，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技术。峙峪遗址出土的石器，有刮削器、小尖状器、雕刻器，大都能在许家窑文化中找到同类器物。另外还发现一件小型砍砸器、一件斧形的小石刀、一个石簇和残存一半的小装饰品。斧形小石刀经过精致的加工，小巧美观，外形似斧，它可能是作为加柄的石刀来使用的，其凸出部分用于加柄或镶嵌。石簇是用非常薄的石片制成的，一端具有很锋利的尖，另一端从左右两侧修整，形成短短的镞多，可以夹嵌在细木杆上组成箭，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石器。装饰品的原料为石墨，经过磨制，并从一面钻出圆孔，可借只残存一半了。
峙峪文化之后，我们的祖先又在晋南中条山东麓的垣曲、沁水、阳城三县境内，创造了下川文化，这是目前所知山西境内最后一个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有一万四千多年。下川文化所发现的石器有两大类；一类是粗大石器，主要有砍斫器、石槌、尖状器、刮削器；还有研磨盘三件，是用粗沙岩制成，为近似圆盘状，中间有研磨形成的圆坑，这是用来研磨谷物使其去皮的一种工具，它的出现，说明当时采集业已取得较大发展，开始向着原始农业过渡；另外还有一种砺石，从上面留下的凹槽来看，是当时用于磨制骨器的一种工具，可见当时骨制器具的制作也较前有了不小的进步。
另一类是细小石器，其中石核类的有锥状石核、楔状石核、柱状石核、漏斗状石核等；石片类有细小的石叶石片和薄长石片，多数是用先进的间接打击法剥取的，是为镶嵌骨刀而制的。从石器种类来看，雕刻器有三种，其中斜边雕刻器和屋脊形雕刻器是用压制法加工的；尖状器有六种，其中的扁底三棱尖状器，可能是安在木柄上使用的抢头；刮削器有五种，其中一种是将尖状器和刮削器结合为一的工具，它的一端可作尖状器使用，另一端则为圆头刮削器；石镞有圆底石镞和尖底石镞两种。另外还有锥钻、石锯和琢背小刀，石锯是一种新制造的石器工具，标志着原始人类在征服大自然的斗争中的又一进步；琢背小刀的出现，反映这一时期已经出现琢制技术，其中三角形琢背小刀，是镶嵌在木柄或骨柄上的石器，这种复合工具的制造，也是一大进步。
下川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发现了大量的细小石器，像雕刻器、楔状石核等典型器物，在峙峪文化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器形，表明下川文化受到桑干河流域的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文化的影响，这是值得注意的倾向。但是同时，下川文化也继承了晋西南地区悠久的大石器文化传统，与丁村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从西侯度文化到下川文化，一百七八十万年间，三晋大地上遍布着丰厚的原始文化遗存，尤其是黄河环绕着的晋南地区，恰如母亲身边的一只摇篮，由于随时能够方便地得到清醇的母乳，而成为中国境内人类的童年时代最温馨的梦乡，故而原始文化遗存更为集中，并形成了一个中国原始文化的发展序列。晋北地区的桑干河流域，也受到黄河支流——汾河沿上游传输过去的养分，故而那里的原始文化也带有合河、丁村文化的影响，其后，又反过来给予晋南的下川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从中国原始人类在旧石器时代诞生、发展的历史来看，三晋地区不仅以孕育我们最早的祖先而成为人类的摇篮之一，而且也是当时人类生活、繁衍的最佳栖息地，其功绩是木可磨灭的。
人类在距今一万年左右，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其典型的时代特征，是大量烧制陶器和制造磨制的石器工具。这一时期，在原来以采集业为主的地区已经发明了原始农业，原来以狩猎业为主的地区也发明了原始畜牧业，因此，人类的生存能力是大大地提高了。随之而来的，是人类繁衍的加快和生活空间的扩大，故这时期，我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特别是水源充足的平原地区，更成为当时人类的良好栖息地。在新石器时代三晋地区虽然不再像旧石器时代那样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但仍是原始人类的主要活动地区之一。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在晋北就有鹅毛口文化遗址，进入中期，仰韶文化七个类型中的三个，即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在晋南临近黄河的地区都存在，汾河下游、深水河流域也都有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到了晚期，龙山文化也在晋南广泛存在。这里不想再对各类遗址—一介绍，仅举出三晋地区的原始人类在新石器时代的主要贡献：
原始农业的初期阶段，采用的是刀耕火种的方法，即用火焚烧荒林，再用石斧、石刀砍伐丛林灌木，然后用木棍、石斧挖坑撒种。石斧、石刀这两种农具，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鹅毛口遗址中就已发现。刀耕农业之后发展起来的是耜耕农业，这时人们已经使用来耜来翻地，并懂得休耕和施肥，放农作物产量有了明显提高。耒主要是用木制成的，不易保存下来，最早的木耒实物是在属于新石器晚期的山西陶寺遗址中发现的，此外，陶寺遗址中还发现了骨铲、三角形的犁形器，也是当时较先进的农具。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是铜石并用的时代，在山西榆次源锅镇出土的铜渣，证明我国早在五六千年前就有了铜，陶寺遗址中还发现有铃形铜器。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已经开始定居生活，有了原始的住宅，黄土高原地区产生了横穴居室，如在山西石楼岔沟的仰韶文化遗存中就发现了一处横穴居室，它的平面呈方圆形，入口处小，室中央有灶。当时的人们还制造了各种乐器，有了一定的文化生活，如在山西万荣荆村发现了三件陶埙，一件只有吹孔，一件有吹孔和一个音孔，另一件有一个吹孔和两个音孔；陶寺遗址发现的乐器更多，除了上面说到的铜制铃形器外，还出土了用鳄鱼皮作鼓面的木鼓和我国最早的石磬，还有一件异形陶器，形状像个水雷，上下口相通，有人推测是文献中记载的“土鼓”。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呈现出遍地开花的局面，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社会发展大大加快。这是一种普遍的趋势，三晋地区也不例外。而且曾是仰韶文化中心区域的晋南、豫北、关中地区，在稍后又接受了山东地区先进的龙山文化的养分，以彩陶为特征的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与以黑陶为特征的黄河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在豫西、关中和晋南地区混合在一起。混合以后的文化，彼此吸收了优点，更加发扬光大起来，得到迅速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又“吸收了其他地区的有地方性的文化”，而“使我国各地区具有地方性的文化，第一次得到统一的影响”（裴文中：《中国石器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为华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河畔草青青
从远古时期起，我们古老的祖先在三晋大地上生活、繁衍，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原始文明，三晋地区，尤其是历史上曾称为河东、平阳的晋南地区，以其养育中国人类的祖先之功，而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摇篮。这使我们不禁要问：远古时期的三晋地区是个什么样子呢？它为原始人类提供了怎样的生息环境，而为原始人类眷恋不舍，长久地在这里生息繁衍呢？
人类刚刚脱离动物界的时候，除了学会制造工具、直立行走之外，其他方面并无多大改变。以食物来说，仍然是以一些植物的果实、根茎、叶子为主，有时也进食一些昆虫、蛋类和禽兽，与现代的大猩猩相似。因此，人类早期的谋生手段主要是采集。后来，人类猎获动物的水平不断提高，狩猎也成为重要的或主要的谋生手段之一。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就是靠着这两种谋生手段生活着，那时，人类对于自然界还没有什么主动权，只能选择气候湿润、草木丰盛的近河湖地区作为适宜的栖息地，这样才能获得较充足的食物，少挨些饥渴之苦，偶遇灾荒，也不至于灭绝种族。这样看来，今日的山西省偏于干燥寒冷的气候、植被较少的环境，对于原始人类是很不适宜的，那么，远古时期的三晋地区是什么样子呢？
地质学家、考古学家经过对古地质和古生物的研究，发现远古时期的三晋地区，气候也曾发生过一些变化，但总的来说，自然环境要比今天好，水源充足，森林草原密布，动物种群也很丰富，适合于原始人类的生存。
在 800万年以前，我国的气候普遍地温暖湿润，为古猿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在临近古猿向猿人进化的上新统末期，华北地区喷出了许多玄武岩，山间发生了断裂，生成了地堑。进入更新世初期，气候变凉，大约与今天差不多；那时降雨较多，在地堑中生成许多长大而深深的淡水湖。这样的自然环境，比起前一阶段是恶化了，它迫使当时介于猴类和猿人之间的半猿半人的高级灵长类去同自然界斗争，促进了其进化过程。”著名学者裴文中这样论述了这一过程：“古猿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人类，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奋斗，用手采集食物和用手拿东西来同敌人斗争，以及用两条腿走路，才能使手足分了工，脑量配合手的动作而得到发展。这样才使古猿发展成为人类。华北比较困难的生活环境，也许有介于猴类和猿人中间的半猿半人的高级灵长类可以生活下去。”（裴文中：《中国原始人类的生活环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二卷一期）
到了西侯度文化时期，原始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火的使用。西侯度人、合河人生活的晋西南地区，由于纬度较低，海拔较低，气候相对要温暖一些，对于原始人的生活比较适宜，因而留下了他们在这里长期生活的遗迹。从遗址中发现的伴生动物化石来看，这一地区的山陵地带有莽莽丛林，犀牛、大象等动物生活在这里；在丘陵及平原地带，有广阔的草原，生活着鹿、马、羚羊等食草类动物；附近的河流湖泊中还生长着鱼类、巨河狸等；当时这里的气候也比较温暖，故喜欢温暖的原始牛、水牛也在这里生活。西侯度人、合河人生活在这里，他们以采集为主要的谋生手段，打制了用于砍斫树枝的砍斫器和用于挖掘植物根茎的三棱大尖状器。他们也间或狩猎野兽，在这两个遗址中发现的动物化石，有些就是食用猎获动物所剩下的，如那些烧过的骨、角、马牙，就是烧食猎获物所抛弃的残骨。水中的鱼类也是他们捕获的对象。到了合河人时代，狩猎水平有了提高，已经在制造、使用石球来进行狩猎。关于石球，一些学者指出，它既不是用来产生石片制作石器的石核，也不是打制石器所使用的石锤，而是一种狩猎用的投掷武器。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打制成的石球不会像普通石块一样作投击使用，否则，打制工作就成了多余的劳动，特别是一些晚期的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球，打制得比较认真，个个都是滚圆的，随便抛击出去，显然很不合算；石球很可能是用来制成一种叫“流星索”的武器，即在皮条的两端系上大石球，狩猎时，将它抛向野兽，流星索就会将野兽绊倒，人们再上前捕获野兽。或者是像近代南美印第安人和我国西南少数民族那样，把石球系在绳索的一端，做成“飞石索”，利用旋转的离心力将其抛出，把猎物套绊住。“石球的使用在旧石器时代具有重大意义，它改变了人类原先只是用棍棒追逐猎物的方法，使当时的‘猎人’们不必与猎物接近，从远距离即可将奔跑的动物猎获，这无疑使当时的人们在狩猎的数量上有了很大增加。”（王玉哲：《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
合河人是中更新世的人类，那时华北有比较温和的气候，对于他们的生活繁殖，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周口店的北京人也生活在这一时期，在这种适宜的环境中，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狩猎技术有了提高，并且学会了保留火种，可以随时吃到熟食，促进了人类的进化。
丁村人生活的时期，气候也比今天温暖，整个沿河流域，有着适宜的自然环境，那时的汾河水势很大很深，流速也缓慢一些，至少在河湾处有深而静的水，河边有茂密的水草，水面上漂浮、生活着手卷螺之类，水中有巨大的鲤鱼、青鱼；汾河附近的山上，覆盖着茂密的森林，相当多的犀牛、大象生活在山林中，还有豺狼和狐熊；山前有丘陵草原，也有广阔的平原，野马、野驴在这里自由地驰骋，还有成群的鹿和羚羊；河滩平地上也是草木丛生，巨大的原始牛、水牛生活在岸边。这样的自然环境给丁村人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促进了丁村文化的发展。丁村人继承了晋南的西侯度人、合河人以采集为主的生活方式，并取得很大发展，他们打制的著名的“丁村尖状器”非常精致，三棱大尖状器这一传统的器型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它与鹤嘴形尖状器，都是挖掘植物块根的得手工具，代表着采集业的进步。自从石球出现之后，人类的狩猎水平不断提高，丁村人遗址中就发现了更多的石球，说明狩猎业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猎获到的动物增加了，相应地就需要有更适宜的工具来剥兽皮、切兽肉，于是北京人使用的小石器工具，在丁村人那里也出现了。
由于采集业和狩猎业的发展，人类的谋生手段提高了，再加上温暖湿润的优良自然条件，使丁村文化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展开，在汾河上中下游地区都有属于丁村文化的遗址被发现。这一发达的原始文化，产生了较强的辐射力，以至晋北的许家窑文化、晋东南的下川文化中都可见到丁村文化的影响。
山西北部的桑干河流域，生活着稍晚于丁村人的许家窑人。从人骨鉴定和文化特征的分析来看，许家窑人是周口店的北京人的后裔，故较多地继承北京人文化，同时，他们也受到了丁村文化的影响，学习了丁村人的石球狩猎技术，而成为一个以狩猎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原始人群。许家窑遗址位于大同盆地东北。在当时，大同盆地还是一片巨大的湖泊，周围的气候比较湿润，湖畔有广阔的草原，生活着成群的鹿、羊、野马、野驴、野猪和原始牛；山上覆盖着森林，山林中有虎、狼、古象和披毛犀。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的许家窑人，很自然地把对人类没有什么危害的草原动物——尤其是野马、野驴作为主要的狩猎对象。野马、野驴都是善于奔跑的动物，要猎获这些动物，除了需选择它们饮水觅食的地点外，还要有适宜的武器。合河人、丁村人所使用过的石球，是一种远距离的狩猎武器，许家窑人继承之后，又将它发挥到极致，他们大量地制造石球，仅从遗址中被发现的就达到1500个，而且个个制作精美。凭着这一得力的武器，许家窑人的狩猎业大获丰收，在他们的遗址中，仅野马一类就发现了
300多匹骨骸，可见当时的狩猎业给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成为他们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
猎获动物数量的增加，也促使相应的小石器工具的大发展，“因为日渐增多的猎物要求人们必须改进剥皮工具，一方面是对石器的刃部精细加工，使其更加锋利，以提高剥皮速度；另一方面则要增加器物的种类，以适应各部位剥皮的需要。”（出处同上）从出土的石器来看，刮削器是数量最多的工具，这些小石器类的刮削器，不适于像大石片刮削器那样兼有刮削木棒的功能。而是专用干割利兽皮的，其中直刃刮削器、龟背状刮削器、短身圆头刮削器（拇指盖刮削器）和具有两种用途的圆头刮削器、尖状器，都是许家窑人的发明。
大约在许家窑文化之后不久，我国北部进入了黄土生成的时期，气候转冷，天空降落黄色尘土，动物减少，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一定困难。“但是这个时候的人类，已经相当地发展了，有能力克服自然环境的困难。在艰苦的环境中生活，更锻炼了人类，使人类更坚强，文化进步更快。”（裴文中：《中国原始人类的生活环境》，《右脊椎动物与古人类》二卷一期）这一点，我们从晋北的峙峪文化和晋南的下川文化中可以得到证实。
从文化类型来看，生活于大同湖东南、桑干河源头地区的峙峪人，是许家窑人的后裔，他们继承了许家窑人打制石器的技术，又有长足的进步，间接打击法就是他们的一项发明。使用间接打击法打制石片，可以产生形状较小，较完整的石片，便于加工成各类小型石器，这对于以狩猎为主要谋生方式的原始人群有重要意义。峙峪人打制的石器工具，除了许家窑文化中所见到的各种类型外，还增加了凿状雕刻器、斧形小石刀和石镞。斧形小石刀加工之精致完美，足以代表峙峪人的石器制作水平。石镞的尖端周正、锋利，并带有短短的（木呈）（可以绑在木杆上组成箭），其加工水平也很高；“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思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楔形小石核的出现，也说明峙峪人打制小石片的技术有了明显提高，在这种石核上可以打下薄而长的小石片，这些小石片既可以直接用作刮削器，也可以镶嵌在木柄或骨柄上，制成复合工具——锯齿状刃的石刀。此外，峙峪遗址中发现了穿孔石墨装饰品，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钻孔技术；遗址中发现的用水晶制成的小石刀，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一件玉器。
弓箭是一种射程远、精确度高、杀伤力强的狩猎武器，可以在远距离射杀禽兽，既能避免对面相搏的辛劳和危险，又能大大提高狩猎的效率。由于这一带有革命性的狩猎技术的出现，狩猎业得到了大发展，使峙峪人能够在较为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繁衍，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峙峪人继承了许家窑人擅长猎获野马等草原动物的传统，也把马、牛、羊、驴、鹿等动物作为主要捕猎对象，其中尤以野马、野驴为多，在峙峪遗址中发现的动物化石中，野马达
120匹，野驴为88匹。峙峪人和许家窑人一样，都是善于猎马的氏族，因此有人把他们称为“猎马人”。
弓箭的发明使捕猎动物更为容易，可以给人类提供更多的肉食，这对于生活在气温较低时期的原始人尤其重要。当寒冷的冬季植物性食物减少时，就要靠狩猎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因此，居住在传统的采集业地区的下川人也更加注重狩猎活动。狩猎业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了更大的比重，反映在石器工具上，便是石镞和细小石器的增多。下川遗址中发现的石镞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圆底的，一种是尖底的；细小石器中有石核、石片两类，器形较以前的时代都有所增加，由石核上打制下来的用于镶嵌骨刀或木刀的石叶石片和薄长石片，也在遗址中发现了。这些石器既反映了下川人的谋生方式，也说明了他们打制石器工具水平的提高；出土的九件石锯，也表明了技术的进步。
居住在晋南的下川人，虽然比前代人更多地通过捕猎来获取食物，但并没有放弃这一地区以采集为主的谋生方式，而且更为进步了。从发现的三件研磨盘来看，他们对于植物子粒的采集、储藏、加工都有了较为成熟的经验，研磨盘的使用方法可能木同于新石器时代的石磨盘，不是用石磨棒搓磨谷物，而是用研磨的方法搓下植物的子粒，去除皮壳，它实际上是新石器时期石磨盘的滥觞。研磨盘这种加工植物子粒的专用工具的出现，还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这类食物在下川人的食品结构中，还占有一定的比重，可以想象，下川人对长出这类食物的植物也有了相当多的了解，很可能他们已经在尝试着播种这种植物的子粒，以获得更好的收成，至少黄土生成期的寒冷气候在促使他们作出这样探索。
进入新石器时期后，气温再度回升，“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二度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三到五度，（竺可桢：《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研究》1972年一期）经历了黄土生成期比较寒冷气候的原始人类，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巨大发展，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北方的红山文化，江南的良渚文化等等，都展现出宏伟壮观的景象。在这一时期，原始农业已经成为人们经济生活来源的重要手段，狩猎和采集都退居辅助地位，适应这一变化，晋南地区原有的大石器文化传统再次得到发扬，依不同用途而分化来的各类大型磨制石器农具以及木制、骨制、蚌制农具，在原始农业文明中发挥了作用。晋南地区的盆地，黄河、汾河岸边的滩涂地，都适于农作物的生长，所以在这里密布着新石器时代的居民点；就是前一时期以狩猎业为主要谋生方式的晋北地区，也受到原始农业文明的冲击，加上气候温和，具备了农作物生长的条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不少原始农业经济的仰韶文化遗址。
根据远古时期地质的生成、变化和原始人类遗址的伴生动物化石，古人类学家为我们勾勒出人类社会早期的自然环境。就三晋地区来说，黄河环绕西界和南界，汾河贯穿中部，桑干河发源于晋北，这些与今天大致相同，变化不大；而那时还有许多湖泊，则是与今不同的。由于河流湖泊遍及南北，气候比较湿润，降水量比较多，所以当时的三晋地区植被覆盖良好，有茂密的森林和广阔的草原，大量的食草类动物生活在这里，也有凶猛的食肉禽兽，水中还有各种鱼类、蚌类、螺类。对于刚刚迈入人类社会的我们的先祖来说，这里可以供给比较充足的食物和水，山坡的洞穴可供栖身，是一块优良的栖息地。特别是晋南地区，受到黄河水、汾河水的浸润，加之纬度较低，地势较低，气温相对较高，因而草丰林茂，动物种群繁盛，我们最早的祖先选择在这里生活，创造出在中国、在世界范围都居于领先地位的文化，就是得益于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从西侯度文化到下川文化，整个旧石器时代，三晋地区的原始人类文化遗址星罗棋布，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发展序列，它使我们得以认识人类童年时代的文化风貌，探索人类社会初期的秘密，它还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着三晋大地对于中华民族的祖先们孳乳养育之功。
从三晋地区的原始文化遗存，我们还看到这样一个特点：旧石器时代早期，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的人类，主要以植物类为食，采集经济是主要的谋生方式，对于他们来说，依山面水、气温较高、植被良好的晋南地区，是易于获取食物的好地方。西侯度人、合河人选择在这里居住、生活是很自然的，适应采集业的需要，他们创造了以三棱大尖状器、砍斫器为代表的大石器文化，这一文化在后来气候转暖的有利时机，经丁村人沿汾河传播到晋中地区，并影响到晋北。由于这里有着适宜采集业的有利条件，有某种程度抑制了狩猎业的发展，故合河人手中甚为有效的狩猎武器石球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到丁村人那里也只出现了少量适用于割剥兽皮的小型石器；直到旧石器晚期，狩猎水平大大提高（发明弓箭），而气候又转冷之时，晋南地区的狩猎业才占据了重要位置，小型石器大量出现。另一方面，长期的采集活动的经验积累，使这里的人们逐渐认识了植物生长的习性和规律，率先发明了原始农业，影响到广大地区，原始农业在经济活动中占了主要地位之后，人们便走出山洞，来到平原地区定居，因此在新石器时代，黄河两岸的原始居民点明显增多。这时的生产工具，又是以大石器为生了。
晋北地区的桑干河流域，纬度较高，气温相对要低一些。在远古时期，这里虽然也有大片的草原、森林，但因为无霜期较短，一年中总有几个寒冷的月份不能获得足够的植物性食物，所以狩猎业对于这里的人们就显得更加重要。生活在这里的许家窑人、峙峪人，继承了下游地区的北京人重视狩猎的传统，发展为小石器文化类型，又从丁村人那里学习了石球狩猎技术，并发明了弓箭，成为以狩猎业为主要经济的原始人群。狩猎活动比采集业的出现要晚一些，最初只是作为采集业的补充，在原始人类的经济生活中起辅助作用。而到了许家窑人、峙峪人那里，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捕猎活动频繁进行，水平随之日益提高，狩猎业遂成为晋北桑干河流域原始人类的主要谋生方式；受其影响，素以采集业为主的晋南地区也呈现出向狩猎经济发展的趋势。及至新石器时代中期温暖的气候来临时，仰韶文化蔚成燎原之势，晋北地区也相应地出现了农业部落；而长期狩猎活动所积累的经验，使这里的人们逐渐掌握了马、羊、犬等动物的习性，学会了畜养术，因此一部分部落发展为游牧部落，开创了细石器文化。
三晋地区南北文化的差异，并不只存在于石器时代，在以后的历史中也常常可以见到，如李学勤在论述东周时期的地域文化时，即将三晋大部分地区划为中原文化圈，而将北边部分地区划入北方文化圈。自秦始皇开创了统一的封建帝国之后，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又表现为中央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立，其交界地带则随双方势力的消长而南北推移，其间也受到气候变迁的一定影响。大致说来，晋南属中原文化圈，晋北属北方文化圈，晋中为两种文化冲突碰撞、交界推移地区。因此，三晋文化既有中原华夏文化的悠久传统，又具有与邻近民族的文化相互冲突融合的特点。这是三晋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特点。
黄水谣
滚滚的黄河不仅养育了我们的远古祖先，培育出文明史前期的中国原始文化，而且孕育了伟大的华夏文明。当然，华夏文明并不仅仅发源于黄河流域，而是在几个发祥地相对独立地孕育、发展起来，最后融会为统一的华夏文明。但正如李学勤先生谈到北方文化圈时所说，“北方原为营游牧生涯的少数民族所居，受中原文化浸润而逐渐华夏化。”（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其他地区的文化也有受中原文化浸润、与中原文化交汇而华夏化的过程，事实上，中原黄河流域区是华夏文明交汇的中心区域，在向文明时代进化的过程中，保持着领先的势头，因而构成了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在这片大地上，我们的祖先在劳动生活、通婚繁衍、征战结盟中逐渐发展壮大，先后有一些部族兴起，担任了部落联盟首领，成为华夏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骨干部族，并从中涌现出一些伟大的领袖人物。这些骨干部族和领袖人物的业绩，当时曾广为传诵、吟唱，至少是由部族中专司其事的人员记诵下来，通过一代代口耳相传，不断叠加，形成了华夏族的史诗或传说，这是一曲朴素的“黄水谣”。
可惜当时没有文字记载，流传中不免出现遗忘或篡改，而且部族的几个支系也会造成不同的“版本”。因此这支“黄水谣”流传到完整的汉字系统产生、并有了便利的书写工具时，已经是很零散的了，加上当时的人们不了解上古的文化传统，对其中的神话色彩更是不可理解，记录下来时已经是真伪参半，互相矛盾之处也很多。这就要求我们运用这些古史文献时不可拘泥，受表面现象迷惑，而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分析，揭开外衣，窥探实质。
华夏民族的先祖，最受到崇敬和称颂的首推炎帝和黄帝，中华民族自称为“炎黄子孙”，即是由此而来。在炎帝、黄帝之后，唐尧、虞舜、夏禹都是传说中的贤明帝王，他们不仅造福于民，为后人所传颂；据说还以禅让的方法传承王位，而被后来的儒家视为理想中的盛世典制。其次，商族的始祖契、周族的始祖弃也以其肇始商、周王朝之功而为后人称扬。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殷本纪》、《周本纪》又说殷契、周弃都是黄帝的四世孙帝喾之子，而《国语·晋语》又说“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这样来说，由炎、黄开始，直到夏、商、周的君王，都是同一族氏的子孙。不过，事情并非这样简单，如《帝王世纪》记载，炎帝传位到第八代榆罔，共
530年，然后才被黄帝取代而有天下，这个记载与《国语·晋语》的记载，显然是不协调的。对于这种情况，一些学者指出：这是由于原始社会时部族首领的名字往往与部族名称统一而造成的，所谓少典生黄帝、炎帝，实际上是从少典部族中分化出来黄帝和炎帝两个氏族，当时，炎帝族首先强大起来，成为华夏民族早期的骨干部族，其首领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几百年后，炎帝族衰弱了，黄帝族强大起来，遂取代炎帝而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同样，关于某人娶某人的记载，也不能仅看作部落首领个人的婚姻关系，它还包括两个部族通婚的含义。因此，我们在叙述华夏民族的先祖在三晋地区的活动时，也要注意到这种人名与部族名称会一的情况。
炎帝族是华夏族早期的骨干部族，它在刚从祖族中分支出来的时候，居住在陕西省渭水流域的姜水沿岸，“育于姜水，故姜为姓”。（《竹书纪年》）后来炎帝族势力壮大，遂开始向东发展，曾在陈（今河南淮阳）地居住，后又迁往曲阜（今山东曲阜）。此外，还有一支向南发展。炎帝族居地的变迁，是势力扩展的结果，当其不断向东扩展势力范围之时，必然遇到当地氏族部落势力的反抗，于是炎帝就要亲率本部族为首的部落联盟的族众强行推进，并在取得一定进展后驻守前方，防范可能的反击。表面上看，炎帝族已由一地迁往另一地，实际上是其势力由此地扩展到彼地，途经的地方，都已纳入其势力范围。因此，当炎帝族循黄河一直扩展到山东地区后，炎帝便“封泰山、禅云云”，纪念取得的胜利，向上天诏告禀受天命而为天下的盟主。当炎帝族循黄河向东发展之时，山西南部的汾河流域也成为炎帝族的属地，是炎帝族活动的中心区域之一部，后来炎帝族的后代还在这里建立了黄、姒、蓐、沈等方国。
黄帝族与炎帝族都是少典氏族的分支，最初黄帝族居住在陕西省任水流域的姬水，当炎帝族强盛之时，黄帝族也隶属于以炎帝族为首领的部落联盟。后来炎帝族衰弱了，氏族部落间侵伐征战，炎帝已不能制止。其时，黄帝族在征代中壮大起来，为了争夺黄河中游地带的大片沃野，展开了对炎帝族的战争，黄帝联合了其他部落、方国，与炎帝族在涿鹿附近的阪泉大战三次，最后才打败了炎帝族，从此黄帝成了中原部落联盟的首领。这时，九黎族的势力也很强盛，在其首领蚩尤的率领下，向黄帝族进攻，于是黄帝再次率领诸部落、方国，在涿鹿与蚩尤大战，擒杀了蚩尤。黄帝与炎帝、与蚩尤之间的大战，是当时最大的政治活动，可是对于交战场所涿鹿的地望，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一种意见认为在河北省西北部的涿鹿一带，一种意见认为在河北省南部，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山西省南部的运城县解州镇一带。前人所说的三个地点中，河北琢鹿和山西运城解镇都有许多关于黄帝的传说，但是从地望看，涿鹿在河北省北部是不合理的，炎帝是中原地区著名的部族，其统治中心在黄河下游的淮阳、曲阜一带，黄帝族向东发展，与炎帝争夺中原地区，不可能跑到河北省北部地区去交战。河北省南部说虽然较接近炎帝族统治中心，但该说又有鼓城南、彭城、钜鹿几种异解，本身即有不确定性，不如运城解州镇说令人信服。解州镇原是解州治所，下辖解梁，据《解县志》记载，解梁古时曾称作涿鹿，故唐代诗人王翰在咏解州盐池的诗作《盐池晓望》中有“涿鹿城头分曙色，素池如练迥无尘”句；罗密的《路史》不仅证实解州为黄帝与蚩尤大战的涿鹿，而且指出因为黄帝在这里活捉了蚩尤，并将其杀死（身首异处、身体分解），故把此地称作“解”；古来还有许多关于蚩尤被杀死后血化为盐卤的记载，如《河东盐法备览·盐池门胜迹》说：“轩辕氏（即黄帝）诛蚩尤于涿鹿之野，血入池化卤，今池南有蚩尤城，相传是其丧处。”又，《孔子三朝记》云：“黄帝杀之（蚩尤）于中冀，蚩尤股体身首异处，而其血化为卤，则解之盐池也。因其尸解，古名其地为‘解’。”由此看来，运城解州为古涿鹿说比较可信，当时的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黄帝族强大起来后，向东扩展势力，首先争夺黄河中游地区的肥沃土地，炎帝不甘心失去这片土地，遂迎战黄帝，在涿鹿打了三次大仗，结果炎帝族被打败，黄帝族得到了黄河中游地区；蚩尤亦觊觎这块土地，想控制中原地区，但是也被黄帝族在涿鹿击败。
黄帝取得了这两大胜利之后，中原的部落、方国大都归顺，那些还未归顺的，黄帝就用武力去征服“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史记·五帝本记》）。经过了这番征伐之后，黄帝又回到涿鹿，修建了都城，并在附近的王屋山“受丹诀”，这大概是黄帝在建立都邑前举行的祭天活动，以示受天命而建都于此。
从两次涿鹿大战，到建立都邑，黄帝族的活动中心是在晋南，而其活动范域则达河南、河北、山东、甘肃、陕西、湖南等省，显示出黄帝族的强盛。后来黄帝族又迁都有熊，进一步加强、巩固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在这期间，黄帝族的实力发展很快，先后分出25个支族，这些支族壮大后，又继续分出新的支族，其中有的发展成为华夏族中的骨干族，继承了祖族在中原地区部落联盟的首领地位，为华夏民族的最终形成和华夏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担任中原地区部落联盟首领的黄帝后裔中，尧是很有声望的一位，《墨子·节用篇》中说：“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北降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这当然有些夸张，不过也反映了尧时四方部落归依，影响远播的情况。那么，尧族的活动中心在哪里呢？《竹书纪年》中有“封于唐”、“游居于陶”的记载，可是前人关于唐、陶的地望解说不一，如唐地即有山西省临汾西、河北省唐县、湖北省随县西北三种说法，陶地也有山东省菏泽县和山西省永济县两种说法。从尧的整个活动来看，湖北省随县唐地可能性较小，而河北的唐地和山西的唐地自古就都有很多关于尧的传说，看来都是尧族的重要活动基地。如果联系《帝王世纪》“尧都平阳”和《史记·五帝本纪·正义》所引《括地志》“定州唐县，尧后所封”的记载来看，古时曾称为平阳的山西临汾是尧任部落联盟首领时的都邑，河北省的唐县则是尧的后裔的封地（关于后者，下文还要详述），那么，位于晋西南的陶地也就最可能是尧的“游居”之地了。
尧的封地在唐，所以又称为唐尧，他在古代被奉为贤明帝王，受到后世的景仰，这除了他在担任部落联盟首领时有功于民的原因之外，还因为他在年老后不传位于子，而传位于贤能的舜，故孟子称颂说：“大哉尧之为君，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孟子·滕文公》）司马迁则说他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史记·五帝本记》）为了纪念尧的功绩，唐显庆三年（
658年）在平阳（今临汾）城南八里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尧庙，内有五凤楼、尧井亭、广运殿（尧殿）、寝宫、万寿宫等建筑，尧井亭左右还建有舜殿和禹殿，其中五凤楼、尧井亭、广运殿、寝宫等建筑至今犹存（太原道注：有关尧庙参见本站山西名胜）。尧庙的修建、历代的奉祀，表达了人民对于在这里建立都邑、发展华夏文明的唐尧的崇敬心情。
尧传位于舜，历史上称作“禅让”，而为儒家所颂扬。从现在的原始社会史的研究来看，当时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首领是从氏族会议中推选出来的，还没有“父传子，家天下”的制度。据说舜在20多岁就以孝闻名，被推举到尧那里，尧又对他进行了一系列考察、培养，后来又让他代行政令，最后才传位给舜，舜遂成为新一任部落首领。舜在接受考察时，曾在历山耕种（太原道注：关于历山参见本站山西名胜），在雷泽捕鱼，在河滨陶城制陶，不仅卓有成绩，还得到百姓的爱戴，纷纷依附于舜。历山是晋南中条山的别称，雷泽（芮城县北）、陶城（永济县蒲坂北）都在历山附近。历山、雷泽、陶城的地望，也有说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但距离尧的都邑很远，不便于尧对舜的观察、考核，看来舜在此期的活动区域，还是以晋南之说比较可靠。此外，舜因为曾在虞地居住，而被称为“虞舜”，这个虞地也在晋南，在今平陆县西南。后来舜做了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首领之后，在蒲坂（今山西永济蒲州镇）建立都邑，实施统治，其活动中心仍在晋南。
舜担任部落联盟首领时，华夏族进一步发展壮大，于是舜又任用了一些贤能之人作为自己的辅佐，特别是任用禹来领导治水，成效卓著，治服了洪水，使人民得以脱离苦难。后来舜即把首领之位传给禹。
禹是禹族的领袖，他曾是以尧为首领的部落联盟成员，舜继尧担任首领后，禹也进入了部落联盟的领导层，因为他领导治理洪水，“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其宜”（《史记·五帝本记》），功劳最大，而成为部落联盟中仅次于舜的首领，并被尊称为大禹。又因为他的后代建立了夏朝，所以也称为夏禹。
大禹是中原地区部落联盟的领袖，他领导治水，主要是治理黄河的中下游流域，也就是山西、河北、河南一带的河流，而其治水的经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周围地区，甚至影响到整个九州大地。大禹治水，采用的是疏导的办法，据说河津县的龙门天险就是大禹开凿的，因此又称“禹门”。禹门出口处，两岸地势平坦，原各建有大禹庙，以纪念大禹治水之功，可惜已被日寇拆毁。
大禹任部落联盟首领之后，以平阳为都城，《帝王世纪》说：“（禹）受禅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晋阳在山西中部，平阳（今临汾）、安邑（今夏县西北）都在山西南部。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建立了夏朝，称夏启，建都于夏邑（今河南禹县），后有一段时间迁都到晋南夏禹的旧都。启之后的历代夏王，大都建都于河南地区，夏族的活动区域，北达山西，南至安徽、浙江，东到山东，西至陕西，而其中心区域则在河南和晋南，最后一代夏王继被商汤打败，其战场鸣条，也在晋南，在今夏县西北。
从唐尧到夏禹，三代中原地区部落联盟的首领，都以晋南为其统治中心，故孔颖达说：“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俱在翼州，统天下四方。”（《左传·哀公六年》孔颖达疏）晋南在当时是华夏族的政治中心，是部落联盟首领实施统治的地方，所以这里被称为“中国”，后人解释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史记·五帝本记·集解》引刘熙语）把尧、舜、禹这样的部落联盟首领称为帝王，是后人困于时代之见，除去这一点，这个解释对于晋南的重要地位还是说得很清楚的。正因为此，当尧死后，舜表示要让尧之子丹朱继位时，便要避开这里，向南渡过黄河，来到豫西北之地；但是请部落不拥戴丹朱而仍拥戴舜，舜于是继承尧的职位，这时，舜又要“之（到）中国”，选择了蒲坂作为都邑。出于同样的原因，当禹作了部落联盟首领，给尧之子丹朱、舜之子商均封予疆土时，不是把他们封在尧、舜原来的唐地（山西临汾西）、虞地（今山西平陆西南），而是分别封到了今河北省北部、河南省东部，而且把这两个封地仍用“唐”、“虞”命名，故《括地志》说：“定州唐县，尧后所封；宋州虞城县，舜后所封也。”
夏王朝以后，商王朝、周王朝相继建立，他们也像夏王朝一样，不再以晋南作为统治中心，而改在河南或陕西建立都城。但是，商族和周族仍与晋南有着密切的联系。商的始族殷契，《史记·五帝本纪》说是黄帝曾孙帝喾之子，实际上，殷契族当是帝喾族的一个分支，其母族为居住在晋南蒲州的有（女戎）氏。殷契活动于尧、舜、禹时代，据说他曾佐助大禹治水，立了功，被舜任命为“司徒”，执掌“五教”。周弃的父系与殷契相同，母系为有邰氏，据说居住在山西闻喜、稷山一带。周弃自幼生长于邰，尧曾任命他为农师，掌管农业生产很有成效，因此，被尊为农神，称“后稷”，这一带的稷王山，相传就是他播种百谷之地，后在山上建有稷祠，山下有稷亭，以纪念周弃开拓农业之功。可见晋南也是周弃族的活动中心。商王朝、周王朝时，政治中心转移到河南或陕西，然而，晋南地区仍然是商族和周族的主要活动区，属于“王畿千里”的范域。由此亦可见晋南地区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
炎帝、黄帝、尧、舜、禹各族，在华夏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都是具有极大影响的骨干族，这些族的首领，先后担任了中原地区部落联盟的首领，在华夏族形成的童年时代，立下了不巧之功，是开创和发展华夏文明的伟大领袖人物。他们活动的年代，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中期的仰韶文化和晚期的龙山文化。他们的活动范域相当广泛，而中心地区则不离晋南及其左近。他们所代表的部族，逐渐融合为一个强大的华夏族集团。夏、商、周三朝，华夏文明的发展趋于鼎盛，晋南作为华夏族的主要活动区，也有不可估量的功勋。“小小的晋南一块地方曾保留远自七干年前到距今二千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苏秉价：《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中国建设》，1987年九期）■
请看《三晋文化漫谈》第二章：屏蔽中央的重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