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里山河，称为完固”的地理形势，“北收代马之用，南资盐池之利”（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以及丰富的粮食、煤、铁等物产资源，加之受长期战争环境的锻炼和北方少数民族尚武精神的影响而形成的“人性劲悍，习于戎马”（《隋书·地理志》）的人文特点，使山西地区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当中央王权强盛时，凭借山西，外可以拒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入侵，内可以治平叛乱，这时的山西就是中央王朝的重要藩屏；反之，当中央王权削弱崩溃之时，领有山西地区的政治势力往往可以成为称雄一时的强藩，南下的少数民族也屡屡在这里兴建政权，割据一方。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分裂动乱的时期，即春秋战国（春秋中期以前，晋国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号召“皆奖（助）王室”，对于维护东周王室的名分、地位有重要作用，故列入上章叙述）十六国北朝、唐末五代，在这三个时期中，山西地区都形成了一些割据势力或局部政权，对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乃至对于全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我们在探讨山西地区的历史文化时，不可不予以足够的注意。
称雄一时的三晋
春秋末年，中原各诸侯国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握有实权的卿大夫的势力日益膨胀，逐渐形成了卿大夫凌驾于诸侯之上的局面，由原来的“政在公室”演变为“政在私门（指卿大夫）”。受这种内部变乱的影响，对外的兼并争霸已经让位于对内的争权，晋国采取联合吴国的办法来对付楚国，以及吴、越的称霸，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
晋国到了晋定公时（公元前 512——前 475年），赵氏、魏氏、韩氏、知氏、范氏、中行氏六卿把持着实权，他们以扩大亩制和低税、无税的政策争取民众，亩制最大的是赵氏，以
240步为一亩，最小的是范氏和中行氏，以 160步为一亩，也比原来 100步为一亩扩大了不少。在相互的兼并、争权的斗争中，亩制最小的范氏、中行氏先亡，后来智伯控制了国政，又占领了范氏、中行氏的故地，成为四家中最强的势力。公元前
453年，智伯向赵氏索要土地没有得到，便率韩、魏攻赵，后赵氏说服韩氏、魏氏，三家联合灭掉知氏，并三分其地，由此，“三家分晋”的局面形成，晋君反而成为三国的附庸（太原道注：相关内容参见本站太原沧桑之水灌晋阳）。公元前
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魏、赵、韩为诸侯。由于这三个诸侯国都出自原来的晋国，所以又统称为“三晋”。
在战国七雄中，最先强盛起来的是魏国。魏文侯在公元前 445年继位当政后，任用李悝为相国，主持变法。李悝在经济上主张“尽地力之教”，并实行“平籴法”，又制定了《法经》，作为政治上的法典。经过一番改革之后，魏国国势强大起来，魏文侯又任用吴起为将，对军制进行改革，战斗力也大大增强。从公元前
413年起，魏国开始向秦国展开进攻，第一年，魏军大败秦军，一直攻打到郑（今陕西华县）；第二年，魏文侯又派太子击率领魏军攻秦，经过围城攻打，占领了秦国的繁庞（今陕西韩城东南），并将城中的秦人全部赶走。公元前
409年，魏国以吴起为将攻秦，攻克了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元里（今陕西澄城东南），并在这二地筑城防守；第二年，又继续攻克了秦国的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南）、（合阝）阳（今陕西合阳东南），秦军于是退回到洛水（在今陕西省北部）一带。经过连续几年的战争，魏国全部占有了河西地区（今秦、晋两省间黄河南段以西、北洛水以东以北之间的地区），后来为了守卫这片河西之地，魏国又沿着洛水修筑了从今陕西富县西北到华县东大约
200公里长的长城。
从战争的进程看，魏国是从晋西南风陵渡一带渡过黄河向秦国开始发动进攻的，然后又以所攻取的郑地为支撑点，向西及西北方向的秦国城邑进攻，最后囊括河西地区的。风陵渡到蒲津，是秦、晋交通的重要通道，这里的黄河两岸地势较为平缓，可以船渡或利用船架设浮桥，秦晋交战多由此通过。而现在魏国不仅占领了黄河西岸的大片地区，还在洛水一带修建了长城，牢固地掌握了黄河之险，在对秦作战中握有了主动权。
就在魏国占有全部河西地区的同一年，即公元前 408年，魏国还开辟了另外两个战场，一个是在东方的家国，由魏文侯亲自率师攻打；另一个是在北面的中山国，魏文侯派著名的大将乐羊率兵前往，经过了三年的战争，消灭了白狄族建立的中山国。中山国在魏国的北方（今石家庄及附近地区），魏国与中山国之间隔着赵国，因此，这场战争是得到了赵国的允诺和同意的。不过毕竟距离较远，不便于直接统治，于是中山国在过了几年之后又重新复国了。
魏、赵、韩三国本是从晋国分化出来的，三国之间在战国初期还保存着一种友好的关系，常常互相配合，一同对外作战。公元前
405年，齐国国君田悼子去世，田氏发生内乱，公孙会在廪丘（今山东郸城东北）叛变，叛归赵国，齐人便包围了廪丘，攻打公孙会，于是赵、魏、韩三国派兵救助公孙会，与齐军大战，三国大胜，“得车二千，得尸三万”（《吕氏春秋·不广》），然后又一直攻入了齐国的长城。战后，魏文侯将俘获的齐人献给周威烈王，周威烈王遂承认魏、赵、韩三国为诸侯。公元前
400年，楚国与韩、魏争相侵夺郑国的土地，于是魏、赵、韩三国又联合攻打楚国，一直打到乘丘（今山东巨野西南）。公元前
391年，魏、赵、韩三国又在大梁（今河南开封）、榆关（今河南中牟西南）大败楚师，楚国用厚礼请秦人帮助，与三国和解。在这次代楚时，魏国占有了大梁，还取得了襄陵（今河东睢县）等地，国土扩张到河南地区。
韩国在战国初年也曾进行了一些变法，但是并不彻底，后来在公元前
358年起用申不害为相，实行进一步改革。赵国在公元前 403年也曾由相国公仲连主持进行了政治改革。经过变法改革，韩国、赵国也强盛起来，公元前
385年，韩国攻取了郑国的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还打败了宋国，俘虏了宋君；公元
375年，又灭掉了郑国，于是韩国的领土大大扩展，并且迁都于郑（今河南新郑）。
赵国在以往与魏、韩二国联合作战时，由于地处北边，没有得到什么实际利益，从公元前
383年开始，赵国开始执着地对卫国用兵，攻取卫国的领土。不过在开始阶段却遇到了麻烦，卫国遇到进攻后向魏国求救，魏国即派兵与卫国共同攻打赵国，使赵国蒙受了不少损失。第一年，赵国大举攻卫，卫国在危急中向魏国求救，魏国的救兵在兔台将赵军打败；第二年，赵军包围了卫军，卫国再次向魏国求救，在魏、齐两国帮助下，攻取了赵国新建成不久的刚平城（在河南清丰西南），并一直打到中牟（今河南灵壁西）；第三年，赵国为了抵挡魏、卫二国的攻势，向南方的楚国求救，楚国攻魏，一直打到黄河附近，赵国乘势反攻，夺取了魏国的棘蒲（今河北魏县南）、黄城（今河南内黄西北）。两年之后，即公元前
379年，赵国再次袭击卫国，齐国又发兵来救，赵国仍然没有什么建树。直到公元前
372年，赵国的相国太戊午率兵伐卫，才攻取了卫国的73个乡邑。赵国攻打卫国如此艰苦，主要是因为有强大的魏国救助卫国，看来赵国经过公仲连的政治改革后，国势、军力虽然得到增强，但还不是魏国的对手。而在取得对卫国战争胜利的前后几年中，赵国还先后两次攻打中山国，并打败了秦国、齐国，其国势、军力的增强，由此可见。
魏、赵、韩三国原来常常一致对外作战，而此时却几次出现魏国助卫攻赵的情况，说明它们之间的争斗也已经开始了。到公元前
369年，还发生了一件更严重的事件，这一年，魏武侯去世，魏国发生公仲缓与公子莹争夺君位的内乱，赵、韩两国想乘机削弱魏国，便合兵攻魏，在浊泽（在今山西永济、运城一带）大破魏军，并包围了魏都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但是在如何解决魏国问题上，赵、韩两国意见不统一，赵国打算杀死公子莹，立公仲缓，并迫使魏国割让土地；韩国却主张将魏国分作两国，以削弱魏国。终因意见不合，韩国退兵，公子莹打败了赵国和公仲缓的军队，即位为君，他就是魏惠王。这一年，魏国又向韩、赵展开报复性进攻，在马陵（今河南新郑东南）打败韩国，又在平阳（今河北临漳西南）打败韩、赵两国的军队。
经过这次相互间的争战之后，魏、赵、韩三国，即所谓的“三晋”，便不再保持原来的联盟关系，而各自在中原图谋发展了。这时三国的疆域大致是这样的：韩国领有今山西东南部（沁河、丹河流域）和河南省中部（内有周国）；魏国据有陕西省东部临近黄河的河西地区，在山西省有西南地区，沿汾河北上到太原盆地的西南端，又折向晋东南的上党地区，在河北省有大名、广平间地，在河南省有北部的河内地区；赵国领有陕西省东北部、山西省中部和河北省东南部。其中只有韩国土地比较集中，魏国分为晋西南和河南的河内地区两块，中以上党山区的孔道相连，赵国则由西到东拉成长长的一条。山西地区素有“表里山河”的优越地理形势，春秋时期晋国曾凭借它图强称霸，战国初期魏、赵、韩联合之时，也能凭借这一条件向外扩张发展，而当三国各自为战时，这个优越的山河形势便被割裂，而不复存在了。因此，魏国虽然在此以后还长期保持着大国的地位，但三国相争实际上已经植下了它们由盛转衰的根源。顾祖禹即指出：“秦之能灭晋者，以晋分为三，而力不足以拒秦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他还设想，如果魏、赵、韩三国能联合在一起，坚守安邑、晋阳（今太原南）、上党，即使不能使秦国不敢来进攻，也能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历史不能按后人设计的那样去发展，魏、赵、韩三国不仅相互独立，自谋发展，而且韩国、赵国还先后将国都由山西的盆地迁往河南、河北的平原，这从经济上说也许是可取的，而从军事上看，却是放弃了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势。魏国国都安邑所在的晋西南地区，本是一片富庶之地，但由于后来受到秦、赵、韩的夹攻，便也于魏惠王九年（公元前
361年）迁都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去了。这样一来，魏国虽然在陕西的洛水沿岸修筑了长城，又利用黄河天险拒秦，但这里毕竟是远离都城之地，鞭长莫及，而被秦国一一突破，使秦国得以“据（黄）河（崤）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史记·商君列传》）了。
战国中期，魏国继续保持强大的地位，魏惠王二十六年（公元前
344年），魏国国君称“王”（以前称“侯”），并召集了“逢泽（今河南开封南）之会”，率诸侯朝见周天子；魏惠王后元元年（公元前
334年），又与齐威王“会徐州（今山东微山东北）相王”，互相承认王号。不过这期间魏国曾在与齐国的桂林之战、马陵之战中受到重大损失，又被秦国商鞅诱擒主将公子印并大败魏军。这时的魏国是东方六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但面对经过商鞅变法后国势强盛、兵力强大的秦国，却屡遭失败，黄河以西的河西、上郡和黄河以东的部分地区先后丧失。后来，魏国曾经联合东方各诸侯国，合纵抗秦，但并没有取得多少实效；在秦国的不断攻击下，魏国也与其他东方各国一样，逐渐衰落了。
当山东各国在秦国的进攻下屡遭失败、疆土渐失之时，三晋中的赵国却由于武灵王进行的军事改革而强大起来，并向北扩展了大片领土。赵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
307年），赵武灵王下令推行“胡服骑射”，让国人采用胡人服饰，穿短衣，束皮带，用带钩，穿皮靴，以便于骑马作战，并在军队中进行骑马射箭的训练，组建骑兵队伍。当时中原各国争战不已，又有秦国不断进攻蚕食，向中原发展非常困难；而北方的狄人、胡人又经常骚扰赵国的北方边境。赵武灵王权衡利弊，决定向北方发展，但北方多山地，中原国家传统的车战在此地施展不开，故赵武灵王决定学习胡人的骑射技术，以备对北方用兵。这场改革侧重于军事方面，但也涉及到政治上的改革，一些旧贵族坚持传统礼制，反对“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赵武灵王驳斥了他们的谬论，并用刑罚强制推行，终于完成了这一改革，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随后，赵武灵王将王位传给儿子何（即赵惠文王），自称“主父”，亲自率兵攻打中山国和北方的楼烦、林胡等部族，经过几年的攻战，终于在公元前
296年灭掉了中山国，把楼烦、林胡也打败赶跑，于是赵国获得了北方大片领土，并在这里设置了云中（今内蒙古大青山以南、黄河以北地区）、雁门（今山西西北部和内蒙古部分地区）、代郡（今山西东北部和河北、内蒙大部分地区）等三郡。
赵灭中山的第二年，赵国发生了“沙丘之乱”，已被废掉的太子章（赵武灵王的长子，赵惠文王之兄）与其相田不礼发动叛乱，公子成和李兑发兵平乱，章逃到沙丘（今河北巨鹿东南）的赵主父（即武灵王）的宫中，公子成与李兑率兵包围了沙丘宫，直到章死后，还围住沙丘宫三个多月，主父活活饿死了（太原道注：相关内容参见本站山西名人之赵武灵王）。倘若不是发生了这件事，赵主父也许还能再有大的作为呢。
战国时期我国境内有二十几个诸侯国，还有很多少数民族部族，其中的七个诸侯国最强大，号称战国七雄，而由春秋时期的晋国分裂而成的三晋——魏、赵、韩三个诸侯国，都在七雄之列，魏国在战国初期、中期的强盛，赵国在武灵王时的扩张，都很引人注目，是山西历史上重要的一页。
十六国战幕的启闭
经过了数十年的三国鼎立局面后，司马炎废掉魏元帝，自称皇帝，建立了晋国。公元
280年，晋灭吴，天下统一于晋，史称西晋。我国自古就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说，然而这个统一的晋王朝并没有存在多久，到公元
316年就被灭亡了。司马睿在建业（今江苏南京）即位，建立东晋，而中国北方则再次陷入长期混战之中，过去史书上说有五个少数民族建立了十六国（实际上建立的政权不止十六个），称之为“五胡十六国”，直到公元
439年，才由北魏统一了北方。这揭开十六国战幕的，就是新兴（今山西忻州）人刘渊，他起兵反晋和建立汉国，都是从山西开始的。
西晋时期，国家政治在世家大族的把持下，十分腐败，晋惠帝司马衷听到各地发生饥荒，人多饿死，竟说：“何不食肉糜？”太尉何曾每天吃饭要花费万钱，还说“无下箸处”。西晋政权对少数民族的剥削压迫也十分严酷，如并州刺史司马腾曾掳掠许多匈奴人和羯人，运到他处贩卖为奴。公元
291年，晋国发生“八王之乱”，司马氏家族内互相攻斗，自相残杀，社会生产也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黑暗的统治下，各地纷纷发生流民起义，一些少数民族人民也起来反抗晋朝的统治。公元
304年，匈奴人刘渊联络匈奴各部起兵反晋，开始了灭晋的战争进程（太原道注：相关内容参见本站山西名人之刘渊）。
刘渊的祖先是西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随呼韩邪单于内附汉朝的南匈奴人，东汉初年入居山西地区，后来曹操将他们分为五部，左部居太原兹氏（今山西汾阳），右部居祁（今山西祁县），中部居大陵（今山西文水），南部居蒲子（今山西隰县），北部居新兴（今山西忻州），以此来削弱匈奴的势力。刘渊先为左部帅，后被晋朝委以匈奴北部都尉、建威将军、匈奴五部大都督之职。八王之乱时，成都王司马颖拜刘渊为匈奴左单于、参丞相军事，命他赴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东北），率匈奴五部兵迎战王浚和司马腾。刘渊到左国城后，被匈奴右部帅刘宣等推为大单于，随后招兵买马，扩充了力量，建国号为汉，自称汉王，起兵反晋。
匈奴人原是游牧民族，习于骑射，民性剽悍。迁居内地后，大多已耕田为农，也还保留着不少尚武遗风；而且一直是聚族而居，部族内部保持着原来首领名号和统属系统。因此，当刘渊被奉为大单于起兵时，诸部匈奴就成为基本的力量。刘渊又以祖先曾与西汉和亲，结为婚姻，而自称是汉皇室的外孙，奉祭汉高祖等汉朝皇帝，为追尊蜀汉后主为孝怀皇帝，刘渊则自称汉王，以示继承汉统，借以号召汉族民众。这样，刘渊很快就集合起一支强有力的队伍。这年冬，晋东瀛公司马腾派晋玄讨伐刘渊，被刘渊大败于大陵（今山西文水东北），又乘胜攻取了泫氏（今山西高平）、屯留（今属山西）、长子（分属山西）、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北）。由于这时晋王朝内部八王之乱仍在继续，右将军张方将晋惠帝劫持到长安（今陕西西安），更导致争战不已，因此，晋王朝末能对刘渊组织进攻。公元
306年，晋惠帝被迎回洛阳，十月，刘琨被任命为并州刺史，占据晋阳（今山西太原），并打败了刘渊的一次进攻（太原道注：相关内容参见本站太原沧桑之异域孤军）。刘渊于是采纳刘殷等人的建议，转向河东（郡治在今山西永济蒲坂）发展，以便凭借山西南部的山川形势，向关中、洛阳进击。这时，石勒等部也先后投奔刘渊，声势壮大，公元
308年，刘渊分派部将向河北、河南地区进攻，攻陷了魏郡（今河南安阳市）、汲郡（今河南汲县西南）、顿丘（今河南清丰），并在这里扩军五万；刘渊所部也攻克了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平阳（今山西临汾），刘渊遂称皇帝，次年迁都平阳。
刘渊从左国城起兵，逐渐控制了晋中、晋南地区，凭借这里“表里山河”的地理形势，逐渐发展壮大。刘渊还能约束部众，禁止滥杀无辜，颇得民心。一些小股的反晋势力和造反流民也纷纷归附，汉军的势力迅速壮大，并于公元
308年开始转入外线作战，攻掠河北、河南地区。次年，晋左积弩将军朱诞不满东海王司马越的所作所为，投奔刘渊，劝刘渊乘洛阳形势孤弱发动进攻，于是刘渊派王弥、刘聪进攻壶关（今山西黎城东北太行山口），以打通进攻洛阳通道。壶关是洛阳北面的重要关口，一旦为汉军攻下，汉军就可以长驱直下，直指洛阳，因此晋王朝赶紧调集二万大军渡河北进，企图夺回对上党的控制权，但被刘聪打败；刘聪随后又攻克屯留、长子，并迫使晋上党太守投降，交出了壶关。至此，刘渊已据有了山西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控制了险关要隘，根据地得到巩固，并形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态势。尤其是占据了壶关，进可直逼洛阳，或扫荡河南、河北平原，退可以据关而守，立于不败之地。而晋军不能夺回壶关，便注定处于消极防守之势了。
汉军占领壶关后，刘渊命刘聪进袭宜阳、洛阳，因中诈降计而失败。于是刘渊命各部攻掠河南、河北各地，以削弱洛阳外援，使之变成孤城。这时晋王朝内部的“八王之乱”虽已结束，但仍是矛盾重重，相互猜疑，不服统属，乃至相互攻杀仍然未断，在汉军的进攻面前，虽然也偶获一胜，但总的形势是节节败退。公元
310年，刘渊死，其四子刘聪争得帝位（太原道注：相关内容参见本站山西名人之刘聪），第二年，攻破洛阳，俘获晋怀帝。后晋人又在长安拥立晋愍帝，汉军经过两年攻战，于公元
316年被长安，俘晋愍帝，西晋于是灭亡。第二年，琅（王牙）王司马睿在建业称帝，建立东晋，从此形成了南为东晋北为十六国混战的局面。
西晋政治腐败，剥削残酷，加之“八王之乱”，杀伐争战，使人民陷于困窘之境，少数民族民众也常常被他们利用为战争的工具，甚至劫掠为奴，因此，各地人民纷纷起来反抗、斗争。刘渊乘时而起，建立汉国，推翻西晋的腐朽统治，是顺应潮流之举。匈奴族入居内地已久，汉化程度较深，如建立汉国的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司马《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汉书·刘元海载记》）；在起兵之初，能利用汉王朝名义，以示并非为民族之争，以取得汉人的支持；在攻战之际，也注意不滥杀无辜。刘曜杀介休（今属山西）令贾浑及其妻，刘渊给其“降秩四等”的处分，刘景将三万百姓赶入黄河淹死，刘渊闻知大骂，并削夺其指挥权。继位的刘聪，也颇通经史。但是，他们在文治方面，并无佳绩，又在灭亡西晋前后先后死去（刘聪死于公元
318年），导致身后部将争权，强者为王，制造分裂，因此，并没有给北方人民带来安定的生活，反而揭开了十六国纷争混战的序幕。
刘渊所建立的汉国在灭掉西晋后三年即分裂为前赵、后赵二国，前赵皇帝刘曜为刘渊族子，当为山西人（太原道注：相关内容参见本站山西名人之刘曜）；后赵土石勒，为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羯族人（太原道注：相关内容参见本站山西名人之石勒）。此外，鲜卑人建立的代国曾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西燕国（不计在十六国之内）定都长子（今属山西）。其他各国，便与山西没有这样直接的关系了。
山西地区在战略上的地位，到北魏统一北方时再次显现出来。北魏为鲜卑拓跋氏所建，三国、西晋时，鲜卑拓跋部居住在今内蒙古西部及山西北部，公元
338年，曾建立代国，后为前秦所灭。淝水之战后，前秦分裂，拓跋（王圭）乘机召集旧部、恢复了代政权，建都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不久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拓跋（王圭）首先进行统一本部族的战斗，先击败其叔窟咄，又大破南边的独孤部，随后击败库莫奚部及高车诸部，并北征柔然，西征匈奴刘卫辰部。在这些战争中，夺得了许多土地、人口和牲畜，成为北方的强国。公元
395年，拓跋（王圭）侵逼后燕北部边塞，后燕派太子幕容宝率八万大军，出五原（今山西寿阳北）伐魏，在参合陂（今山西大同东南）被拓跋（王圭）打得大败，数万大军被斩被俘，后来俘虏也被全部活埋（太原道注：相关内容参见本站大同烟云之绝塞烽烟）。于是拓跋（王圭）占据平城。慕容宝回国后，调集精兵准备雪耻，第二年，后燕主慕容垂亲率大军秘密出发，北魏驻守平城有三万大军，未作防备，被后燕军在猎岭（今山西应县南）、平城两次击败，全军覆没。这时幕容垂病重，拓跋（王圭）本想回击，因平城已为燕军控制，只好作罢，撤回阴山。
公元 396年七月，拓跋（王圭）称帝。这时后燕慕容垂已死，国内有乱，拓跋（王圭）遂于八月亲率步骑40万，南出马邑（今山西朔县），越勾注山，一路南下进袭晋阳，一路从东道出军都（今北京昌平居庸关），袭击幽州（今北京大兴）。晋阳、幽州很快就被攻下，拓跋（王圭）命粟（石单）率二万骑兵从晋阳东出井陉关（在今河北井陉北井陉山上），配合东路军攻打后燕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县）。魏军攻拔常山（今河北正定南）后，常山以东的后燕守将或逃或降，只有中山、部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信都（今河北冀县）三座城末下，魏军分兵攻打，其间虽有胜败，魏国内又起变乱，但拓跋（王圭）终于在公元
397年灭掉了后燕，次年迁都平城。这时的北魏，已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势力。
公元 423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北灭柔然，两败大夏赫连氏，东灭北燕冯氏，又灭掉北凉，遂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十六国割据混战的局面。公元
450年，进兵攻南朝刘宋，亦获胜利，辖区扩大到淮河北岸。
从北魏进入中原和统一北方的过程，我们再次看到了山西地区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晋北的平城是一个重要城池，它控制着由塞北进入中原的主要通道。后燕慕容宝伐北魏失败，平城丧失，后燕腹地直接受到威胁，因此慕容垂很快调集精兵，重新夺回；拓跋（王圭）也想乘慕容垂病重时予以反击，但平城已入敌手，难于图谋，只好北撤。后来拓跋（王圭）大举进攻后燕，取道马邑，这是由北面进入中原的另一通道，由此南下晋阳、东下幽州，都是利用了晋北地势较高的条件，乘势而下，故很快就取得战果。随后出井陉关征战河北，以及后来经蒲坂（今山西永济西）攻大夏占据的长安，也有同样的效果。后来北魏定都平城，进行统一北方的战争时，也是利用了山西可攻可守的战略地形，因此，虽然在外线作战时也有被敌挫败之时，但腹心之地可保无虞。当然，拓跋部的强悍、领导者的正确抉择、顺应时事的变革（孝文帝改革）以及敌方的内乱、腐朽，是更重要的原因，这里只是想强调一点：处于割据混战之世，选择坚固的根据地是十分重要的。
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部，长期在北方边远地区从事游牧生活，社会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汉族社会，早期曾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但是他们很早就注意对本族的改造，统一中原后，与汉族地主结合，开始对国家政权进行改造，后来又经过孝文帝比较彻底的改革，接受了汉民族先进的文化。因此，北魏不仅统一了北方，而且彻底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混乱局面，使北方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其功绩是不小的。
十六国混乱局面肇始于山西，又结束于山西，其中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也可以说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山西优越的地理形势的作用，和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入居、民族文化融合所形成的“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隋书·地理志》）之特点的影响。
五代嬗替的契机
唐朝后期，已出现藩镇割据的情况，到黄巢起义时，唐王朝为了镇压起义，利用藩镇兵力，各方镇力量又得到加强。后来黄巢起义被镇压下去，唐王朝的权力也大大削弱，新旧藩镇割据，“自增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唐王朝已经名存实亡了。割据的藩镇军阀经过一个时期的相互兼并，逐渐形成几支大的割据势力，公元
907年，最强大的宣武镇节度使朱全忠废掉唐哀帝，在开封自立为帝，建立了梁（史称后梁），而其他割据势力也乘机纷纷称王称帝，从此开始了我国历史上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
五代，即中原地区先后建立的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除了后唐建都于洛阳外，其他四朝皆建都于开封，而其中的后唐、后晋、后汉都是以太原为根据地的割据势力南下建立的，因此，“中国北方五代的历史，可以当做以建都于开封（或洛阳）的中央政权同以太原为根据地的割据势力激烈斗争的历史来看。这种一次又一次的激烈斗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以太原割据势力的胜利而告终的。”（宁可、阎守诚：精末五代的山西》，载《晋秦豫访古》，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山西地区在战略上的地理优势，在五代时再次显露出来。
朱全忠在谋取帝位之时，把占据晋阳（今山西太原）的晋王李克用视为一大障碍，几次大兵进剿，欲置之死地。公元
901年，朱全忠为了进一步控制关中，夺取唐朝政权，出兵取王珂盘踞的河中地区（今山西西南部），这样一可限制李克用的发展，二可扼守晋陕交通咽喉，使李克用不能救援关中，故朱全忠对诺将说：“吾今断长蛇之腰，诸君为我以一绳缚之。”（《资治通鉴》）得到河中地区后，朱全忠又调兵遣将，从西北、东、东南几方进攻李克用，连降数州，兵抵晋阳。李克用一面登城备御，一面凿暗门，夜扰敌军，而当时恰逢连续降雨，敌兵多患疟痢，又因粮草供应不上，遂退兵。公元
902年，朱全忠再次大伐晋阳，包围了孤城晋阳，李克用几乎想弃城北逃，其夫人告以：“今一足出城，则祸变不测，塞外可得至邪？”（《资治通鉴》）才使李克用决心守城，并乘敌军中大疫，击退了朱全忠的进攻。但是李克用在此亦有数年不敢与朱全忠争强。
待到朱全忠称帝时，晋王李克用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控制了山西大部分地区，成为对后梁威胁最大的势力。因此，朱全忠于称帝后随即派兵攻晋，围困潞州（治所在今山西长治），企图攻克上党地区，控制由东南进出山西的关口，进可威逼晋阳，守可确保河南京畿之地。次年一月，李克用病死，五月，新即晋王位的李存勖大破梁军围困潞州的夹寨，解除潞州之围（太原道注：相关内容参见本站太原沧桑乱世英雄之虎父龙子）。这一仗，开始扭转了晋军数年来的劣势地位，使后梁灭晋的企图彻底破灭，使朱全忠“既惧而叹曰：‘生子当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豚犬尔。”’（《旧五代史·唐庄宗纪》）此后，李存勖采取了“举贤才，黜贪残，宽租赋，抚孤穷，伸冤滥，禁奸盗”（《资治通鉴》）等稳定社会的措施，又针对境内地狭兵少的情况，整饬军纪，训练士卒，于是“境内大治”，“士卒精整”，奠定了灭梁的基础。
晋、梁间的争战首先从河北开始。公元 910年，梁军向成德（治所镇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王（钅容）、义武（治所定州，今河北定县）节度使王处直进攻，二节度使向李存勖求救。李存勖派周德威率兵出井陉（今河北井陉），随后李存勖也率兵前来，与王（钅容）、王处直联合抗梁。晋军采取主动后撤、以逸待劳的方针，诱梁军离营，然后利用骑兵机动作战的长处在柏乡（今河北高邑南）大败梁军。公元
913年，晋军又灭掉了幽州（今北京大兴）的刘守光政权，公元 916年又夺取了后梁天雄镇（治所魏州，今河北大名北），至此河北全为李存勖所有。公元
923年，李存勖在魏州称帝，建国号唐，随即挥军南下，攻陷梁都开封，灭掉后梁，后李存勖迁都洛阳。
当唐朝末年梁、晋争战时，朱全忠兵多地广，李克用两次险遭败亡，但终于凭借着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和壁高城广的晋阳城，得以不亡。等到朱全忠称帝后进攻潞州，数月不下，李存勖率兵来援，遂破梁军，双方已处于势均力敌，李存勖有兵精地险之优，朱全忠占兵多地广之长。然而朱全忠为了防范功臣武将像自己那样来抢夺帝位，竟然大杀功臣，到后来更是“诛戮无常”，甚至到得晚一些也被杀死，以致从官都害怕跟他出征。而且生活淫乱无度。后来朱全忠被次子朱友（王圭）杀死，八个月后朱友（王圭）又被其弟朱友贞杀死，为争皇权骨肉相残，其朝政可想而知。李存勖所凭据的山西地区，是长期为防御北边游牧民族入侵的战场，又有不少游牧民族入居，民风尚武，习于戎马，李存动又注意军队的训练和纪律的整肃，因而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李存勖还采取了一些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以争取民心，并注意联合其他反梁势力。这使他能够在凭据山西灭梁建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
当时，北方的契丹族已经兴起，并利用晋、梁交战之机屡次向南侵掠。李氏建后唐之后，李存勖、李嗣源对边境守御得力，阻止了契丹南下。后唐末帝李从珂时，统治集团内部自相残杀，朝政混乱。时任北京（后唐以太原为北京）留守、太原节度使的石敬瑭，想凭借“太原险固之地，积粟甚多”（《旧五代史·晋高祖纪》的条件抢夺皇位，在后唐大军来攻时，又勾结契丹，“愿以雁门（今山西代县）以北及幽州之地为寿，仍约岁输帛三十万”（同上），请契丹来帮助灭后唐，于是“契丹主将五万骑，号三十万，自扬武谷（今山西代县南）而南”（《资治通鉴》，，在晋阳大败后唐军，扶植石敬塘为傀儡皇帝，即后晋高祖，随后便灭掉了后唐（太原道注：相关内容参见本站太原沧桑乱世英雄之幽云十六州）。
由于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拱手送给契丹，晋北、冀北之险关皆失，因此，契丹南下侵掠可长驱直入。当石敬瑭死后，石重贵继位，顺应国内日益增高的反契丹潮流，不向契丹称臣，并捕杀契丹在晋境内的贸易人员，于是契丹再入中原，寇掠开封，后晋灭亡。由于中原人民的英勇抗击，才迫使契丹北返。这时担任太原节度使的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国号为汉，趁机进入开封，统治中原（太原道注：相关内容参见本站太原沧桑乱世英雄之棠棣天子）。
石敬瑭、刘知远都是由太原节度使拥兵自重，进而取代前朝，谋得帝位的。这种由节帅而皇帝，在五代时是一常见现象。除了上文所述之外，还有唐明宗李嗣源，是由镇州节度使带兵镇压魏州兵变，反而联合兵变士兵取得帝位；唐末帝王从柯，是由凤翔节度使起兵抢得帝位；周太祖郭威，是由天雄军节度使、部都留守起兵，再通过兵士拥立而得到帝位的。在当时还有许多节度使有这种打算，如“（安）重荣起于军卒，暴至富贵，而见唐废帝、晋高祖皆自藩侯得国，尝谓人曰：‘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新五代史·安重荣传》）明显地流露出想恃强争帝的意图。在诸多称王争帝的藩镇中，仅山西地区就有三个获得了成功（李克用父子原本就是与后梁竞争的对手，与石敬瑭、刘知远略有不同），而且都是改换朝代的君主，比本朝皇族内的嬗替难度更大（石敬瑭出卖领土借助契丹，为人所不耻），这不能不令我们想到地理形势和地域文化的特色。郭威对图谋反晋争帝的刘知远说过这样一段话：河东山川险固，民俗尚武，士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资治通鉴》）。可说是抓住了要害。在分裂割据的时代，兼有这几个优点的山西地区，较之升平时代具有更重要的战略地位，当得起“霸王之资”之誉。就连统一了北方的后周、统一了全国的北宋，对割据山西的刘崇政权（北汉），尚不能轻易扫平，不是也很能说明问题吗？
然而在山西创立的政权，从战国时的三晋，到南北朝时的汉国、北魏，再到五代的后唐、后晋、后汉，无一例外地都在后期将国都迁出山西，而且大都迁往河北、河南地区。虽然不同的时代、国家有大不相同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一点共同之处：其一，山川险固的另一面就是交通不便，既不利于对其他地区实施统治，也不利于各地输送粮食财物供京师庞大的官僚机构、禁卫军队和众多百姓之所需，也就是说，山西地区利于武功，而不利于文治；其二，封建统治阶级本质上是腐朽堕落的，所以总是愿意把国都建立在富庶、繁华的地区，以满足其声色口腹之欲，于纷争混乱的十六国、五代时期争夺帝位的豪酋，更是只为自身利益着想，而无长远治国之策，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以勾结契丹贵族，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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