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地区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早期开发的地区之一，晋南地区还位于中原文化圈的中心地带，尧、舜、禹所都就在这里。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统一的强大王朝都不曾在山西建都，然而他们的都城又都在山西附近，如周、秦、汉、唐、北宋、元、明、清历代都城，宋以前交替地建于今陕西的西安地区和河南的洛阳、开封地区，元以后则长期建都于北京。这种屡在京师附近的政治地理特点，是其他任何一个省份所不具备的。出于拱卫京师的需要，山西地区在这些朝代都被建设为军国重镇。
山西的自然地理形势也十分优越，自古就有“表里山河”之誉，号称“最为完固”。山西东部为太行山脉，它是由断层形成的单面山，海拔1500米以上，它的西面是起伏不平的山西高原，东面则是海拔
100米以下的开阔平坦的华北大平原，由华北大平原看山西，就会有“危乎高哉”的感觉。山西西部是以吕梁山为骨干构成的高原和山地地形，与西面的陕西省有奔腾于晋陕大峡谷中的黄河相隔，也是天然的屏障。山西南部有中条山、黄河为屏障，山西北部外有阴山、大漠隔绝，内有勾注、雁门等关隘，都可以据险而守。山西中部分布着一系列连珠式的盆地，由西北向东南依次为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这里既是山西主要的农牧业经济区，也是自古以来的交通要道。由于山西地势北高南低，这些盆地略呈阶梯状，因此，由汾河河谷或流水河谷西向入秦，直指关中，有顺势而下之利，由沁河、丹河河谷南下，又可威逼洛阳、开封；沿滹沱河、漳河入华北平原，更有高屋建瓴之势；元、明、清的京师北京，也位于发源晋北的桑干河下游。难怪顾祖禹要说：“且夫越临晋（今陕西大荔东），溯龙门（今山西河津西北和陕西韩城东北），则泾渭之间（指陕西关中地区，为周、西汉、唐等朝京师所在），可折（竹垂）而下也。出天井（关名，在今山西晋城南太行山顶），下壶关（在今山西黎城东北太行山口），邯郸、井陉（皆在河北）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建都北京时，更是“京师之安危，常视山西之治乱”（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因此，山西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不仅在险关要隘屯兵驻守，而且着意经营位于中部交通干线上的大同、太原、临汾等重要城镇，深沟高垒，屯兵储粮，以备不虞之需。
山西南部、中部的盆地还是古代重要的产粮区，又可以经汾河、黄河、渭河漕运关中，对于定都于关中地区的王朝尤有重要意义。此外，山西中部、北部盛产良马，山西南部有盐池之利，很多地方都有铁、煤等矿产资源，也是封建国家重要的军用物资或财政来源，对于外御强敌、内修统一都具有重要意义。
屏藩周室与尊王攘夷
山西地区是华夏民族的祖先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进入阶级社会、产生国家之后，又以其优越的山河形势逐渐显示出重要地位，其中晋南地区在夏、商两朝都属于“王畿千里”的范围。然而史料阙如，详情已不可得知。从文献的记载来看，山西地区被有意识地建设为军国重镇，始于西周初年，即唐——晋国始封之时。
关于唐——晋国的建立，《史记·晋世家》记载着这样两个说法，其一云：
初，（周）武王与叔虞母会时，梦天谓武王曰：“余命女（汝）生子，名‘虞’，余与之唐”。
这里把叔虞名字的由来和后来被封到唐地做诸侯，都说成是天的安排，不过是古代人们制造的一个“受命于天”的故事，并不可信。其二则云：
（周）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圭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你）。”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
这个说法流传很广，后人还常常就“天子无戏言”和史官（史佚）坚持原则、告诫君王慎言的角度议论、发挥，似乎已成定论。然而摆诸史实，亦不可信。（太原道注：有关剪桐封弟参见本站太原沧桑）
当周朝建立之初，还未能对“天下”实行有效的统治，本来被派去监督殷商遗民的管叔、蔡叔又对周公姬旦代年幼的成王行政事不满，发动了叛乱，殷商的遗民、旧族也一同参与，给年轻的周王朝带来很大威胁。周公平息叛乱后，遂“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即分封周王的同姓兄弟、异性亲戚为诸侯，在全国各重要地点建立封国，帮助周王室镇抚各被征服部落。因此，当时的原则是“选建明德，以藩屏周”，而不可能以戏耍之事行之。尤其是山西地区，戎、狄等族杂处，旧唐国又刚刚在这里发动叛乱，虽然已被周公平定，但仍需一个强有力的人进行统治，而唐叔虞曾经射杀犀牛，“昔吾先君唐叔（虞），射犀于徒林，殪，以为大甲（铠甲）”（《国语·晋语》），很有才艺，便被分封到旧唐国之地，做了唐侯。从《左传》定公四年卫国子鱼追忆西周初年分封鲁、卫、唐等国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当时是郑重其事的，不仅赐给他们旗鼓，封予疆土，还把殷商的遗民或旧部分给他们治理，并发诰命训示治国之要。其中赐予唐叔虞的器物有周文王狩猎习武时用的密须鼓和大路车，还有周武王灭商时穿用的阙巩之甲（铠甲），也说明了对唐叔虞的器重。
唐叔虞所受的封地是唐地“方百里”的地方，在后世看来，实在是太小了；而在西周初年，却是大国。“因为周王朝实际能控制的地方基本上在黄河中下游，面积本来不是很大，而周人又是小邦，人口不多，兵力有限；这有限的兵力只能有重点地驻扎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据点上，如果地面太大，兵力过于分散，那将危及新王朝的安全。”（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年）因此，当时“公、侯皆方百里”（《孟子·万章下》），级别更低的封国就更小了。
唐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因为国都在晋水旁，改国名为晋。《竹书纪年》记载：“晋侯筑宫而美，康王使让之。”康王是成王之子，唐——晋国从周成王时受封到周康王时期，不过几十年的时间，就已经能建造华美的宫室，发展是很快的。当时周王朝正处于“成、康之治”的鼎盛时期，王室的力量强大，分封的诸侯国也起到屏藩周室的作用，异族部落基本上是归服于周的。追至西周末年，王室衰弱，有的异族部落不再朝聘周王表示顺服，甚至与周王室对抗，其时，晋国曾几次跟随周王征伐这些戎、狄部落，如晋穆侯曾会同周宣王的军队夹击条戎、奔戒，又与姜戎大战于千亩，并在汾隰打败了北戎，有力地保卫了周王室的安全。
西周最后一位天子是周幽王，他宠爱褒姒，废掉了原来的王后——申后及她所生的太子宜臼，而立褒姒为后，立褒姒所生的儿子伯服为太子。申后的母家是申国，申侯对幽王的做法非常愤怒，遂联合缯国及西方的犬戎攻打并杀死了周幽王，西周至此结束。申侯与鲁侯、许文公等立原太子宜臼于申，即周平王；同时，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形成了二王并立的局面。这种局面持续了十年，直到公元前
760年晋文侯杀死了携王，才确立了周平王的统治，史称“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国语·郑语》）。东周政权的开创，晋文侯实有大功，周平王对此非常感激，曾发布《文侯之命》，对晋文候进行褒奖、赏赐，后人将这一锡命文书收入了《尚书》。
晋国不仅在确立周平王的统治地位上立了大功，而且是东周初年的重要股肱之国。平王东迁，王祚得到了延续，但王室的力量已远不如西周时期，王畿大大缩小，夹处在晋、郑两个同姓诸侯之间，依靠晋、郑两国的力量方能号令天下，所以周桓公说：“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左传》隐公六年）
晋国作为西周初年周公所分封的主要诸侯国之一，在西周时曾与周天子的王师一起攻打诸戎部落，阻止戎族蚕食中原地区，捍卫了周王室的安全；东周初期，又用武力铲平了制造分裂的携王政权，确立了周平王的统治，并与郑国国君“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夹辅平王”（《国语·晋语》），成为东周王室的重要支柱。可见，晋国确实像当年周公所期望的那样，发挥了捍卫周王室的作用，是周王室的可靠“藩屏”。
进入春秋时期以后，周王室更加衰弱，仅仅保存着“天下共主”的名份，论实力则已降同于一般的诸侯国。这一时期，北方的戎狄、南方的荆楚，一再向中原地区进攻，周王已无力过问，而中原的诸侯国，相互间的兼并战争接连不断，也无暇顾及“藩屏周室”。只有齐、晋两国，在兼并战争中逐渐壮大，为了实现霸业，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利用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名份，联合中原诸国，遏止戎狄、荆楚，同时进一步扩张、兼并，先后成为霸主。其中尤以晋国的霸业最为持久，消灭了北方的戎狄，阻遏了荆楚北上的势头，同时也就延长了周王室的命祚。
齐国称霸图强的时候，晋国内部正忙于争夺君权，无暇时外发展。当年曾帮助周平王确立统治地位的晋文侯死后，其子继位为晋昭侯，昭候将文候的弟弟成师分封到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称曲沃桓叔。桓叔所在的曲沃比晋国的都城翼（今山西翼城南）还要大，桓叔一族又积极谋求发展，长期与公室为敌，经过了61年（公元前
740年——公元前 679年），到曲沃武公时终于杀死了晋侯缗，灭掉了公室。之后，曲沃武公把晋公室所有的宝器献给周信王，周信王便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即晋武公。这一年正是齐桓公开始称霸之时。
晋武公两年后死去，其子诡诸继位为晋献公。晋献公首先用计尽杀群公子，巩固了自己的统治，随后将军队由一军扩充到二军，开始对外扩张，先后吞并了邻近的霍、魏、耿、虢、虞等国，并打败了东山的赤狄，于是“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狄），东至河内”，成为与齐、秦、楚并列的四大强国之一。
但是晋献公在太子废立问题上处理不当，种下了祸乱的根源。晋献公有子九人，长子申生为太子，他与公子重耳、夷吾“皆有贤行”，幼子奚齐为骊姬所生。因为晋献公宠爱骊姬，不仅将骊姬立为夫人，而且废掉太子申生，立奚齐为太子；后又在骊姬的唆使下，逼死申生，驱走了重耳、夷吾，结果酿成了后来的悲剧。晋献公死后，大夫里克即杀死了奚齐，迎立逃在秦国的夷吾，为晋惠公。在变乱中即位的晋惠公并不信任自己的大臣，先后诛杀了里克、邳、郑及他们的族人，又失信于秦国，致使国人不附，国势未有发展。其子子圉继位，为晋怀公，再次失信于秦，还诛杀了正直的大臣狐突，于是秦缪公与晋国内支持公子重耳的大臣一起推翻了晋怀公的统治，并将他杀死，而拥立公子重耳为国君，这就是晋文公。
重耳在晋献公二十二年（公元前 655年），被驱赶出国后，居住在他的母舅之国——狄国，后来晋惠公认为重耳对自己有威胁，打算派人去刺杀他，于是重耳又辗转逃到齐国、秦国，经历了19年的颠簸，62岁时才回国作了国君。19年的逃亡生活，使晋文公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增长了才干，同时也锻炼出一批忠心耿耿的贤臣良佐，于是晋文公在这些贤臣的辅佐下，修明政治，采取了一系列的变革，使国势得到恢复和发展。其主要的政治措施有：一、“弃债薄敛”，即废除旧的债务，减轻赋税，以使百姓摆脱连年内乱造成的困难，得以安生。二、“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即对生活贫困、难以继日者予以救助。三、发展农商。除了减轻赋税外，还宽减政事，不夺农时，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又减轻关税，以利于商业的发展。四、举善授能，“赏从亡者及功臣”。晋文公的举善授能，主要施于贵族之中，如任用胥、籍、狐、栾、先等家族的成员担任国都中的要位，任用姬姓中的优秀人才执掌宫内要职，这虽然木是普遍地举善授能，但比起那种任人唯亲的传统做法，已是政治上的重大改良。晋文公对那些曾跟随他逃亡的人和帮助他即位为君的有功之人，根据功劳大小予以不同的赏赐（封邑或爵禄），也起到了劝勉臣下的作用。
经过一番政治的改良，晋国很快出现了“政平民阜（安），财用不匮（缺乏）”的局面，奠定了实现霸业的基础，而早在晋文公即位之初，晋文公就在平息周王室之乱一事上表露了“尊王攘夷”、“图谋霸业”的意图。
晋文公即位不久，周王室就发生了一起变乱，周襄王的弟弟太叔带引狄人入侵，把周襄王赶到了郑国。周襄王赶忙向晋国、秦国告急求救，秦国很快出兵，次年春已到河上（晋邑）。晋国大夫赵衰认为，“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否则“无以令天下”（《史记·晋世家》），于是晋文公出兵勤王，并通告秦国，请秦国回师。晋军分为两路，右师打败了狄人，杀太叔带，左师接周襄王回洛邑（今河南洛阳）复位。周襄王对晋文公十分感激，赐给他阳樊（今河南济源西南）、温（今河南温县西）、原（今河南济源西北）、州（今河南沁阳东南）、陉（今河南沁阳西北）、希（今河南沁阳西南）、组（今河南滑县东）、赞茅（今河南获嘉西北）等八个邑的土地。晋文公这次出兵，既取得了尊王之名（前人又称为“定王示义”），又得到了八个邑的奖赐，可谓名利双收。但这时晋国国内尚未安定，图谋霸业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晋文公并未急于向外扩张。
晋文公四年（公元前 633年），晋国经过几年的治理，国势复趋强盛，晋文公在原来二军的基础上又扩充军队，作三军，并通过训练，提高了战斗力。这一年，楚国又一次向中原地区进攻，包围了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这给晋国提供了一个与楚国决战，进而实现霸业的机会。
春秋时期的楚国，还被人们视为蛮夷之国，这一点，楚国人自己也不讳言。当时楚国的力量已经很强大，正谋求向中原地区扩展，中原一些小国都受到楚国的侵凌。齐桓公称霸时，曾率领由八个诸侯国军队组成的联军伐楚，迫使楚国结成了召陵之盟，减缓了楚国向北扩张的势头。晋文公即位以前六年，齐桓公死去，齐国内乱，霸主地位衰落，中原没有能与楚国相抗衡的国家，一些小国受到楚国侵凌，只好投靠楚国。晋文公要想争得霸主之位，仅仅“尊王”还不够，还必须“攘夷”，而首先就是要阻挡楚国的北进，保卫周王室和中原各国不受侵犯。因此，晋楚之战势不可免，楚国攻宋只是一个导火索罢了。
面对强大的楚国，晋国开始并不作正面交锋，晋文公五年（公元前
632年）春，晋军先攻打投靠了楚国的卫国、曹国，并将曹、卫之田分给宋国，以激怒楚国；同时，晋国又拉秦国、齐国站在自己一方，壮大己方的力量。楚成王面对晋国为首的军队，不想交战，撤回申地；由于楚将子玉坚决要求作战，便让他率一部军队与晋国交锋。晋文公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以报答在逃亡时楚国所给予的礼遇，然后与楚军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交战，晋军采取先击敌薄弱部分和佯装退却、诱敌轻进而击之的策略，一举打败了楚军。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将楚俘献于王廷，以示为周天子而战；随后，又召集齐、宋、鲁、蔡、郑、卫、莒等国在践土（今河南郑州市北）会盟，相约“皆奖（助）王室，无相害也”（《史记·晋世家》）；周襄王派王子虎为代表参加了会盟，册命晋文公为霸主，并赐予他虎贲（武士）
300人和象征着征伐之权的弓、矢。（太原道注：相关内容参见本站山西名人之晋文公）
晋文公称霸后，旋即向北狄展开了攻势，同年冬，晋文公“作三行（步兵部队）以御狄”，后三年，又“作五军以御狄”，不仅扩张了领土，而且增强了军事力量。晋文公死后，继任的晋君继承晋文公开创的霸业，先后灭掉了潞氏（今山西黎城南）、甲氏（今河北邢台东南）、留吁、铎辰等赤狄小国，消灭了北方强大的赤狄势力，公元前
589年大败齐师于鞍（今山东历城西），次年灭掉啬咎如，十年之后，又率领诸侯之师在麻隧（今陕西泾阳北）大败秦师，晋国的疆域由今山西省扩展到临近的陕西、河南、河北部分地区，长期成为北方霸主。这期间，晋国在与楚国、秦国交战中，也出现互有胜负的情况，但并未使晋国遭受重大损失，晋国始终保持着大国的地位，因此秦国无法向东面的中原地区发展，只得向西进攻，“遂霸西戎”；楚国也只是在中原地区与晋国相互争胜，谁也不能完全控制中原各国。中原各国正是因为有晋国作后盾，才能不被强大的楚国吞并，“假如没有齐桓公的召陵之师和晋文公的城濮之战，则所谓‘诸夏’各国悉为楚有，也未可知。”（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春秋之际，周王室的地位大大下降，周天子的权威名存实亡，幸赖晋文公图强称霸，以“尊王攘夷”相号召，阻挡了南夷楚国向中原的攻势，才使中原清国免于覆灭，才使周王室得以继续存在，并保持着周天子的名份。公元前
606年楚庄王一度“观兵于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左传》宣公三年），然而终于不敢轻举妄动，并不在于王孙满所说的“在德不在鼎”，实际上是因为他自忖还没有与晋国为首的中原国家相抗衡的实力。晋文公开创的霸业，持续了百年之久，后期虽然没有再达到晋文公时那样的强盛，但亦足以称霸北方，周天子的名份也赖以维持。到了春秋末期，各国内部卿、大夫间的兼并、斗争迭起，没有谁再来号召“尊王”了，于是周王室完全降为一个小诸侯国——周国了，随后，便出现了战国诸强竞争兼并的局面。
晋国从西周初受封，到东周初年，只有“方百里”之地，山西的山河形势还不是它可以凭借的险阻，西周时期，王室力量尚强，晋国仅是周王室诸多“藩屏”之一，而它也确实有效地发挥了藩屏周室的作用；东周初杀携王定平王，更是功绩卓著。春秋时期，经过晋献公、晋文公的经营，晋国已据有山西中部、南部和陕西、河南、河北一部，地广民众，又凭据山河之险，是晋国得以长期称霸中原的条件之一。今天看来，春秋诸国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而在春秋时人看来，华夷之防乃天下大防，故中原各国从心理上多愿依附于晋，“尊王”也有一定的号召力，这对于晋国能够南抗楚国、西阻秦国，也有一定的助成作用。应该说，屏藩周室、尊王攘夷，都是时事为然，我们则可以从中看到晋国——古代的山西地区在当时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京师安危之所系
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开始，二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经历了几次“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局面的交替，但主要是以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王朝出现，而其京师所在，大多不离山西左近，如汉、唐的长安，东汉、北宋的洛阳、开封，元、明、清的北京。因此，“表里山河”、“最为完固”的山西地区，对于历代京师安危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历代王朝也都注意山西地区的军事建设，屯驻重兵，委任重臣，修建长城，储粮备边，使山西地区成为王朝的军国重镇（太原道注：相关内容参见本站晋阳书屋之表里山河的魅力）。
统一的秦王朝建立之后，以郡县制取代了过去的分封制，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国内已经没有能够威胁秦王朝的势力。但是在北方，从战国后期开始强盛起来的匈奴族，乘着秦统一六国，秦、赵、燕都无暇顾及边境守备之机，突破了秦、赵的长城，威胁着中原地区的安全，秦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北面的陇西、北地、上郡也受到匈奴的劫掠，对秦构成很大威胁。秦始皇为了防御匈奴的需要，修筑了由内地通向北疆的两条交通干线——驰道，其一由关中向正北，直达塞外的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其一为河东驰道，即从蒲津（今山西永济西）渡河，经平阳（今山西临汾）、晋阳（今山西太原）到云中（今内蒙古大黑河一带）。经过一段准备之后，派将军蒙恬率助万大军北征匈奴，匈奴几经失败后，逃往北方。战后，秦始皇命蒙恬在秦、赵、燕旧有长城的基础上修建了著名的万里长城，秦兵沿线防守，防备匈奴。其中今山西省北部的长城防线，就是由贯通山西的河东驰道来供应和支撑的。
秦朝末年，匈奴冒顿杀死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后打败东胡，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民族，并乘中原楚、汉相争之际向南扩张，至汉初，已经控制了今河北、山西、陕西以北的大片地区，而单于王廷则在代（今河北蔚县西北）、云中（今山西大同）的北面，直接威胁着山西、河北一带。为了抵御南下的匈奴，汉高祖刘邦命韩王信迁往晋阳（今山西太原），以太原郡31县作为韩王信的封国，以捍卫北方边境。韩王信认为晋阳离边境较远，不利于抵御匈奴，经过汉高祖同意，将治所迁到了马邑（今山西朔县东北）。但以“材武”著名的韩王信在匈奴的进攻面前并不是对手，汉高祖七年（公元前
200年），匈奴包围了马邑，韩王信只能造使求和，却又受到刘邦怀疑，于是投降了匈奴，并向汉地进攻，夺取了晋阳、铜（革是）（今山西沁阳西南）。面对这一危险，汉高祖刘邦赶忙亲率大军征讨，先后在铜（革是）、晋阳击败韩王信及匈奴兵，并想乘胜击败冒顿单于，便派人去探查情况。冒顿单于故意匿其精锐，示其赢弱，将刘邦诱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乘汉军步兵未至，以30万精骑把刘邦所部围困在白登（大同附近），达七日。汉兵内外不能救援，后采用陈平之计，贿赂冒顿单于之妻，才得以脱围撤军（太原道注：相关内容参见本站太原沧桑之龙潜太原）。这一年，刘邦又封其兄刘喜为代王，但刘喜第二年就抵挡不住匈奴的进攻，逃回了洛阳。汉王朝无力与匈奴对抗，而且国内又有韩王信等叛乱势力，于是刘邦采纳了刘敬的意见，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约结和亲，赂遗单于”，以换取边境的安定。
这时，韩王信等反叛势力仍然控制着山西北部和河北一带，仍是汉王朝的忧患，刘邦又派宠臣陈（豕希）为相国，统帅赵、代的部队。不料陈（豕希）也自立为王，背叛汉廷，与韩王信等联合在一起，向汉地进攻。刘邦再次调集大军，西路由张良、周勃等率领，从晋阳向北进击，刘邦自率东路，经邯郸北进，经过几次大战，击溃了叛军，并杀死了韩王信，稳定了北方边境地区。其后，刘邦又任命儿子刘恒为代王，驻守晋阳。
从汉高祖刘邦几次在山西北部封王派将以戍守北边，和亲率大军平息叛乱，可以看出山西地区在当时的重要战略地位。到了汉武帝时，国势强盛，开始用战争取代对匈奴的“和亲”政策，这时，山西地位的重要性更加显著。一方面，经由这里的驰道从代郡出击匈奴，是一条重要的进军路线，另一方面，河东、上党、太原三郡盛产马匹，可供出征运输和骑乘之需；而有利的山川地理形势也为防御匈奴提供了便利，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
130年）还曾“发卒万人治雁门险阻”，使这里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经过汉武帝时几次征伐匈奴，屡次获胜，一直把匈奴逐到漠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北方边界趋于平定。
东汉定都洛阳，山西地区遂成为北方门户，其战略地位尤为重要，故自东汉初年即着意经营。建武十三年（37年），“诏（王）霸将施刑徒六千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今河北蔚县东）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三百余里”（《后汉书·王霸传》）；建武十五年（39年），汉将马成修筑障塞，“太原至井陉（今河北井陉北），中山（今河北定县）至邺（今河北临漳西南），皆筑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后汉书·马成传》）。这些亭障烽候的修建，对于山西、河北的北部边境的防守，有着重要意义，也是护卫京师的第一道防线。当时，汉光武帝刘秀正致力于削平群雄统一中原的大业，无力对周边异族作战，因此对匈奴采取了怀柔和防御政策。而这时北方的匈奴、鲜卑、乌恒等部族却一再寇掠边境，建武十三年，匈奴甚至寇惊了河东郡（今山西西南部），两年后，匈奴左部又入居塞内，使东汉朝廷为之忧患；建武二十年（44年），匈奴又两次侵掠天水（今属甘肃）、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上党（今山西长子）。河东、上党二郡，都在今山西南部，距东汉京都洛阳已经不远，匈奴入寇至此，其形势之危急可想而知。后来因匈奴内部发生诸王争立的内乱，分裂为南北二部，纷纷向东汉请求亲附，东汉才乘机收复了北方被侵吞的八个边郡。到了汉明帝、汉和帝时，南匈奴已经归顺东汉王朝，仅有北匈奴为害边境，而东汉国力已经大大增强，遂前后两次向北匈奴大规模征伐，基本上消灭了北匈奴。
隋、唐时期，为了防御北方的突厥族入侵，山西地区也被建设为军事重镇。如隋文帝杨坚即位不久，即将其次子杨广封为晋王，驻守晋阳（今山西太原），防御突厥。隋朝末年，山西地区已兴起了几支农民起义军，隋炀帝杨广巡视晋阳后，即任命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负责平定起义军。晋阳对于唐王朝来说，更有其重要意义，李渊起兵灭隋，就是从这里起兵的，凭借着“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资治通鉴》）和有利的战略地位，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沿汾河、渭河攻入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奠定了唐王朝的基业。因此李世民称太原为“王业所基，国之根本”（太原道注：相关内容参见本站太原沧桑之唐王开基）。唐王朝对于太原的建设历来极为重视，天授元年（
690年）定为北都，经过历次修建，晋阳城成为由跨在汾河两岸的三座城组成的巨大而坚固的城池，三座城中以汾河之西的都城最大，长4321步，宽3122步，高四丈，城内还包着宫城、大明城、新城、仓城四个小城；东城在汾河东岸；中城跨在汾河之上，连贯东西二城，故又叫“连城”。这座巨大的晋阳城，不仅成为唐朝北方的重要屏障，在安史之乱抵御叛军时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安史之乱中，叛军先后攻克了洛阳、长安两京，唐玄宗逃往四川，唐太子李亨到朔方节度使驻所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指挥平定叛乱。至德二载（
757年），史思明等部以十万之众合攻太原，企图攻占河东后再向朔方进军，彻底击败唐军。当时太原仅有“团练”（地方武装）不足万人，大将李光弼凭借坚固的城池，又采用掘地道出击和抛石机轰击的办法，坚守晋阳五十多天，歼敌七万余人，终于解除了围困（太原道注：相关内容参见本站太原沧桑之北京之春）。此后，李光弼又率领兵马从这里出发，收复了河北、河南大片失地。唐朝中叶以后，国势渐衰，河北、山东一带长期被藩镇割据势力占据，但山西地区一直由中央控制，镇守太原的往往是朝廷重臣，这个唐王朝的根基之地不失，就能与关中互为呼应，因此唐王朝能在藩镇割据的情况下维持其统治局面。到了唐朝末年，经历了黄巢起义的唐王朝更加衰弱，山西地区也由沙陀人李克用所割占，后来来全忠先占据河中（今山西南部），使李克用不能驰援京师，才一举攻取了长安，灭掉唐朝。由此也可看出保有山西地区对于唐王朝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太原道注：相关内容参见本站太原沧桑之乱世英雄）。
北宋讨平北汉政权的战争，使我们再次看到晋阳的战略地位。北宋王朝建立后，只剩下割据晋阳的北汉没有铲除，这自然是宋太祖赵匡胤所不甘心的，但因为晋阳难攻易守，只好暂缓进攻。开宝二年（
969年）宋太祖亲率大军征讨，未有建树；开宝九年（ 976年），再派大军征讨，仍未攻下。直到太平兴国四年（
979年），宋太宗赵光义御驾亲征，将晋阳城围困了五个月，才迫使北汉主刘继元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投降宋朝。赵光义看到从隋末以来，晋阳先后出了几位开国君主，认为是所谓“龙城”，而且这里又如此难于攻下，“盛则后服，衰则先叛”，对于宋王朝的统治不利，于是下令焚毁此城，并引汾水、晋水将废墟冲没，而把百姓迁往附近的唐明镇（今太原市西羊市一带），建了一座小土城，城中只有“丁”字街，意思是要针住这里的龙脉（太原道注：相关内容参见本站太原沧桑之火烧晋阳）。后来这里逐步发展起来，到了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才又恢复了太原府的旧名。
五代时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拱手送给契丹，华北平原已无险可守，不利于防御辽兵入侵。雍熙三年（
986年），宋太宗派潘美、杨业率兵收复燕云十六州，但没有成功。这次出兵也是从太原向雁门关进发的。此后，北来就以太原为防御辽兵的重镇了。宋徽宗宣和二年（1125年），金兵从山西、河北两路南侵，太原知府张孝纯率军民坚守八个月，才迟缓了金兵的攻势（太原道注：相关内容参见本站太原沧桑之靖康遗恨）。次年九月，太原城被攻破，而金兵随之长驱而下，掳掠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北宋即告灭亡。到了南宋时，就只能在黄河沿线设防了。
明朝建立后，失败的元朝统治者并未彻底肃清，元顺帝从开平（分内蒙古多伦）退到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始终图谋恢复，他的左丞相廓扩帖木儿还时常在山西朔县、宁武、保德一带活动。明王朝为了防备元朝势力南侵，故在北方边境地带设置了九个重镇，号称“九边”，大同和太原都是九边中的首要城市，因此，大同、太原的城防都大大加强。如太原城，自宋初焚毁，后逐步重建，但规制促狭，难当御北方强敌之任。明洪武九年（1376年），晋王朱（木冈）在就藩太原之前，命晋府丞相、永平侯谢成对太原城扩建，谢成将宋潘美所筑的太原城向东、南、北三方面扩展，筑起周长24里、高3丈5尺的包砖城墙，每面各开二门，城上建角楼四座、小楼92座、敌台32座，城围壕深三丈，成为一座既坚固又具有很好御敌功能的巨大城池（太原道注：相关内容参见本站太原沧桑之晋王府）。为了输送粮食供边关守备之需，明王朝又实行开中盐法，用政府控制的盐产招商人运粮备边，后来一些商人为减少转输费用，又在边地屯田，使边关粮食充足，民丁增多，边防得以巩固。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山西对于京师的屏蔽作用转移到大同一线，由大同通向河北的飞狐口是重要的关隘之一。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刺分数路进攻明朝，其中也先率领一路攻大同，并尾追明兵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西南），大败明军，俘获明英宗。这个史称“土木之变”的事件，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由此也可看出大同对于京师的安危关系甚大。后来蒙古鞑靼部兴起，其南下寇掠曾数次深入山西地区，如正德九年（1514年）至嘉靖21年（1542年）拨按兵四次南下，攻掠至太原附近。为此，明王朝也一再加强太原的城池建设，如修建城堡、土城墙、连城等。明代末年，李自成领导起义军攻克北京，也是由山西自南而北推进，经大同、宣化而进抵京城的。顾祖禹曾总结说：“明既定都于燕（指北京），而京师之安危，常视山西之治乱。盖以上游之势，系于山西也”（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
清朝疆域辽阔，北疆达到内、外蒙古地区，山西地区的战略地位因之降低，但是还屡次以供应“平铁”、“好铁”，制造冷热兵器，以及票商借助巨额银两等形式，支援了清廷多次用兵，其作用亦不可忽视。
自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拓北方疆土，华夏族的势力遂发展到晋北地区。在秦以后的几个统一王朝，山西地区的战略地位都显得很重要。一方面，山西地区东、西多山，贯通中部的河谷盆地是主要的交通干线，这条干线呈北高南低之势，对于古代步、骑作战，辎重运转，自然是利于南下而不利于北上。这一点，在隋唐之际的战争中至为显明，李渊发兵太原，在向长安进军中，在霍邑（今山西霍县）遇隋将宋老生所领二万精兵拦阻，隋将屈突通又率“骁果”（隋精兵名号）数万在河东（郡治在今山西永济西）策应，而李渊军破宋老生，分兵与屈突通交战，而主力直抵长安，仅用了不到半年时间。两年后，刘武周由马邑（今山西朔县）南下，破晋阳、绛州（今山西新绛）、龙门（今山西河津），致使关中震骇。李渊两次派兵征伐，均告失利，后李世民亲率精兵三万前往，亦不敢正面交锋，只以小部队袭扰敌军，即使在袭击尉迟敬德部获胜后，也不轻进，一直采取养精蓄锐，分兵袭扰，待敌粮尽而伺机攻击的方针，半年后，敌军粮尽撤退，李世民方率军跟踪追击，打败家金刚军，迫使刘武周、宋金刚逃往突厥（太原道注：相关内容参见本站太原沧桑之唐王开基）。此外，由晋北的桑干河流域至北京，由津沱河、漳河入河北，由沁河、丹河入河南，都是由高而下，对于建于关中、洛阳、北京的京师都有居高临下的战略地势，“因势乘便，可以批天下之背而扼其吭也”（同上）。另一方面，山西中部、南部多产良马，是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必不可少的军用物资（在向塞外进攻时尤为重要）；唐以前，山西还是重要的产粮及漕运京师的地区；又有盐、铁之利，也是历来为王朝所重的原因之一。顾祖禹谓：“天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确非虚言。
河东殷实 京邑所资
在历史上，三晋地区不仅以军事上的重要地位而成为历代王朝的军国重镇，在经济上，也以其丰富的物产、临近京师的地理优势，而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唐太宗李世民“河东殷实，京邑所资”一语，正是对三晋地区重要地位的高度概括。
三晋地区的农业经济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晋南的下川文化中就孕育了原始农业的萌芽，仰韶文化时期，原始农业文明已在三晋地区遍地开花。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族的始祖弃，曾以富于农业耕作经验而被唐尧任命为农师，教民稼穑，“天下得其利”，故被奉为农神，号“后稷”。而“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山”之地，据说就在今天山西省南部汾河流域的稷山县。从尧、舜、禹，到夏、商、周，一直以晋南地区为其活动中心或王畿之范域，也与这里较为发达的农业文明有关。春秋时期，农业发展，人口增加，成为晋文公称霸诸侯的条件之一。西汉时期，实行移民垦殖和军屯的政策，促进了晋北农业的发展，推行了代田法、区田法等进步的耕作技术；又开番系渠，引汾河、黄河之水浇灌皮氏（今河津）、汾阴（今万荣）、蒲坂（今永济）三县的50万亩土地，每年可得田赋
200万石；当时河东、上党、太原等郡，都有大批粮食由汾河经黄河、渭河运至京都长安，河东郡人口曾达到96万，是北方地区人口较多的一郡。李渊父子建立唐王朝，是由太原府开创基业的，故被视为“国之根本”，三晋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更多的重视，到开元、天宝年间（713——755年），河东道储存的粮食达
350万石，在全国居第二位，当时潜运粟米供应京师的有21个州，三晋地区就占了四个。宋代，华北地区战乱频仍，唯三晋地区战祸较少，一度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明代，山西是首先实行开中盐法、纳米充实边关储备的地区，随后商人又在边关附近屯田，保证了边关的粮食供应。清代，山西的粮食商业十分发达，粮食的交易数额很大。
三晋地区除了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盛产粮食之外，其他物产也很丰富，如汉代时安邑的枣，北朝时文水、清源（分清徐）、太谷的葡萄、葡萄酒和晋阳的汾清酒（汾酒），唐代的娄烦骏马，金朝时稷山的竹纸、平阳（今临汾）的白麻纸，明代泽州、潞州的潞绸等等，都是闻名全国的物品。至于列入各个王朝贡品名单的，品种就更多了，如唐朝列为贡品的农副土特产品有白谷、粱米、粉屑、弦麻、白蜜、枣、凤栖梨、龙骨、松实、柏实仁、人参、防风、甘草、麦秸扇、龙须席、墨、蜡、漆、麝香、熊革、豹尾、雕羽、野鸡、铜镜、铁镜、剪刀等等。
三晋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素来比较发达，尤其是拥有丰富的盐、铁、煤资源，为得天独厚的优越自然条件。盐、铁两项，从汉武帝实行国家专营以来，一直是国家的重要经济来源，三晋地区的盐、铁生产历史悠久，发展较快，以致出现“河东盐铁之利甲天下”的局面，而为历代王朝所重视。煤炭可以用于冶炼，故随着冶铁业的发展，煤炭的开采、利用也同时得到重视，煤炭的运销量也逐步增大，对周围省区的经济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国家也随之加以课税，实行专卖，故煤炭生产、销售也成为国家财政来源之一。
山西境内的盐产，首推分运城县的盐池，为我国重要的地盐产区；在晋中、晋北地区，还有一些土盐产地——太原、神池、左云（左云地区在古代一度也产池盐）、朔县、天镇等地，晋东南的长治也曾产土盐，这些土盐产区在历史上均不及运城盐池地位之重要。
盐池所在的运城盆地，在距今2600万年以前的新生代第三纪时，大部分为湖泊，后世的盐池，就是那时的湖泊的遗迹，其历史极其久远。盐是人类及动物都不可缺少的矿物质，动物各有其获取盐分的途径，由动物界分化出来的原始人类，也自有其获得盐分的方法。有的学者据此探讨有关盐池及黄帝与蚩尤大战的传说，认为黄帝与蚩尤之战即是为了争夺盐池之利。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的中晚期（参见许顺湛：《中原远古文化》第三章之三《中原远古文化与各部落的关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当时的原始村落遗址分布甚广，黄河中游一带尤为密集，可见当时这里的人口之多，因而也应该有比较可靠的获取食盐的手段。晋南的盐池即在黄河中游的人口密集区之内，而且每逢夏季暑热之时，池中盐分可以自然结晶成颗粒盐，捞采即得，储存、交换都很便利，因此，池盐为当时人利用之说，似不为虚。《礼记·乐记》记载：“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据《尸子》、《孔子家语》记载，其歌辞为：
南风之薰（和薰）兮，
可以解吾民之愠（痛苦）兮。
南风之时（及时）兮，
可以阜（增加）吾民之财兮。
相传，这首歌就是赞颂盐池之利的。在解州（今运城西部）盐池旁有个山洞，古人称作盐风洞，当仲夏酷热的南风刮来时，会发出轰轰的响声，经此风吹拂，盐池中一夕就可生成盐花，可以捞采，于是这风便被称作“盐南风”。用解州盐池夏季自然结成颗粒盐（即盐花）的事实，附会舜作《南风歌》的传说，于是《南风歌》就成了舜在夏季来到盐池，看到池中生花的情景而发出的赞叹了。这虽然不是史实，却反映了在早期盐池到夏季可自然结晶的现象，也反映了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已经在利用盐池之盐的情况。
古代文献中关于盐池之盐为人们所利用的明确记载，最早的见于《左传》鲁成公六年，当时晋国准备再次迁都，诸大臣就新都建在何处展开了讨论，大多数人主张迁往临近晋南盐池的“郇、瑕氏之地”：
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盐，国利君乐，不可失也。”
所谓“盐”，即指晋南的盐池，据说这里早期出产的盐略带苦味，故称“苦盐（盐）”。但是，由于韩献子持反对态度，认为国都建在土地肥沃而有盐池之利的地方，会使百姓骄佚忘善，争夺私利而不顾国家。于是晋国将国都迁往了新田（今侯马市）。从这段记载看，晋南的盐池已经为晋国人开发利用，韩献子还说这是“国之宝也”，也说明了晋国对于盐池的重视。当时的盐池开采，是在夏秋季节捞采天然生成的结晶盐，其获利比农夫耕种容易得多，而当时诸侯国赋税征战都要仰仗农夫，故韩献子害怕国都建在盐池附近，会诱导百姓追逐盐利，弃农经商，于国家不利，所以坚持在新田建都。这也说明晋国还缺乏一个完善的管理盐的开采运销的措施；等到后来秦国统一天下之后，由国家掌管盐铁的开采、制造、运销等事务，以至达到“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盐政才成为国家的重要财政项目。
汉朝建立初期，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关市之征，开山泽之禁，使经济得以恢复、发展。在采盐、制铁方面，除了郡、国设有盐铁官进行官营外，也允许私人经营，所以当时即有靠煮海为盐而强大起来的诸侯如吴王濞，也有靠冶铁业致富的富商大贾。汉武帝时，外事四夷，内兴功利，以致财用耗竭，府库空虚，虽然实行了卖官鬻爵、铸造钱币等措施，仍然无法满足需要，于是在张汤、桑弘羊等人的建议和主持之下，实行了盐铁官卖政策，在各重要的产盐、产铁区设置盐官、铁官，掌管盐铁事务，不许私人经营。这样，盐铁业为国家所垄断，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这一政策也为后世所沿袭。
汉代实行盐铁官营，在全国27个郡设置了34个盐官，其中在三晋地区有三个郡四个盐官，即河东郡安邑（今运城）、太原郡晋阳、雁门郡楼烦（今宁武县内）、沃阳（在今左云）。
司马迁曾说当时盐的食用是“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岭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大体如此矣。”（《史记·货殖列传》）这里食用各类盐的区域说得很笼统，但是至少可以知道，西汉时期的京城长安是食盐卤的，这盐卤的产地主要是在今山西地区，而其中晋中、晋北主要产土盐，产量有限，主要是当地食用，那号称“安邑之盐甲天下”的盐池所产的盐，才是供应京城的。因此，晋南的盐池不仅是国家财政来源之一，而且关系到京城君臣百姓的生活，其地位非同一般，故而《汉书·地理志》记载全国设盐官的郡县时，便把河东郡安邑置于首位。
河东郡的安邑盐池，是开发最早的产盐区，经过历代开采，已是“袤（长）五十一里，广七里，周百一十六里”，规模很大，质量亦佳，以致东汉光武帝也曾于元和三年（86年）八月“幸安邑，观盐池”。晋代郭璞曾作《盐池赋》，赋中形容所产之盐“磊崔峰碓，锷剡基方；玉润膏辉，雪白凌岗；粲若散玺，焕若布章；烂若汉明，晃尔霞赤”；赋中还将池盐与其他地区所产之盐进行比较，云：
若乃煎海烁泉，或（氵柬）或漉，所赡不过一乡，所营不过钟斛。饴盐见珍西邻，火井擅齐巴濮，岂若兹地之所产，带神邑之名岳，吸灵润于河汾，总膏液乎浍冻。
从产量、质量上，给予安邑油盐以高度的赞扬。
自从汉武帝对盐业实行官营专卖之后，盐业收入成为国家的重要财政来源，而河东郡安邑盐池又以产量高、质地佳且主要供应京畿地区而受到重视，但当时的产量已不可详知。公元六世纪，北魏统治了北方地区，囊有了盐池之利，据记载，当时盐池一年的收入，折合成绢，约有三十万匹，相当于冀州、定州两个州每年征调的绢数。当孝昌（525——527年）末年雍州刺史萧宝寅反叛，战火四起时，北魏三军的粮草更是主要依赖盐池的收入，所以当长孙稚奉命讨伐萧宝寅，解救长安之危时，他没有直接奔赴长安，而先派军队击败了占据盐池的薛修义等部众，避免了“一失盐池，三军乏食”的危机，为讨平萧宝寅奠定了基础。
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王朝短命，未能对盐业有大的开发。唐王朝建立后，盐业发展加快，开元元年（
713年），河中府尹姜师度大发土卒开拓荒废，疏决水道，治理已见衰涸的安邑盐池，又设置盐屯，专事开采池盐，使产量大增，官私大大受益。以盐屯的形式经营采盐的办法，后来还推行到其他地区，如幽州盐屯，“每屯配丁五十人”，按照营田条例，根据每年收盐数量，定出不同等级。后来盐铁使刘晏又对盐法进行改革，形成了民采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制度，并对盐业生产进行指导，“（刘）晏又以盐生霖潦则卤薄，干旱则上溜坟，乃随时为令，遣吏晓导，倍于劝农”（《新唐书·食货志四》），使盐业生产少受旱、涝的影响，盐的产量进一步增加，国家的税收也大大增加。据《新唐书·食货志四》记载：“（刘）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766——779年）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官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盐利已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其中，尤以河中府的解县、安邑两盐池所得盐利最多，同书记载，元和年间（806——820年），“两地盐利，岁收百五十余万缗”，这个数字可能有虚估夸大的成分，后来朝廷在太和三年（
829年）确定以实钱一百万缗为额。至于国家盐利的总收入，据《册府元龟》所列元和年间盐利收入，实钱在七百万缗左右，也就是说，解县、安邑两盐池的收入占全国盐利收入的七分之一，为数实在可观。而三晋地区还有潞州（今长治）、泽州（今晋城）、代州（今朔县）、蔚州（今天镇）等土盐产区，也是国家盐利收入的一部分。
唐代的盐池共有18个，而晋南的解县、安邑就有五个盐池，因分属于解县、安邑二县，故又总称“两池”，其产量每年万斛，实钱
100万缗，比起北魏时盐利相当于30万匹绢，约合钱六万缗，增加了十几倍。除了唐代加强了对盐池的治理、管理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当时广泛采用了畦晒法。以往池盐的开采，以捞取天然结晶盐为主，受季节、气候影响很大；唐代的畦晒法，于每年二月开垦盐畦，从四月到八月，引盐池水至畦中，经日晒蒸发而结晶为颗粒盐，如同种韭，可一茬茬反复收采，大大弥补了捞采天然结晶盐的不足。在长期的制盐实践中，人们还认识了干旱及大水的危害，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尹师度采取的疏决水道的办法，是保证有足够的水源注入盐池，以溶解盐池底下的盐层，供畦晒所用；宋代又修了许多拦水堰，以防止雨季山上的洪水冲入盐池，造成卤水淡薄难以晒制的情况。这些措施保证了盐池长期获得高产，如宋至道三年（
997年）两池得盐30073545席，每席1165斤，计约35亿斤（宋制）；明代弘治年间（1488——15O5年），晋南盐池每年仅用于开中法的盐就达62万引，合
124万斤；清代人口增加很快，而晋南盐池仍可供应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需要。
自从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以后，盐业生产、销售的利润基本上为国家所垄断，成为重要的财政收入，而且它较少受自然灾害甚至战乱的影响，在灾荒、战乱的年份更显出其重要性。到了明代，实行开中盐池，召商人向北边军镇运粮，根据纳粮的数量给予盐引，再凭盐引到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政府指定的地区销售食盐，获取利润。这样，国家通过所控制的食盐专卖权，保证了边关军镇的粮食供应、储备，有利于边防的巩固。稍后，盐商为了减少运粮的费用，纷纷到北边军镇附近屯垦，将所产粮食就近供应边关。这样不仅省免了运输的费用，平抑了边地粮价，而且充实了边疆人口，有利于助边军防御。而开中盐法的实行，首创于山西，在纳粮中盐的商人中，也以晋商最多，边地的盐屯，很多就在晋北地区。明中期以后，改细粮中盐为折色即纳银中盐，据万历六年（1578年）的统计，山西省纳银二十万四千余两，占全国纳银总数
128万两的六分之一弱。由此也可看出山西地区的盐业对于国家财政及边防的重要作用。
三晋地区还是我国重要的产铁地区。我国铁器的制造和使用的历史很长，就考古发现来说，最早的有商代和西周的嵌铁青铜器，共四件，均为兵器，其刃部为铁质。不过这四件兵器的铁质部分，是以天然的陨铁为原料的，不属于冶铁的范围。东周时期的铁器，文献中有不少记载；考古发现的，以1978年在甘肃省灵台县景家庄一号墓出土的一把短剑为最早，是春秋前期物，剑身为铁质，剑柄为铜质。属于春秋时期的铁器，各地都有一些发现，山西省博物馆即展出有太原义井出土的春秋时期的铁凿、铁斧、铁刀各一件，说明早在青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的时期，山西地区就走在了前列。
关于三晋地区冶铁的记载，有一条重要的史料，常常为论及铁器的出现时所引用，这就是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
513年）的一段话：
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
即使只将范宣子所著刑书的基本条款铸在鼎上，这鼎也应该很大，用铁铸造这样大的鼎，上面还要涛上文字，其技术水平一定是很高的。而铸鼎用的是从民间征集（赋）来的铁原料，说明当时晋国的铁矿开采、冶炼和铁器的使用，已具有相当的规模。由此推测，晋国冶铁业的发动时期还要早得多。
山西地区铁矿资源丰富，分布较广，其中所谓山西式铁矿，“矿石品位一般在40％——50％，孔隙度较好，比较容易冶炼”（《山西经济》，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这对于创始冶铁。制铁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因而山西地区的冶铁业发展较快，到战国时期已经成为我国产铁的一个重要地区了。据战国时人的著作《山海经》记载，当时山西地区的白马之山（在今盂县东南）“其阴有铁”，往南三百里的维龙之山“其阴多铁”，再往南一百七十里的柘山“其阴有铁”，这三座山在今晋中地区；书中还记载（氵委）山（今蒲县南）“其明多铁”。出土的战国时期铁器也不少，如1955年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中即有很多铁器，其中12号墓有凿、锤各一件，镢四件，斧五件；14号墓中有铲三件，凿一件，镢斧类五件；山西省博物馆还展出有这一墓群的铁杵。又如山西侯马的东周烧陶窑址中出土了铁钉，左云县还发现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年）的铁权。从上述文献记载和出土铁器，可知战国时期山西地区的冶铁业分布较广，生产的铁器种类也很多。《史记·货殖列传》中还记载了几个靠冶铁业致富的例子，其中有两个出于三晋：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
梁即魏国，魏国、赵国都属三晋，宛孔氏以冶铁为业，卓氏更是靠冶铁致富，可见当时三晋的冶铁业比较发达。
汉代冶铁业有了很大发展，生产规模很大。汉初时官营私营并举，一些诸侯王也设铁官进行冶炼。当时官营“一岁动十万人以上”（《汉书·贡禹传》），私营也常常是“一家聚众或至千人”（《盐铁论·复古将》）。汉武帝时，由于连年用兵，军费大增，国家财政出现困难，而盐铁商人大发横财，却不顾及国家的急难，于是任用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实行盐铁官营，将私人鼓铸全部收归国有，在各地设置铁官进行管理。据《汉书·地理志》注所载，当时全国有49个县设了铁官，其中山西地区有安邑、皮氏（今河津县西）、平阳（今临汾）、绛、大陵（今文水县东北）等地设了铁官，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从出土情况来看，太原市义井、卧虎沟、大同市鹅毛口、闻喜县西官庄、平陆县枣园、安邑西兵营等地都出土了汉代铁器，种类有刀、锯条、棺钉、铧、犁、锄、戟及铁甲片等，五台县阎家寨还献出一个汉代的铁釜。联系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发现的冶铁遗址来看，当时冶炼使用的有炼炉、熔炉、锻炉，主要燃料为木炭，炼出来的主要是海绵铁，再经过熔炉熔化后可用于铸造器物；制作刀剑，还要经过锻炉（炒钢炉）反复炒炼锻打，挤出渣子，降低生铁的含碳量，使性能接近钢和熟铁、现在虽未见到汉代山西地区的冶铁遗址，但其发展水平应相差不多，这从出土的各类铁器也可以看出。另外，山西地区煤炭蕴藏量丰富，分布很广，而且易于开采，很可能已有用煤冶炼钢铁的了。
炒钢法之后又有灌钢法出现，它是利用生铁含碳量高、熟铁含碳量低的特点，将熔化了的生铁灌到熟铁中去，使含碳量达到预期要求而成为钢。北齐的綦毋怀文就是运用灌钢法造钢刀的能手，《北史·綦毋怀文传》云：
怀文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刚（钢）。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新甲过三十扎。
其方法是将生铁烧熔，灌注到熟铁（柔铤）中去，再锻打成刀。这种宿铁刀可以斩断三十层铁甲片，其锋利可知。这与他同时运用了“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的淬火技术也是离不开的。綦毋怀文为何处人，史传无载，不过本传中记载他“每云昔在晋阳为监馆”来看，他是在晋阳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而且这段生活经历在他本人来说，是很值得留恋、炫耀的，所以每每对人说起。北齐时也曾在各地设官冶炼，在今山西地区内的，有武安（今沁水县东）、白涧（今阳城）、晋阳、原仇（今盂县）。綦毋怀文这位制刀能手在晋阳的监馆中任职，对这里的冶铁业当产生某些影响，也许是相互的影响吧。
唐代，山西地区的冶铁业继续发展，产铁地区增多，有岳阳（今安泽县）、翼城、昌宁（今乡宁县）、温泉（今隰县）、盂、交城、绵上（今沁源）、玄池（今静乐）、秀容（今忻州）、五台、阳城等地。其中太原府产的铁镜，并州产的剪、刀，都很有名，大诗人杜甫曾在《戏题画山水图歌》诗中说道：“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可见并州剪刀最为上乘；卢纶的《难绾刀子歌》也说：“并州难绾竟何人，每成此物如有神。”用得到神助来形容并州难绾刀子不同凡响之锋利。太原府的铁镜还与铜镜一起列为贡品，也说明质量非同一般，难怪唐代的乔琳要作《铁镜赋》来赞美它。
冶铁技术的进步，还反映在大型铸件的制造上。据《太平广记》卷—一四记载：隋朝开皇年间（581——600年），僧人澄空曾在晋阳集资铸造一尊70尺高的铁佛像，虽然屡遭失败，但他坚持不懈，前后用了60年时间，才铸成这尊巨大的铁佛像。唐开元（713——741年）中，交城县石壁寺（即玄中寺）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铸造了一尊铁弥勒像，驰名一时，不少人赋诗作颂。此外，大量的铁还被用于建筑方面，唐开元十九年（
731年），在蒲津（今风陵渡）造蒲津桥，两岸各铸铁牛四个，每个重数万斤，并铸有驱牛的铁人；铁牛下面“熔铁为山”，又用十六根铁柱将牛腹相互连接起来，使铁牛、铁人、铁山连成一体，成为桥的“固地锚”，再用铁索连接两岸的“固地锚”，铁索上铺设木板，就成了沟通东西两岸的铁索桥，取代了历史上用竹索牵引、中间用船支撑的浮桥，便利了秦、晋、豫的交通（太原道注：相关内容参见本站山西名胜之黄河大铁牛）。由于桥头基础十分牢固，这座铁索桥使用了几百年，直到金未被元兵烧毁。修造这座铁索桥，铁牛、铁人、铁山、铁柱加起来，要用几十万斤铁，可见当时的山西地区产铁之多。铁索桥历久不坏，更可见出冶炼熔铸水平之高超。
宋代冶铁业发展迅速，全国征课的铁的数量由唐元和年间（806——820年）的
207万斤上升到来至道末年（ 997年）的 574万余斤，再上升到皇佑年间（1049——1054年）的
724万余斤。山西地区是我国宋代的主要产铁区之一，北宋产铁四监中的大通监就在今交城县境内，大通监下设十二冶、二十四务，分别掌管各产铁地区的开采、冶炼事务，可知当时山西地区冶铁地点之多；而见于记载的，除了交城外，还有榆次、五台、平定、晋州（今临汾一带）、石州（分离石县）、泽州（今晋城）、威胜军（今沁县）。
这一时期，山西地区的炼铁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已经采用了方炉坩埚炼铁的方法，即在地下修建砖墙围成的长方形炉，一面墙底部通风箱煽火，炉内放置对土锅，坩埚内放置打碎的矿石和无烟煤块，坩埚周围也放满无烟煤块，这样，无烟煤兼作燃料和还原剂，冶炼约一昼夜，击碎坩埚即可得生铁。这种先进的冶铁技术的出现，促进了产量的增加。当时朝廷征课铁的数额很高，而由于冶铁技术提高，产量有时甚至超过了官府的需要，以致有的官员曾建议暂停官铁的开采，如宋真宗初年，任河东（辖今山西省大部分地区）转运使的宋溥就曾在上书中说：“大通监铁冶盈积，可备各州、军数十年鼓铸，愿权罢采以纾民。”（《晋乘完略》）后来宋王朝虽然允许民间铸造农具器用，但仍然以征税的办法将冶铁之利掌握在朝廷手中，作为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待到宋辽战争开始后，军费大增，财不敷用，从庆历二年（1042年）开始，在河东大铸铁钱，尤以交城产的铁最好，适于铸钱，放河东地区的冶铁业在宋王朝财政中占有了更重要的地位。
北宋时山西地区产铁量增加，除用于制造农具、手工工具和铸钱外，还用于造像等宗教活动上，放各地遗存下来的铁人、铁狮、铁钟很多，铁钟多高于二米，较唐代为大，用铁量也更多。这时的铸造技术也有提高，太原市晋祠圣母殿前的莲花台上有四个铁人，其中两个铸于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年），一个铸于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7年），比一般人还高，是由几块焊接在一起的，上面还铸很多文字，说明当时翻砂、焊接生铁已有较高的水平。
明初在全国设立十三个铁冶所，掌管各地的官办冶铁事业，其中山西省内有五个铁冶所，即富阳（在今乡宁县）、丰国（在今吉县）、大通（在今太原）、益国（在今晋城）、润国（在今潞安）。当时交城县产的铁最为有名，号“云子铁”，适于制作兵器。明中期以后，政府掌管几个铁矿，其他任民间开采，而从中征税。这时期山西的冶铁业既是朝廷财政的来源之一，又是军队的兵器原料基地。
明代山西省冶炼技术的新进展，是创造了“地下土圆炉炼钢法”，它不用坩埚，方法设备简便，所生产的钢富于延性，可拔成钢丝，用于制针。明代铁器存世很多，一些大型的铁器如铁钟、铁狮等，常常铸有铸造者的姓名，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手工制铁生产很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
清代统治者为了防范人民的反抗，禁止大规模开采冶炼，还禁止携带50斤以上不成器皿的铁，以防止人民聚众反抗和铁器为反抗者所用。对于民间小规模的手工业制铁则课以重税，因而阻碍了冶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清政府还每年从山西省征用大量“平铁”、“好铁”，所给铁价及脚钱，不及市价六分之一。不过，由于广大城乡的需要，山西省的手工制铁业还是缓慢地发展起来，如在乾隆、嘉庆年间，长治荫城镇已经成为铁货集散中心，铁货行销全国，每年交易额达一千万两；又如晋城县在道光年间有生铁炉1000多座，熟铁炉
100多座，铸锅炉 400多座，这样多的数量说明都是小规模经营的，可能有些是在农闲时才开工的。
清政府对于山西的手工制铁业一方面看做是重要的财政来源，课以重税，征收厘金，加以各种摊派；另一方面则视为兵器来源，除了早已规定的每年办解“平铁”
八万余斤、“好铁”20万斤外，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五六年间，又命山西省每年办解“高生铁”
100万斤，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又命山西巡抚派员监造赶制抬枪、劈山炮及各种火药。这些剥削、压迫交施于小规模经营的手工制铁业匠人身上，再加上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使手工制铁业走向衰落。后虽有一些近代制铁厂矿出现，但不少是与外国资本结合的，不再像以往的手工制铁业那样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了。
盐、铁之外，煤炭是山西地区的又一重要矿产资源，蕴藏量大，埋藏较浅，有的地方还有“露头”显示，这就使山西煤田易于发现和开采，而成为我国煤炭最早发现和利用的地区之一。
关于最早发现煤炭的时间，明朝人陆深曾提出女娲氏“炼石补天”的传说与煤炭的发现有联系，顾炎武也赞同此说。这是从神话传说作出的推断，当然无法证实，但人类在最初发现和使用火的过程中，对煤炭有所认识也不是不可能的。“譬如大同煤田侏罗纪煤层最早在第四纪早更新世，即距今约二百万年前就开始自燃，仅在雁崖三号和11号煤层古火区就已烧掉了大约2000万吨煤，燃烧特征十分明显。”我们古老的祖先很可能从煤炭的自燃中得到一些启示。至于山西地区煤炭的最早记载，见于春秋末战国初的《山海经》，其《北山经》云：“孟门之山，其上多苍玉，多金，其下多黄玉，多涅石。”“贲门之山，其上多苍玉，其下多黄垩，多涅石。”这“涅石”就是古代对煤炭的称呼，而“孟门之山”，据考为今河东煤田南部的吉县山区，“贲门之山”为泛指太行山地区。由这则记载可以得知，早在春秋战国之际，人们对山西地区的煤炭就有了了解，而其最初发现的年代还要比见于记载的时间早得多。
煤炭发现之后，首先用于生活方面，《北史·王劭传》记载，王劭在作晋阳县令时，曾说“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火”；日本僧人圆仁法师于唐开成五年（
804年）前往长安途中，也看到了太原附近普遍用煤烧饭的情形，“出城西行三四里，到石山名为晋山，遍地有石炭，近远诸州人，尽求而燃，料理饭食，极有火势。”此外，煤还被用作治疗一种疮的药物，有的地方还用煤来写字、作画，故又称煤为“石墨”。
煤炭具有热力高和燃烧时间长的特点，比木炭更适应于金属冶炼，随着冶铁业的发展，煤便被用于冶铁了。1958年在河南省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中，曾发现了煤渣、煤块和用煤末掺和粘土、石英砂制成的煤饼，证明当时已使用煤炭制铁。联系汉代桓宽的《盐铁论》中“盐、冶之处大概皆依山川近铁炭”的记载，推测富有铁煤矿藏的三晋地区在汉代也已经将煤炭运用于冶铁业中了。由于使用煤炭作燃料，三晋地区的冶铜、冶铁业发展很快，唐朝时太原的铜镜、并州的刀剪，都是驰名全国的精品，每年都要上贡朝廷。宋代时，以无烟煤作燃料和还原剂的方炉治润炼铁法在三晋地区得到广泛运用，更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故有“河东铁、炭最盛”（《宋史·食货志》）的说法。
随着采煤业的迅速发展，煤炭的利润也更为可观，宋王朝遂对煤炭实行官卖制度，在产煤地区设官，掌管煤炭开采和销售，向采煤窑户和卖煤商人课税。由于课税重，“煤利至微，窑户至苦”，一些地方官员也代窑户请求减除煤税，如庆历五年（1045年）陈尧佐任河东路转运使（驻太原府）时，就曾上疏朝廷云：“河东路以地寒民贫，仰石炭为生，奏除其税。”（《宋史·陈尧佐传》）然而，向煤炭业课税的做法一直延续下来，元、明、清政府都把煤炭课税视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山西地区则以煤炭蕴藏丰富、开采量大，而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山西人民长期以来开采煤炭，用之于生活之中，用之于冶铁、冶铜、烧石灰、烧砖、制陶、酿酒等手工业生产，还从煤中提炼黑矾、硫磺，逐渐地对乌黑的煤炭产生了感情，产生了“旺火”的习俗，“上元之夕，家家烧炭，至夜炼（燃）之达旦，火焰焰然，光气上属，天为之赤”（光绪《平定州志》），这种风俗也叫“塔火”、“棒槌火”，有些地方一直到现在仍旧保留着。在家、金时期，还有一种用煤炭殉葬的习俗，这在洪洞县场堆村金代墓葬遗址和稷山县南宋末期墓葬遗址中都有发现。
山西地区盐、铁、煤矿藏的开采，不仅给古代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满足了生活的需求，促进了生产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且是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并被运用到边防和军队的建设中去，因而提高了山西地区在历史上的地位。在社会主义的今天，这些丰富的矿藏又继续为把山西建设成为能源重化工基地，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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