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地区是我国人类早期开发的地区之一，晋南地区又是华夏民族的先祖创建和发展华夏文明的中心区域，在史前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可以想见，在当时，三晋地区的思想文化也一定是很发达的，它对于后来独具特色的三晋思想文化的形成，有着启迪、促成作用。可惜那个时代还没有文献史料，我们无法知其详情。
三晋思想文化特色的形成，要从西周初年说起。周成王时，位于今山西翼城西的古唐国发生变乱，周公率军将其诛灭，于是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成为新唐国，后其子继位，迁往晋水旁，改国号为晋（太原道注：相关内容参见本站太原沧桑之剪桐封弟）。唐国——晋国周围，有许多戎、狄族的小国（或部落），是很有影响的当地势力，因此唐叔虞施政治国，采取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的方针，也就是用中原华夏族传统的政令制度来诱导、教化，用戎、狄族的传统刑法律令来治理。这种兼用华夏族和戎、狄族的政治制度、律令刑罚来治理国家的做法，既不同于鲁国“变其俗，革其礼”，完全用华夏族文化传统改变当地旧有传统的做法，也不同于齐国以当地传统为主，“因其俗，简其礼”的做法，因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晋国实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针，既带去了先进的华夏文化，又较好地处理了与戎狄文化的关系，因此得以发展壮大，成为春秋时期的大国，并曾称霸诸侯，由它分化出来的韩、赵、魏三国，也都并列于战国七雄之列，由此可见其治国方针之正确。“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实际上倡导了一种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政策的灵活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晋国在后来的发展中，继承了这一传统，能够随时代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政策，如实行“和戎”政策，作“爰田”，作“州兵”，铸刑鼎，以及后来赵国的“胡服骑射”，都是依时而变化的佳例。这种思想方法有利于启发人们的聪明才智，悠久的中原远古文化的传统更是取用不竭的思想源泉，故当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之际，发生了社会的大变革、大动荡之时，三晋地区便产生了以法家、纵横家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并在先秦学术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顺时而言变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发生了大动荡，针对这一现实，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提出了一些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法家适时提出了变法的主张，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三晋是法家学派的主要发源地，战国著名的法家人物大多出生或活动于三晋地区。战国初期，最先进行变法的是魏国。公元前
445年，魏文侯即位。魏文侯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在位期间，不仅尊礼贤士，如尊儒家卜子夏为师，尊敬田子方、段干木，而且擢用贤能，如任用乐羊为将攻取中山国，任用吴起为西河郡（辖今陕西华阳以北、黄龙以南、洛河以东、黄河以西地区）守，以拒秦、韩，任用西门豹治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使生产得到了发展。魏文侯又任用李悝为相，主持变法，推行“尽地力”、“善子籴”的经济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并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实行法治，使魏国进一步强盛起来，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李悝是战国初期法家的始祖，著有《李子》32篇，可惜已经失传，只有关于农政和刑法的措施，还可以从其他著作所引的佚文中知道一些。在农政方面，他根据魏国地少人多的情况，提出“尽地力之教”，规定必须同时播种各种粮食作物，以防某一作物发生灾害造成大量减产；还教导农民努力耕作、勤于除草、抓紧抢收和在房屋周围种植瓜果树木，以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他还提出国家要在好年成买进一些余粮，到坏年成时平价卖出，做到“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汉书·食货志》），从而巩固地主经济，富国强兵。在政治方面，李悝汇集当时各国法律条文，编成一部《法经》。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有系统的地主阶级法典，内容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原文已失，从其篇目看，前四部分都是针对惩治盗、贼（包括农民的反抗斗争）的，是一部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的法典。后来秦国的《秦律》和汉朝的《汉律》，都是在这部《法经》的基础上扩大补充而成的。
公元前 355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在韩国实行变法。申不害原是郑国京（今河南荥阳东南）人，公元前
375年郑国被韩国灭亡，京地纳入韩国版图。申不害著有《申子》一书，一说二篇，一说六篇，今已不传，只有《群书治要》中比较完整地保存了《申子》的《大体篇》。申不害除了与其他法家人物一样讲法治外，更强调君主的统治之“术”，即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他认为君主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副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再根据了解到的情况进行赏罚，从而提拔忠诚的人才，清除奸邪的官吏。“术”的提出，对于后世建立官吏的任免考课制度，有一定意义，但是申不害主张君主要暗中运用“术”，不使臣下知道，这实际上成了一种阴谋权术。而过分强调“术”，没有相应法治作保证，那么臣下也可以运用权术来应付君主，“故申不害虽十使（韩）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韩非子·定法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申不害“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按照《史记·韩世家》的记载，申不害于韩昭侯八年（公元前
355年）相韩，死于韩昭侯二十二年（公元前 341年），对照其他史料，这期间只有公元前
354年秦攻韩，取上枳、安陵（今河南鄢陵北）、山氏（今河南新郑东北），公元前
344年魏败韩于马陵（今河南新郑东南）；而韩国的战绩是：公元前
353年攻东周，取陵观、刑丘（今河南温县东北），东周又把高都（今河南洛阳南）、利（不详）送给韩国求和，公元前
346年韩国又与魏国联合出兵，攻取了楚国的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看来，申不害的学说尽管被韩非指出有许多不足，但他主持在韩国变法，确实是收到了富国强兵之效。虽然没有像司马迁说的那样，“终申子之身……无侵韩者”，而成就也还是很可观的。
赵国也是一个孕育法家人物的国度，赵国的处子，曾著有《处子》九篇，《汉书·艺文志》列入法家类，可惜他的事迹我们已经不知道了。赵国的另一位法家人物是慎到，他在刘宣王时在稷下学宫讲学，到齐泯王末年才离开齐国。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慎到曾有《十二论》，《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慎子》42篇，今残存五篇。慎到曾经“学黄老道德之术”，是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因此他的学说中也吸收到一些道家的思想。他主张国君无为而治，认为国君努力“为善”，想做出一番成就，臣下就不敢争先为善，建立功业；而只靠君主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把各方面的事情做好的，因此国君应该充分发挥臣下的才能，以国君的“无为”来达到“事无不治”的目的。同时，慎到还极力提倡法治，认为国君运用法制来驾驭群臣，才能做到国君“无为”而“事无不治”，他甚至主张臣下“以死守法”，忠于“守职”，而反对忠于君主，因为忠于国君个人，就不能“守职”和“守法”。慎到还特别强调权势的重要性，认为国君有权势才能制服臣民。因此人们把慎到归于法家中重“势”的一派。
战国后期，韩国又出了一位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他就是出身于韩国公族的韩非。韩非与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而水平更在李斯之上，这一点连李斯自己也承认。荀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仅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儒家思想，而且批判地综合了法家、黄老学派和其他各家的学说，他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统一的需要，是儒家转化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太原道注：相关内容参见本站山西名人之荀子）。韩非从荀子受学后，本想把这一理论用于自己的国家，他看到韩国国势衰弱、屡屡战败的情况，非常痛心，多次上书劝谏韩王，但是没有被采纳。因此他更感到当时国君不能修明法制治理国家，不能举贤任能使国富兵强的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于是精心研究前期法家如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的法治理论，进而提出了法、术、势兼用的法治理论，而成为战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李斯“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他的《孤愤》、《五蠹》等著作被正在进行统一全国大业的秦始皇读到后，备受赞赏，秦始皇甚至发出了“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秦始皇听李斯说此书是韩国的韩非所著时，便发兵急攻韩国，于是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到秦国后，受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被关入监狱，在李斯的迫害下，自杀而死。韩非除了提出法、术、势兼用的法治理论，还为谋求实现统一全中国的事业，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家政策，其一是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选拔“法术之土”；其二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其三是厉行奖赏，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韩非的这些政治主张，基本上被秦始皇和李斯所采用，所以说，统一的秦帝国的建立，也有韩非的一份功劳。
除了上述几个在三晋实行变法或出于三晋的法家人物外，还有两个著名的法家人物，他们进行的变法事业是在别国进行的，但是也与三晋有一定联系，这就是商鞅和吴起。
吴起是卫国人，最初学兵法事鲁君，曾将兵打败齐国。后受谗免职，吴起来到魏国，当时李悝为相，进行变法改革，自然没有再让吴起参与其事，而是继续发挥他的军事才能，任用为将。吴起率兵攻秦，攻克了五个城，后又被任用为西河郡守，使“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立了不少功劳。魏文侯死后，因受到魏武侯的大臣王错的排挤，吴起离开魏国来到楚国，被楚王任用为令尹（相当于其他诸侯国的相），主持变法。
商鞅也是卫人，是卫国国君疏远的宗族，也称公孙敬、卫鞅。商鞅曾作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病危时，推荐商鞅继承相位，但魏惠王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商鞅见自己在魏国不能有更大的前途，这时秦孝公又在下令求贤，于是便到了秦国。商鞅在秦国主持进行了两次变法，改革比较彻底，使秦国富强，一跃而为七国中第一强国，奠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基础。而商鞅帮助秦孝公实行变法，靠的就是从魏国带去的李悝所编的《法经》。
战国时期的这些著名法家人物，与三晋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生于这里的赵国处子、慎到和韩国的韩非，不用说，直接受到了三晋文化的熏陶。由他国入三晋的，如申不害、吴起、商鞅，固然是周游各国，寻找能施展才干的地方，而三晋国家素来有应时而变、不拘守旧礼法的传统，尤其魏国又是一个大国，更是易于施展作为的国度。然而法家要想施展治国理想，还必须有机遇，这首先就是国君的赏识和重用，得到重用的，确实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不被任用的，便再奔他国，以求一逞。吴起可说是不逢其时，当时魏国已有著名的法家李悝在主持变法，故没能被贤能的魏文侯委以更重要的职位。商鞅则是不逢其主，魏惠王起初不听公叔痤临终遗言，待到商鞅率秦军大败魏军时再发叹息，则悔之晚矣。
在先秦诸子中，真正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是法家。吕思勉先生曾这样评论先秦诸子所代表的时代思想：“农家之所愿望者，为神农以前之世。道家之所称诵者，为黄帝时之说。墨家所欲行者为夏道。儒家与阴阳家，则欲合西周以前之法，勘酌而损益之。切于东周事势者，实惟法家。秦人之兼并六国，原因虽不一端，法家之功，要木可没也。”
（吕思勉：《先秦史·宗教学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三晋作为先进的法家思想的发源地，是值得自豪的，然而最终没有能够运用法家思想富国强兵，统一中国，又给后人留下一点点遗憾。
鼓舌论纵横
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后，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加剧。尤其是秦国任用商鞅变法，革除了旧制度的残余，加强了封建统治，又实行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等政策，使秦国国盛兵强，不仅扭转了过去遭魏国进攻屡屡败退的局面，收复了丧失的土地，而且控制了黄河、崤山一带的天险，造成了进可攻、退可守，威逼东方六国的形势。
西方强秦的崛起，迫使东方诸国考虑妥善的对策。春秋时期，靠强大的晋国阻挡，秦国没有进入中原地区，战国初期，强大的魏国又一再将秦国通退。但是这时，魏国已经失去了第一大国的地位，马陵之战，被齐国大败，随后又在秦国的进攻下一再败退。几次割地求和，黄河天险已失。韩、赵两国，这时也已暴露在秦国面前，受到了战争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东方国家开始谋求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秦国也在考虑拉拢一两个盟国，瓦解东方国家的联合阵营，继续向中原扩张，从而形成了外交和军事上的合纵、连横运动。所谓“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的就是这一情况。
战国中期群雄兼并、弱肉强食的战乱形势，是纵横家得以驰骋天下的必要条件，而纵横家的产生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自从周王室东迁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原来在天子、诸侯的官府中任职的士人，没有了用武之地，散落到民间聚徒授学。这些土人虽然身在民间，心却仍然关心天下之事，他们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从自己独特的角度，提出了有关天下国家的不同见解，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学派。这些学派中，真正顺应时代所需、切实可用的，就是法家和纵横家，而他们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都在三晋大地。关于法家、纵横家诞生于三晋的原因，其共同之处，已见于上文所述，这里还想谈一点纵横家之不同处。其一，春秋时期的晋国，就是一个以武力强盛称霸的大国，在争夺霸权、维护霸主地位而与楚国进行的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争中，如何结交盟国、争取外援，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春秋末年晋国诸卿的斗争，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国的兼并扩张，也经常要处理好与盟国之间的关系，因而积累了外交斗争方面的经验。战国初期并入韩国版图的郑国，在春秋时期夹处在晋、楚两大强国之间，为了维持生存，也非常重视运用外交的手段，郑国并入韩国，这种擅长外交的特点也会对韩国产生影响。其二，春秋时期晋献公为了巩国自己的统治，曾大举消灭同姓宗族，“尽杀诸公子”，因此晋国后来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出现公族把持国家权力的情况，这为出身较低的外姓任职当权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而鼓舞了纵横家策士的进取精神。
纵横家的著名代表人物是张仪、公孙衍、苏秦等人。司马迁曾把苏秦与张仪合纵、连横的斗争写得十分生动壮观，但是根据近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来看，苏秦与张仪不是同一时期的人，他是张仪之后主张合纵的策士，与张仪同时而相互斗争的是公孙衍。
张仪是魏国人，曾跟随鬼谷先生学习，学成后游说诸侯，首先来到楚国。一次宴饮时，楚国相的玉壁找不到了，门下的宾客怀疑是张仪偷的，便将他捆绑起来，痛打一顿，然后才放了他。张仪回到家中，受到妻子的讥笑，张仪却表示：只要舌头在，就要去游说诸侯，施展自己的才能。公元前
329年，张仪来到秦国。用连横之说游说秦惠王，得到信用，作了客卿，第二年又被任为秦相。张仪任秦相后，改变了以前对魏国一味进攻的策略，而采取攻打与拉拢结合的手段，一方面派公子桑攻取了魏国的蒲阳（今山西隰县），另一方面又说服秦惠王将蒲阳还给魏国，又将公子繇作为质子送到魏国，表示与魏国结成连横之盟。然后张仪前往魏国，劝说魏惠王应作出相应的友好表示，魏国于是将上郡（辖个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延安一带）的15县献给秦国。结果秦国较轻易地得到了大片土地，这是张仪初次运用连横策略的成效。此后，张仪根据秦国对外兼并战争的需要和东方六国的形势，几次出使东方国家，劝说他们与秦国结成连横，据《史记·张仪列传》记载，东方六国国君先后答应了张仪连横的建议，出现了六国皆“西面而事秦”的局面，显然有夸大的成分。张仪推行连横之策最成功的一例，要算是破坏楚、齐联盟，大败楚国的一次了。
公元前 313年，秦惠王准备攻打齐国，但这时齐国与楚国结为联盟，如果齐、楚一同迎战秦军，秦国是吃不消的。于是秦惠王派张仪到楚国去活动，设法破坏齐、楚联盟。张仪到楚国后，劝楚怀王断绝与齐国的关系，而与秦国结为连横，并表示可以献给楚怀王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得土地，闭关绝齐，并授给张仪相印，又派一位将军随张仪到秦国去接受土地。张仪回到秦国后，假作坠车受伤，三个月不上朝，直到确知楚、齐断交后才见楚国使者，说要将自己的奉邑六里献给楚怀王。使者回国禀告后，楚怀王大怒，派军讨伐秦国，秦国遂派庶长魏章领兵拒敌。齐宣王因楚国单方面断交，还出言辱骂自己，对楚国充满怨恨，这时便派出军队，与秦国联合迎战楚国。第二年春天，秦、齐联军在丹阳（今河南西峡县丹水以北地区）大败楚军，俘虏了将军以下七十余名将领，斩首八万。随后，秦军又向楚国境内进攻，夺取了汉中郡（辖今陕西省东南角，南到今湖北省西北角）六百里土地。楚怀王大怒，又在全国范围内调发军队，再次与秦军交战，结果在蓝田（今湖北钟祥西北）再次被秦军大败。这时，韩国、魏国也乘机袭击楚国，一直攻到了邓（今湖北襄樊北）。楚国在三国的攻击下，屡遭失败，只好又割让两个城给秦国，向秦国求和。这一系列大战，使楚国遭受了重大损失。
在张仪大搞连横的时候，公孙衍曾经在魏国组织合纵阵营与秦国相抗。公孙衍是魏国明晋（今陕西华阴东）人，他先于张仪入秦，公元前
333年被秦惠王任为大良造，曾率秦军在雕阴（今陕西甘泉南）打败魏军，俘虏了魏将龙贾，魏国被迫将河西（辖今陕西省华阴以北、黄龙以南、洛河以东、黄河以西地区）地献给秦国。公元前
329年张仪入秦，得到秦惠王信用，素与张仪有矛盾的公孙衍就回到了魏国，并被魏惠王任为将。张仪在秦国为相后，一方面拉拢魏国，一方面继续攻打魏国。公孙衍则在魏国发起“五国相王”，想通过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互相承认国君的王号，结成合纵，与秦、齐等大国相抗，但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公元前 322年，张仪来到魏国，魏惠王因相国惠施实行的联合齐、楚的策略失败，改任张仪为相。张仪到魏国是为了搞连横，即先让魏国投入秦国的阵营，而使其他诸侯国效仿。张仪的连横策略对其他各国威胁很大，公孙衍也认为张仪作魏相对自己不利，于是派人到他国活动，齐、楚、燕、赵、韩五国就出来表示支持公孙衍的合纵策略，魏惠王便在公元前
319年改用公孙衍为相了。公孙衍在其他各国的支持下，合纵形势很快形成，公孙衍联络秦国西北方的义渠（西戎族中最强大的一支），请他们在东方国家攻打秦国时乘机从后面袭击。公元前
318年，魏、赵、韩、燕、楚五国合纵攻秦，推楚怀王为纵约长。秦国在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北）迎战五国联军，将联军打败，其中魏国损失最大，“折兵之半”。而义渠则乘秦军忙于对付五国联军时，从后方袭秦，在李伯（一说即伯阳城，在今甘肃天水东）大败秦军。这次五国伐秦虽然失败了，但是声势是曾煊赫一时的，当时人景春说：“公孙衍、张议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
苏秦是东周洛阳乘轩里（今河南洛阳东）人，最初游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带去的财物全部用光了，只好返回家，却受到家人的冷遇。于是苏秦发愤，翻书夜读，找到了一部《阴符》，研习一年，再次游说诸侯，终于得到燕昭王的信用。从此，苏秦为燕国出谋划策，奔走于齐、赵、魏之间，防止齐国攻打燕国，并发动五国合纵攻秦。公元前
287年，经过苏秦的发动，赵、齐、燕、韩、魏五国在赵国相国李兑出面组织下，联合出兵伐秦；因为各国自有打算，秦国又从中作分化瓦解，五国联军一度在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一带停顿下来，由于齐国的坚持和苏秦对李兑的劝说，五国联军向秦国发动了进攻，迫使秦国取消了帝号（在此之前秦王改称帝号），并把以前攻占的魏国的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轵（今河南济源南）、高平（今河南济源西南）和赵国的王公、符逾（皆在山西代县西北）归还给魏、赵二国，与五国媾和。这是合纵运动的一次大胜利。
在此之前的公元前 298年，齐国的相国孟尝君田文和陈轸还曾发动了一次齐、韩、魏三国合纵攻秦的运动，这次战争持续了三年之久，最后三国联军攻入函谷关，迫使秦国归还了以前攻占的韩国、魏国的部分领土，向三国求和。除上述两次之外，东方六国便没有组织起有效的合纵攻势了。
纵观战国时期合纵与连横的斗争，可以发现，连横一派“事一强以攻众弱”，即由一个强国拉拢一些弱国来攻打另一些弱国，由于凭借着强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再运用权谋，故多次取得成功，逐步蚕食了弱国的土地，为后来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合纵一派主张“合众弱以攻一强”，就是许多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由于各国往往自有谋划，而且互相之间也免不了你攻我夺的兼并斗争，要想取得胜利是比较困难的。他们往往是在强国的逼迫下才能暂时结为同盟，一旦压力减轻，或者压力过大，即告解散。因此，即使取得了一两次胜利，最终也是敌不过国盛兵强、有既定目标的秦国的，更不要说秦国经过比较彻底的变法，政治上领先干东方各国了。
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策士之流，有不少朝秦暮楚、反复无常之人，在统一局面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他们自然受到正统观念的贬斥，只有少数人如“义不帝秦”的鲁仲连受到肯定。纵横家没有自己的学说、理论，因而在思想史上也不占有重要位置，往往评价较低。实际上，纵横家是战国这一分裂、兼并时期的产物，是分裂割据、兼并侵伐的时世造就了他们。因为在这种时期，外交斗争具有重要意义，而君主又实行专制统治，给纵横家成功地游说诸侯，进而秉权执政提供了可能。因此，直到西汉初年诸侯王遍于国内之时，纵横家言仍为一时显学。至于使用权诈之术，更是敌对双方经常使用的手段，不必苛责。当战国之际，各国虽进行了一些改革，提倡选贤任能，但并没有一个招用、选拔人才的制度，秦国虽有奖励耕战的制度，对文士却不太适用。因此，那些“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散落于民间的士人，并没有可靠的进身之阶，只能各展己长，希冀侥幸。比起那些从旧文化传统中寻找治国之策，希冀为国君所用，一展才干的诸子，法家和纵横家能针对时势所需，以学说、以策谋为时所用，是比较成功的。从个人的角度说，他们较好地完成了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是应给予一定的肯定的。■
请看《三晋文化漫谈》第五章：黄土筑就的襟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