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是与太原悠久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据史料记载，远在汉初，古晋阳城就有售酱致富者，说明那时的商业活动已具有相当规模。南北朝时，做为北齐“别都”的晋阳，城内商业兴盛，市面繁荣，驰名天下的汾酒当时即以晋阳为集散地行销全国。唐代，做为唐王朝发祥地的晋阳，地位仅次于长安、洛阳，其商业更为发达。
宋初，晋阳城被毁，太原新城在其北30里的唐明镇基础上建成。因城址狭小，不少商号和手工业户竞相向城外发展，大南关由此逐渐繁荣起来。元末，太原因屡遭战祸，商业受到摧残，市场转向冷落。明代，太原被列为九边重镇之一，其城垣扩展，市场相应的复苏、繁荣。此时的大南关和南门街，商户棋布，古人曾用“敝天光，发地脉”形容其盛况。
清康乾时期，太原许多店铺逐步按行业迁徙、聚拢，于是便出现了许多新的以行业命名的商业街道；在此前后，一些带有封建垄断性的商业同行组织——行会，也逐渐活跃起来。号称“十大行”的粮行、油面行、布行、药行、干菜行、鞋帽行、典当行、酒行等行会，在保护同行业利益、解决业主困难等方面，发挥了明显的作用。
清代中叶，太原市场“十大行”中的粮、油、药、酒、鞋帽等行业所经营的商品，绝大部分为农副土特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其中，一些较大的前店后厂和手工业作坊也逐渐发展兴起，如“大兴号”的酱、醋、腐乳、糕点，“北谦亨”的旱烟等。因制作精细，品质优良，在消费者中间享有较高的信誉。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虽已输入中国，但太原由于地处内陆，交通不便，加之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抵制，“洋货”在较长时期内未能打开销路。太原市场除经销地方产品外，外埠商品主要有苏、杭的绸缎，汉口的茶、糖，河北的棉布、巾带，四川的葛布，山东周村的零星杂货等。这些商品多销于市内，也有少量转销至兴、岚、静乐等县。
1900年庚子赔款后，山西自然经济日趋解体，特别是1907年正太铁路通车后，打破了山西较为封闭的局面，许多“洋货’”，如袜子、纸烟、火柴、煤油、香皂、自行车等，很快在太原市场风行起来。兼做“洋货”生意的津广百货行遂一跃成为晚清太原市场最发达的商行之一。
辛亥革命后的20年间，太原商业发展较快。这一时期，商业区逐渐由大南关、南门街、南市街一线向东扩展。不仅于1921年开辟了开化寺市场，使得按司街、钟楼街、大中市、柳巷、桥头街一带成为商贾云集的繁荣闹市，而且在首义街、正太街以及火车站附近陆续开设了为数甚多的客栈、货栈、食品店、干鲜果店、饭铺、小吃摊等，形成了新的商业区，全市商户达两千多家。随着商业资本的积聚，一些零售商开始兼做批发生意，有的则完全专营批发业务。这样，许多行业就逐渐有了明显的批零之分。一些批发商，如“义升厚”棉布庄、“义兴恒”百货店等，派员直接从京、津、沪、汉等大商埠采购货物，然后批发给市内以及晋西北、晋中、晋南和陕西绥德、米脂等县的零售商，生意越做越大。这一时期，军阀阎锡山为其政权和军需贸易需要，设立了斌记商行，主营机器设备、五金器材；孔祥熙设立祥记公司，倾销英、美的德士古、亚细亚、美孚煤油。稍后，天津一些洋行的触角也伸向太原，洋行户数陆续增至十余家。
1930年的蒋、阎、冯混战中，阎军失利，晋钞陡然贬值，太原商业蒙受其害。接着，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竞相向我国倾销剩余产品，争夺市场，一些可被洋货取代的国货价格一再下跌。受此接踵而至的打击，太原大小商号纷纷歇业、倒闭。据《中国实业志》的记载，1934年，全市商号倒闭者达
440余家，约占商户总数的六分之一。繁荣一时的桥头街，有半数商号关门，市面十分萧条。
1935年至1937年 7月日寇入侵前，因“洋货”减少，物价回升，加之南北同蒲线通车路段延长，太原市场又出现了短暂的转机。1937年初，全市百货业（包括针纺商品）商号增至
250户，比1933年增长一半还多；粮食业商户增至56户，比1933年增长10％。其它行业商户也都有所增加。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太原后，先后设立了控制重要物资的“杂谷组合”、“皮毛组合”、“木材组合”等机构，这些机构凭借武力大肆掠夺山西的农副土特产品和工矿资源。同时，日本商业资本也侵人太原市场，开设了诸如木材、古屋、大报、松年、三菱等洋行，经营品种从雪花膏、香粉、罐头、味之素，到棉、麻、丝、毛织品和医药器械，无所不包。其中，医药器械和丝麻织物十之八九为日货。日军入侵的头几年，太原一般商户尚可维持经营，个别行业还因为直接为日本产业资本服务，出现了暂时的畸形发展趋势，如西药、旅栈、西餐馆、洗染、烟酒等行业，商户曾有所增加，经营也颇为活跃。1939年末，全市商号曾达3600多户，超过战前1933年的水平。但到1940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战争泥潭中愈陷愈深，日货和外埠货源锐减。而日本侵略者对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又使得城乡隔绝，农副产品难以源源不断地进人太原。这样，太原市场很快出现了货源紧缺、物价飞涨的局面，中小商户纷纷倒闭或转营他业。
抗战胜利后，阎锡山政权以其在晋西的商业机构为基础，组织成立了山西贸易公司，下设粮食、棉花、皮毛、纱布、五金电料、医药、文具、木材、金银首饰、转运共十部及蔚锦恒钱庄。其资金由山西省银行和军费中提供。经营辐射范围主要为阎锡山的统治区，在省外一些大城市还没有分支机构；该公司还有较严密的商情网络，并利用电台收集行情、部署业务，是当时太原最有势力的官商机构。其他如经济联合社、合作购销总处、物产商行等，也大都是阎锡山政权组织或扶持成立的官商半官商机构。它们凭恃权势和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垄断市场，投机倒把，在竞争中处于绝对优势。而众多的私营商户，则由于受阎锡山政权和官僚资本商业的压榨、排挤，经营遇到重重困难。
1946年后，太原市场曾出现短暂的复兴。彼时，美国的日用工业品，如罗斯福布、圆珠笔、高级化妆品、毛呢、衬衣、袜子等，代替日货充斥市场，百货、服装、钟表、文具、纺织品生意兴隆一时。但从1947年起，由于阎锡山政权强制推行“兵农合一”、“平民经济”等政策，加之其统治范围迅速缩小，太原市场货源发生严重短缺，物价一日三涨，钞票如同废纸。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广大市民陷于饥寒交迫的绝境，众多的中小商户吃尽苦头。1948年，全市商户减少为2184户，到1949年
4月太原解放前夕，减至1400余户，而实际开业者不足1000户，因负债破产而被迫外逃乃至自杀者时有所闻，市场萧条至极。
太原解放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进城的公营商业企业和收归国有的山西贸易公司等官僚资本企业为基础，初步建立了国营商业体系。同时，积极发展合作社商业，相应恢复、扶持私营商业。1949年末，全市商户发展为6637户，比解放初增加了3．7倍。随后的两年，国营和合作社商业迅速发展，国营商业的批发营业额占社会批发总额的比重上升到70％以上。
改革开放以来，太原市流通领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城乡市场呈现一派繁荣、活跃的势头，一些传统老店已渐渐湮没，但更多的传统老店通过不断的改革调整，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