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与杀虎口的相遇，和与一只春天的蝴蝶偶遇并没什么不同。但仿佛是宿命，一次相逢，却结下不解之缘。
那还是因为一个与“长城”有关的新闻策划，我第一次走近杀虎口。以后，或专程前往，或擦肩而过，或陪人参观，已经数不清多少次穿越这处古长城上的重要关隘。有时也琢磨，那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吸引了我？
现在想来，除了这座雄关，真正让我动心的，应该是杀虎口旁那座独树一帜的博物馆，以及它所包容的历史，以及创造历史的那些人。
历史舞台中央的一曲合唱
初到杀虎口，有一个问题就让我迷惑不解：右玉县为何要把博物馆建在两省区交界、远离县城中心数十公里的边缘地带？
3月7日，夕阳的余晖中，当站在博物馆门前的高台上再一次审视，心中豁然开朗：如此独特山川，岂不就是建博物馆的天然场所？
如果把杀虎口连接的明长城当作一条线，线外，即游牧民族曾经驰骋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魏早期的都城盛乐；线内，则是汉民族把犁耕耘数千年的土地。位于山西乃至整个中原“北大门”的右玉博物馆，正坐落在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交融的节点上。而在这个节点，曾经激荡过多少历史风云，发生过多少悲欢故事，又演绎出多少今古传奇……
北控大漠、南扼中原、东屏京师、西带大河，战争年代，这片史称“善无”的边关重地，是军事家的舞台。走进博物馆，墙面上一些名字夹杂着似乎还没散尽的硝烟扑面而来：李牧、卫青、李广、赵武灵王、北魏拓拔、突厥达头可汗、明俺答阿拉坦汗、康熙皇帝、噶尔丹……不同民族在这道关口前上演着剧情不同，但同样悲壮刚烈的一幕；它还是著名的“西口”——连接博物馆与馆东南杀虎堡的，是一道坑坑洼洼的卵石古道，正是这条短短的西口古道，延伸出一条长达万里、使中原与草原连为一体的通商之路，晋商巨富因此崛起，黄金商路由此发端，走西口的悲歌也由此在晋蒙边界唱响。
可以说，这座建于2003年的博物馆，当之无愧地坐落在右玉数千年历史的舞台中央。右玉县独特的边塞文化、军事文化、晋商文化、西口文化，为这座县级博物馆奠定了坚实厚重的基础，而这些内涵丰富的文化的展示，如同一曲舞台中央雄浑的合唱，使民族融合的主题，更显持久和意味深长。
在博物馆展厅，一组3件双耳铜
吸引了我的目光。这是1990年，在右玉善家堡墓地出土的413件(组)文物中的一组。一同出土的还有戳刺纹罐、铁刀、铁矛、弧形骨器、铜带扣等。这些东汉后期至魏晋时期的器物，与内蒙古东部和鄂尔多斯地区出土物反映的匈奴文化与鲜卑文化，有明显的强烈共性。它说明，早期鲜卑人当时已经进入这块土地与汉族共同生息。这件古代游牧民族蒸煮食物、类似于汉民族铁锅的生活用具，正是民族交融的见证。
右玉博物馆选址的独特，正在于以它为中心，营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气场”。也曾到过不少县级博物馆，但我从没有感受过像这个博物馆周围这样强烈的历史气息：明长城、杀虎口、苍头河、古战场；征伐、和解、开拓、融合，这些元素已成为博物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有着同样的历史肌理，有着同样的生命特征；他们互相依傍，共同呼吸……
珍罕藏品中的神奇密码
特殊的历史文化，特殊的地理风物，必然产生特殊的藏品。目前，右玉博物馆藏有2000余件文物，其中仅国家一级文物就有7件,二级文物50余件。青铜器、水陆画、碑刻，是博物馆的最精华部分，也是最具传奇性的藏品。
在博物馆的展台上，国家一级文物鎏金青铜温酒樽的经历尤其引人注目。虽然真品已藏于山西省博物院，并成为该院12件镇馆之宝之一，但复制品同样灿然生辉。这样一件稀世珍宝，它的面世，还有一个“小秋收捡回大宝贝”的故事。
1962年9月一场大雨后的一天，右玉县高家堡乡大川村支部书记刘来天，带着村里十几个小学生到离村二三里的佛店坪搞勤工俭学，其实就是在收割后的庄稼地里拾麦穗和碗豆角，当地俗称“小秋收”。到下午4点多时，一个调皮的孩子跑到沟沿边看沟底的山洪时，突然惊叫起来：沟底塌方的地方有一个“锅”！刘来天跑过来下去一看，塌方下半埋着九个“铁家伙”。他隐约感觉到不同寻常，赶紧向上报告。后经专家鉴定，九件“铁家伙”中，有五只青铜鼎、两个鎏金青铜温酒樽、一个普通铜温酒樽、一个铜扶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一个鎏金温酒樽上刻有“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二十四斤河平三年造”字样，另外一个鼎耳部刻有“千岁”二字，铜盘的底部刻有“上郡小府”，而且还有一个“稚”的异体字。在此之前，温酒樽只在文献中有记载，具体是何物有不少争议，带铭文温酒樽的出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后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而另一件沦为“尿盆”的国家一级文物，它的发现更具传奇性。
1973年的一天，时任右玉县长的车永顺到大川村下乡，在给村民们开会安排完工作后已是深夜，就临时住在大队支部办公室。村支书考虑到县长年岁已大，夜里可能要起夜，就顺手从院子里拿回一个“尿盆”放到屋里。半夜里，县长下地小解，用手拿起盆子，感觉很沉，觉得奇怪，打开灯把小盆子拿在炕上仔细看，觉得可能是一个古货，就带回去请文物部门鉴定。这下不得了，这个“尿盆”居然是商代乳钉方格纹铜簋。后经了解，铜簋也是在大川村发现的：一个村民干活时发现了一个被雨水冲出的“铜盆子”，就捡回家，但做面盆和猪食盆都太小，干脆当了夜里小便用的尿盆。事后，县里专门奖励了该村民一车炭，把铜簋永久地珍藏在馆内。
铜簋和三件酒樽均出土于大川村。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考证发现，大川村是秦汉时期雁门郡之中陵县与马邑县之间的必经通道。而大川村旁的佛店坪是元子河冲出的一个小盆地，处于山阴、朔县、平鲁通往右玉的三角地带，从地形看，属古人认可的“风水宝地”。在大川村的惊人发现，给后人留下无数遐想：这个因村前有一大片平地而得名的普通小村庄，到底还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另一部传奇：活着的历史
光听名字，杀虎口是暴烈的，但在《水经注》里，因古杀虎口一带为“数水复合之处”，草木丰沛，大雁、苍鹤经常停留，所以它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苍鹤陉。
然而，苍鹤一去难再返。连年征战，加上人为砍伐，杀虎口乃至整个右玉县草木日渐稀少。尤其到明代以后，为利于作战和防范游牧民族，加之大量垦荒，砍树烧草日盛一日。到建国初期，杀虎口一带已经成为不毛之地，滚滚黄沙甚至推进到杀虎口以南10公里的右卫城下。
“那时真叫荒凉，只见黄沙。”在杀虎口博物馆，原右玉县政协主席、文史专家王德功比划着说，“当时这里大些的树几乎没几棵，即使有，也让沙子埋得剩下个树梢”。
历史的转折总是伴随着奇迹发生。如今，站在博物馆北侧的长城墩台上南望，虽然是初春，但大片绿浪已在翻滚。50多年里，右玉县的主政者遍野植绿阻沙，硬是将8000亩残林增加到150多万亩，全县森林覆盖率由解放初的0.3%提高到2007年的50%以上。《朔州府志》中“大风拔禾，毁屋伤牛羊，昼晦如夜，人物咫尺不辨”的场景，再也不复存在。博物馆前的苍头河里，各种水鸟乃至野兽的回归也便顺理成章。
数次从右玉县城前往博物馆的途中，我每每惊叹沿路的风景。一次和同车的同事说起感想：在这种无邪的自然环境中，可以找回自己的灵性。他回答，真正解读右玉，除了寻古，更要看活着的历史。右玉的这部分历史，是可以进博物馆的，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右玉本身，又何尝不是一个巨大而内容丰富的博物馆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