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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一、阎日勾结谍报频传，蒋介石派徐永昌实地视察，却一无所获
"十二月事变"，标志着阎锡山联共抗日路线的终结。之后，他运用"中的哲学"，重新研究他同国民党和蒋介石、共产党和八路军，以及与日本侵略军的关系，再次"在三颗鸡蛋上跳舞"，为自己营造新的"三窟"，以求存在。
对国民党，他认为大敌当前，蒋介石无暇整治他，毋须顾虑，且要争取蒋的援助；蒋也怕阎联共或降日以对付自己，所以尽量满足他在扩军和增饷方面的要求。共产党和八路军为了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战，派代表与阎谈判，确定了两军活动区域和分界线，达成互不侵犯的谅解，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统战关系；但阎认为共产党和八路军随时会同牺盟会和新军联合起来反对他，已不再可以被利用，是威胁他存在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敌人。对日本侵略军，他仍认为是不可战胜的，认为"抗战决无好结果"，从而产生了"勾结日军以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念头；日军为了战略上的需要，也急于诱阎投降。双方勾结的条件逐渐成熟。
1940年夏，阎日双方代表开始接触。11月16日，阎令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根据"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原则，在孝义县白壁关村与日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达成双方合作、日方为阎装备30个团的口头协议。
1941年2月14日，徐永昌谒见蒋介石。蒋称他得到一份报告，内有阎锡山指示第三十三军军长于镇河的手函："一、拟准你等事；二、反对内战；三、联系皇协军；四、准备一月内突变。"蒋介石征询徐的意见，徐认为"语句似阎的口气，且似对各军长的，似系一种对国家抗战到大不利时之准备工作"。蒋问徐这是否是阎为增饷或为其他而故意放出的空气。徐答以等贾景德来，进一步了解之后再说。
这份情报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从此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
3月，赵承绶进一步同日方达成协议，明确提出消除敌对行动、共同防共的原则，并作了作战区域的划分；赵还提出将孝义县城让给晋军。日方会后答复愿于6月让出孝义县城。
6月3日，胡宗南又向蒋等报告说："一、敌机在阎长官部散发传单，欢迎阎先生回太原。二、汾阳、孝义一带敌防已让与骑一军。三、晋军服装均经由骑一军由敌区运来。四、存于(陕西)耀县、三原之军品陆续向克难坡回运。五、阎现密令三十四军、六十一军赴晋东建立政权。"之后，又有阎及后方的眷属以及机关等纷纷向克难坡迁移的消息。
6月21日，徐永昌同他担任省主席时的秘书长王平(均一)就此动向进行研究，认为：一、中央军欺人太甚，戴第二战区臂章的人，遇到中央军即遭詈骂，而且擅委县长，私设税卡，大有逼人造反之势。二、二战区的人盛传中央奢侈贪污，腐化骄傲，感到国家前途悲观。三、晋军东移是为接收刘戡第九十三军撤走后所遗留的政权。根据这些分析，徐永昌联系1938年阎派宋澈授意苏体仁组织伪政府一事，觉得几年来阎仍"杀敌最力"，"将来其变伪之成分，似不至甚大"。
但蒋介石却很担忧。6月26日，蒋约徐讨论。徐认为："一、阎非至万不得已不至变伪，今时准备而已。二、今日之赵(承绶)仅较过去之宋(澈)为进步与现实，在阎先生仍仅利用则一也。三、中央何以致晋方恐惶与恐惧，亦应自责与改过。四、阎先生过去经营的经济，公营事业最得力，人尽其用，物尽其利，克勤克俭，非若中央之人人奢侈，事事浪费；现在之征收实物(田赋征实---笔者注)已成专书，实行一年，以视中央如何。此翁如何致之中央，使不为国家之乱而为国家之利。五、中央必再派兵入晋南，以图敌，以安晋。......"总之，徐永昌觉得阎不至投敌。
蒋介石仍不放心，决定派徐永昌亲赴第二战区视察。徐于7月16日出发，23日抵西安。次日，曾任阎炮兵司令、总参议的周玳(子梁)密告他说："阎先生认定中央将来决不能相容，且认定抗战决无好结果，因之已与敌仍联系，请注意。"徐永昌认为这是激于爱国心而相告之忠言。27日，徐永昌到达克难坡，受到杨爱源及军政人员的欢迎。接着，赵戴文亦来，他们随即到阎锡山处共进午餐。
之后，徐永昌便开始了数天的谈话考察。徐为什么来，他和阎锡山心里都明白，但谁都不愿直截了当地提出，只好旁敲侧击，就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交换意见。徐与阎单独谈话六七次之多，但对最需了解的问题却没有获得真实的结论。
阎锡山说，苏联补充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将来会用来打中国。中央军的200万支枪，都是为共产党预备的。徐永昌认为，阎先生惧共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对中央误会亦到了极点。
谈到日苏关系，徐说他在重庆曾主张鼓励日军北进，而不需要中苏英美联合反侵略。阎锡山说，能鼓励敌人北进，纵加入轴心亦为上策。又说，苏联奖掖我抗战到底，居心叵测。还说，抗战决无好结果，即对共亦恐终为所败。徐永昌则力言其非然，认为直如蝗虫之为害，时雨一过，立地乌有。
徐永昌认为阎是一位杰出的经济人才。他曾向赵戴文探询：阎先生是否于领导晋军政之下兼理中央职务，往来于两地之间。果如此，战后之恢复经济当可缩短十年。赵极赞同。后来阎表示，此恐非蒋的意见，往来于两地亦很不便。
关于中央与山西的关系，阎锡山说，隔阂十九由于同志会。而省党部曾向晋军密语，将来要彼等制阎某人之不轨行为。又说，抗战终止即解散同志会，己则出洋考察经济。
徐永昌在克难坡还会见了杨爱源、王靖国、赵承绶、梁化之、宁绍武、于镇河、郭宗汾、王谦(尊光)、杨澄源、梁培璜等军政要人。孙楚告他说："一、晋军已不似过去之逃跑离心，经年余之干部训练，较前较好。二、阎先生及晋军不能离开山西。三、组织是政权之保护者，与共不能合作。四、山西只能跟着中央走。"
此外，徐永昌还会见了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处长王世英，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主任委员黄树棻。
在此期间，阎锡山正同日军代表进行签订停战协定的准备工作，徐永昌在克难坡逗留了八九天，多年的同事老友都对他守口如瓶，密不透风(有的人并不知情)，他竟然没有打听到一点有关阎日勾结的消息。7月5日，徐永昌离开克难坡，于28日回到重庆。8月25日，他向蒋介石作了汇报："一、通倭之事实防万一(在我抗战御共失败后)，似赵(承绶)亦未直接通倭而另有下层人通款也。二、晋对中央误会甚，排除之方，惟有不妨害其政权。三、晋军范围内无论文武决无烟赌赃三事。过去政界直至抗战前，涓滴归公，此皆阎先生所制法令之效(由文官无一有钱者可以看出。军界则民17<1928年>以前仅一商启予有钱，19年<1930年>以后则滥矣，但此非省政范围事)。四、恶共恶到极点，日盼中央除共。真使中央剿共，彼恐又首鼠两端(此段未言)。五、阎先生非惟不是第一流政治家，或且不够个政治家，而是个政治经济技术家。前者由民十七八九年作风及26年开战前复余电必开战，与今且认定抗战决无好结果见之；后者由数十年来山西政治上下廉洁及公营事业之发展收获等见之。但在今日之我国，此种政治及经济技术家实已凤毛麟角，无出其右者。中央亟应设法任用之，则国家幸甚。六、二战区离德与逃散者已过去，现入治期，注意到战斗矣。其最大烦闷，一是受中央欺，二是受共党军逼。七、阎先生想到国家，当然日日盼将敌逐出大陆，但想到一己，则必虞战后彼且末路穷途。由彼才干言，使掌握经济，战后恢复必较他人早十年。由国民党言，类皆长于破坏，求此人才实大不易。如此时常令其来中央，使掌经济仍兼领晋事，来往两地，久必安心。此利国利党，不惟成就阎先生才能，亦见中央之伟大也(蒋颔首者再)。"
徐永昌的克难坡之行，原为了解阎日勾结情形，结果一无所得。蒋介石只好静观事态的发展。
卅二、阎日签订停战反共的《汾阳协定》，蒋令徐电阎中止活动，又令贾景德传达行将讨伐的口谕，阎乃停止公开降日
阎锡山一面和他的高级军政官员在克难坡同徐永昌敷衍，一面派机要处工作人员刘迪吉带着具体条件，在太原与日本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进行妥协勾结的具体商议，达成《日阎停战基本协定草案》，并约定于1941年9月8日在汾阳县城签字，后因故推至11日。
9月11日上午，签字仪式如期举行。阎方代表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骑兵第一军军长温怀光、参谋长齐骏鸣，骑兵第一师师长赵瑞，第七集团军参谋长续志仁，还有刘迪吉、白太冲；日军代表为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旅团长若松，参谋茂川、土田等。赵承绶代表阎锡山，田边盛武代表日军，分别在《日本军与晋绥军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前者，人们又称之为《汾阳协定》。其主要内容为：双方停战，晋绥军与日军及伪南京政府合作，肃清山西的共产军，日军为阎提供30个团的兵员和武器，阎锡山逐次出任伪南京政府副主席及军事委员长，以及华北政务委员长及华北国防军总司令。
《汾阳协定》的签订，标志着阎锡山联日反共路线的确立。
在此之前，恰有军统特务李广和(字生甫)到克难坡主办赈济事务。李在北平时曾被日宪兵逮捕，刑讯昏死数次，但未供出同伙，戴笠赏识他的坚定，曾引见于蒋，蒋给予中将军衔。李在克难坡听说阎日勾结之事，深表赞同。阎以为李代表蒋的意见，遂派他到南京与汪精卫联系；同时于9月初派邱仰
到重庆向蒋报告，拟给妥协勾结披上合法外衣。
《汾阳协定》一签订，阎就电邱说与日勾结之事"已有头绪"，令他向蒋转陈。接着在10月份又连去两电。邱仰
没有见到蒋介石。陈布雷接见他并听取报告后，答应连同三份电报一并转陈蒋介石。
蒋听了汇报，看了电报，非常恼火，于10月26日召见徐永昌，研究如何处理。徐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三份电报：
(一)生甫奉办事，勉强进行，已有头绪，希酌量转陈。只要与国家有益，我不惜牺牲一切。山文。
(二)此事业经做成，且与国有利，......某办成局部后，正进行全面，已向根本地去矣。总之，此事牺牲在我，成就是国。山阳。
(三)此事只我与次陇知之，绝不再使任何人知。成功归国，牺牲归我。至如何表示可获安心，希酌量表示。山蒸。
徐看了电报莫明其妙。蒋说，阎锡山"已通敌至发表之期，阎必为敌利用，决无好果"。徐随即召见邱仰美，邱说，阎"拟联合日人消灭共×"。徐一听便洞悉阎之用意，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似此完全为投敌，特假剿共以为遮饰耳。其不由赵承绶办，必假手与中央有关之李生甫者，一则使他人分过，一则藉留余地。国军败彼可由假即真，国家有权彼可由真作假。巧耶，拙耶！"
徐永昌当即令邱电阎述蒋之意："李某言行直是汉奸，为替敌工作，阎长官受牺牲即系国家大不利。此事应立即中止，万勿受骗。"
当晚7时，徐偕邱仰 再去见蒋。蒋令邱再电阎。"国家对共党绝对有办法，如联敌打共，无异促助共党成功。"
11月2日，邱仰 持阎复电来见徐永昌。阎在电报中竭力为自己辩护：
"......所谓我牺牲对国家有益，就是我担上不听中央制止、暗中勾结敌人剿共的恶名，中央仍可得联苏之实。我如变更立场，我何必事前呈明，自招祸害。我不过做一个共、敌皆不谅解，为国家做一件救党救国救地方的事而已。又，生甫之言我岂能遽信，因前桐轩来即云，委座愁华北之无办法，加以生甫作十三次之谈话，中央希望如此，而地方事实上亦需要如此，我始决心着手。兵不厌诈，此办法与我作战无损，于党国有利，并可以救华北五省人民。惟生甫所持原条陈，闻在中条山已被敌人获去，诚恐此事不能如意进行。"
刚过两天，阎锡山又来一电："在此刚利用人为我们做华北全面努力之下，骤然反口甚难。生甫在平，印甫(赵承绶)在并，尤不能不使有转寰余地。山支。"
这两份电报，表明阎锡山仍在坚持通敌叛国之立场，并不听蒋令其"中止"的警告。徐永昌向蒋汇报后，蒋认为"阎已无救，但仍拟复以求无憾"。徐永昌征求贾景德的意见，贾以为"似尚可以挽回"。
11月7日，邱仰
请徐拟电复阎。徐即写道："敌人正加紧谋我，企图破坏我抗战阵容，万勿利我之事。李某不必管，只希将印甫召回，停止一切活动。国际与我有利，异党决无顾虑。"
11月10日，蒋介石召见徐永昌，告之拟派贾景德到克难坡访问。徐认为阎之行为尚有挽回余地，因为赵戴文、孙楚、王平等尚未表示意见。13日，贾景德收到阎的复电："我的处理骨子里不会离开国家，离开委座。"蒋看后让贾复阎："不要有所谓表面，要表里如一，方无遗悔，否则皆为敌、共所利也。"
11月14日，蒋介石要贾景德向阎转达他的五条面谕："(一)汪精卫到安南曾来一电云：'以后即照公意办理。'以汪精卫栽赃伎俩，试问今日谁复信之。人而无信，莫此为甚。(二)......(三)张书田兵工厂长见蒋铭三(鼎文)云，阎先生之行动系遵照委员长意旨而谋剿共者，即委员长令阎出面剿共是也。(四)此污辱别人之事，与汪伪何异，亦无益也。(五)阎先生果附敌，中央即讨之，虽亲兄弟不能为讳也。"
贾景德于15日收到阎锡山一电，言其"无委员长指示决不行动"。16日，又收到赵戴文为阎开脱责任之电，内有"百公以身许国，不自今始，为国家地方及委座有利计，做一种表面运用，实际上不离开国家。"赵戴文对阎之通敌，曾痛切陈言，但遭阎拒绝后即惟阎之命是从。中原大战如此，如今又为阎开脱，乃一贯作风。徐永昌阅后，在日记中写道："阎先生利令智昏，赵老逢人之恶。"
贾景德到克难坡后，向阎传达了蒋的口谕，婉转陈述，晓以利害。阎见降日披不上合法外衣，又遭蒋痛斥，权衡利害，只得接受劝告。11月24日，贾景德电蒋报告规劝结果："经将面谕各节，逐一委婉陈述，详加讽劝，乃憬然大悟，深觉受孩提之愚弄。从兹决追随钧座抗战到底，不为国家惹是非，使钧座无词以对中外。已设法将赵承绶调回，谨先电呈。"蒋即电阎表示慰勉，但仍命令在河津和韩城的李文第九十军监视阎的行动。
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日之间爆发了战争。阎锡山设想的美日妥协牺牲中国的判断彻底破产。1942年1月7日，阎致电蒋介石，正式表示追随蒋继续抗战的决心："钧座嘉勉备至，感激无似，并予解除困难，不使抗建大业功亏一篑，尤为纫感。阎当努力负责，以副期望，必本前言与钧座患难与共，追随到底。日本此次赌国以冒险，颇出意料之外。少壮当国，故有此错误。寡不敌众，弱不敌强，小不敌大，日本徒以牺牲的精神征服数个大国，愈久愈困，自不待言。"
至此，加上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王世英的劝告，以及部分部属的反对，阎锡山公开降日的行动被制止，但暗中的勾结仍在继续进行着。
卅三、阎拒绝与蒋在西安晤面，却与日酋在安平村会谈，贾景德称其谲而不正，徐认为阎暂时不会有叛国举动
《汾阳协定》签订后，阎日双方对执行协议的条款却各有打算。日军的目的是骗取阎锡山投降，哪里愿意为阎提供30个团的兵力和武器。赵承绶在太原看到日军准备提供的武器都是在战场上缴获的略加整修的旧枪，深感日军"缺乏诚意"。阎锡山玩勾结日军这张牌，是因在"十二月事变"后他的处境艰危，要在三种敌对的政治力量之间维持自己的存在。正如他对赵承绶所说的："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蒋介石要借抗战的名消灭咱们，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处处歧视咱们，事事和咱们为难。共产党对咱们更不好，到处打击咱们，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组织，把老百姓都拿过去了。......咱们如果想在中国存在，非另找出路不可。存在就是真理，只要能存在住，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权衡情况，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咱们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咱们唯一的出路。"
协定虽然签订了，孝义县城也让给了骑一军，在太原、汾阳、临汾等地也成立了办事处，但日方要求阎锡山早日通电脱离重庆政府宣布独立，进驻孝义和太原时，赵承绶总是以阎所嘱咐的话向日方要钱、要兵、要武器，说什么"没有装备起力量来，就贸然发表通电，进驻孝义、太原，既对付不了蒋介石的牵制，更难对付八路军的进攻。"双方只是通过办事处交换情报与物资等。
蒋介石虽然接到了阎锡山要与他"患难与共，追随到底"的电报，但还是不断接到阎日勾结动向的报告。1942年3月22日，蒋约徐永昌与贾景德谈话，说他不久将到各战区视察，拟请阎到西安与他一晤。同时为了安抚阎锡山，蒋于几天之后又决定给第二战区每月增饷55万，指示何应钦为第二战区妥筹粮秣。
阎锡山不敢到西安去见蒋介石，乃复电诡称前方离不开他，拟令副司令长官杨爱源代他见蒋。徐永昌和贾景德遂令第二战区驻重庆办事处处长方闻(字彦光)速回克难坡，催请阎锡山与蒋会晤。
1941年11月，日军侵华司令官冈村宁次特地从南京飞到太原，向赵承绶表示真诚希望同阎锡山合作，阎复电仍以履行《汾阳协定》，日方先行提供人、枪为前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阎的妥协投降已到了迫不及待的程度，乃决定软硬兼施。从1942年3月19日起，日军一面发动军事进攻，并派飞机轰炸黄河小船窝渡口上的铁索桥，一面派阎日勾结的联络人梁上椿及梁
武(阎之堂妹夫，驻太原的代表)到克难坡向阎送交最后通牒。在日军的威逼之下，阎最后决定于5月5日在吉县安平村与驻太原的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直接会谈，后因故改于6日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日酋要求阎锡山立即发表声明，脱离重庆政府，阎则要人要枪，要等到实力雄厚之后再行采取行动。双方意见无法一致。阎锡山在中午休息时借小道逃跑，会谈破裂。日方进行报复，打垮了阎在汾河以南的第三十四军，并威胁要在5月17日以后废除《汾阳协定》。阎号召进行晋西大保卫战。
阎日会谈这样的大事，阎锡山估计瞒不过蒋介石，所以主动致电贾景德，让其报告。电称：
"(日)清水师团已抽走矣，忽又停止，并与十八集团军协定夹击晋军，因此不得不由苏象乾(伪省长苏体仁)谋与敌夹击共军，得复须与苏及太原军参谋长花谷正见面，乃定微日在我方防地内之安平村相见，后改至鱼日(6日)方到，临时突来一军司令官岩松及北平之军参谋长安达见面。双方未及对共事，彼乃讨论全面和平问题，答以如有条件即不能谈，敌谓当以南京时条件为基础，可以修正。告以美国对欧亚之处理办法实较日德为佳。谈论虽无结果，而清水师团开出晋境矣。"
这段电文，除了说明他与日酋举行会谈外，通篇都是假话。5月10日，徐永昌偕贾景德向蒋汇报。贾读完电报后，说阎"谲而不正"。蒋听后大笑不止，但仍希望在西安与阎晤面。
5月11日，徐、贾二人讨论阎是否能来西安的问题。贾说，阎能到安平村和日本人会谈，为何不能来西安，阎说清水师团已调走，不是更可以到后方来吗？徐永昌说，清水师团调走纯属欺骗，阎是不敢来西安的。
5月16日，蒋介石召见徐永昌，提出阎锡山是否会有投敌的举动。徐说："以过去的经验，则决其不能。渠对敌人当较对中央尤为取巧，尤不爽直也。"蒋问："何以见之？"徐说："渠无论如何以为政治生命在不能离开山西而存在，此其自存之道，亦其不得已之弱点。渠知对共无巧可取，只有向敌取巧。安平村会议，即不得已时之取巧耳。谓其即将有所发难，则我不到十分危险之境地，渠当不至脱离而有所树立。"徐永昌的分析，暂时解除了蒋介石的忧虑。不久，敌机在西安等地散发传单及阎与岩松握手的照片，蒋介石认为，阎锡山如果真的与敌妥协，当不会如此宣扬。
阎日间的勾结在短暂的冷却之后又重新恢复，阎以战场投降的方式，将骑一师与骑四师"移植"于日伪内部，又派部分干部出任伪职，作为将来接收伪政权的班底。
卅四、抗战胜利，阎锡山派兵去上党摘“桃子”，结果全军覆没；赴重庆求援，徐永昌说服蒋介石派兵接管晋南防务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展，继纳粹德国投降之后，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亦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美、英、苏、中、法等盟国代表团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接受了日本的投降。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徐永昌。
阎锡山在得知日本政府于8月10日发出乞降照会后，立即命令其第二战区北区总司令楚溪春率部向太原进发，命令驻于浮山的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向长治进发，又命令王靖国率部接收晋南。8月30日，阎锡山在日伪军的保护下回到太原。次日，他在欢迎会上宣布“行者”（抗战人员）与“居者”（伪职人员）同样有功，并委任汉奸苏体仁、梁上椿为高等顾问，伪省长王骧与冯司直为高等参事，同时委任驻山西的日本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和参谋长山冈道武为总、副顾问，命令日军维持治安并阻止八路军接管太原。之后，阎与日酋又达成留用日俘打内战的协议。至此，阎日伪已经到了合流反共的阶段。
8月下旬，史泽波根据阎日达成的协议，率部从日军手里接管了长子、屯留、长治、襄垣、潞城、壶关等六县政权，摘了上党地区的胜利“桃子”。在此坚持八年抗战的八路军奋起反击，解放了各县并包围了长治。阎锡山急派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部增援。八路军围城打援，全歼援军。彭毓斌畏罪自杀，史泽波突围被俘。10月11日，上党战役以八路军的全胜而告结束。阎军损失35000余人，约为其全军的1/3。
在晋南，胡宗南部李文的第九十军一部早已驻于河津县，当时的任务是监视阎锡山，防其投敌。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命令第九十军经同蒲路北上北平等地接管伪政权。阎锡山害怕中央军借假道之名占领晋南，又怕第九十军走后，蒋介石再派别的部队入晋，所以以中央军骚扰地方为名，连电徐永昌，请其阻挠。徐认为阎之要求极不明智，仅将其中之一电抄转蒋介石。第九十军经山西开往河北后，蒋介石未再派兵入晋。
上党战役失败后，阎锡山损兵折将，无力兼顾全省，遂打算请中央派兵救援，但又碍于情面，乃令杨爱源与孙楚致电徐永昌，一面报告史泽波与彭毓斌不知下落，一面求援。电报发出后，阎恐难引起注意，遂于10月26日乘重庆来送军饷的专机飞往求援。徐永昌亲到机场迎接。之后，差不多每天都要到阎的住处问候并与之谈话。
阎锡山到重庆之时，恰是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半个月之后。他认为按《协定》做，就会“坐大”共产党，当务之急是要消灭共产党。而上党战役，阎军被歼3万余人，将领除彭毓斌自杀外，被俘的就有十四五人，等于割掉阎的一块心头肉，所以他与徐见面的当天，就介绍八路军如何厉害，既埋怨国军之不动，又对国民政府军委会不经常研究对八路军作战感到“惊异”。其目的就是要蒋介石派兵支援山西。
在10月30日的军事会议上，徐永昌向蒋提出阎锡山要中央军接管临汾以南防务的问题。蒋介石生气地说：“他既已逐出，可以不必再派矣！”徐永昌认为蒋有些负气，遂尽量解释，蒋乃决定令胡宗南派兵到晋南接管防务。这就是中央军整编第三十六师、第十七师、第九十师和第三十师一部在运城、临汾等地顽抗解放的由来。
阎锡山还向徐介绍，山西南北灵石至大同，东西汾阳至石家庄，东南沁县，都是依靠日军护路，没有日军的地方，城和路都失掉了，并吹嘘日本兵作战不退却。徐永昌趁势说，中央军现正大批向北移动，将沿平汉路和津浦路发动攻势，八路军无暇进攻太原，你可以乘机利用日本军官训练部队，有几个月军势即可振作，何必忧虑援兵的来不来呢！这正合阎锡山的心思。后来他就是用日本军官来训练部队的。
再一个问题就是军队的整编问题。徐永昌说，这次整编，实际上是“单位虽减，饷项大增”。这对阎来说，自然是乐于接受的。后来整编的结果，是将原来8个军的番号，只保留了第十九、三十三、三十四、四十三、六十一等五个军的番号，而编制人数和应领的经费却增加了。
此外，阎锡山还在一些部里介绍他的兵农合一。徐永昌对此并不感兴趣，认为“语极煽动能事”。但阎锡山此行，确实是获得了一定援助的。
卅五、徐永昌赴晋劝阎，徒劳往返；阎希望蒋政府助粮助款，同样落空
阎锡山在上党战役中失败之后，问题接踵而来。先是在1946年初，山西的国民党人武和轩向徐永昌反映，阎锡山扰民已“至其极”，官员发国难财也令人气愤。接着，2月16日，杨铭宸又向徐永昌介绍了太原的情况，说阎锡山“军队的衣食几完全直接索之于民，实不堪其诛求。兵农合一问题商民恐惧怨尤。尤其对军队不事正规训练，绝无作战情绪与能力”。25日，李廷秀又向徐说，山西商人反对省政府的征粮暴政。当时，第二战区驻重庆办事处处长方闻在座。方作了解释并送阎的讲话布告等给李，李气稍平。但对兵农合一，方则无能力说服李。当天，山西省政府田粮处处长耿誓也对徐说，“兵农合一”遭怨太甚，人民愤恨，阎长官拒谏饰非，无可挽回。
此外，阎锡山留用日本战俘打内战，是个涉及到国际公法的大事，当时美国已插手调停国共两党的军事冲突，各方责难不绝于耳，蒋介石乃决定派徐到太原了解情况并进行劝阻，同时交换对内战和国家前途等问题的看法。
4月3日上午8时半，徐永昌，由渝起飞，4小时后到达太原，受到杨爱源等高级军政官员的迎接。之后，徐与阎锡山开始商谈。10日离并。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谈论三两小时，但要说服阎锡山却难于上青天。
关于遣返日本战俘的问题，这是徐、阎见面后首先提到的问题。阎锡山很爽直地说，遣俘之事不成问题。徐永昌以为原来认为最为棘手的问题已经解决，却不料阎竟提出先发一电同蒋商量，而且要徐发电语意不要过于肯定，即使遣返是否可以稍缓。徐永昌顿感“其意颇不能决然遣去也”。第二天，阎日勾结的牵线人梁上椿（西樵）来谈，说阎锡山让他与日人商谈留下战俘作战之事，“颇以为苦，因日俘十之八九不愿留，即余一二亦要求先暂回国，随后再来”。梁表示，他对留用日俘打内战“并无怂恿助长之意”。又说，“日俘原数六万四千，现余约三万人，日侨原三万五千左右，现余五六千”。梁仅是介绍情况并为自己开脱，并不解决任何问题。下午，杨爱源、孙楚、王靖国、赵承绶等将领来谈。当时，赵负责指挥以沁县为中心的东沁线战事，沁县城内正由从长治撤出的日军混成第十四旅团四五千人驻守，赵却对徐说，“东沁线原有日人数百，现一人亦无”。显然是按阎的安排来说话的。
其次是关于“兵农合一”问题。早在重庆，徐就不止一次地听到关于“兵农合一”的怨言，想不到在太原连阎锡山之三弟锡圻也对他“极言兵农合一之弊”，请他劝阎停止推行。徐在与阎锡山商谈“兵农合一”问题时，仍婉转地说恐其“不免扰民”，阎却坚决表示一定要“贯彻到底”。8日，阎安排主办“兵农合一”的薄右丞与方闻等人陪同徐到太原市郊，听取农民关于“兵农合一”的意见。徐永昌慨叹“在此情况下而欲兼得其实，岂可得哉！”所以在日记中对农民的意见竟一字未记。这是他此行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最后也只能得出“夫岂可能”的结论。
此外就是关于如何打内战和国家前途的问题。徐于10日回到重庆后，于15日将阎对形势的分析和希望向蒋作了汇报。徐称其分析为理论，将其要点记于日记之上。阎的理论为：“（一）山西土共扰晋特甚，用残杀手段使人民畏惧，用算老账办法使社会成无产阶级。（二）协商愈久，祸患愈大，调处结果是助共选举，毛得政权，华南三之一，华北十之九，有选举把握。（三）马歇尔言打仗东三省必失，和则可相安。或谓共无诚意，马言和则较苏对共尚为有利（即如拖延至选举时，毛必当选）。（四）同时李德邻（宗仁）说决无战争。（五）共将以苏为后盾，美为护符。（六）结果如不听美言而战，美人皆去，是逼蒋先生退让。”他们二人讨论以上各点时，徐说“马（歇尔）无是意见，因美不愿中国共产也”。“阎以为将来事果不可收拾，马落一个事出意外，美落一个事与愿违，蒋先生落一个明哲保身”。阎还说：“美是助我政府，政府以后是共产党的。”
阎的希望是：（一）遣返战俘之后，希望美国派人到晋练兵。（二）中央派兵站主持晋军粮饷。（三）制造武器，请每月助款3000万元。（四）防共，策动人民请愿，扩大扰乱。
将领们的意见主要为：（一）将雁北及韩侯岭以南之兵撤回，以固中路。（二）修筑工事。（三）派飞机常川驻晋。
蒋介石对阎锡山的要求，如派兵站等，认为“山西事自非百川自办不可”，亦未对其他希望做出决定。
徐永昌此次来晋，徒劳无功。阎希望的助粮拨款，也未能兑现。
卅六、徐永昌飞并参与指挥晋中战役，难挽败局；赵承绶野战军全军覆没
1946年5月，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往南京，军事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一律裁撤。29日，徐永昌主持了军令部的结束会议。6月19日，国民政府任命徐为陆军大学校长。
徐永昌早年在军校时就曾吐血，以后每遇过劳即咯血。抗战时期指挥作战，也经常腹痛咯血，但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他出任陆大校长后，一面治病，一面工作，虽不参与国家军政大事的决策，但蒋介石对山西与阎锡山的情况和问题，仍请徐出面联系或参与解决；阎锡山有求于蒋时，仍请徐转呈并协助解决。徐仍然是蒋阎之间的“联络员”。1946年11月，徐奉命赴晋视察，同阎锡山及其高级军政人员就反共内战与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
国共之间的内战，曾因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调处而一度缓和。1946年6月，调处失败，国民党宣布戡乱，对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奋起反击，一年之后转入战略进攻。从此，国民党军队即节节败退，面临全面崩溃。
从1946年开始，经过正太、汾孝、运城等战役之后，山西只留下大同、临汾及晋中和太原几个孤立的据点，而临汾在1948年3月初就已被解放军围攻。这年5月，梁化之到南京办事。7日，他在回太原之前向徐永昌辞行，并询问对阎有什么要说的话。一向轻视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的徐永昌，似乎预感到解放军将兵临太原城下，竟托梁告诉阎锡山：一、太原“新机场必努力修近城垣才好”。二、“努力储粮”。梁化之走后不到10天，临汾就于5月17日宣告解放。
6月中旬，解放军即出现于孝义、汾阳一带，晋中战役由此开始。阎锡山急派其王牌军———亲训师前往支援。该师20日从太原出发，24日就被解放军全歼。接着，介休起义，平遥、祁县、太谷相继解放。阎锡山急电蒋介石，向其求援，蒋乃派徐永昌到并了解战况并参与指挥。
7月11日，徐偕国防部和空军总部陈、李两位作战处长飞抵太原。此时，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被围困于榆次、太谷、徐沟三县之间的小常村。12日，徐、阎研究对策。阎锡山主张中央立即空运援军，并决定派杨爱源偕陈、李两处长赴京；徐永昌则主张由太原较有战斗力的400余名日军战俘与驻榆次由郭宗汾（载阳）指挥的一个师，对解放军进行夹击，当会接应赵部突围。阎不听。13日，赵承绶来电说，解放军伤亡严重，每连只留二三十人。徐永昌认为，“由吾人之伤亡，尤其日人之伤亡判断，敌人亦正在难支，特前方既无力反攻，后方又极端保守而不出击，何异天与不取。若必待己有余裕力量时再出击，则敌人力量必增加，与今同然矣！”14日，傅作义来并，与阎、徐晤谈后，当日飞返北平。15日，徐永昌亦乘机飞平。他虽离并，犹言如果两翼出击再配以大量空军，当可造成胜利之势，“惜阎先生持重过甚，坐失良机”。16日，赵承绶投降。接着，榆次、晋源、忻县相继解放。7月21日，晋中战役结束，阎军被歼10万余人，解放军兵临太原城下。
徐永昌到北平后，就太原时阎锡山同他谈的一些见解作了追忆：
“一、认为蒋先生仅识共党目的，未识共党方法，认识不够，如何能了这时局。最要之件是这敌人不能攻。二、对学生只有利用组织，别无他法，要知临时雇的，无训练不中用。三、剿共如成功是奇迹，所以须用奇法，即要百姓起来对共，才可以成功。四、……五、余（徐永昌）述：曾向蒋先生建议，接受批评改革错误。阎先生认为不够。……六、余（徐永昌）言今日之当局者几于听不到为国家社会、或为当局者的忠实话。……阎先生首肯者再。七、阎谓香港方面颇活动，国共协商复活，成立联合政府，周恩来曾着人来关说，已立斥之。”
徐永昌认为晋军训练极差。他在日记中写道：“晋之亲训师两万余人，选拔官兵，装备一切皆精。成军经年，战未一日而垮。阎先生以为仅由于师长受伤，副师长无能所致。萃崖（孙楚）谓，日作无谓训话，经年未完成连教练。天天肃奸，彼此摩擦，如何能不遇敌即溃。炮损失数十门，美国骡子五六百匹。此一端可以见晋军训练矣。”又写道：“日言训练，岂非胡扯”，“国军一盘散沙，非层层负责节制之师明矣！”
卅七、解放军兵临太原城下，蒋介石偕徐永昌亲临督战调兵支援；阎锡山为要粮，以自杀要挟国民政府财政部长
赵承绶野战军被歼，蒋介石十分焦急，即令驻西安的黄樵松第三十师（后改称军）空运太原，并萌发亲赴太原视察之意。7月19日，徐永昌回到南京，向蒋汇报并、平情况后，蒋即决定次日启程。20日，因雨未能成行，21日10时许飞抵太原。与蒋同行者除徐外，还有已调任考试院副院长的贾景德，国防部军务局长俞济时，参谋次长刘斐等。
阎锡山将蒋、徐等人从机场接回后，即在会议室向蒋汇报太原面临的形势：“一、可用以守卫太原者，尚可凑集正规军步队26团以上，保安团14个，民团若干。二、敌有纵队（每纵9团）旅约5至7个（每旅3团）。三、因连日阴雨，空运援晋之三十师到达极微。昨有9机运兵到并，未能降落而折回，但陈纳德运物之机则逐日未停。”
说至此，阎锡山等人表示怀疑中央驻并之航空地区司令是否为共产党员。徐永昌连忙作了解释：“一、陈机由沪来航程较远，折返费时，故纵稍勉强亦必降落。我运兵之机来自西安，近而时速，折回不难。二、美人勇敢而我则稍逊其一筹。三、运兵机9架系编队飞行，机场已受敌炮程威胁，降落时飞行圈度愈小愈妥，因之故在上空必须作较久之螺（盘）旋，每一机须费时25分，未能降落此殆主因。”徐会后在日记中写道：“阎先生不加察思，生此疑窦，毋乃过乎！”
蒋介石随后决定：“由明日起，以大轰炸为主，再加以战斗机扫射，并辅以地面部队出击，以图夺回小王村、聂家山一带被匪窜占之地区。如此连续三日。空运三十师后，即将原驻大同之一师余人运返并垣（后因故未运，改运驻榆林的八十三旅到并，后称师，马龙海为副师长）。”蒋介石还要求到万不得已时将太原的各工厂予以破坏。阎未注意，却表示他将“以成仁之决心以图成功也”。
午饭时，阎锡山对徐永昌说：“余已准备于万一时之死法：雇日军官一人、士兵二人为侍从，备于必要时令其枪毙之。”徐劝阎退大同以自保。阎叹曰：“大同路遥远必不能通过。余今年六十六矣，尚能为俘耶？”并说：“已制极有效之毒剂500瓶与诸干部于万一之时用之。”徐永昌在日记中说：阎当时“意态从容，毫无愤激畏怯之色”。归途中，贾煜如对徐说：他已与吴绍之等熟商，真到万分危急时，吴等将“强挟之登机而去”。
午后4时，蒋、徐等起飞返京。蒋介石在机中问徐：“你看太原如何？”徐说：“如一新铸之锅，漏不漏水，注入乃见。”又说对晋省军队不十分了解，还须再看若干时日，但又说“守志极坚”。蒋介石说：“余观之危期已过矣！”
其实，谁心里都明白，太原哪里守得住！解放只是个时间问题。可以说，阎锡山比谁都明白。早在5月，他就把他的儿孙送到南京，后转上海等地。徐在5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方彦光、徐士珙带阎先生之四五两少君及四媳与孙女来，其五少拟入军校者。”
晋中战役之后，阎的高级军政官员的家属陆续乘机飞北平。10月下旬，解放军对太原东山四大要塞发起攻击，沈阳形势亦十分危急。蒋介石偕徐永昌到北平督战。30日，孙楚和周玳的夫人去找徐，请徐设法让她们的丈夫离开太原。孙夫人哀求说：“这一生只求这一件事。”徐闻之“不忍卒听”。她们的言行，是太原军政人员及家属心态的典型代表。也就是说，谁都知道太原守不住了，谁都想离开太原。
可是阎锡山却要死守。他不断地要粮要飞机，后来竟派绥署副主任杨爱源到南京讨要。就连一直为阎帮忙要粮要款的贾景德也说：“阎先生一心于诛求财物，不讲信义，中央有关机构无不苦之。凡与交涉，每要求签字作信，谓阎长官好反复纠缠，狡赖无已时。有人切述：太原现无三万现兵，又皆无作战拼命之勇气与决心，似此奚用多粮？星如（杨爱源）支吾，无以为对。”12月底，阎锡山又亲到南京要粮要飞机。时值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有些人正逼蒋退位，阎不得要领，匆匆而返。
阎锡山究竟会不会死守太原，也有两种看法。楚溪春在北平对徐永昌表示，阎不会死守。徐则觉得“阎先生镇静万分，以其年事，以其处境，殊有决心死事者。”他不愿让阎去死，所以电阎离开山西。阎于10月31日复电说：“山老矣，任职无状，上无以对国家，下无以对人民，只有拼命保守，成败在所不计。山意尚有守法也。”还说：“太原所有工厂，纵如何破坏，按敌人才不难修复。山西表里山河，煤铁丰富，万一不守，不但华北难保，即国际援助无以发挥其效。山何敢以自身误国事，更不愿计及个人而留历史上不见谅之遗恨也。”贾景德认为阎不会等死，看了电报说：“他的话不要听。”
天津解放后，华北局势已经明朗。因此，徐永昌又于1949年1月18日致电阎锡山：“总统拟请移镇西安，调胡（宗南）汉中，此举纯出保全国家柱石之盛意，意对宜生（傅作义）或亦有类此之措置，请考虑。”19日，阎即复电云：“总统爱我活，不若助我死。爱我为私情，成全六十万军民战死在太原是公义。愿率此军民在党史上留一点愚光，只求助我战死，勿使我饿死。”看来阎锡山是真的要与太原共存亡了。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辞职，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声明，愿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此时太原缺粮已到极点，原定每日由青岛派出飞机70架次，运粮200吨，实际只能运到百十吨，后因青岛无油，改由南京和上海运，每日20余架次，仅运数十吨。因之太原不仅平民无粮，就连军人也吃不上饱饭了。所以阎锡山于2月15日又飞抵南京要粮。
16日，阎锡山去奉化谒见蒋介石，继又拜会李宗仁。17日晚，李宗仁召集有关人员讨论为太原运粮之事。但是运粮要外汇，买粮要外汇，所以争论就出现了。财政部长徐可亭（疑即徐堪———笔者注）对请购外汇不予支持，民航公司也提出许多困难。讨论难以进行，阎锡山遂以自杀要挟财政部。他站起来气势汹汹地说：“未因战死，乃因饿死，与其饿而归，不如在此自杀。”众人连忙劝解，但徐可亭仍不答应为购外汇而预支运费。李宗仁连忙表示一定要解决为太原运粮的事。阎锡山说：明天不走了，等到财政部和民航公司做出结论之后再说。大家不欢而散。
后来如何具体解决，日记没有记载，想来一定有所增加。20日，阎锡山飞回太原。
卅八、李宗仁出任代总统，阎锡山赴京商讨国事，国共和谈失败，太原解放
1949年2月15日，阎锡山为催运粮食飞抵南京。16日下午即飞赴浙江奉化，谒见蒋介石。蒋对阎说：“省事小，国事大，万勿回并。我俩同德邻（李宗仁）共挽危局是最理想的。”（见《阎伯川先生随感录》），17日下午，阎锡山回到南京，当晚即与李宗仁进行长谈。
当时，李虽为代总统，但蒋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掌握着实权，双方矛盾十分尖锐。阎锡山往来于二者之间，谈话内容虽未曾公布，但可以想象他在扮演着沟通意见、调解矛盾的角色。从此，他在叫嚷死守太原之外，又为自己开辟了一条出路。
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论和准备，国民党政府愿意同中共中央进行和平谈判，并选出张治中等为代表，定于3月底飞赴北平。3月28日，李宗仁致电阎锡山：“和平使节定于月杪飞平，党国大事，待诸我公前来商决，敬请迅速命驾，如需飞机，请即电示，以便迎迓。宗仁，俭印。”（见《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3月29日，阎乘机飞赴南京，从此一去而不复返。
阎锡山前几次到南京，主要是为死守太原而要粮要饷，这次进京，太原缺粮更为严重，但令人奇怪的是，《徐永昌日记》上却很少关于这些问题的记述。4月6日，三位立法委员认为往太原运粮耗费太大，便向行政院提出质询（据《徐永昌日记》所记，向太原运粮每日飞机70架次，月需运费860万美元），显然是要减少或停止。当天下午，行政院即开会审查太原运粮案，虽然未见做出什么结论，但对太原总是不利的。阎锡山当然会听到这些意见。当天晚上，徐与阎、杨（爱源）闲谈至11时，徐的日记竟无一字涉及阎的反应。至于死守太原，阎自己不再发出誓言，别人也就无须过问了。可见阎此时已不把注意力放在太原守城的问题上了。
阎在与徐永昌谈话中，无意间透露了他残害共产党以及无辜百姓的真相，这使徐永昌大吃一惊。徐在4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晚“饭后访贾（景德）宅，阎先生谈及曾令梁化之对扰乱之共党，往往月毙至三千人，闻之吓人。岂上帝真个好生亦好杀哉！”这可能是说“三自传训”的杀人数字。1947年下半年在晋中各县开展的肃清“伪装”的“三自传训”，乱棍打死约三四千人（附：《徐永昌日记》1949年5月22日记：“阎先生述，梁化之曾处死共党不下五万人。”似言之过甚）。
这次阎锡山在京（南京解放前数日转移至上海）的活动，主要是调解蒋、李矛盾。蒋不愿放权，李却要掌握政权并请蒋出国，而白崇禧则要掌握兵权，双方矛盾尖锐，形同水火。北伐时的4个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已故，蒋、李矛盾只有阎锡山有资格出面调停，于是他就成为双方都在拉拢的“红人”。蒋要阎在南京多住一些时日，李又催阎去奉化游说，而阎也乐于奔走，太原似乎已放在脑后了。
至于太原的情况，则是解放军于1948年11月攻占东山四大要塞后，由于要牵制平津之国民党部队，后又因酝酿和谈，遂停止攻击。阎锡山以为解放军无力再战，乃叫嚷“死守太原，以城复省”。4月1日，国共和谈正式开始。太原前线的解放军希望用北平方式和平解放太原，便派晋中战役被俘的赵承绶传达意见，王靖国以遵长官令、不许任何人进城为由，拒绝了赵的要求。阎在南京得报，得意地对徐说：“太原尚经得起敌人一两个总攻。”
在北平举行的和平谈判，曾草拟了《国内和平协定》。4月20日，李宗仁复电拒绝签字。同日，解放军发起全面进攻。4月23日，南京解放。24日，太原解放。阎锡山没有赶回太原履行他一再申明的“成仁”的诺言，倒是以代省长梁化之为首的42名军警特人员集体自杀（另有4人无公职，被胁迫或误入地下室而同归于尽），成了阎政权的殉葬品，其中包括阎之堂妹阎慧卿。
卅九、居中调停，阎锡山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徐永昌勉强出任政务委员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26日，阎锡山即应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全体委员之邀，由上海飞往广州，因为国民政府已迁此办公。由于与蒋的矛盾没有解决，李宗仁躲到桂林不问国事了。邀阎，就是要他到桂林劝李来广州主持政务。5月2日，阎锡山偕于右任、居正、白崇禧等飞往桂林，与李宗仁会谈后，于6月3日飞返广州。
当晚，阎锡山向徐永昌介绍了会谈情况。他说：蒋先生如无确实表示，李不惟不来穗，且将出国并备有致蒋先生的文告式的函件。函件略述和谈之失败，固然共党欺人，但亦由我们诚意不够。最后提出六点要求：“一、请先生即出而指挥作战，渠（李）即出国办理国民外交。二、如仍要渠代，即请将运台金银器械交出。三、请其（蒋）以后不要指挥军队。四、军队人事以后亦请不要再问。五、不要成立所谓最高决策委员会。六、请蒋先生出国办理美援。”
阎介绍会谈情况后又说：对于这些条件，阎劝李说，可以由我们向蒋口述，不必形成文字。白崇禧、黄旭初等则劝李先到广州，一面主持国政大计，一面与蒋理论权责。李宗仁则表示要对蒋发表公开文告，且流露代总统的“代”字无根据而不当。
阎介绍后向徐探询事态的可能发展与演变。徐永昌说：“余以为仍轻松的请其速莅穗主持大政，李必宣布蒋之不当而出国，蒋先生自然又出面而主政。但这是败坏人处于败坏时必然的现象。只能因此增加其败坏而已。”此话表明徐对国民党政权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李宗仁的几点要求，由何应钦转达于蒋。6日，阎锡山将蒋的反应向徐作了简介。他说：蒋听了生气地说，和谈不成而怨我；国尚未亡而不容我居留国内；谁不听命令何以不置之于法；金钞并不在我手，为什么不向主管者要；请查查我支配过的手条，看有一件不应用的么；不是说我引退即可获得美援耶，今后办不到美援，亦将怨我；我从此即将遁世远引；关于所拟最高决策委员会之组织，为吾人在杭州当面协议而定，如有不妥为何不当时说出，等等。阎说：蒋虽发了一顿牢骚，但还是给李写了一封长函。大家推他和朱家骅等将此函送达于李，并请李到广州主政。
7日，阎锡山又飞往桂林。8日，阎同李宗仁同机到达广州。当晚，阎向徐永昌介绍请李回穗的经过。阎说：“李因六条蒋先生已答应了五条半（仅未允出国），虽云语气牢骚，但已无理由不来，所以昨日慨然允行，但今日却说也做不成什么。”阎则约徐同办护照出国。
蒋系的何应钦时为行政院长，他觉得李宗仁主政，经济又已崩溃，已经无法干下去了，曾向徐永昌探询：叫阎先生出来组阁如何？9日，徐去见阎。阎说：外间传说我将组阁，报纸也作宣传，为避免遭人误会，亟思有以自白，但内心又想有所作为。徐反对阎组阁。他认为“当此艰难时会，自家既无十分把握，人家不来相强，何不藏拙自修”。阎则以“智仁勇”三字喻其进退。
10日，徐永昌又去见阎。贾景德已在。贾说：早间嘱黄少谷代阎先生要出国护照。回话时黄笑谓何先生说可以，但午间何对黄说，阎先生要勉为其难，出来组阁，以便他专任作战。贾说：这如何回答他。谈论间，贾景德认为不应失此良机。阎锡山亦未能脱俗。徐永昌仍反对。他说：何敬之无权征询人组阁，不作答为是。贾景德以为非礼，且嫌徐对此太冷淡。阎锡山则说：恐何对李（宗仁）说阎不允组阁。徐永昌即作进一步解释。他说：今日局面只恐你走不成，彼李一经何说，便不要你组阁。这阁组它有何意义！现在只有催要护照，何虽追问，亦敬谢不敏。阎锡山勉强同意徐的意见。
行政院长一职，李宗仁有意请居正担任，但得不到蒋系的支持。经过一段折冲，最后还是选定蒋、李都可接受的阎锡山。6月2日，阎锡山赴台湾为继母送葬。6月3日，李宗仁咨立法院同意阎锡山为行政院长，获得通过。当天，阎锡山赴台南谒见蒋介石，请示方略并征求对阁员人选的意见。蒋对由阎组阁颇表乐观，但不同意李宗仁提出的由白崇禧与邱昌渭分任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意见。李则嫌蒋系的人太多。争论最多的是国防部长一职，蒋最初要徐永昌任国防部长，又说何应钦亦可，强调不可令白到国防部。阎令徐永昌和贾景德征求何的意见，何畏难坚决不干。李宗仁认为，何既不干，只有在白、徐二人之中选一人了。但蒋不同意白，而徐也一再坚辞。贾景德对徐的态度“始终不谓然”，认为徐“太洁”，身上“不想落一点灰尘”，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徐却认为贾“真与时下诸彦不谋而合，知进而不知退”，他自己“日思早离此地，只以多年关系难以遽去耳”。争论到最后，只有由阎自兼国防部长，徐永昌勉为其难地出任政务委员，贾景德出任阁员之外的行政院秘书长。
经过各方妥协，新阁终于6月13日组成。
早在7日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有记者就问阎锡山是否在“跳火坑”？他也说感到“其愚不可及”，但要“谋其事之所当为，尽其力之所能为”。但刚刚过去半个月，他就发现国民党及其政府已到“不可收拾之境地”，自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9月4日，李宗仁嘱邹鲁转请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棻，要求阎锡山辞去国防部长兼职，并由白崇禧接替。阎闻之当即表示：“我不辞国防部长兼职。如代总统令免，我行政院长不副署。”当晚，阎与徐永昌谈及此事，徐劝阎顾全大局，妥协求全。阎仍坚持己见，并在日记上写道：“与国家有益，虽手枪吓我，我也不辞。与国家有害，虽万人挽我，我也不留。”第二天，阎觉言犹未尽，乃致函徐永昌：“兄昨晚之言，关系国家隆替，睡醒后颇觉萦系。我意：不只我兼国防部长必灭亡，换人或灭亡，或不灭亡，我愿意辞。即使我兼亦亡，换人亦亡，或是我兼或可不亡，换人亦或可不亡，我亦愿辞。假使我兼亡的慢，换人亡的快，我就不辞。我认为今天我们是病与命相连在一块，治病必致命，不治病必丧命。若不设法使病命分离，恐无下手之法。今欲转危为安，必须变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为同是其是、同非其非，方能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按今日我们的自身，由人上说，易于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若从事上说，无人不愿国家好，定能同是其是，同非其非。应决定何利必兴，何弊必除，规定进度，实行考核，作为我们首脑部救国约法，共同遵守，完成者奖励，贻误者严惩，则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向挽救危亡目标迈进，未始不可有为。”
四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政府迁渝，李阎未能扭转败局
阎锡山组阁的第二天，即与徐永昌述其财政与军事计划。财政方面的收入，关税、盐税、货物税、直接税、土地税等每月约收1500万（以银元计），军费和行政费月支却达4500万。阎说，库存金银外汇尚有27000余万，若准备2年使用，每月可用1100万加收入可达2300万，再加开源节流，当可平衡尚有节余。阎认为只要财政部长听话，终有办法。军事方面，阎拟将现役兵额350万减为240万，以汉中及其以南之60万分编三个兵团，作为机动部队合击敌人；江南守兵120万，其余机动部队60万。其次为肃伪。对阎之各项计划，徐永昌认为：“在今日军事最要，而军事最无办法。阎先生兴致勃勃，以为只要核实兵额，按时发饷，即可有为，不知其关键并不在此。其次为财政，此为阎先生特长，必能作到相当成绩。”至于肃伪，徐说“此节阎先生特长或竟做到过分”。6月16日，徐永昌携家属赴台，18日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听后情绪颇佳，“以为阎先生出长行政院，不避危难，不避艰巨，在今日诚无出其右者”。
但徐永昌却不这样认为。蒋曾告李石曾说：“今日非军事问题，问题全在政治。”6月26日，李将此话告徐。徐说：“余则不能知其所指也。若仅由美国人责我们贪污无能，则诚然政治问题。渠谓贪污大部为共党造谣，余谓军队不能打仗亦共党造谣耶？所以我说，没有共党固然好，但是已经有了亦不坏，因为无共党尚证不明所养军队不应如此不能战也。”
为了挽救“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的局面，阎锡山制订了《扭转时局方案》、《台湾保卫案》、《海南岛保卫案》、《保卫华南西北案》。这些看似胸有成竹、胜利在握，实则全是纸上谈兵，于事无补。
为阻挡解放西北和西南，蒋介石曾以中央非常委员会（7月成立）主席的名义坐镇重庆。徐永昌拒绝了西北军政长官的任命，但仍奔走于重庆、汉中（胡宗南驻地）、银川等地督战。8月1日，程潜与陈明仁在长沙起义。8月20日，兰州解放。9月17日，徐永昌带着蒋、李、阎的亲笔信飞赴包头，要董其武将所部带往西北，但徒劳无功。9月19日，董宣布起义。23日，银川解放。不久，新疆亦和平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14日，广州解放。10月15日，阎锡山由台湾飞赴重庆，宣布政府迁此办公，继续作困兽之斗。
在国民党内部，其矛盾更加复杂和尖锐。阎锡山提出要在四川推行兵农合一，竟然有不少人赞成。徐永昌认为这是一些阿谀奉承之流的举动，并且背后批评说：“此亦阎先生自迫人欺哄之，使人不能向之说真话，不然将无法与之接近。阎先生近年之失，似多由于斯。”
阎锡山正陶醉于有人赞成他的兵农合一之时，李宗仁却因桂军在长沙以南至广州的战斗中损失十分惨重而十分苦闷，想着今后如到无法支持时，又该往何处去。因此，免不了在一些场合发牢骚。立法委员、五台人张子扬把听到的话于10月23日向阎作了报告：李曾说蒋先生以国事困难令我出而负责，但又不令管事。他既不出来，又不交出钱和权等语。徐永昌在旁听了，心想：“蒋先生是只要今日不兑现，天大事亦敢允人。所以美国人说他毫无信实。”
张还说到李宗仁对阎锡山的批评。李说：“何敬之（应钦）当院长时，对于不能做的事就明言不能做。阎先生当院长，则是一切不回复，许多事没有下文。广州失守的事，行政院长应该负责，时局至此，令人愤闷不已。”阎锡山听了怒不可遏，反复言李“性恶”。徐永昌在旁连忙解释说，李不过因烦闷发点牢骚。阎大不谓然，说李绝对“性恶”。徐说：“你经常说李无法倒阁，如果真是这样，只要自己每天孜孜不倦地去做应该做的事，他何能损你毫末？”二人辩论得面红耳赤。贾景德在旁连忙对阎恭维了一番，彼此才一笑而散。
面对败局，让蒋介石复职的言论就出现了。10月27日，阎锡山问徐永昌：“蒋先生复职，对我利害如何？”徐说：“如能守得住台湾，复职与否皆利，否则皆不利。”29日，阎向徐介绍蒋在台召集讨论复职的问题，出席的有于右任、丁鼎臣等人，却无张道藩和吴国桢。阎说：“上次张道藩不主张蒋复职，今次即不召集之，亦见蒋之急于出也。蒋出而美援不来，蒋岂不受多数人怨望？”徐永昌回答说：“前日言，如能守住台湾，纵无美援亦可生活。盖蒋先生之出与不出，其个人应在义理与历史上着想，他人则应在国家利害上着想。”吴国桢则说：“广州失陷而不出，即无复出之时会。”徐说：“真想复职，在敌人过江言和绝望时，为最有理由之时会。此时既未出，应待大陆不能立足时而出为有说。否则，天天可复职也。”
这些争论和动向说明，国民党的高层领导也看到大陆保不住了，李宗仁和阎锡山的政府班子不会维持多久了。
四十一、李宗仁挂冠而去，蒋介石在台复职，阎锡山内阁全体总辞，徐永昌与阎锡山相继辞世
1949年11月6日，阎锡山筹组总动员委员会，要徐永昌出任主任。徐永昌予以拒绝，并告贾景德：“敌人距渝，最远者才500公里，既无拒敌之兵，又无缓敌之计，不悉阎公尚何以斤斤于此。以余地位，以诸公做法，余之居此（指任政务委员———笔者注），对国家对朋友已耳，如再从而有所措施，人其谓余何！”
11月1日，李宗仁偕张群飞往昆明，11日转桂林，对国事撒手不管了。阎锡山只好请蒋到渝主持大计。14日，蒋抵渝，邀李共商大局，李却于20日飞往香港。
11月15日，人民解放军解放贵阳，直逼四川之南。28日，国民政府迁往成都。阎锡山犹自成立总体战执行委员会与战斗内阁，准备随军行动。徐永昌批评说：“阎先生近来每言用天下人办天下事，即以此为政治途径，何异痴人说梦。”
解放军逼近川北。12月8日，国民政府迁台。国民党从此结束在大陆的统治。接着，西南各省亦全部解放。
阎锡山飞到台湾。1950年1月17日，他在《致东南区将士》的文章里犹自提出：“我们当前的两大任务：一为加强保卫台湾，一为准备收复大陆。”
这时，社会上有许多人对国民党的要员进行了评论。他们说：“白健生（崇禧）是想得到做得到，阎先生是想得到做不到，顾墨三（祝同）是想不到做不到，陈辞修（诚）是想不到而做得到。”（《徐永昌日记》1950年1月14日）这显然是对阎提出的两大任务的嘲笑。此外，有些人还要追究失败的责任。蒋介石闻之，召见徐永昌与贾景德，嘱他们转告阎：“国之大询，系我与德邻及伯川三人均有，所谓违法误国，不是说伯川，请阎先生万勿误会。”这算是对阎锡山的安慰。
1950年1月2日，徐永昌、王平（时任财政部次长）与阎锡山闲谈。徐提出：“今日代人受过，不应当再继续下去，应拿出一个作法来。能行则行，不能行则辞。”阎回答说：“拿上作法以决定去留，有要挟之嫌。且我承应长行政院因当时情况险恶。我若不作缓冲，当时即直接冲突，不只要为敌所乘，且遗历史上无穷之臭，我乃不顾一切而长行政院。今则团结工作已告一段落，应以‘扭转时局无方，寸土必争无术’而辞之。恐今日拿一作法亦不能再有所望。扭转时局方案及变一着差为满盘皆输为一着胜满盘皆赢者，前既难行，今何可期。”至此，阎锡山自己也承认反攻大陆等等设想都是不可实现的。
之后，阎表示愿意辞职，川黔滇桂失败之责由他来负，并要求蒋介石复职。2月22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请蒋复职。2月23日，立法委员380余人联名电请蒋介石复职。3月1日，蒋介石宣布复职。阎锡山及其内阁成员于3月6日集体辞职。阎获得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与总统府资政两个荣誉头衔。
阎锡山辞职后，毁誉接踵而来。1951年11月18日，徐永昌在台北市会宾楼宴请曾在山西服务多年之外省技术人员，席间很自然地谈到过去，谈到山西。徐将他们的话总结为五点，记在日记上：“第一，全省无乞丐，其次无贪污（言过其实，可能与国民党中央或其他省市相比较少而已———笔者注），再次，各种重要工厂应有尽有，再次，交通通信较任何省为好，再次，全省无奢侈现象。”这是他们对山西的怀念与对阎的赞誉，而社会上责阎误国者则更多。195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有一段话论及阎锡山：“自三十八年（1949年）底及三十九年初，赤焰滔天，挽救无术，人心迷惘，莫可究极，甚至敌骑未至，疆吏电降，其土崩瓦解之形成，不惟西南沦陷无法避免，即台湾基地亦将岌岌欲坠。……当此之时，中央政府幸有阎院长苦心孤诣，撑持危局，由重庆播迁成都，由成都播迁台湾，继续至当年3月为止。政府统绪赖以不坠者，阎院长之功实不可泯。”这算是国民党对阎锡山出长行政院的评价。
在此前后，阎锡山曾手书四句成语于一纸：“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痴人说梦，杞人忧天。”这也许是他对自己在行政院长任内工作的总结。
1952年徐永昌请辞陆军大学校长之职，获蒋允准。4月，陆大改称国防大学。4月15日，徐被聘为总统府资政。1959年7月12日，徐永昌逝世，终年71岁。蒋介石颁赐“怆怀良辅”挽额。阎锡山送的挽联上写着：“事人忠而律己严，率部次桐封，旧帅盖棺方易帜；造诣深则所见远，扬威在国际，大猷登舰受降书。”9月28日举行公祭，阎锡山的祭文是：“念自缔交以来，推心置腹，始终无间。义重金石，诚孚心肝。我兄高明，独具只眼。治军主攻，长才具见。调护处理，上下翕然。谋深虑远，恒化险以为夷；举重若轻，每执简以驭繁。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辅弼元首，竭智尽忠。八年抗战，功在国家。凯旋受降，扬威海外。作育人才，桃李满门。规划设计，绩著简册。方期大陆光复，再建殊勋；讵意天不慭遗，遽返道山。弟失至友，国丧元良。灵前设奠，倍增哀伤。呜呼恸哉，尚飨！”
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逝世，终年77岁。蒋介石颁赐“怆怀耆勋”挽额。
民国时期山西省的这两位著名人物，至此先后离开了人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