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一、阎锡山在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威逼下潜赴大连，徐永昌被阎任命为晋绥警备总司令，负两省责任
蒋介石战胜之后，自然容不得阎锡山继续酣睡于卧榻之旁，所以他于10月3日即电请国民政府大赦政治犯，但指明阎锡山不在赦免之列。后来他与张学良又威逼阎锡山必须出洋。
阎锡山当然不愿离开山西。11月1日，他与冯玉祥商定，取消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名义及二三方面军之名义，要求张学良将晋察绥划为两军驻地。11月4日，二人又联名发表了解甲归田电，但都无济于事。南京来电，催阎快走，否则就派飞机轰炸太原。果然，几天之后每天便有一两架飞机到太原上空投弹，后来竟把炸弹扔到阎锡山的家乡河边村。
阎锡山看到是非走不可了，于是便放出空气说，将赴日、美，或赴苏联，并且电告蒋介石，他将于12月1日由正太路出石家庄赴天津放洋。
同时，他任命徐永昌和杨爱源分任晋绥警备总、副司令，由徐负两省总责。阎问徐：“你将如何应付这种局面?”徐说：“蒋既将黄河以北事交张料理，他的兵不过河，要是宋(哲元)、孙(殿英)等回来的部队能与我们合作，张的兵是不足虑的。即在我们不能合作的情形下，张亦不会对我们用兵。亦幸而他不用兵，我们亦不能合作，中央军即不会过河。故张是以政治方法来，我们自亦以政治方法应付之。如果来打，亦不足畏。”阎说：“局势虽如此，我看你要向双方派代表。”徐说：“双方我都不愿派代表。看样子他们是要派代表来的，待其来时再作计较。”阎说：“那么你可与中央派代表，这是万不可少的做法。”徐说：“我既不向奉方派，更不便向中央派，因为我们刚刚打罢仗。”阎锡山对徐连南京亦不愿派代表，非常焦虑，随即用怀疑的口吻问徐：“是否你简直不想应付这个局面?”徐说：“我虽没有什么把握，但我觉得什么也不要紧。”阎锡山是想研究一个有把握的办法，徐如此答复，使他非常失望，遂对徐讲易经，又说文王被囚于羑里的故事：“文王拘于羑里，是用策略脱身的，你最小限度亦当有个策略以保残局。我看你还是向双方派代表，否则向南方派，如能派不派，能做不做，简直是要坐待其坏。”阎说时愁眉不展。两人对坐很久，却都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阎锡山要回河边村去，叫商震送他到黄寨。二人在路上谈了什么，不得而知。徐永昌估计阎是觉得自己不够主动，又找商震想办法的。
阎锡山出走的前几天，从省银行提取了200万银元，召集军长以上主官开会，宣布徐永昌以晋绥警备总司令的名义负两省责任，同时送给每人2万元，其余的带往大连开销。
会后，阎将晋绥财政整理处处长张之杰(字汉三)叫来，对徐说：“财政整理处现有三四百万元，一向由汉三经管，留与你支配。”徐问：“从前如何支用?”阎说：“军用由军需处开领条，由我批准。我用时我自己开条子。”后来，此款均归军需处支用，徐未开过一条。此外，阎还将翟修三(名全晋)经管的密电室交徐管理。
阎锡山对绥远驻军是如何处理的呢?原来，傅作义负责津浦线作战，部队均退回平绥线，傅本人请求辞职，阎未理，傅愤而留津，自杀未遂，在津养病。阎问徐：“绥远部队该如何?”徐说：“傅宜生残破队伍已退到绥远一带整顿，最好还叫他回队伍。”阎遂令周玳拟电稿拍发。
阎锡山离开太原的前一天，徐请阎要注意三事：一，不要依兵力归来。二，要有一种自强救国主张。三，不要佛。阎首肯。当天晚上，阎派军需送给徐永昌5万元，说是让徐自己用。
11月29日晨，阎锡山扮成商人模样，在李汝骧、王怀奇二人保护下，乘汽车由河边村出发，向大同驶去，后改乘火车，躲过张学良所派军警之检查，到达天津。12月底，乘日本轮船转赴大连。虽说下野，但他仍通过各种方式遥控山西大局。
阎锡山走后，不安的因素便出现了。原国民三军的马延守首先与徐永昌说，要将原来国民三军的部队集合起来，成立一个军。徐对他说：“当我在今春去河南前，阎先生与我说，你指挥这么大的军队，没有基本队伍，指挥上恐怕有困难，你可将你原来的三个师召集起来，编成一军，直接使用。我说已经交代出去，不愿再直接带兵，若无基本部队即指挥困难，那样即使有基本部队，亦恐指挥上有困难。阎先生当时正需要我有力量，那时我不直接组军，现在阎先生走了，我更不要组军，况且乘此间危难召集旧部组军，这事我决不能做。你我均年轻，各有前途，我觉得你们还是跟上人家好好地做事为是。”当时，国民三军的旧干部中要徐组织军队的不只马延守一人，徐的幕僚则希望徐另成立总部，或者调整阎之总部，徐总是以对马延守之话劝导他们。他们总是说：“要安置几个自己人才能有为。”徐说：“我们是要做事，只问能做事不能，非组织机关用几个自己人才是做事。”后来他们坚持己见，说话亦很激烈。徐永昌又对他们说：“太原所有战前新成军队及兵站部队等，归并的归并，遣散的遣散，文机关亦裁了不少。省钞一元跌到不值二角(笔者注：后来跌到只值五分)，而薪饷还是原来数字。故在太原，虽现任的军官文职均如一种灾民，被裁之低级军官文职，更不必数其惨状。现在都是人人叫苦时代，而跟我左右的人，在别人如办丧事的时候，我们亦万不可办喜事。”一番话说得大家都安静下来，所以一直到后来许多年，无论是阎的人还是徐的人，都能相安无事。
这种局面对阎来说，是非常重要而难得的。
廿二、山西军队被整编为四个军，张学良与徐永昌商定奉晋合作安定北方，徐永昌反对阎锡山等人联石倒张，反对拦截商震离晋
阎锡山走了，张学良要履行主持黄河以北之事的责任了。除了平津和河北省的政权早已接收外，他要处理惹起事端的山西军队了。1931年春，张学良电邀徐永昌与商震到津开会。徐、商抵津后，看见车站及街道都悬着“欢迎徐商两主席”的标语，气氛友好，并被当作贵宾安排住在六国饭店。次日晨，奉方的河北省主席王树常、中央代表刘君实以及于学忠等将领都来陪他们共进早餐。当晚，徐、商会见张学良。没过几天，张学良又把宋哲元、石友三、庞炳勋、孙殿英、杨爱源、傅作义等召集来，共同商讨整编军队的事宜。历时一月，商谈的结果是:将山西军队编为四个军:以原来的冯鹏翥、杨效欧两军编成第三十二军，由商震任军长；以李服膺、杨澄源两军编成第三十三军，由徐永昌任军长；以杨耀芳、王靖国两军编成第三十四军，由杨爱源任军长；以李生达、傅作义两军编成第三十五军，由傅作义任军长。此外，徐永昌又为孙楚争得一个独立师，以为护路司令，后来也称护路军。其余如关福安、丰玉玺、张会诏、秦绍观等军，均并入四个军的独立师内。徐永昌说:“事实上，从前一军是若干团，现在一师还是若干团，所以整编仅为换换关防(印章)而已。”这就基本上保留了山西军队的实力。阎锡山听到汇报后，也表示满意。困难的是没有整编好，张学良不发饷，加上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等入晋客军也要关饷吃饭，而晋钞贬值，一元只相当于战前的五分，因之部队生活十分困难。徐永昌是以财政整理处移交的三四百万银元维持到张学良发饷的。
整编方案制订后，徐永昌在回晋前到德国医院检查身体，得知患了肺结核，遂住院治疗。当时，在华北除奉军和晋军外，在河北有石友三等部，在山西有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等部，于是谣言四起，一是说宋哲元可能联合中央不利于晋，一是说石友三可能联合各派驱逐张学良。因此，张学良颇感忧虑，他请国民党北平政治分会主席李石曾与徐商谈奉晋合作安定北方的问题。后来，他们三人又聚会一次，对此作了肯定。徐永昌并趁王平赴大连之便，向阎锡山作了汇报。阎很赞成，并且说:“此时我们总要有一朋友，犹之古代所谓与国，在北方互为犄角，才可安定。”
方针既定，不料半途却发生了变化。冯玉祥、广东绥靖主任兼省长陈济棠和阎锡山，都派亲信持函见徐，说的都是教石友三发动反张，大家帮他驱逐奉军。冯与陈的信，徐永昌未予回答。阎锡山处，他派王平去陈述利害:“我们已与张汉卿说好，奉晋合作安定北方，未及多时我们变卦，其结果必至难以自处。”阎锡山不听，反派王平、张至心、方闻(字彦光)等来对他进行动员。徐永昌的答复都是:“不可这样反复。”接着，张楷(字煦南)又自告奋勇来作说客，自认有把握将徐说服。他说了千言万语，无非是支持石友三将奉张打出去。徐永昌耐心地对他作了解释:“刚与人家说好，血口未干，即自食其言，这不是事。”张楷说:“彻底地说，以山西今日之力量，在北方仍是举足轻重，你要不支持石，设或别人亦都因你而观望，石友三之举，自然因你而被阻。此次举动现已成为最后最有希望的一回，如作不成，无论阎先生以及与他关联的方面，岂不都将前途丧失。况且此事已与冯焕章及两广的陈、李等约好，山西不动，岂非也是失信而自误误人。”徐说:“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有无前途，在乎时势与机会，亦在乎自己的作为，不能不择手段，不计利害，强行乱做。我觉得我们现在一动，整个北方即将变成覆巢。第一，张汉卿当然无能为力，马上退出关外，或仅退过滦河，但我们还是十九年之势力，少了孙仿鲁(连仲)、张维玺，加上韩复榘。即是说一旦张汉卿退走，我们的力量顶多追到滦河。此时，晋军的全部加上石友三、宋明轩(哲元)、孙殿英、庞更陈(炳勋)、韩复榘这些力量，远不如我们十九年的力量。如谓尚有粤桂与孙仿鲁等，其实十九年原有张(发奎)、桂(李宗仁)军及孙仿鲁，今仅添一陈伯南(因为孙仿鲁与韩复榘不可指望)，如何抵得中央加上张学良。我敢断言，张退滦东后，我们这批无识见的野心家，一定分赃不均，互相怨望，纵予时间，不但毫无作为，或且自起争端；而张必与中央联合，一面分散我们的团结，一面向我们压迫。此时我们便求一如今日的局面而不可得。这是在利害上说不可如此作。即仅就已与人家说好两下合作安定北方一点来说，亦不能不顾信义，无端反复。至于阎先生出处，我自觉有机会便能出山，何可不顾成败，乱动强出，坏大局而害自己。”张楷听罢，很同意徐的看法，他说:“这话很对，比冯、阎所商计划有道理。照此做下去，虽不能立见成就，但绝不会失败，而与国家大局也好。”张楷回去后，不知是阎同意徐的分析，还是觉得再派人游说也无希望，总之是没有再派人来。
徐永昌在北平期间，宋哲元、庞炳勋等来看他，都说要有事，要准备打仗，要他还做指挥官。徐作了规劝，他们便持观望态度。不久，石友三也派人同他联络。他表示:“从十九年河南作战起到现在，我无资格反对你打蒋打张，但我明白相告，我不能帮着任何人再打内战。他人我不管，请勿指望我。”
回太原后，晋军将领孙楚、李生达、杨效欧、李服膺、杨澄源等，也都向徐永昌问询帮石驱张的事，因为他们已接到阎锡山的信。徐将自己的主张告诉他们，他们也都同意。只有王靖国、赵承绶、杨耀芳三人未来商洽。
大约在1931年7月，石友三果然在彰德附近发起倒张之战，与奉军于学忠部血战一周左右，师长沈公侠、军长米文和先后降张，军长孙光前被蒋军何应钦部俘获枪决，石友三只带少部分人逃入山东。阎锡山等人原拟发动的一场大战就此结束。
在此一段时间内，山西还发生了商震离晋之事。商震由河北省主席调任山西省主席之后，阎与商的不和便公开化了；中原大战阎又未用商作指挥官，裂痕进一步扩大。之后，商与晋军将领不断发生矛盾，幸赖张树帜、高云阶(字步青，代县人)等从中斡旋，得以缓和。石友三发动驱张之战后，蒋介石命令商率部援张。商见机会已到，遂从省银行仅存的40万银元之中，提走30万元，准备行动。晋军将领闻之，气愤异常，傅作义拍案而起，数商之罪，其他人则主张武装拦截。徐永昌对他们说:“我们现在并不反对中央，他既与中央拉得很近，我们此地军队很多，他这部分队伍在不在此，无足轻重，我们所缺的是饷项而非军队，况他本人与我们亦是多年朋友，他要带走，让他带走好了。”商震的第三十二军辖第六十六师和第六十七师，结果商只带走第六十七师。这就是山西后来有六十六师、六十八师而无六十七师的原因。
廿三、阎锡山秘密回晋，张学良逼阎出走，徐永昌为阎辩护，九一八事变后阎始安居故里
阎锡山在大连，名为下野，实际上遥控山西军政大局，山西的军政官员仍按他的指示办事；同时，他还密切注视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为自己的存在与发展寻求出路。大约是1931年7月，他从旅居大连的孙传芳口里获悉，日本帝国主义将对我国东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孙传芳是从日本人那里获悉的。他为此专程去沈阳警告东北当局，但未引起注意，回到大连后又将此讯告诉阎锡山。
阎锡山对此却十分重视。他想，如果战端一开，自己可能在大连难以脱身，所以他必须在战争爆发之前离开大连。至于蒋介石和张学良对他的通缉令，将会因战争而顾不得执行了。于是，他用五六万美元的高价租得日本人的一架民用飞机，于8月5日飞返大同。迎接他的是驻大同的骑兵军长赵承绶。赵问阎:“蒋先生和张汉卿是不是同意总司令回来?”阎即以“张汉卿将自顾不暇”来回答。第二天，阎即乘汽车返回家乡五台县河边村。
阎锡山回晋，立即引起蒋介石与张学良的疑惧。
这年春天，蒋介石即有意发表徐永昌为山西省主席，派李石曾征求徐的意见。徐说:“我能任劳，不能任繁，主席是一繁职，用不着劳，正用着繁，非我所长，请向蒋先生善为辞谢。”此事遂搁浅。阎锡山回来的第六天，即8月16日，国民党中央即骤然发表徐永昌为山西省主席。同时，李石曾来电说:“阎回晋，事出非常，故中央未暇再征你同意，发表你主晋，时局如此，请勿再辞。”阎锡山亦派王平告他:千万勿辞。徐永昌感到，阎之回晋确实引起蒋与张的疑惧，他要再辞，将加重前途之困难，遂于8月18日宣布就职。不数日，由于张学良的全力支持，傅作义出任绥远省代主席。
对阎锡山，张学良的态度很坚决，非让他走不可。8月16日，中央派航空署长葛敬恩到太原察看阎回来后有什么变化。葛同徐永昌是陆军大学同学，关系亦好。他相信徐的话，认为阎不会有危害国家的行动，即致电蒋介石，说阎不走亦可，但因蒋曾与张学良有约，黄河以北归张主持，故张要阎走，蒋亦不肯留阎。
这时，韩复榘到了北平。张学良约徐永昌到平商谈如何处理阎的问题。徐到北平后，韩复榘先去见他说:“阎伯川为什么不走?”徐说:“他多少年未出过门，一旦出去，感觉什么都不便，回来住着，没什么关系。”韩说:“我看不要叫你作难，我已与张副司令说好，我的队伍即开石家庄，非要阎走不可。”态度非常坚决。
为了避免使会议陷入僵局，开会的前一天晚上，徐永昌找到他的陆大同学、奉军将领于学忠说:“你明天要帮我一把，阎在晋与北方大局无一点坏处。”于学忠虽然同意他的说法，但身为张学良入关部队的指挥官，也是左右为难，只表示:“明天我什么话都不说好了，你不要再勉强我说别的话。”
第二天，因张学良在协和医院住院，会议就在医院举行。韩复榘首先发言。他认为阎锡山回晋，北方将会不安，他要将部队开到石家庄逼阎离晋。张学良同意。徐永昌反对。其他人没有说话。会议不欢不决而散。
之后，徐永昌继续为阎留晋进行努力。他找见李石曾，说奉晋合作安定北方，并未说不让阎回晋居住。李石曾按此意同张学良商谈，张坚决不依。徐又与吴达诠研究，吴亦赞成徐的说法，徐即请吴撰文在报上发表反对迫阎出走之说。徐又派段子均、李子范为代表，赴南京找魏道明(伯聪)、郑毓秀夫妇在中央设法缓和迫阎出走。这一着极有效，中央很同情。
但是，张学良的态度非常坚决，非让阎走不可。“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天晚上，张仍召徐到顺城王府开会，要阎出走。最后，张提出的条件是:阎先生表明态度(笔者注:即不挑起事端，制造动乱)，并制止贾景德、赵丕廉在外一切活动，张据此请中央取消对阎的通缉令。阎锡山自动到北京，张担保体面、安全、自由。晋将领对过去不听调遣事认过，并将尔后布防规定。晋饷不足由中央补足。冯玉祥如出外，由韩(复榘)负责。总之是要阎离开山西。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有几天顾不得过问此事。但过了几天，张又旧话重提。徐永昌恳切地对他说:我是拿定主意要帮你，这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考虑的，并非因你对我好不好。历史上常见因私人之争权、不惜举国而亡之者，请不要明知故犯。日本侵占沈阳之暴行，应该唤醒我们的迷梦。今日国家已到能否生存的关键时刻，不管阁下受到何种压迫，我都将帮你安定北方。但张仍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过，此时徐永昌心中已经有数了。他觉得阎锡山出走的事，绝不能和外患相比，已不值得注意了。之后，张即无暇再次提及此事，阎锡山乃得安居于河边村故里。
廿四、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徐永昌请人疏通，汪精卫的支持，终于使蒋介石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主任
“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明白，蒋介石和张学良都顾不得再逼他离开山西了。他稳坐钓鱼船，静待时局的发展。
徐永昌为阎出山积极奔走。他说:“我之努力于阎先生之出山，是觉得今日国家欲使北方安定而有把握，必国家对山西有办法，尤其要山西自己有办法，有力量。当时晋绥政治，明明建筑在军队基础上，军队统一或不统一，即影响两省政治之良窳与协调，且军队不良不统一，两省不能协调，久必分裂，加以外力思入，内力不容，必至演变到紊乱混战。此不但晋绥不了，且能引起北方之大不了。盖山西能控制黄河流域各省，其对外亦形成北方之一核堡也。又山西人在各省之商业，十之九已经破落。此项失业归来之人数极伙。失业者众，社会如何能安。再看绥远，全省号称二百八十万或三百万人，而实不足。今各地因日货经济停滞，晋商无业可营，若提倡实业连带经营绥远，以山西失业商人移殖绥远，以大户游资运用之，岂非大好机会，大好事业；而倡之者又必有资格地位，有声望信誉，有能力有心计之人乃能集事。我以为欲求晋绥不坏而统一，非阎先生出山不可，此不但为国家保存一部分有用军队，且可使晋绥政治有办法，为国家在北方树一强大重镇。而为欲救济山西多数商人之失业，移补绥远之人少，与提倡西北实业，亦非阎先生莫属。此我数月来经营之目的，亦我与各方交涉之立论也。”
徐永昌为阎锡山出山而斡旋，是通过友人段子均，走魏道明和郑毓秀夫妇的门路，向蒋疏通的。郑是同盟会员，广东人，辛亥年间炸摄政王、炸良弼、炸袁世凯所用的炸弹，由津运京，都是由她操办的，在北京车站接应者则为段子均。所以他们的关系极深。1928年，经段介绍，徐已与郑熟识。魏道明为南京市长，刚卸任，经常参与蒋介石的机密，深得蒋介石信任。他们都有资格在蒋的面前说话，对于阎锡山的安居与出处，又都同情。徐永昌拜托他们向蒋进言，是阎锡山得以东山再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徐永昌还为阎锡山出山消除了一个障碍。1931年12月8日，太原学生要求抗日，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门前请愿，学生穆光政被卫兵开枪打死。太原警备司令荣鸿胪奉阎之命将省党部负责人韩克温、姚大海、胡伯岳、梁贤达等逮捕关押。爱国学生要求惩办他们，国民党中央则要求将他们释放。徐永昌对学生代表说:“我保护他们是对的，因我是国民政府的官，有责任保护他们。我们并未对中央独立，中央命我们做的我们即应当做，将他们送到中央，中央可以审判他们。”决定释放后，徐永昌怕这些人离开山西之后，说山西省政府如何与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影响阎锡山的出山，遂到警备司令部会见韩克温等人，对他们说:“你们主持山西省党部，你们的对象是人民而非省政府，省政府与你们是并肩的。现在你们也许觉得警备司令部保护你们如同看管一样，可是保护与看管分别安在?今论饮食不是看管，论起居不是看管，只不过不能出去而已。因为诸位出去，有人打你们，污辱你们，再生事端，岂不更加重此事之困难。加以当前国难严重关头，事出非常，诸君对此实际不仅应予体谅，而且对此情势亦应明了。我现在即将你们送走。”警备司令部派人将他们送至开封后，这些人很快即获得自由，从而消除了阎锡山出山之一障碍。
阎锡山能够迅速出山的另一个原因是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国内的阶级斗争以及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都退居次要地位。在此形势下，蒋介石提出了团结御侮的主张，并逐渐调整对反蒋人士的政策。1931年10月3日，国民政府发表了对阎锡山免予通缉的命令。
为了团结御侮，国民党于11月至12月在三处分别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的代表大会由蒋主持，他提出要以“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精神抵御外侮。大会决定恢复反蒋首要阎锡山、赵戴文、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汪精卫、陈公博、李济深等的党籍。阎锡山的出山又向前走了一步。
在上海召开的代表大会由汪精卫主持。在这次会议上，阎锡山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
1932年1月，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的出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汪精卫是积极支持阎出山的。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徐永昌于2月3日托友人在洛阳车站上向蒋探询阎锡山的出处问题，蒋答以即将出任太原绥靖主任。2月20日，国民政府特派阎锡山为太原绥靖主任。27日，阎由家乡河边村到太原宣布就职。
阎锡山终于东山再起。
廿五、徐永昌在蒋介石面前为阎说项，阎锡山的新地位逐渐得到稳固
蒋介石同意阎锡山出山，乃是他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事。阎锡山虽已东山再起，出任太原绥靖主任，恢复了他在晋绥的军政权力，但却不许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回晋活动。蒋介石对此不仅恼火，而且担心，深恐阎锡山再次兴兵作乱，乃于1932年10月在武汉召见徐永昌，意欲探询阎的动向。
8日，徐永昌抵达武汉。9日晚，在怡和村首次谒蒋。他意识到蒋的用意，所以稍事寒暄之后，即直截了当地谈论中原大战及阎之为人。他说:“阎先生其人相当爱国、勤俭、能深思，最大限度不过是委员长之一政敌，而不是叛国者。叛国者不能合作，政敌是可以合作的。十九年之事(指中原大战——笔者注)，不但北方杂牌都拥护他，即南方政府军队首脑中派代表到太原的亦不少。因为当时咸怨中央编遣会议不公，所以凡各方不满意编遣的人，都集合到太原，都说阎只要发一通电，蒋即须下野，即可得到国内和平，不但阎先生动心，其他很多人亦认为非绝对不可为，因为他们亦认为果如此做，马上可获致团结与和平。”
其次，徐永昌谈他为什么一再要阎出山之本意。他说:阎先生固然“不愿久住大连，但我觉得战后的山西，晋钞五六千万跌至不值二百万，尚发有金融公债三千万，军政与人民均不堪其苦(山西一千余万人口，仅此一项无异每人担负了八九元——原注)。所以收拾此局，在我办是事倍功不到半，阎先生办是事半功不止倍。以军队言，听他的比听我的多；以经济言，在他手中的钱，通可拿出来。况由阎先生出山，他的钱肯花于公家一点看，阎亦是比较的很廉，若别的军阀，只要教他干，公家的钱，他永远拿不完，而且都是拿到他自己家去，绝不会再拿一点到公家。所以由很多方面看，你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会有帮你的时代。”
徐永昌诚实中肯的谈话，打消了蒋对阎的部分疑虑。
第二次谒见，徐永昌向蒋提出加强国防、修筑同蒲铁路、改革教育、倡用国货、厉行禁毒等项建议，并将阎的自强救国方针与山西省政十年计划以及同蒲铁路即将开工的情况作了汇报。之后，他们又曾交换意见。蒋对徐的意见很感兴趣，特别是对改革教育和禁毒两项。徐是12日提出禁毒建议的，16日的汉口报纸已见蒋的禁毒令。蒋在私下对魏道明说徐很爱国，还当面嘱徐多玩几天。
14日，徐在魏道明陪同下乘轮船到九江，与在九江的郑毓秀同上庐山游览，几天之后又到南京。在此期间，他会见了朱绍良、朱培德、王世杰、何应钦、陈果夫、叶楚伧、戴季陶、于右任、汪精卫等国民党军政要人。徐还在上海会见了卸任市长张群，又赴杭州游览，直到11月12日才回到武汉。在武汉，徐遇见张学良，晤谈数次。并获得蒋的劳军赠款6万元(徐于1934年2月将此款交阎)。
19日，徐永昌乘车北返。蒋命在武汉的少将级以上人员都到车站相送，礼遇极为隆重。徐永昌此次南行，对稳固阎锡山的地位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结识了国民党中央许多军政要人，为自己铺就一条离晋之路。
蒋介石对阎锡山总是不放心的。半年之后，也即1933年3月上旬，蒋决定北上视察并要亲自看看阎锡山的言谈动向。阎锡山于8日接电之后，与幕僚们商议决定，让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先行赴石家庄迎候，他于蒋到石后，再行拜谒。徐于3月9日下午动身之后，阎即电蒋，一面承认错误，一面表示追随节麾，服从调遣。电文称:“徐主席已于今早二时起程，计当抵石。山稍事摒挡，即行晋谒。兹有鄙怀，特先电呈。前者主张出位，致萦廑虑，至今回思，愧对良多。国难滋深，节麾南北奔驰，劳瘁国事。山向来追随钧座，受国家之优遇，亦当追随钧座赴国家之危难。中央如为保全国土而忍辱，锡山愿与钧座分祸；如为发扬民族精神而奋斗，愿与钧座牺牲。深盼中央决定大计，抱定决心，痛布利害，昭示国人，或分阶段而运用，或一贯始终而进行，实际从事，齐一人心。山虽不敏，敢不勉旃，先布区区，敬祈鉴察。”
蒋介石于10日到达石家庄。先期在石迎候的徐永昌，自然对蒋说了阎的许多好话。11日，阎锡山到石家庄谒见蒋氏，一本电报中表示的态度，一面表示悔过，一面表示服从调遣，还对山西以兵工修筑同蒲铁路、埋头经济建设以图自强救国的进展情况作了汇报。蒋介石听后比较满意。
徐永昌在武汉和石家庄两次向蒋介石表示全力支持阎锡山主持晋绥军政，在阎锡山东山再起并能继续存在下去这个关键问题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廿六、大政方针意见一致，具体问题严重分歧，徐发现阎并非倾心中央者，遂产生辞职念头
阎锡山出任太原绥靖主任之后，统辖军民两政。过去，徐永昌作为他手下的一名军官，奉命行事，比较简单；现在，徐永昌身为主席，要处理的事太多，而且重要的事都要向阎请示，取得阎的批准或认可，这就复杂得多了。
阎锡山和徐永昌对一些重大问题，意见是一致的，这是他们能够继续合作共事的基础。例如:
一，阎于1932年2月27日出任太原绥靖主任，3月1日即向在洛阳举行的国民党四届中执委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两个提案，一为《请政府检拨十万劲旅死守锦州案》，一为《请政府及时确定十年自强计划案》。这两个提案是阎的施政方针，徐永昌是完全赞成的。他在阎去大连之前就曾表示，阎如出山，应该拿出一种自强救国的方针。
二，关于省政建设。徐永昌认为:“国民政府的革命目标之一，是取消不平等条约，但不平等条约是彼此冲突打仗，我们失败了以后才陆续订的。所以我常说不是能争不能争的问题，是能胜不能胜的问题。我们要平等，须科学强、机械强、工业强、政治强、军队强，不是嘴强即能胜人的。然而先须改革教育，使国民有理性、有感情、知爱国、知责己、能吃苦、能研究，各尽其责，各尽所能，同时提倡国货，兴建新工业。”1931年11月27日，徐永昌向省政府委员会提议组织山西省政设计委员会，规划省政分年实施方案，并经会议通过。阎锡山对此深表赞同，他曾对当时的省政府秘书长王平说，他猜想这是徐为他的出山而安排的。后来，他将此改为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委员会，并于其后制订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两人在此重大问题上，意见也是一致的。
三，设法使入晋客军(中原大战后撤退回晋的西北军)宋哲元、鲍刚、张人杰等部撤离山西，阎徐二人的意见也是一致的。阎并派徐到北平与北平绥靖主任张学良具体协商如何调动这些部队以及经费开支等问题，最后达成撤离山西的协议。
四，在人事安排上，调任省政府秘书长王平出任财政厅长，由王谦(字尊光)出任秘书长，由陆近礼担任建设厅长等，二人也是协商之后确定的。
但是，他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做法也有分歧。例如:
一，对于修公路，徐永昌是不赞成的。他认为:以中国多数人的生产定消耗，就不配坐汽车，且汽车所到之处即系奢侈品所到之处，尤其汽车道，可以说是为外国经济发达建设的，对于不造汽车、不产汽车、又无工业品可以换取外汇的中国，其害甚大，所以他出门能坐人力车即不坐汽车。而阎认为，交通方便了，运费降低了，外来的东西可以降价，自己的东西也可以运出去销售。
二，同蒲铁路的投资，阎锡山是不让铁道部插手的。徐永昌却认为，铁道部投资，可为山西增加几百万元的收入，还可减轻人民负担。他在1934年3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早见新成立检查委员会秘书长邢廷
，忻州人，年甚青。渠方由榆次一带之视察员升入。渠云:……修铁路人民摊派太大。仅榆次县支应局用八九万，而沿途说不出的支应更多。此事，去年王懋功来说(铁道)部修时，余曾与阎先生一再言之。假定部修用三千万，而晋人民得五百万(意为劳动与粮菜等收入——作者注)。今省修名云一千三百万，人民也得花一千三百万，而所谓省出一千三百万，其实也出之于民。是晋民出二千六百万，又少得五百万。阎先生不悟，云:部绝对不能全修也。余谓:可以问他要相当保证，或请部津贴，咱修北(此?)路总比与中央争着修双轨的强。阎先生终不允。”
三，阎锡山于1933年在4个县试办县信用合作社，发行合作券，一种不兑现的纸币，只能在本村流通。后来有16个县成立了信用合作社。徐永昌对此很不赞成。1934年5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信用合作券完粮纳税不要，所以仍不兑现。政府出的政府不要，此阎先生之特有办法。
四，阎锡山禁止山西的银元出境，徐永昌在1934年5月7日的日记中批评道:此真近视眼政策。
五，1934年，山西丰收，粮价低却卖不出去，人民困急。徐永昌拟从银行贷款200万元，每县分给2万元购粮，一解民困，二可储备。阎锡山不同意。岚县县长为此亲到省城求阎，阎终不许。徐永昌叹道：“如此，能服其心乎！能得人望乎！”(1934年8月27日日记)
他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远不止此。特别是阎锡山不让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回晋活动，而他自己却成立了一个中国国民党山西省党员通讯处，显然是要取而代之。这使徐永昌认识到“阎先生固非十分倾心中央者，余对阎先生亦非十分有把握者”(1934年2月16日日记)。在与东山再起的阎锡山共事几个月之后，徐永昌就考虑辞职。后来，他又曾与他的幕僚多次研究，请李鸿文(字子范)到中央设法，并向阎正式提出。阎锡山以客军遍地、他又与中央不洽为由，劝徐勿辞，如果徐要辞职，他就先走瑞士。后来又说，如果徐真要走，“这台戏就此都散伙可矣”(1934年9月17日徐日记)。
在此情况下，徐永昌辞职是不会被接受的。但问题既已提出，哪天走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廿七、暗讽明顶，阎徐二人已无合作共事的可能，蒋调徐出任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主任
徐永昌是军人出身，自觉能任劳而不能任繁。1931年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主席李石曾，代表蒋介石征求他的意见，要发表他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没有同意。后来在北平颜惠庆宅，当着魏道明、郑毓秀夫妇的面，李又提及让徐出任山西省政府主席之事，徐又谢绝。他说:“我能任劳，不能任繁，主席是一繁职，用不着劳，正用着繁，非我所长，请向蒋先生善为辞谢。”当年8月5日，阎锡山由大连潜回山西，引起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疑惧。他们在没有取得徐永昌同意的情况下，骤然宣布徐为山西省政府主席。李石曾同时致电嘱徐:“阎先生回晋，事出非常，故中央未暇再征你同意，发表你主晋。时局如此，请勿再辞。”阎锡山亦让王平告徐，千万勿辞。徐永昌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任省政府主席一职的。
徐怕繁，山西的事由他一人做主，这好办。阎锡山出任太原绥靖主任，统辖晋绥两省军政，问题就来了。
阎的作风与徐截然不同。徐怕繁，阎却是事无巨细，躬亲处理。徐对这一点是清楚的。所以他对后来担任省政府秘书长的王尊光(名谦)说:总司令好多管事，以后我是八个字的主席，即倡用国货，整顿教育。王尊光回忆说:徐从此把大事交秘书长向阎请示，日常事务交秘书长主持，并把自己的名章交秘书长代行。王平任秘书长这样办，我任秘书长也这样办。
这样，天长日久，矛盾就出现了。王尊光回忆说:徐阎作风不同。徐抓大事，不问细事，说到做到，用人不疑，鼓励所属发挥所长。阎则大小事都抓，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对人皆疑，束缚所属不敢前进。徐嫌阎琐碎，阎嫌徐不积极，日久情感渐疏。1935年冬，阎从南京开会回晋，在一个总理纪念周上，痛哭流涕地大骂公务员不做甚务甚，并说很想关闭城门，把这一城人全烧死。散会后，徐问我:“总司令今天如此发脾气，是不是嫌我不尽责，要杀我?”我说:“他骂人是常事，今天不知有什么感慨，发了大脾气，何能牵扯到你身上?”徐默然不语。
这是促使徐尽快离晋的原因之一。另一件事是徐当众顶碰了阎。
王尊光回忆说:1936年春，陕北红军(将)东渡抗日，阎要截堵，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徐亦参加。阎大讲红军厉害。徐是反共的，对阎这类话，早就听得不耐烦了，当即发言顶碰说:“照此说，这个仗不能打了，我们只好投降共军了。”阎一向无人敢驳其言，经徐顶碰，大为不悦，军事会议不欢而散。徐悔其出言不逊，归寓后胃病大发。阎亦一夜未眠，旧病复发。次早，阎令我看徐病，代其安慰。我见徐后，徐首先说:“昨天我不该顶碰总司令，归来越想越不对，犯了胃病，几乎痛死，经医急治，已好多了。我想总司令一定也病了，这是我的错，你回去代我说明。”
这一天，即1936年2月5日，徐在日记中写道:“阎先生对共党问题之严重，说的如矛之无坚不摧(余以为未必，且亦不必如此讲)，说到土地(村)公有、防共保卫团等，又如盾之无锐不挫。余说话嫌激，阎先生亦气盛。悔甚，悔甚！”
至此，徐与阎合作共事已难以继续下去了。1936年5月初，东渡红军回师陕北。8日，阎开会讨论军队整编问题，徐建议在整编后即调相当军队到绥远去，以防日之侵犯，阎不决。又要求讨论他辞职之事，阎又不决。徐对此十分恼火，当天在日记中写道:“阎先生好急所不急，如兴临河防之极须加强，乃因改编而不决。又如绥东之切须准备，乃因不决而不办。”他认为“长此下去，余且有生命之忧，为国家为自身，皆不容再事求全矣”！他与幕僚研究辞职方式，决定“不达目的不止”。11日，又与贾景德、朱绶光商议，由他任清乡督办，杨爱源任省主席。最后与阎锡山商定，由赵戴文任省主席，徐改任山西清乡督办。赵于5月28日接任。
徐之筹划辞职已非一日，蒋介石自然知悉。蒋器重徐之才干与为人，早有将其罗致麾下之意。1935年12月中旬，徐应邀到南京。17日，徐与蒋同车赴汤山东之炮兵学校参加学生毕业典礼。途中，蒋要其出任参谋总长或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答以“优于我者南京实多，自问留我在北方于国家较为有益”。此议遂搁浅。及至蒋闻阎、徐发生龃龉，乃电徐到京任事。一、二两电被阎扣留。阎接第三次来电后，认为蒋、徐关系已经成熟，留徐无益，乃将蒋电交徐，并将计就计，嘱徐在蒋的左右为山西出力。徐于7月11日乘车抵南京。16日，徐与蒋介石同车赴炮兵学校，蒋因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益之)出国考察军事，要徐接替此职，徐力辞乃已。1937年2月17日，朱培德逝世。3月初，国民政府任命徐永昌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于8日到职视事，从此正式脱离山西，进入中枢参赞戎机。
廿八、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太原、南京等地后进行诱降，阎锡山主张妥协，徐永昌记下了阎的重要发言
徐永昌虽与阎锡山反目，但未成仇。他到蒋介石身边工作后，与阎锡山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抗日战争开始后，阎锡山有求于蒋的重大事项得不到解决时，都要请徐疏通；蒋介石需要了解阎的动向时，也派徐前往。另外一人则是太原绥靖公署秘书长贾景德，抗战开始后因年事已高到后方联络，后出任铨叙部长。徐永昌与贾景德事实上成为蒋阎之间的联络员。徐总是在顾全大局的情况下，尽量替阎说话。
徐永昌是个坚持记日记的人，他记下了阎锡山的部分活动以及蒋阎之间的一些交往，为我们保存了研究阎锡山的十分珍贵的史料。以下各节所写的徐永昌与阎锡山的关系，主要内容即取材于《徐永昌日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的徐永昌即参赞戎机，并到前线指挥作战。1938年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改组，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17日，军委会改组，徐出任军委会委员兼军令部长(原参谋本部撤销)，从此即处理抗日战争中的参谋业务并指挥作战。
阎锡山出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晋察绥地区的对日作战。1937年9月，日军入侵山西，他统率晋绥军和八路军经过天镇、平型关、娘子关、忻口等战役，阻敌前进达两月之久，予敌以重大杀伤。11月8日，太原沦陷，晋绥军损失半数以上。阎锡山退往临汾后，抗日信心开始动摇。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天津、北平、石家庄等重要城市，达到军事行动的目的之后，也需要休整一下，于是乃乘英、美、德等国出面调停之机，于10月间提出“停止抗日，共同防共，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华北亲日政权”等条件，作为中日和平谈判的基础。阎锡山对此甚感兴趣。12月5日，他在临汾打电话，向徐永昌探询中央的动向。徐在日记中记下了阎的意见:“9时许，阎先生电话，对于德国调停甚盼早日实现，并谓须在事实上着想，只要有做法，不必因噎废食也。所谓做法，即谁家组织得民众，谁家拿得政权。据悉第八路已有基本力量二十余万，所有投机分子都怕而倾向之。中央此时若不能给大家一个中心主张，仍如过去一盘散沙，真到了乘风一起倒的时候，就更不好办了。并谓:调停事关系国家存亡，不能再向迷途分子或另有异图者讨同意也。”
日军在侵占济南、太原、上海等重要城市后，于12月13日又侵占南京。日本内阁于21日进一步提出更为苛刻的和谈条件。其内容除前述外主要为:中国承认满洲国，放弃排日和反满，允许在华北、内蒙和华中一些地区驻扎日军。
12月23日，占领太原的日军向阎锡山发出诱降信号。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阎先生电话:敌人飞机送信，请阎先生下野并将石楼、韩侯岭及某某地让出，即可停止进攻。”
蒋介石在英、美、德等国大使的敦促下，于1938年1月1日在武汉召集高级军政官员讨论和战问题。会上分为主和与主战两派。李宗仁是主战派。徐永昌在5日的日记中写道:“全国对抗战心口如一(者)，第八路军的人第一，李德邻(宗仁)部次之，其余类多口是心非。”阎锡山是主和派。徐永昌在开会当天记下了阎的意见:“晤阎先生。渠对外交以为非有突破策略不可，即询德使，中国加入日、德、意之防共协定如何。日如允中国加入，自须平等对我，否则可以证明日之侵我非为防共也(日对列国总以中国不防共为口实)。”徐永昌并且记下:“午间，渠等外交会议已决以此方式答询德使矣。”
阎锡山在如此高级、重要的会议上作出如此发言，是他由抗战到准备妥协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主张联共抗日，并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现在，他估计和平即将到来，他要为迎接和平做好准备。
和平到来之时，山西政权归谁是个首要问题。阎锡山为了把敌人建立的伪政权或如谈判条件所说的亲日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随即派遣参事宋澈密赴天津，动员曾经留学日本并在山西任过要职的温寿泉、南桂馨、苏体仁等出面组织伪山西省政府。温、南拒绝，苏体仁受命。这就是苏体仁出任伪山西省省长的由来。
阎锡山在敌伪内部安排了自己的干部之后，还要动员随他抗战的干部也能随他迎接和平。1938年1月8日，他回到临汾之后，便向干部们大讲中日战争总有和平了结之一日，打下去会亡国灭种，如果对我们有利，妥协并不是亡国灭种，等等。这些言论遭到统一战线组织牺盟会内部的共产党员薄一波等人的坚决反对。
阎锡山当初同意组建牺盟会，是要依靠牺盟会进行抗战，现在突然发现只能依靠牺盟抗战，不能依靠牺盟会妥协，而他自己组建的自强救国同志会在牺盟会成立之后自行消亡了，而公道团又合并于牺盟会，因此他急急忙忙于2月16日在日军已开始春季攻势、兵近临汾(28日失陷)城下之时，成立了民族革命同志会。
同志会是阎锡山为了同日军妥协而成立的，它是听命于阎锡山的。
半月之内，阎在敌人内部和自己内部都进行了迎接和平的准备。这是他后来同日军进行勾结的前奏。
廿九、阎指使苏体仁出任伪省长，成立同志会，蒋介石非常恼火，要调其离晋，徐永昌认为是逆施，阎则断然拒绝
阎锡山虽然做好了妥协的两手准备，但中日两国的谈判并未达成协议，战争还在进行，阎锡山只能跟着大局继续抗战。1938年2月25日，他由临汾撤退，28日，日军占领临汾。阎锡山经蒲县、大宁到吉县，作短暂的喘息。3月中旬，日军进犯蒲县、乡宁、大宁、吉县等地，意欲摧毁第二战区长官部。阎锡山在难以阻敌前进的情况下，只得西渡黄河。他的作战部队转战于吉县山区，警卫师第六十六师为了掩护阎锡山从容渡河，在人祖山阻击敌人，伤亡数百人，王纪勋连自连长以下全部壮烈牺牲。此时，阎锡山正在吉县小船窝黄河渡口准备西渡。随行的有民族革命大学师生3000余人，而渡口只有小船一只，又加春雨连绵，景况凄凉，形势危急。阎锡山的妥协梦想难以实现，于3月19日在日记中写道:抗战到底，死而后已。4月上旬，日军在晋绥军的打击下，同时由于兵力不敷分配，乃从吉县等山区县份撤退。阎锡山于4月15日又东渡黄河，住于吉县。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阎锡山为妥协做的两手准备，不久便传到徐永昌的耳朵里来。早在1926年国民军西进占领察哈尔省蔚县时，该县县长濮绍戡仰慕徐之为人，即弃官随徐，作为幕僚处理文书，多年来不离徐之左右。1938年5月8日，徐在日记中写道:昨日汇报会上，何应钦说，敌人广播称，赵戴文主席派宋某(疑即指宋澈——笔者注)由港赴日接洽。徐认为这是敌人挑拨，可以不予理会。但是蒋介石认为，不反驳岂非默认。于是徐于8日嘱濮绍戡代赵先生拟一更正敌人挑拨的电稿。濮说，很早以前宋某经过武汉，O某(O疑为阎锡山，徐当时尚不愿直指其姓——笔者注)即派其赴日，其事甚密。
可见5月以前，阎派宋澈传达他要苏体仁等人出任伪职的事，在武汉已有传闻。
5月23日，徐永昌在日记中对此又作了记述。这天，曾任山西省阳曲县知事与民政厅长的孙奂仑(河北省人，字药痴，日记作药墀——笔者注)又告徐说，南桂馨(字佩兰)的儿子来到武汉，说阎锡山派宋澈到北平，传达了阎的意见，让南在敌占区“自为谋”，其父不允，移驻德国医院。现在苏体仁到了太原，将继伪山西省政府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兼民政厅厅长的高步青(字云阶)，组织伪山西省政府。徐永昌听后，有几分怀疑。他想:“阎先生有无此项授意?渠之聪明尚不至作汉奸，南少君或有误会。”
6月3日，徐永昌与蒋共进午餐。蒋向他询问苏体仁的情况，显然蒋已了解阎派苏与日军勾结的情况。徐仍然为阎辩护。他在日记中写道:“因论及苏象乾(体仁)为人之聪明及阎先生决不至与敌妥协等。”
6月27日，伪山西省公署正式宣告成立，苏体仁任伪省长。这一铁的事实说明，阎锡山指使苏体仁出任伪省长，已没有怀疑的必要了。也就是说，阎锡山与日伪已经挂上了钩。这是蒋介石不能容忍的。
另一手妥协准备，即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之后又拒绝接受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派往第二战区的政工人员，遂使蒋介石及其幕僚更为不满和恼火。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及其幕僚对阎采取行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11月6日，陈诚(字辞修)在会上提出“请阎先生离开二战区，令程颂云(潜)或其他人代之，调阎任兰州行营主任”，并说这是蒋介石已经同意了的。徐永昌则认为“不妥当”，所以并没有作出决定。
过了5天，即11日，蒋介石面告徐永昌，嘱其“致意阎先生，请其担任西北行营主任，驻南郑或天水”。徐永昌认为，“无论渠不拟离晋，即愿离晋，亦不如渠留晋之有力”。因之，并未采取行动。
12日，蒋介石又要徐永昌必须致电阎锡山，“请其出任行营主任”。徐无奈，只得发电征询阎的意见，但他并不同意此项决定。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按今时情况，战区事无如阎先生胜任者，惜阎先生必另造一党，使党的方面先非难百出，加以野心者之造谣，不得意者之怨言，蒋先生安得不坠其中。余料阎先生必不允往，蒋先生在今时亦不便过强，特希望心大必欲试之耳！”他又写道:“按阎先生过去在晋，是功是过殊费判别，惟今日对军事确是纯功时代，而蒋先生又欲去之，岂非逆施。”
徐永昌的征询电未见下文。但从历史看，阎是不会离开山西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没有离开山西。也就是说，他拒绝了蒋介石的调动安排，蒋介石在强敌进犯面前，对他也无可奈何。
三十、反共的“十二月事变”失败后，阎锡山处境艰危，要求扩军增饷，在徐永昌的支持下，晋军扩编为8个军，增饷200万
1938年12月下旬，日军第二次进犯吉县。阎锡山随军转战于吉县东川山庄窝铺间。在此之前，汪精卫叛国出走。12月22日，阎在日记中写道:“近卫声明东亚新秩序与汪公离渝，先后发现，颇有可疑。”26日，又在日记中写道:“太与人吃不下去的事，到曲子里必报复。当国者使人吃不下去，人即能连国也不顾而报复之。”这段话没有谴责汪的投敌，却把汪投敌的责任推到蒋介石身上。29日晚，阎从收音机里收听到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的要与日本“合作”的艳电后，对周围的随从人员说:“兆铭走得太早了。唉，各行其是吧！”(杨怀丰:《阎锡山五龙宫避战记》，《山西文史资料》第23辑)这是阎锡山准备妥协的又一次表白。
12月30日，日军第二次侵占吉县，1939年1月5日，又在晋绥军的打击下被迫撤出。从此，阎锡山与日军之间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这次随军转战，阎吃了不少苦头，又影响作战，遂于1月27日再度西渡黄河，并选定宜川县的秋林镇作为他的根据地。
在此前后，共产党和八路军以山西为依托，相继建立晋察冀、晋绥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戴着“山西帽子”的牺盟会和决死队等山西新军也深入敌后，同八路军站在一起，开展对敌斗争，并且获得很大的发展。山西境内，除日军盘踞的交通沿线和平原地带外，广大山区成为红色根据地，而阎委派的专员县长多数是共产党人，推行的是类似红色根据地的政令；第二战区只领有晋西南一隅之地。阎锡山这时感到，威胁自己存在的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是共产党。他要把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领导权从共产党手里夺回来，遂于3月25日召开了“秋林会议”，企图取消新军中由共产党员担任的政治委员制度，结果受到共产党员的抵制而未能如愿。之后，他就发动了讨伐新军的“十二月事变”，结果又以失败告终。“十二月事变”标志着阎锡山联共抗日路线的终结，他深感处境艰危，首先向蒋求援。
1940年2月6日，第二战区驻重庆办事处处长方闻向徐永昌表示，中央不以兵力物力援晋，晋军即不能在山西立足。国民政府军委会即令李文的九十军东渡黄河归阎锡山指挥。3月16日这天，山西省原民政厅长邱仰浚(瀹川)，原财政厅长李鸿文(子范)，太原绥靖公署原秘书长、现任铨叙部长贾景德(煜如)，第二战区参谋长楚溪春分批来找徐永昌。邱仰浚说，山西3
/
4的地盘皆入牺盟会之手，阎锡山派去的政工人员无法工作，有的且被杀害。贾景德和李鸿文则说，共产党和八路军把陕北的神木、榆林、府谷等地占了怎么办?南下侵占洛川怎么办?意在制造共产党威胁的气氛。楚溪春则直截了当地要求扩充晋军。他提出，阎锡山打算整编9个军，28个师或独立旅，84个步兵团，6个炮兵团，两个骑兵师。之后又数次催请。
徐永昌此时对阎已乏好感。1939年11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阎先生先爱己，后爱国，终是二等人才。”1940年4月12日在日记中又写道:“向地方看，川魔(四川军阀)不肃清，阎李(宗仁)不离晋桂，国家不会承平。”但山西地位之重要，共产党和八路军力量之壮大，又使他不能不考虑满足阎锡山的要求。1940年6月3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央已“姑”准晋军扩编为84个团。具体方案为:4个集团军，7个军，6个独立师旅，8个炮兵团，6个游击纵队。集团军和军的序列为: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副总司令杨澄源，下辖吕瑞英第六十一军，杜春沂第八十三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下辖温怀光骑兵第一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下辖彭毓斌第三十四军，傅存怀暂编第一军；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下辖梁培璜第十九军，于镇河第三十三军。后来撤销了暂编第一军的番号，增加了许鸿林第二十三军和刘效曾第四十三军，共为8个军。
扩军之后，阎锡山又要求增饷。国民政府军委会原拟增饷81万，条件是归中央经理，山西以后不要再出票子。阎锡山闻讯，要求再增117万，共198万。何应钦认为阎锡山贪得无厌，不如略予增加，令其包办。徐永昌认为，包办固阎所愿，但不久必陷于崩溃。7月16日，贾景德和楚溪春要求，晋军原饷210万，要求再增250万。而军政部只允增加110万。
对此，徐永昌在7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贾先生来，出敬之(何应钦)与函内容，去阎先生希望越远，无怪煜如之躁急也。关于晋军政饷费等，阎先生要求固然无厌，但比之广西尚有不逮。晋桂皆以不服从命令拥兵自重为务，但论兵则晋军较多，论饷则晋尚不及桂之半数。过去晋以省钞敉(弥)补，今为牺盟会、八路军、中央军所制，已不能再压榨人民，所以请贾先生来坐索办法。蒋先生几次言，山西为华北锁钥，阎先生为山西锁钥，阎在山西不能立足，则山西省立地变为河北省，所以主对晋军政饷费从宽核予。特敬之不喻此旨，致半年来之交涉越无结果，然亦阎先生谋求琐碎致之。敬之越替中央打算，国家越吃亏；阎先生越替自身打算，山西越吃亏。”
看来为阎增加军饷的障碍，只有何应钦一人。经过徐永昌的努力，军政部终于同意每月增加第二战区军饷200万元。这在当时殊出一般人的意料之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