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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９月３日，盟国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接受日本投降的仪式，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陆军上将徐永昌。徐毕业于陆军大学，却只读过半年私塾；官至陆军上将，却是由清军中的一个夫起家。民国将领有如此出身者，仅他一人。他同阎锡山打了半辈子交道，对山西政局有过重要的影响。
一、兄姐早逝，父母双亡，尚在少年之时的徐永昌，就得为糊口而在车马店打工
徐永昌的先祖原为山西代州振武卫人，明朝天启、崇祯年间迁居崞县东关，后定居于沿沟村，“服田力穑，守分不渝”，但家境贫寒。徐永昌之父名庆，母赵氏。１８８７年永昌出生时，其父年已４４岁。为求生计，徐庆携妻及不满两岁的幼子迁居大同南关牛家大院，在一家磨坊为人佣工，艰苦度日。未及一年，赵氏即因病无钱医治而亡。徐庆继娶孀妇张氏。不久，张氏带来的女儿和儿子亦相继病逝。
父亲不忍让徐永昌目不识丁，每遇病休在家时，便教他认字写字。七八岁时又送他上了半年私塾，使他读过部分四书和诗经上的一些诗篇。那时蒙童习字，先从写“仿”开始。徐永昌因为在上学前写过字，所以字写得比较端正。他把在家里写好的“仿”交给先生，７０多岁的厉老先生总以为不是他写的。父亲知道后，便让他带着笔墨，一大早到学校去写，厉老先生亲眼看后，很高兴，便在“仿”上批了一些夸奖的话。第二天，徐永昌去得稍晚，同学们来得多了，围观扰嚷，没有写好。先生看了，又在“仿”上批了许多字，都是批评他的话。父亲看了，大加训斥，要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恒，不能一暴十寒。除此之外，父亲还经常以诚实、勤劳教育他。
１９００年６月，永昌的继母张氏病故；１０月，徐庆亦溘然长逝。孤苦伶仃的徐永昌当时只有１４虚岁，家“无一垅之植，一椽之覆”，父亲留给他的只有半口袋土豆，尚不足吃到次年之春。徐永昌只好到附近的曹家车马店打工。
一点浅薄的文化，诚实、勤劳、有恒六个字，是父亲留给徐永昌的精神遗产。这点遗产，成为他后来的进身之阶和成功之道。
二、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出亡途经大同，手脚勤快的徐永昌被清军文书徐椿龄带入军中服役，从此走上了军旅之途
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侵华之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南逃，途经大同，各路清兵纷纷出动，勤王护驾。毅军总统宋庆兼领的武卫左军卢葵卿营驻于曹家车马店。营里的书记（文书）、安徽人徐椿龄，见永昌一身重孝，形容憔悴，但办事却老实勤快，遂问询其故。当得悉永昌为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的孤儿时，顿生怜悯之心，又因同姓，乃令其入营为夫，服杂役。从此，徐永昌有了饱饭可吃。
次年春末，部队南开。经过韩侯岭时，正值阴雨。春寒料峭，道路泥泞。没有出过远门的徐永昌，一脚踩入泥坑，用力一拔，连鞋带袜均落泥中。他索性连另一只脚上的旧鞋袜一并抛弃，赤脚走路。在泥中行走，最初倒也轻松。不想一二十里以后，全成光石路面，路上还有粒粒粗砂刺足，十分痛楚。他第一次走这种路，一步一心酸，苦不堪言。
走到陕州，天气变暖。东行距观音堂十几里处，路半湿而光滑，赤足急走，非常轻快，正跑得起劲时，不防左脚突然踏上一荆棘，刺入足心有几分之深，疼得钻心。后来回忆此事，他竟不知是怎样走到观音堂的。到观音堂后，同伴们可怜他，才分给他一双鞋。
以后东行北上，经邯郸向保定行进。一天，同伴让他骑马。快到保定时，骤然前面一声尖叫，马即狂奔，将他摔下以至昏厥。原来是火车鸣笛，军马受惊。等他醒来，但见胸前满是血迹。同伴们扶他到保定南关，他又昏了过去，直到第二天才醒过来。
驻防琉璃河时，徐椿龄天天临九成宫帖练字。有次他外出，没有收拾文具，徐永昌就其笔墨，临写半张。徐先生看到后很高兴，遂教他写字。徐永昌从此一有时间，便临帖写字，日有长进。徐先生很得意，常以其字示人。
直到光绪二十八年底或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初，徐永昌才补为正式兵，随军驻防于当时热河省的平泉、朝阳一带。后经徐椿龄介绍，又转入驻防于南苑的毅军李营当兵。不料三个月后，即患伤寒。
当时，徐椿龄因卢营长被免职，随之赋闲。部队没有医疗机构与设备，怕被他传染，便把他送回通州徐椿龄的家中。徐氏夫妇延医诊治，亲为调理，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息，他才算恢复健康。在养病期间，徐永昌读了《左传》与《聊斋志异》等书。病愈后，徐永昌回营服役，每天夜晚打更，上午睡觉，下午扫院子。
一天，徐永昌听说南苑招学兵，培养军士与初级军官，便去同徐椿龄商量。不料徐椿龄却说已经考过了，急得徐永昌直哭。老先生安慰他说：你只会写字，要考学兵，识的字还不够，我介绍你到通州丁营当兵，同时帮司书贴写，借此多识几个字。徐永昌到丁营后，上午出操，下午不是帮文书抄录，便是到册报处缮写官兵花名册，干了二年多，直到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才告结束。
贴写工作使他在写字和文辞方面都有了新的长进，但他却不愿回营当兵，于是成为一名闲员。恰值武卫左军后方办文案的何某患病，需要找人看护，他以出名的老实勤快而被选中。
这时，武卫左军筹备成立马卫队。当时的骑兵都是自己买马。何某想介绍徐永昌去当骑兵，并准备借钱给他买马。不料永昌却说他有十八九两银子存在徐老先生处。原来永昌出身寒门，备尝艰辛，当夫当兵赚得的微薄薪饷，不敢乱花一文。此时取来买了一匹马，成了一名骑兵。
徐永昌就是这样走上军旅之途的。提携他的关键人物是徐椿龄。《徐永昌传》说：他对徐翁一直事之犹父。民国１１年（１９２２年）他驻大名剿匪时，曾派人去蚌埠迎养徐翁。翁以腿脚尚健，不欲遽以累人而未来。民国１７年北伐完成后，他驻保定，亲往天津迎之，相偕返保。后又偕往绥远，自是安居奉养，未尝违离，惟一使他念念者则为绥远居所之稍嫌简陋。来北平后，他以省府所在之中海旁逊清摄政王新府奉养徐翁。府中西院为一大花园，东院有一檀香木装修的房子，他请徐公住在此间，每星期天陪徐翁看看戏，吃吃小馆。他看到徐翁这样的起居生活，心中觉得十分快慰。民国１９年８月，徐翁病逝于此，他适在豫东指挥作战，未能亲为治丧，仅为文在军次遥祭。民国２０年春，他为徐翁在北平法源寺正式开吊，设奠尽礼，并亲撰碑文交翁子燕桂扶柩归葬营口。当徐翁病逝之初，平津各报刊载徐主席丧父之讯，左右请为更正，他未置问。这是后话，顺便提及。
三、奋发向上，刻苦学习，徐永昌由一名普通士兵成为陆军大学毕业生
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武卫左军总统马福祥奏准开设学制二年半的随营学堂，在自己部队招考学员，培养初级军官。曾经因为误掉报考学兵而痛哭的徐永昌又获得了一次上进的机会，他不顾自己的基础太差而大胆地报了名。因为没有学过算学，也没有学过作文，虽然在考试前突击学了几天算学，但整体说来水平很低，所以考试结果，他侥幸在１６０人中以倒数第２名被录取。
入学以后，先学习中学的普通课程。因为算术进度快，对他的压力最大。为了学好这门功课，他后来在《求己斋回忆录》中说：“我跟不上，故除出操外，所有时间我都在算学上努力，甄别以后更是足不出户，一直留在讲堂上钻研。如此者整整四五个月，将算学的原理与方法弄得很清楚，非但赶上课本，即同学中能跟上我的已不多见。可是这四五个月累得我右眼充血发炎，待了很长的日子才消下去。赓即因功课的劳累，在第二年我又犯了吐血的病，但亦未医治，只停自习几天即愈。”
就这样，徐永昌在第二次月考时，跃居第２４名，第三个月甄别考试，又跃居第４名。学习普通课程一年期满，毕业考试，徐永昌获得１２０多人中的第一名。算学得全分者，只他一人。他入学时是算学成绩最差的一人，现在成为学习算学最成功的一人。
普通科毕业后，即分科进行教学。当时有步、骑、炮、工、辎五科，徐永昌选了步科。他对战术、代数、三角、历史等课特别重视。
宣统三年（１９１０年）夏，徐永昌在随营学堂毕业。从未考过前几名、后来成为东北军军长的于学忠名列第一，他屈居第二。他认为这是受了他支持闹学潮的影响。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吴凤岭任统制的第四镇，在第七协（旅）十四标（团）第二营见习。两个月之后，回到武卫左军（不久又改称毅军）左路前营左哨（连）任副哨长。
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徐永昌没有参加镇压起义的战斗，被派到北京保卫王府。在此之前，曾有革命党人、河津县的苏连三找他运动革命，他亦认为西太后阻挠新政，破坏立宪是很不好的。这事为管带（营长）所知，顿起疑心，曾对他进行盘诘。苏连三等人劝他回山西作事，他遂向部队辞职。
民国元年５月，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的北京政府陆军部，为了安置各类闲散军人，在北京开设将校讲习所。好学上进的徐永昌又获得一次就学的机会，报名应试被录取。将校讲习所设在原清河陆军小学堂旧址，虽系临时机构，但一般军校的课程应有尽有，而且教师知识渊博，教授有方。徐永昌如饥似渴地学习，曾因贫血两次在课堂上昏厥，一次吐血。他在学习中不但重视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而且善于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有次，德国教师丁克满尔讲“连战术图上作业”，根据图上地形，认为部队只有两种布置法，非此即彼。徐永昌经过思索，提出第三种布置法。丁师经过考虑，采用了他的布置法。类此事例，不一而足，但亦有认为是与他为难的教师。青天不负有心人，民国２年（１９１３年）１１月，徐永昌终以第一名毕业。
在此之前，他已报考陆军大学。年底初审，在录取的１７人中，他是第１６名。民国３年（１９１４年）初举行再审试验。放榜之日，几个朋友委托将要出任陆大助教的杜经畬去看榜。由于徐非正规学校出身，初审仅为倒数第二名，此人便从红榜的后面往前看，看了几十名还不见徐的名字，以为没有录取，便不再往前看了。徐永昌听到此话，感到十分难堪，便不愿亲自去看。有位朋友不相信，又去查看，原来名列第十几名。就这样，一名普通士兵，经过刻苦学习，终于成为当时最高军事学府的一名学员。
在毕业的前一年，他开始关心政治问题。对于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他最初认为袁是被迫的。对袁阴谋称帝，他最初认为不会有如此糊涂的人作此等蠢事，后来看到袁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才打消怀疑，离校到上海、嘉兴等地参加反袁运动。在此基础上，他结识了许多同盟会员，参加国民军，走上反对军阀祸国的行列。
民国５年（１９１６年），徐永昌在陆军大学毕业，取得民国时期出任高级军官的资格。
四、徐永昌拒绝镇压大同的辛亥起义军民，阎锡山闻之深表赞赏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在同盟会的领导下，武昌爆发了推翻封建专制的清王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称辛亥革命。
１０月２９日，继湖南和陕西之后，山西的同盟会员响应武昌起义，发动新军高举义旗，攻占巡抚衙门，打死巡抚陆钟琦和协统谭振德，成立军政府，公推阎锡山为都督。军政府决定以姚以价为东路军总司令，率新成立的张煌第一标前往娘子关，防堵清军进犯；第三标标统刘汉卿为南路军总司令，率部光复河东；第四标标统张瑜为北路军总司令，率部光复大同。
辛亥起义前，在同盟会的领导下，北路的崞县（今原平市）、代州、五台、定襄、忻州等地，形成了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其领导人为续桐溪、弓富魁、赵三成等人。辛亥太原起义后四五天，阎锡山邀请续桐溪到太原议事，决定成立革命武装忻代宁公团，由续桐溪任团长。１１月上旬，续桐溪回到崞县，在弓富魁的协助下，很快召集起１０００余人。１１月２３日，忻代宁公团在原平镇成立。军政府命令公团配合张瑜的北上民军袭取大同。张瑜与续桐溪等计议决定，兵分三路直趋大同。张瑜为中路攻取雁门关，忻代宁公团为东路出繁峙奇袭。
辛亥起义前，大同也是同盟会革命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武昌、太原相继起义后，大同的同盟会员即密谋响应。１１月３０日，李国华、宋世杰领导同盟会员，在清大同镇总兵衙门内的革命士兵的配合下，冲入总兵衙门。总兵王得胜越墙而逃，知府李德炳等躲入耶稣教堂。１２月１日，成立了以李德懋（李国华代）和李国华为正副都督的军政府。清王朝在大同的统治亦告结束。
大同起义在后方燃起革命烈火，清政府在恐慌之余，只有派兵镇压之一途。奉命前往大同的是武卫左军左路统领陈希义部（后称毅军）和毅军，陈希义并被任命为新的大同镇总兵。
徐永昌在武卫左军随营学堂毕业后，即分配到左路前营左哨任副哨长。现在左路部队奉命到大同镇压起义，他当然要随军行动，但大同是养育他的第二故乡，他该如何办呢？思来想去，他觉得不应该拿着枪回乡作战。于是，他对前营管带（营长）李得功说：“我是山西人，在大同住过，出来多少年了，回去打枪，我心不忍。”由于在此之前，营里对内对外许多事，行伍出身的军官办不了，都由他来办，和管带处得好，所以才敢向他倾吐衷曲。李得功很同情他，便说：“你不去亦好，现在新成十营队伍，要各部举荐人，我正好荐你到新兵营当哨长。”就这样，他躲过了回大同镇压同乡的战斗。
１２月５日，镇压大同起义的毅军郭殿邦部与支援大同起义的忻代宁公团，同时到达大同城外。郭殿邦不知虚实，不敢贸然向城内进攻，遂驻于东门之外；忻代宁公团却由南门进入城内，封门固守。从此开始了延续４０多天的攻防战，后因南北议和已经开始，经调解，双方停战。
大同攻防战进行之时，阎锡山正在娘子关指挥抵御清军反扑的战斗，失败后转战于归绥、包头、萨拉齐等地，他当然不知道徐永昌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后来了解情况后，对徐的态度深表赞赏。这是他们后来能够合作共事的基础之一。
五、徐永昌反对打倒曹锟与吴佩孚，但服从命令参加了北京政变
徐永昌在陆军大学毕业后，自愿留京任陆军训练监编辑官。在此前后，他在代郡会馆结识了山西的续桐溪、李岐山、弓富魁、胡德夫等人。他们都是同盟会员，参加了辛亥起义；但他们又都是阎锡山的政敌。阎锡山为了保存实力而拥护袁世凯，他们则反对袁世凯。续桐溪一向鄙视商人出身的阎锡山，李岐山则因闹“河东独立”而被北京政府判刑。后来他们又策动景蔚文在晋南武装反阎，而阎则派人到北京代郡会馆搜捕续、李。武装反阎失败，续、李侥幸逃脱。此后，他们一直在密谋反阎。
徐永昌在代郡会馆还遇到了在上海策划反袁时结识的孙岳。孙字禹行，河北高阳人，保定军官学堂速成科二期毕业，曾任清陆军部二等参谋官，辛亥时南下参加革命，曾任苏松宁扬镇五路总司令及第十七师师长。孙与续桐溪亦相友善。徐永昌与孙岳纵论古今，非常投契，从此结下了生死之缘，孙岳在世之时，徐一直是他的部下和助手。
从１９１７年开始，徐永昌为反对张勋复辟，曾与冯玉祥有过交往。之后，应续桐溪之邀，曾到广州谒见孙中山，因孙赴日未能晤面。后来曾到川、黔、滇活动，援助陕西靖国军，并与靖国军首领于右任、胡景翼（字笠僧）等有所往还。胡后附直，靖国军瓦解。
１９１８年，孙岳为直系卫队旅旅长，徐永昌先任营长，后任参谋长。直皖战争结束后，卫队旅改称混成第十五旅。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冯玉祥任第十一师师长、河南督军兼省长，胡景翼为暂编第一师师长。徐永昌改任混成第十五旅团长。
１９２４年９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为直系第三路军总司令。当时，冯玉祥对军阀兴兵作乱、骄奢淫逸十分不满，孙岳、续桐溪等亦有同感，遂计议打倒直系首领曹锟与吴佩孚。孙岳在医院召见徐永昌，徐到时孙正与续桐溪、续范亭等计议倒曹、吴之事。徐问为什么，孙岳说：“奉张原无意进兵，今日之事，都是吴子玉（佩孚字）这个人骄横逞强搞出来的，冯焕章、胡笠僧都曾为我言之，以为非先倒吴不可，你对此事意见如何？”徐答：“我不赞成。”理由是：“奉张现为全国人民所弃恶，尤其是他的奉军，走到哪里骚扰到哪里，人民视如蛇蝎。而且北方之紊乱，皆由于奉张。吴今天是在讨奉，我们不帮吴打奉，反来倒吴，使奉张更嚣张，奉军更横行，实是违背人心。”孙说：“你只看见奉张不好，你不知曹之政治亦是率兽食人，比他好不了多少。”徐说：“曹之政治集团固然不佳，但总不比奉张之好乱成性，目无法纪，即使改革曹之政治，亦应先倒奉张，不然虽想求治亦无法求治，况且奉张有根据地，非若曹吴之易倒，所以应先助曹、吴倒张。”争执到后来，孙说：“前年直奉战时，吴子玉曾不明是非地骂你。明白人说你有容量，识大体。不明白者说你简直不识大体。”徐说：“我要做错了事，人不骂我，我亦内疚于心；我要未做错事，谁要无故骂我，那等于骂他自己。我对于一个妄人，或是其妄举，向不重视，亦不置念。”这时，续桐溪等人劝徐说：“倒曹吴之举，多数朋友以为事在必行，孙二哥早已决心，只是他不愿不征求你同意，亦因为他的力量都在你。”辩来辩去，徐永昌无奈，只得对孙说：“你要决意做，尽管做好了，不必征求我的同意。我们二人，论私是知己朋友，论公你是我的长官，无论公私你都可以指挥我。今日之事，问意见，我不同意；教我做，我照样与你做，即你不愿出面要我做，我都可以做。如失败了，你可走开，我自负责。”续范亭等人听了高兴地说：“这样子，二哥可以不必再问了。他这样说，比说赞成还要痛快。”就这样，混成第十五旅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同时参加的还有陕西暂编第一师胡景翼部。
１０月２３日，冯玉祥第十一师由古北口折回北京，拱卫京城的孙岳部将冯部迎入城内。冯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废帝溥仪出宫，推举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北京政变成功。之后，讨论政变部队如何称呼，孙岳说：“我们的军队是国民的军队，当然该称国民军。”随即决定冯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孙、胡分任副总司令兼第二、第三军军长。
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军的失败告终。国民三军扩充为三万余人，徐永昌出任第一混成旅旅长。
北京政变时，阎锡山应冯玉祥之请，曾出兵石家庄，阻截驻河南的直系部队北上救曹，事后即撤回山西。
１９２５年３月，孙中山病逝北京。徐永昌认为国民党形势中落，最好与国民军结合。冯玉祥却接受了段祺瑞执政府给的西北边防督办的名义，主张不再沿用国民军的名义，遂宣布取消国民军，而改称西北军。但是，国民三军没有改变名称。
六、徐永昌第二次反对打山西，致使樊钟秀孤军犯晋惨遭失败，阎锡山对徐肃然起敬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国民一军领有北京、热河、察哈尔以及绥远；国民三军先到河南，孙岳被任命为河南省长，领有河南北部和直隶保定、大名两道；国民二军领有豫、陕两省，胡景翼出任河南督办。后来国民三军又曾进驻陕西。
奉军渔人得利，轻取天津及热河与察哈尔部分城镇，北京政府任命李景林为直隶(河北省)督办兼省长；张宗昌部占据山东，被任为山东督办兼省长。
直系虽败，但未覆没。孙传芳部尚在浙江，在湖北和豫南亦有相当力量。西面的山西又是阎锡山的领地。可以说国民军处于三面包围之中，但在华北，与国民军对峙的主要力量是奉军。
为了生存和发展，国民军在寻求出路上发生了分歧。
冯玉祥认为，首先应该击败奉军李景林部，在京津和直隶省站稳脚跟，然后消灭吴佩孚，至于山西的阎锡山则不足为虑。孙岳亦认为，取得天津，既有海口，又有关税，胜过几个山西。徐永昌与他们的看法相同。
长期反阎而活动于陕西的续桐溪，这时在国民二军。他主张西进图晋，认为："奉固有罪，然事有缓急。今吴(佩孚)尚盘踞武汉，我稍失利，吴必乘之。即幸而胜，奉守榆关，以老我师，吴必蹈我之虚。不如先与张、李委蛇，而直趋太原。山西既得，根本已固，然后图奉，未为晚也。"他的意见得到胡景翼(1924年病逝)及其继任者岳维峻的支持。
续桐溪作出进军山西的部署是：建国豫军樊钟秀部由河南北上，国民二军旅长弓富魁部与国民三军旅长胡德夫部由正太路西进，高自清部由陕北发难，续范亭部向晋东北挺进。
徐永昌辛亥年即不愿持枪回家乡打人，这时又不愿山西人民遭受兵燹之害，遂亲赴郑州劝续不要对山西用兵。续桐溪不听忠言，徐乃派密使通过周玳将此计划通知阎锡山。
阎锡山立即采取对策。他知道胡德夫是他的五台同乡，且参加过辛亥太原起义，于是便对胡做工作。他派同盟会员、五台人徐一清和赵三成给胡在家乡的父母送去3万银元，请他们阻止其子对山西用兵，又亲赴胡的驻地，对胡进行游说。后来，徐永昌由陕西经河南北上进攻奉军李景林部时，在石家庄遇到胡德夫和弓富魁。胡问徐："续西峰要教大家先取山西，你意如何？"徐生气地说："我日前奉督办(孙岳)命与岳(维峻)会议，决定合力攻奉，山西我不能去，你们如何行动我不能管。"胡、弓二人见徐态度坚决，胡又接到父母的劝阻，遂决定随徐北上，放弃西进山西的安排。
进犯山西的主力只有建国豫军樊钟秀(字醒民)部。樊是河南人，文盲，曾在陕西组织一支专打土匪的队伍，人称公道大王，后为靖国军第二路司令。1923年陈炯明叛变时，樊部保卫广州起了重要作用，孙中山委樊为建国豫军司令。1925年1月，樊率部返豫，受河南督办岳维峻节制。岳不敢收编樊的部队，又讨厌他独立存在。樊赞同打山西，是想借机取得立足之地；岳支持樊打山西，其想法是，胜则减轻河南负担，借机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败亦无损二军实力，且可消灭异己。
徐永昌北上路经郑州时，岳维峻对徐说，续西峰鼓动樊醒民进山西，一部已开到新乡以东。我求你一件事，你北上无论如何，要用你们的兵将他截住，反正不要让他进山西，分散自己的力量，再树一股敌人。这是想借徐除樊。徐永昌心想："你的兵你不能管，我如何能将他截住，岂非未与敌战，先自火并。"所以对岳的话，并未理会。
樊钟秀在无人劝阻的情况下，于1925年12月6日孤军深入，以奇袭攻占辽县(今左权县)峻极关，接着于14日占领辽县县城。阎锡山急派第一师师长商震率王嗣昌旅与杨爱源旅反击。樊部损兵折将，于17日退归河南。
国民二军第六旅旅长续范亭率部进入广灵、应县一带，闻樊军失败，石家庄方面亦无进军动向，乃自动撤离。
陕北的高自清没有采取行动。
一场关系山西人民利害和阎锡山个人前途的大战就此烟消云散。续桐溪因反阎失败，忧愤交加，于1926年3月29日病逝于天津寓所，时年47岁。续在病危之时，曾对续范亭说，悔不该不听徐永昌之言。阎锡山不仅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消灭了一个政敌。
阎锡山取胜的原因之一是，由石家庄西进的弓富魁旅和胡德夫旅没有采取行动，而这又是因为徐永昌事先向阎通风报信，对弓、胡劝阻的结果。因此，阎锡山对徐不仅感激而且肃然起敬。这是他们后来能够合作共事的基础之二。
七、徐永昌第三次不打山西，阎锡山击退国民军的进攻，对徐产生了罗致之意
军阀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由此引起无休止的战争。1925年末的形势是：奉系内部出现分裂，郭松龄倒戈，讨伐张作霖，兵败被杀；李景林和张宗昌则组织直鲁联军，脱离奉系而拥戴吴佩孚。奉军见势不妙，暂时撤出山海关。原在浙江的直系军阀孙传芳北上讨奉，占领南京，自称五省联帅，拥戴段祺瑞和冯玉祥；而直系首领吴佩孚在湖北自称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所讨的贼却是段祺瑞和冯玉祥。国民一军在京津一带向奉军进攻，国民二三两军向山东的张宗昌进攻，一军未取得明显进展，二三两军却受重创，二军撤回河南则被吴佩孚击败。冯玉祥原拟联合吴佩孚以对付奉张；吴恨冯倒戈，不予答应，反和奉张联合起来对付冯玉祥。1926年1月20日，吴佩孚联合直鲁联军通电讨冯，冯系将领则通电讨吴，并请宣言下野并解散国民军的冯玉祥复职，主持讨吴军事。
阎锡山呢？他对国民二军支持樊钟秀进犯山西怀恨在心，因此在两军决战之前，出兵石家庄，击溃国民二军郑思成部，为吴佩孚北上扫清道路，并将石家庄交付吴军接防。
至此，处于劣势的国民一、三两军已处于奉直阎三面包围之中，只有经晋北向西寻求出路之一途。冯玉祥于辞职赴苏联访问之前的3月7日曾致电阎锡山，请接纳其部队。阎不敢与之联合以抗张、吴，又恐引虎入室，遂复电婉言谢绝。但他对国民军仍表示友好，允许其眷属由山西过境转移绥远；但同时又向大同增兵，破坏铁路，积极备战。
1926年5月初，冯玉祥赴苏访问。中旬，国民军拟分六路进攻山西。当时，国民三军军长孙岳已宣布下野，由徐永昌代理军长。三军共辖徐任师长的第一师一、二两旅，独立第三、四、五旅，近两万人。徐永昌仍然不愿与山西作战。
如何部署，国民一军的指挥官鹿钟麟在张家口征询徐的意见。鹿说：去山西的代表回来说，阎锡山口头说得好，但大同的路已被晋方炸断，使我们与绥远隔绝，那就是要与我们打仗了。听说你不愿与山西作战，是不是与东北军亦不愿作战呢？徐永昌答道："你们要怎么做都可以，你不要多顾虑。我仅仅是不愿对山西作战，因为山西一向是保境安民的，现断了我们的后路，他有他的理由。他有理由断路，我们亦有理由与绥远打成一气。他是为保境安民而断路，我们亦无意妨害他保境安民，只是要交通不断。症结所在，是彼此不能相信。若努力疏解，或有商量余地。我几十年未回家乡，绝不愿打的回去。这是我的苦衷，请勿多虑！"
鹿钟麟表示可以谅解。于是作出的作战部署便是韩复榘、石友三、宋哲元等部直趋大同，而将国民三军部署在山西广灵以东之察哈尔省蔚县至涿州之桃花堡以东地区。蔚县县长濮彦圭(字绍戡)退往西河营，县城由晋军王团据守。徐永昌不愿打山西，特别是大同，也不愿打晋军。他命令不要攻城，并写信给王团长说："晋军向来保境安民，此次开驻察哈尔蔚县，教察省当局如何保境呢？最好你请示你的长官，将队伍开回山西，我亦命我的队伍撤开，双方谁也不要占蔚县。"对方没有接受，但双方保持对峙状态。
后来，冯治安以18门野炮猛攻一昼夜，王团长即竖白旗率一个营投降。另一营拒不投降，其营长为张万顺。张为归绥道萨拉齐厅(县)一赌徒，绰号"破绕子"，膂力过人。辛亥年阎锡山转战绥包，攻克萨拉齐，从死囚牢中将张救出。此次为报阎之恩，拒不投降，直到国民军撤退，始终固守城池。
进攻大同的韩复榘、石友三、宋哲元等部猛攻雁北各城镇，一部曾进抵雁门关外。傅作义守天镇，李生达守大同，不为所动，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等却投降晋军，被分别收编。国民军在各方压迫下绕道西撤。晋军总指挥商震转守为攻，一路追击，进入绥远首府归化城。阎任商为绥远都统。袁世凯从阎锡山手里叼走的归绥道，至此又复归山西。这是阎锡山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硕果。
国民军残部退至绥西五原。1926年9月15日，冯玉祥由苏联回国，17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
数年前，孙岳患病，徐永昌代孙率国民三军进入西安之时，冯玉祥对徐曾作过很高的评价。他说："一个大军团困顿之际，首长有病，而将领中能独支危局打一条出路以冲破难关者，试问西北军中谁能任之。"这时，徐永昌又如过去一样，按建制比较完整地把国民三军带到了绥西。
徐永昌第三次不打山西，又一次使阎锡山对他刮目相看。阎锡山在感叹之余，顿生罗致之意。
八、冯玉祥派徐永昌回晋拉阎，却不料为徐回归山西搭了梯子
阎锡山既有了罗致徐永昌到其麾下的念头，便安排其部下，从试探入手，因势利导，争取徐永昌自觉自愿地率国民三军回归山西。他的部下中，孙楚于辛亥年在北京代郡会馆与徐有一面之识，于是阎令其写信向徐致候。阎将此信交商震转达，商派与徐有旧的刘逸南等二人，到五原面见徐永昌，转达了商震想同他见面谈谈的意思。徐说："我想在五原屯垦，不知商都统能否相助。"同时，复孙楚一函，提出在五原屯垦，能否得到阎锡山帮助的问题。从此，徐永昌与阎锡山方面有了直接的联系。
冯玉祥呢，他也想把商震罗致到自己麾下，在绥西到处张贴欢迎国民革命军第几军军长商震的标语(冯任命商为国民革命军军长)，也想与阎锡山合作，遂找徐永昌说："你看我们的队伍遍驻绥西、宁夏、青海、甘肃，因为队伍这样，前途很成问题。我与商启予(商震字)有旧，正运用其与我们合作，商已活动。你以山西人的资格去一趟太原，教阎伯川明白，他要是不与我们合作，商启予即将与他脱离。不管阎怎样，你与靳荐青(名云鹏，直系大将)有旧，靳现在亦正彷徨歧途，你要能去太原一趟，并派人设法教靳荐青能与我们合作，间接必能影响阎的态度。请你看在整个局面，还是去一趟吧！"徐永昌接受任务两三天后即动身赴归绥转太原。冯玉祥没有想到，他派徐永昌争取阎锡山，却不料为徐回归山西搭了梯子。
阎锡山闻讯后，立即作了布置。徐到归绥，孙楚已在那里迎候，并且转达了阎锡山的话："听说次宸要在五原屯垦，我觉得与有人格的人作朋友是光荣的。次宸要在五原屯垦，我不但同情而且要尽力支持。"徐永昌听了不但感激，而且精神上受到很大的鼓励。之后，就是商震、李培基、杨爱源、傅存怀诸旅长，黄光华、杨效欧等团长的欢宴，杨效欧并且告他说：他的团正要改编为旅，守蔚县的张万顺将升为团长。他在太原曾看到徐给守蔚县的王团长的信，佩服徐所持的态度。临动身赴太原的前一天，徐又会见了山西省财政厅厅长李鸿文(字子范)及督署参谋长朱绶光。他们都是奉阎之命来迎接徐永昌的，不过托辞料理他事而已。
大约是1926年10月的一天，徐永昌由归绥乘车赴太原。车过丰镇站时，赵承绶团长来见，说是续桐溪的朋友。到大同下车入城，受到护理镇守使傅秉丞的欢迎和招待，原来此人曾是他的部下，当过营长。阎知道徐是孩提之年在大同长大的，特意让汽车迟去一天，以便让徐领略一下大同的风物，回忆回忆童年的情趣。第三天坐汽车南下，在阳明堡有人拦车求见，原来是驻军营长、同乡李服膺。他们于民国初年在北京代郡会馆早已相识，这次在酒饭桌上高谈阔论，格外亲热。阎锡山在沿路的布置，虽不是五里一迎，十里一接，却也极为热情周到。当晚10时，徐到太原，下榻于正大饭店。
第二天，徐要去会见阎锡山。上午8时，孙楚先来传达阎关于会见的意见。孙说："阎先生让我与你先交换一点意见，因为头一次见面，假如意见谈得不洽，很耽误以后交道的。"徐答："你可尽情地讲。"孙说："阎先生说，第一，不谈国民党。"徐答："此点我同意。"孙又说："第二，我们不谈革命。"徐答："此点我亦同意，我就不懂得革命。"孙又说："第三，阎先生自己好讲中的道理，凡事主张中道而行。"徐答："此种行径，我很有同感，如人尽顾沿革，是有些失之封建，若尽在横的方面比较，那就要流之于共产，故横竖之间折中才好。不要太讲竖，亦不要太讲横，所以说阎先生讲中，我很有同感。"双方意见一致，为会见创造了很好的气氛。
这天9时，徐永昌与阎锡山第一次会面。徐永昌后来回忆说：他与阎继续谈论同孙楚的话题。徐认为一人赤贫，劬劳半生，方足衣食，一人方将祖父遗产荡尽，在这时他们要看齐，要均富，那太不公道。就是耕者有其田也要顾到因果，斟酌是非，衡量世局，用政治方法，分10年、20年的购买配售，方无流弊。这一天，他们海阔天空，谈论很多。阎锡山的话使他最注意的是："今年由春及秋，奉晋与国民军作战，国民军是败了，但我认为旧势力与新势力作战，此为最后一次胜利。"
过了一天，阎锡山正式设宴招待徐永昌。在座的除了山西的知名人士温寿泉等以外，有一位是刚从北京回来的田应璜(字子琮，浑源县人，清末举人，临时参议会议员)。他是奉张作霖之命，回晋游说阎锡山就任安国军副元帅的。他在言谈之中，夸耀奉军如何如何，徐永昌听了很不对味。宴会将近结束时，温寿泉请徐说几句话，徐遂就田所谈，讲述了自己对奉张的看法。他说：
"前天阎先生说，旧势力最后是抵抗不了新势力的，我现在补充一点感想，就是凡是儿子要出来当权的时候，其父亲必定是快完蛋的时候。儿子一旦出名，不久他的老先生，死的死，隐的隐，都要默默无闻了。我们老军队里，对一件事要坏的时候，即说出了蛾子，其意义就是说养蚕的一有了蛾子，蚕就完了。近几年张汉卿很出风头，故我断言张雨亭(张作霖字)亦是快要完了。这是从我的体验上说，张雨亭是不会久的。再就理论上拿一事来说，张效坤(宗昌)、孙馨远(传芳)这两个人，好像两匹野马，而今驾上张雨亭这辆将破的车，如此胡拉乱撞，没有个不把他拉碎的。我觉得阎先生对张雨亭敷衍，当然可以敷衍，但不必把他当一回事。他的崩溃即在眼前。所以我们今天要是求进步、救社会，是要反张的、反奉军的。我自民国初年奉军截械入关以来，亲眼所见的是：我们国家多少年以来很好的社会秩序都被他破坏了。人民受到骚扰折磨，亦是由于奉军引起的，整个社会人心的希望，亦将由他们断绝。谈革命我是不懂，驱逐恶势力我是知道的。凡是血气之伦，都应当向恶势力搏斗，所以不管是革命也好，驱逐恶势力也好，我们现在的对象，就是要先驱除了这一恶势力。目前冯(玉祥)先生在包头说，国民军虽然失败，广东国民革命军出来是胜利了，有如丢了个杏子，得了个西瓜。我觉得不是这样说法，我们认定的恶势力，要我们来驱除。奉军是我们当前的恶势力，我们离他近而有力。我们要先起来对他动手，不能尽靠他人。"
这一席颇有见地的议论，博得阎锡山会心的微笑。后来，阎锡山私下对他说："你说得对，的确如此。"对当前敌人取得共识，奠定了他们合作共事的基础。
冯玉祥派徐永昌到山西，原是要争取阎锡山与他合作，却不料反为徐永昌及国民三军回归山西搭了梯子。
九、徐永昌在太原受到热情款待，阎锡山婉转提出要徐回晋的要求
徐永昌在太原受到的礼遇，可以说超出他的想象之外。他后来回忆说："我在太原住的头一个月，可说是天天在无限制地会客，顿顿在尽量地吃酒，皆为我生平所无之事。"山西的军政要人，几乎对他都曾设宴招待。值得记述的倒是赵戴文对他的宴请。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赵将他上下打量之后说："儒者气象，儒者气象！"使他深感受宠若惊，因为他并没有读过多少书。后来赵请他吃饭，作陪的是同盟会员、忻代宁公团副团长、五台人赵三成(字公庵)。饭很简单，只有四碟花生鸡蛋之类的小菜，一大壶潞安红酒，主食是饺子。赵说这是他作秀才时的待客饭菜。徐永昌回忆说，这顿饭吃得格外痛快，竟至酩酊大醉。其实这都是阎锡山的安排，他把徐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挽留，后来竟在五福庵(巷名)为他安排了一处住所，意在罗致，却不直说，只是当徐对某些事提出意见时，阎只含蓄地说，待你将来回来整顿吧！
对于徐永昌所请，阎则尽量满足要求。一天，在太原参加辛亥起义的张德枢(当时化名弓尚德)来见徐，说国民二军军长岳维峻被阎羁押，请求设法。原来国民二军在河南被吴佩孚击溃，退到陕州又遭刘镇华部和当地红枪会的袭击，以至完全瓦解。邓宝珊与岳维峻渡过黄河，邓北上榆林，岳扮作商人拟赴石家庄，结果在榆次被捕。阎恨其支持樊钟秀犯晋，将其扣捕乃是常情。徐永昌得悉后向孙楚说："阎先生能把他放出来就放出来，不能时我要去看看他。"阎锡山闻之，有些犹豫，下不了决心，但答应徐去看岳。二人见面，真有他乡遇故知之感。岳维峻独住一室，颇受优待。他说："从前咱们带兵的时候，住处有卫兵，出门有扈从，如今这样被人看管，追怀已往，真是不胜感叹。"徐说："阎先生留我在此，几次的不让我走，由于他对时局的认识，及尽管地不让我走这一点看，他会恢复你的自由，让你走的。"果然过了没几天，岳维峻即被释放。张德枢为他在海子边找了一间房子住下。又过几天，岳要回陕西。徐永昌在五福庵寓所请阎与岳维峻吃了一顿饭。阎说15年来，他还没有在衙门外面吃过饭。由此亦可见阎对徐永昌之器重。
惟一使他感到凄凉的是，续桐溪的灵柩由天津运至太原，由于他反阎，又策划樊钟秀犯晋，所以无人敢去凭吊。老同盟会员李筱峰邀他往视，但见南关汽车站附近荒地上停一孤棺，寒风中纸幡飞舞，使他倍加悲痛，深感名利场上人情之易于冷暖。
徐永昌在阎的挽留下，一住竟是两个多月。这期间国民军的处境更加恶劣。原来，国民军退至绥西包头、五原一带，打算长期驻扎。这对绥远的晋军是个很大的威胁，阎锡山没有力量将国民军逐出境外，又不愿得罪冯玉祥，于是请奉军帮忙。奉军的万福麟部向包头压迫，这时已回到军中的孙岳，只得率部经达拉特王府及东胜，进驻陕北的府谷、神木一带。国民一军也从五原向西撤退。
国民军的窘境，阎锡山心里明白，徐永昌稍后亦接到军部电报。在此情况下，阎锡山知道这是请徐回晋的最好时机，但又不能言明道清直接提出，于是他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让孙楚绕弯子提出问题，进行试探。孙楚对徐说："你把陕北占据了好不好？"徐说："我与井崧生(名岳秀，陕西早期同盟会员井勿幕之兄)是朋友，而且名义上他还是国民第三军。他本人是怕第一军，而看不起第二军。故当国民军兴起时代，别人都加入一、二军，他则与杨虎城加入第三军。我与他既是朋友，又同为三军同事，我不能做此事。"过后不久，阎又让孙楚向徐转述他的话："现在刘雪亚(名镇华)正围攻西安，我与刘有联系，可以与他说，请他让开一条路，我再帮你点物资，你去把汉中攻占了好不好？"徐说："我与孙禹行(岳)检讨检讨再说。"
徐永昌在太原一住三个月，自觉与军政各界感情均极融洽，无论尊卑老幼对他都很好，他非常感激，但他不能不顾及部队，于是决定回陕。
1926年的腊月十九，也就是1927年的1月22日，徐永昌动身离并。孙楚为他准备了乘马。这天早晨，阎命山西警务处处长南桂馨(字佩兰)送行并向他说："东面情形不稳，恐将有事，假定有事，希望你把队伍带到山西来，你把此事要记到心头。"
至此，阎锡山算是婉转地向徐永昌提出要他回归山西的要求。
十、在阎锡山的邀请下，徐永昌率国民三军回归山西
四五天后，徐永昌回到驻于陕北神木县的国民三军中。部下纷纷来见，并向他叙述部队这几个月中的变化。
原来，国民三军和一军的韩复榘、石友三部都驻在包头。奉军袭来时，各军均未还一枪就往西撤退。但是孙岳不主张与一军一道往西走，将领们也都持此主张，所以走了不到半天，三军即向南走，经达拉特王府及东胜，最后驻于陕北的神木和府谷一带。
国民三军的续范亭旅原驻乌兰脑包和五原一带。范亭平素接近冯玉祥，不愿离开第一军，又因续桐溪(范亭为桐溪之侄)的关系，也不愿接近山西，所以他们一齐向宁夏撤退。走到绥宁交界的石咀山附近，冯表示好意，派石友三接应他们，结果石将国民三军中最整齐、最有纪律、作战有功的续范亭旅，以及属于国民二军弓富魁旅之一部，属于国民三军的胡德夫、武勉之两部，出其不意包围缴械。只有国民二军的王凤飞旅不到两千人，由于邢秉丞(同盟会员，崞县宏道镇人)的劝说，未敢深入，突围而出，归附国民三军。
神木原有驻军为陕军井崧生所辖高士秀(志清)旅，两军相处尚称融洽。但是神木、府谷是有名的贫瘠之地，三军一万余人驻于此地，衣食不足，鞋袜破烂，连烧饭用煤都得士兵下窑取炭。部队向地方要米要面，井崧生方面闲话很多，最害怕的是被三军驱逐。徐永昌与井崧生五六年前在保定等地曾多次会晤，这次见面把两军间的误会才完全消除。井答应五天内供应两万双鞋袜及若干粮秣，部队生活才有所改善。
孙岳这时虽在军中，但旧病咳嗽未好，又添新疾，且因吸食鸦片，身体羸弱，所以不大管事。部队在徐离开之时是由杨祥征负责的。
徐永昌回神木后的两三天，即接南桂馨急电："东方恐怕有事，希望贵军能开到沿河一带，并请兄先来太原，一商大局。"
所谓"东方恐怕有事"，是说恐怕要和奉军作战。原来，国共合作的广东革命政府于1926年进行北伐，主要的敌人是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其中以奉张的力量最强。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广东革命政府派胡宾到太原动员阎锡山响应北伐。而张作霖要阎就任他的安国军副司令(副元帅)，以壮大实力与北伐军抗衡，否则即以武力相威胁。
如前所述，阎锡山已经认识到张作霖是必然要失败的，但是处于张作霖、吴佩孚以及刚与他反目的冯玉祥的包围之中，阎认为响应北伐的时机尚未到来，必须与张作霖虚与委蛇。徐永昌后来回忆说："张雨亭(作霖)正迫阎先生就他的副元帅与他合作，否则即不放心，将要兵临晋境。阎先生表面上虚与委蛇，内心则不愿，所以要我来商量对策，自然以客军入境推诿奉张，同时以防万一。"另一方面，他就是要以此为借口，把国民三军罗致于自己的麾下。
国民三军的孙岳和徐永昌以及大部军官都不愿同冯玉祥合作，所以向陕甘发展之路不能走；而陕北神木、府谷一带贫瘠荒凉，供应当地部队已感困难，哪里还有余力再养活一万多人，所以国民三军在此实难长期立足。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东进山西。阎锡山既然提出邀请，那就乐得顺水推舟，慷慨应允。
1927年3月，国民三军第一旅、混成第十五旅、骑兵旅共约一万余人，在徐永昌的率领下，由陕北集中于黄河西岸的宋家川一带，然后渡河经碛口驻于汾阳。阎锡山每月助饷3万元，后增至6万元，不足之数可由地方上筹补米面。半月后，孙岳亦来，先住汾阳医院，后迁峪道河(村)养病。
国民三军到山西时的状况，徐永昌后来回忆说："我们的部队装备十分贫乏，除枪炮、通讯器材、炊具是简单整齐，官兵身体健壮，精神奋发外，在舍营中每人席上摆一件皮袄，席子下面放一块砖头作枕，真可以说身无长物，但在地方上纪律极好。"阎锡山为了解真相，派杨爱源前往察看。杨检阅之后，赞叹不已，认为是一支有战斗力、能帮助山西作战的部队。
国民三军虽然仍旧保持着自己的番号，但实际上已经归附了山西，归附了阎锡山。从此，商震和徐永昌就成为阎锡山手下两员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将。国民三军的将领除徐外，还有黄胪初、黄德馨(铭香)、吕汝骥三个旅长，后因战功由团长或营长升为将领的还有陈光斗、章拯宇、方克猷、颜天民、梁述哉、台耀西、白英杰、马延守、梁鉴堂、史泽波、杨文彩等，可见此举对山西及阎锡山是何等重要。
在参加北伐战争的前夕，徐永昌率国民三军回归山西，对阎锡山来说，在战略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