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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阎锡山誓师北伐，孤军作战，雁北尽失；徐永昌指挥有方，奉军未能突破娘子关
1927年3月，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北伐军在东南打败军阀孙传芳，占领南京。奉军与鲁军联合，攻击直系军队，占领开封等地，吴佩孚面临覆亡。
在这种形势下，阎锡山又获得国民三军这支生力军，于是于4月1日宣布废除北京政府所任命之山西"督办"名义，将在山西和绥远的晋军改称晋绥军。5日，阎锡山颁布动员令，宣布服从三民主义。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形成所谓的"宁汉分裂"，但北伐战争仍在进行，南京政府的北伐军攻占徐州，武汉政府的北伐军攻占郑州，冯玉祥亦出陕占领洛阳。6月6日，阎锡山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正式参加北伐。
当北伐军占领郑州之后，奉军即由河南向北撤退。徐永昌认为此时出击奉军最为有利，曾请杨爱源将此意转达阎锡山。阎未采纳。徐又亲笔致函劝告："当此奉军披靡北撤，迤逦千里，若不乘此出击，无异坐失倒奉张之良机。"阎锡山仍不听，仅令徐陈兵井陉，作出参战的姿态。张学良乃得从容渡过滹沱河，在沙河以北的望都、曲阳、定县、新乐一线布防。阎锡山未听徐永昌的建议，后来付出惨痛的代价。
9月，阎锡山正式出兵讨奉。他以商震为左路军总指挥，张荫梧为前敌指挥，率第一、七两个军及两个骑兵师、三个炮兵团沿京绥铁路两侧向北京前进；
以徐永昌、杨爱源为右路军总副指挥，孙楚为前敌指挥，率第二、三、四、六各军及骑兵第八军三个师，炮兵三个团，沿京绥路西侧向北京进发；
另以傅作义第四师、李服膺第十四师由蔚县出发，向北京的南北两侧袭击，以于镇河为团长的前敌警卫团出龙泉关，经阜平、曲阳袭击奉军侧背并相机破坏方顺桥。
战斗打响以后，北方革命军进展顺利，左路军连克宣化、张家口，右路军连克石家庄、新乐、定县。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正进行派系斗争，南方北伐军未能北上配合，致使北方革命军形成孤军作战。
10月，奉军反攻。北方革命军全线失利。左路军退回天镇、大同，傅作义师被围琢州，于镇河团损失惨重，退回山西。
右路军失利之后，杨爱源与杨效欧、周玳等即率部西行，拟经龙泉关退回山西。徐永昌发现后，认为举措失当，急令参谋追截，请暂留曲阳，自己亦随后而去，对杨爱源等说："除原由龙泉关出之丰(玉玺)、傅(作义)两部仍回龙泉关外，其余应悉转行唐、向平山、获鹿撤退，否则阎先生轻车驻东长寿，正太路空虚，奉军数日可进太原，君等将安所归；且入龙泉关，则所有野炮均须委敌，将来如何应敌，此固末节，但亦不可不虑。"杨爱源和周玳等恍然大悟，乃按徐的意见行动。
徐永昌回到平山，即接阎锡山急电，要他到井陉见面。原来此时雁北地区已为奉军占领，北方革命军固守雁门关一线，若东线娘子关失陷，则太原难保，山西危殆。阎将东线的指挥权交付徐永昌，要徐阻止奉军前进，否则他即不回太原。徐永昌亦感到形势险恶，只得临危受命。
但是，在如何部署军队迎击敌人上，两人的意见却有分歧。徐永昌后来回忆说："我接受阎先生北方军东路军事任务时，他主张毅然决然放弃前方，保守井陉山地，认为如此才能坚固部署阵地，方能保住东路无虞。我觉得井陉山阵地一点准备也没有，山虽险而寒冷异常，人稀地阔，少饮水，无燃料，不经部署，遽然退守山地，反而很难，虽有险要，亦用不上。故坚持主张留少半固守前方，拼死也要拼得能先守前方，非待后方布置妥当，不往回撤。因此且能使后方军队容易整顿。总而言之，井陉山地虽然险要，不经部署则绝不能守，一处有失，全盘坚险全失。杨效欧师被我留在前方，阎先生认为是冒险，是白白送掉一个师。他说晋军不长于野战，故认为离开井陉山地非常危险，但后来仅凭这个假的防御，一直维持了三四个月，敌亦因天寒与其他事故，未能大举来攻。我即在此三四个月内，将井陉山山地工事筑好，运煤、积雪水，一切均能从容准备就绪。直到七年(1928年)二三月，敌始大举来攻。我们在前方略予周旋，一夜之间，即退到井陉山，进入阵地。"
徐永昌随即将指挥部转移至娘子关车站。其部署是国民三军在左翼，杨爱源、孙楚两个师在中间，杨效欧一个师在右翼，赵承绶师在阳泉，作为预备队防敌从右翼袭击昔阳。奉军虽向井陉山地进行多次猛攻，但都被守军击退。
奉军未能从东线进入山西，徐永昌指挥有方，攻不可没。
十二，孙岳逝世，国民三军正式归附阎锡山；北伐告成，徐永昌出任绥远省政府主席
北方革命军在华北孤军作战之时，国民党内部的不同派系正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宁汉分裂"之后经过一段较量，最后在反共的基础上实现了"宁汉合流"，南京政府成为合法的国民政府。但是，蒋介石又玩弄政治权术，先是下野，后又出洋，致使北伐陷于困顿之中。这就是北方革命军在华北与奉张孤军作战的原因。
1927年11月1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他回来是要重新掌权，但又宣称不愿复职，其目的是要争取实力派的支持。阎锡山处境艰危，巴不得有人出来主持全局工作，继续北伐，冯玉祥也希望结束派系斗争，于是二人联名于12月通电，要求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复任蒋介石统一指挥北伐，何应钦也通电拥蒋复职，李宗仁则早有表示。至此，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条件成熟了。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回到南京，9日宣布复职。2月28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任命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为第一、二、三集团军总司令(之后又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3月20日，阎锡山宣布就职，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的名义随之撤销。矛盾暂时消除，继续北伐被提到议事日程。
4月1日，蒋介石命令全线总攻。阎锡山于19日进抵娘子关指挥作战。到5月15日，由徐永昌为总指挥的东路军连克井陉、高邑、平山、元氏、获鹿、石家庄，5月31日进抵保定。
国民三军虽然回归山西，阎锡山曾予晋绥军第三军的名义，但徐永昌仍以客军自居，所以他进入保定后，仍用国民三军的名义出安民布告。国民三军司令部设于行营内，他到司令部不到半小时，就接到孙岳在上海逝世的电报，使他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之后为孙举行了追悼会，将其临时葬于北京西郊温泉寺附近之显龙山阳。
同时，也接到阎锡山的电报，令他在保定驻守。很快，阎锡山也到保定。徐对阎说："我一向用国民第三军的旗号，完全是为孙禹行(岳)的关系，现在他逝世，此一番号无保留意义，你是北方军总司令，我们一路来，我愿归你节制。"徐说，这是他与阎合作之始。实际上是国民三军撤销番号，正式隶属于阎锡山。
这时，蒋介石也派徐的陆大同学姚味辛中将来与他联系，要他就任第十二路军总指挥之职。原来，1927年冬南京国民政府即任命徐为第十二路军总指挥，因当时孙岳在世，他只是代理军长，无权决定部队的归属，所以未予理会。现在姚来，就不能不表态了。他对姚说："论理，我直归国民政府最合理，但由于我从十五年(1926年)直到如今，在国家当时我认为是无政府时代，阎先生与我这样相处，在感情上说，我不能那样做，况阎先生亦归属国民政府，并非与政府对立的。"这样，徐永昌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
孙岳之死，并未影响徐永昌处理军务。当时侨居天津的杨庶堪(字沧白，民国6年孙中山派其为四川省省长，与徐相识)派人送来他的亲笔信："你可直抵天津，截断奉军归路。"徐永昌认为这个意见非常之好，但是与阎锡山商量，阎却不同意，并且要徐不要离开保定，却命令张荫梧为左纵队，张楚为右纵队，兼程前进，于6月8日占领北京。阎锡山出任京津(后改平津)卫戍总司令，奉军退出山海关外，张作霖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炸死(张学良后来宣布易帜，改悬青天白日旗，服从国民政府)，北伐告成。
在此前后，蒋介石北上过保定，徐永昌曾去车站迎接，并在前巡阅使署晤谈。之后在北京碧云寺谒孙中山之灵时，在西部八大处的西山饭店，曾与蒋会晤数次。蒋问徐："次宸兄在北方很久，对整个国家问题有何意见？"徐永昌坦率提出的第一条意见是，不应反满。他说："前两天地方绅士在中山公园招待新到的军政高级官员，听到戴季陶(传贤)先生演讲，说你看这皇宫黄琉璃瓦一切东西，不但是汉人的血汗，亦是过去满人压迫汉人的血迹云云。我觉得在辛亥以前，我们革命无论说什么，都是为达到那时代的一种目的。民国成立，宣布五族共和，便不是这样了。我们多年革命，现在才算走到从前北京政府的所在地，将来越走越接近清廷的基地。中央公园附近之皇帝宫殿，不过是清廷住过而已，并非清廷所建，再往东北去，才是清廷建筑的地方。不过地上的建筑，与当地的人虽然关系已变，但是说起话来，总需关顾人心向背。须知我们现在是五族共和，在江南常说的那一套话，过河以后应当加以修正，否则便会得到不良的影响。"第二条意见是，应该建都北京。他说："政府仍以建都北京为好，万一政府非在南京不可，最低限度亦应将军事学校设在北方。阎先生与冯先生两大势力，不分即合，分是国家实力的对消，合则国家或且多事。政府建都北京，最能解决此二大势力之分合，俾其均有中心可向。故万一政府不能在北方，亦应将军事学校设在北方。此亦有两点好处：其一，我们的外患在北方，训练军官的地方亦以在北方为切实用。其二，内忧亦在北方，蒋先生可藉此训练学生，常来与阎、冯在一起，感情融洽则国家力量可以团结。这就是我对国家问题的意见。"蒋介石首肯者再，徐永昌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但是后来发现一件也没有采纳和实行。
蒋介石给了徐永昌3万元，作为国民三军历次阵亡官兵的抚恤金。徐按死伤人数分配后，将剩余的万余元，于1928年冬在保定城西满城县之一亩泉，修建了国民三军昭忠祠。
北伐告成后，阎锡山领有平津两市和晋冀察绥四省。1928年10月12日，中国国民党政治会议根据阎锡山的提名，任命徐永昌为绥远省政府主席。
十三、阎锡山将原国民三军拆散，编入各军；徐永昌在绥剿匪救灾，人民安居，各务其业
徐永昌接到绥远省主席的任命之后，考虑到自己将解除兵权，从事政务，应该对原国民三军进行整顿并移交给阎锡山。他出于爱国家爱朋友，认为副军长黄胪初和旅长黄铭香、王凤飞应该调离部队，因为"渠等在彼时代诚不适于作师旅长职务，在我带领，尚可设法截长补短，使无损虞；若一旦隶属他人，其势将至不能相谅，难免仍受淘汰。以是我毅然处理，免使他人为难。"他打算将部队整编为两个步兵师，以马延守、方克猷为师长；一个骑兵旅，以吕汝骥为旅长；一个独立团(附炮兵一营)，以梁
堂为团长。
这个计划在征求干部意见之时，得到的反应是全体反对。他让大家尽情发言，很多人非常激动，少数人表现消沉。副军长黄胪初痛哭流涕指斥他是"出卖三军，换取主席"。他等大家说完之后，诚恳地剖析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他说："北伐完成，国家统一，中原逐鹿，已成定局。我们不应当亦不可能于各集团(指当时蒋、冯、阎、李四个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所以，我们不归于此即归于彼，大家必须认清此一环境。再说，本军原是督办孙(岳)先生创立的，因他生病，责我代领；所以阎总司令要本军开进山西，而允许我们不改番号。北伐前夕，督办赴沪，我们打到保定以后，他病逝上海，北京下葬后，将他的灵柩运抵天津。我们为督办在保定开会追悼，天津迎灵，北京治丧。这是本军对督办的感念与责任，亦是本军的一件大事。本军初到山西，如改番号，那就对不起督办；现在督办长逝，国家统一，已非以往的无政府状态。我们两年来与山西合作得很好，如仍不改番号，那就对不起阎总司令，亦即对不起国家。我所以自行整编，自己调整人事，这样队伍还是好好的，还是大家自己带着，归属第三集团军建制。大家跟着人家继续好好地干，大家都有前途。我这样做，全是为国家、为弟兄、为朋友，而绝不是为我个人打算。如不明此义，仍要保持现状，这不等于要独立么！"经他这么一说，大家才平静下来，愿意按照他的意见进行整编。
整编完之后，他派黄胪初持册送请阎锡山接收。阎后来告他说："绥省地方不靖，带上兵去，较易施为。"徐回答说："如不带兵即无能施为，那就带上兵去亦做不好。主席是一文职，军民分治，请自我始。"阎锡山同意他的看法，于是将马延守师拨归孙楚军，将方克猷师拨归杨耀芳军，将吕汝骥骑兵旅拨归赵承绶军，将梁
堂独立团拨归杨澄源军。国民三军至此完全解体，融入第三集团军了。此举既壮大了阎锡山的力量，也为三军干部找到了出路。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永昌出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长。1939年6月，黄胪初时任第二战区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他写信给徐，报告国民三军旧人在第二战区的情形说："国民三军旧人，除颜天民、梁述哉俱有升迁外，台耀西、白英杰亦升旅长，史泽波、续范亭升任师长，陈光斗且以总教导官代理行营主任，此旧三军同仁任职之大略也。"徐永昌看信之后，颇有感触，他随即在日记中写道："回忆余之教导部下，只知令其爱国爱民，曾未顾念一己之势力与地位。过去交代国民第三军改隶于第三集团也，各干部恒以己意相责难，余则着眼于国家人民之需要，与军人人格之培养以绳勉之。半年前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时，于俊都尚以交代三军之失计为言，今乃证明干部之能各自努力，人亦任之而不疑，皆由于各干部之能爱国有人格而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任命徐永昌为绥远省政府主席的同时，还任命陈宾寅、梁汝舟、冯曦、祁志厚、萨栋旺楚克、萨克都尔扎布为省政府委员，并指派梁汝舟兼任财政厅长。梁兼财政厅长，是阎锡山精心安排的，他要把财政牢牢地掌握在自己亲信的手中。
这些委员，徐永昌全不认识。当时的官场用人唯亲，"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官上任会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在各个重要岗位上。徐永昌不然，他重在做事，为事择人。他要为自己物色一个合适的秘书长。有濮绍戡(名彦圭，杭州人)者，原为察哈尔省蔚县县长，1926年国民三军围攻蔚县时，他慕名归顺徐永昌，多年来一直随三军行动。此次闻徐出任绥远省长，便毛遂自荐，要当秘书长。徐以其不堪胜任，未许。濮又要当丰镇县长，徐仅委以武川县长。至于秘书长，他则随时留意观察。一天，他到北平东四七条阎锡山的私寓问候阎病，恰遇一人正向阎汇报访问察绥蒙旗王公情况。询问之下，始知为原高平县长王平(字均一，
县人)。王告辞后，徐请阎为他派一秘书长。阎奇怪地问：你左右何至无此项人才而求于我。徐答道：总司令如一时想不起人来，就请刚从蒙旗归来的王县长同我去吧！阎锡山颇感突然。徐说：此人目正神安，言简理详，熟悉蒙旗情况，资历亦相称，秘书长一职当能胜任。阎乃允许暂调试用，殊不知徐历任绥远、河北、山西省政府主席，皆以王平为秘书长。徐后来亦感到于俄顷间决定一重要人选，实为平生所仅有。徐还任命1925年在西安时曾有一面之识的长安县长、晋南人李居义(芷政)为秘书主任。可以说，这两个人都不是他多年栽培的旧人。但他后来感到，这两人是他在绥远最得力的干部，他当省主席只是"坐享其成"而已。
对于政府的原班人马，他大部留用，这也引起部下的不满。有人对他说：有历史的旧人你不愿去之，商(震)主席时用下的人，你为什么也不让他走。徐反对用人唯亲，主张为事择人，所以他觉得所有从前旧职员之没人请托，而遗留下来的人，很可能是真做事的人，唯有每个主管自己带来的人，才常有问题，常敢营私舞弊，如贩卖烟土毒品等。后来的事实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1928年11月，徐永昌赴绥就职。当年荒旱，粮食歉收，野有饿莩，土匪横行。因之当时最紧迫的任务一是救灾，二是剿匪。剿匪是由山西军队担当，他觉得还很得力，救灾却比较吃力。徐永昌回忆说："救灾我很得力于朱庆澜先生及华洋义赈会。两个月后，朱先生在东三省募得粮食颇多，差不多每星期即有一列粮车到绥，不但救灾，并藉此改良农作物种子，记得有一、二个列车是专运种子来的。华洋义赈会则是以工代赈，主张开萨拉齐附近之黄河渠。我曾两度亲往平津接洽。该会主持人张元善君曾说：我是他们所见到的第一位大官，在此以前从未见过大官如省主席者来商赈灾。当时以工代赈开渠费用50万元，由我们自筹25万，赈会出25万。"所以在几个月后，匪清灾去，人民开始安居，耕田下种，各务其业。
当时的绥远十分荒凉。居民习惯就耕地散居，一二土匪即可肆意抢劫。县城几乎没有，东胜县仅有土城的遗痕，并无垣墙。所谓城内，空空如也，只东门有一两家住户。县长则远住离城数十里之油坊内，根本谈不到治理。因此，他主张筑城，认为有城邑聚居，方可避土匪之害，免流亡之惨。但省府委员、教育厅长祁志厚是刚从美国回来的，他说美国到处都在拆城，筑城是复古倒退，影响商业。后来虽拟筑七城，但因徐离绥，据说仅筑得武川一城。
这里顺便叙述一个小故事。徐的妻子多年前就想买一部留声机，在闲时听听戏以作消遣，他都未予答应。1928年家居天津时，曾以数十元购得一部及戏曲唱片若干张。1929年到绥，某日要试放，徐永昌对她说：绥远灾害连年，今虽小安而仍未康复，我们不惧路人兴叹怨望吗！妻子生气地说：丈夫做官，我还不如一个普通老百姓自由。虽则如此，徐永昌也没有让她开机放唱。
十四、徐永昌拟在绥远实施屯垦，巩固边防，消除内战；阎锡山忙于应付蒋介石的削藩政策，不予理会
徐永昌是个喜欢研究事物的人。1907年他当兵时，曾到过黑龙江省，看到那里有亘古未开之地，纯系黑土，且无砂砾，便想到如果在那里屯兵数十万，进行垦殖，一可消纳编余官兵，寓兵于垦；二可加强地方治安，移民实边。当时这样想，不过是一时的观感而已。
1928年北伐胜利之后，他就考虑各集团军兵员的出路问题，于是又想到了屯垦的问题。阎锡山在北平十分忙碌，徐永昌想问他这个问题，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时间。后来阎回晋，他认为时间到了，特意上车送行，向阎建议实行移兵屯垦。两人一直谈到长辛店，他才下车。徐永昌对阎说："各集团军有如此多数队伍，命意何在？他集团无论矣，我们养兵如许之多，将拥以自卫耶，抑将有所施为耶？养兵如是之多，不但要自己心安，亦要别人心安，愚意欲自安安人，则莫如在察绥实边屯垦。国家日言编遣，余意不但事实上作不彻底，即环境上亦不许彻底作。若能在西北屯垦，则不论他人养兵多少与作何用途，而我们之兵是为国家开发西北的，或者因我们之意志趋向开发西北，而各家统向各可去之边疆努力，谋国家利益，则于国于身两得其益矣！如此则自身既有所施为而心安，别人亦因心安而有所施为，岂非国家之幸乎？同时，公(指阎)亦可以常驻西北，或到职权范围以内作一监督者，以促成自己之政治主张及于民间。不然，自视为政治范围者，不过是自己的政治圈耳，使人认为一势力圈其危险为如何？而影响所及，人民之苦痛又如何乎？照屯垦作去，兵是分散成实边的布置，自身精神是用到人民的方面，各方危机，自可消灭矣！"
这些话是很有见地的，阎锡山听了也很感兴趣，但要第三集团军这样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1928年10月，徐永昌受任绥远省主席。赴任之前，他又向阎锡山提出实行屯垦的事。他说："屯垦之事，我三集团如不能大部分去作，可先使昌以万人试之。去数月后，借两个月饷以购置农具，并请公家发些修盖营房款项，则三年以后，万人中可有五千人变为地方居民，即不然，三四年后亦可全数遗留于该地以为农民，继续行之，地开而边实矣。最小限度用三年之饷，办一部分无后患之编遣，而此三年中，仍可为国家负军事责任，三年以后，成一无危险之移民亦可为也。"阎锡山的回答很简单："容后图之。"
不管阎锡山支持不支持，徐永昌还是准备实施屯垦，并且拟定了屯垦计划。他的屯垦分兵垦与农垦两种。兵垦是有组织、有领导、有纪律的，开发边疆，建立新治，容易见效。民垦是移民实边，但移民散漫，来去自由。两相比较，他认为以兵垦为优。土地由政府出资收购(每亩当时三五角钱)，分给屯垦兵民，再发给每人十元，用以购买农具和建造房舍。在屯垦区内则兴修水利，修筑公路与轻便铁路，建立商店，兴办学校，使之成为新村。
1929年3月1日，徐永昌应召回到太原。他曾三次到阎的家乡五台县河边村，与阎商讨绥远政务，其中之一仍是屯垦。他不惮其烦地又向阎说："我国工业不发达，内地失业人多。今日移民实边，不惟救民生，亦所以固国防也。盖我国边防，主要即在蒙古，所以说要这个国家，就得要蒙古。尤其要蒙古，就得要蒙古人。美国对土人曾有特别保护条例，蒙古人生活环境，视美洲土人尚不如，非由政府救济之不可。如办学校以改善其生活，诱导其开发荒地，整理其弃材，使与汉人杂处，移易其习尚等等。自清廷逊位，蒙古人几不服政府，袁世凯以后更且不知有政府，故在今日蒙旗，其对人的观念颇重，若由阎先生亲予赈济，必可收其一部分内向之心。"他再次向阎强调，绥远地广人稀，更感屯垦之迫切。他认为这不但可以巩固边防，而且是消除内战的一种有效办法。
这些话说得头头是道，但是当时的阎锡山哪里听得进去。
原来，当北伐胜利之后，国家就面临着一个裁军问题。1929年初，蒋介石召开了全国编遣会议，企图通过合法的编遣削弱异己，壮大自己。这个阴谋被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识破，编遣计划成为一纸空文。冯、阎、李返回自己的防地之后，都在筹划如何对付蒋的削藩政策，以谋求自己的存在。阎锡山召徐回晋，就是为了商讨这个问题的，绥远政务自然听不进去，研究和实施屯垦更是无从谈起。不久，徐永昌调任河北省主席，屯垦计划就彻底胎死腹中了。
十五、阎召徐回晋讨论如何使蒋、冯相安的问题，徐在太原和西安却闻到浓浓的火药味
1929年3月1日，徐永昌应阎之召回到太原。这期间，中国的政局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二、三、四集团军名义上已被撤销番号，实际上并未编遣，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徐永昌的看法是："当时二、三集团军军饷，是就各集团军地盘所收入以供之，兵多款少。第一集团军地盘既富庶，又有商埠海关，收入自然较裕。中央是以此困二、三集团军，要教他自生自灭，要教他自缩军队，到军队少时即可布置。二、三集团当然亦明此意，且以为打倒奉派促成统一，是大家出的力，所以不服。"
除了用上述办法外，蒋介石还采用军事镇压之法，首先于3月下旬打败了李宗仁的桂系。冯玉祥感到下一个将要轮到自己了，遂采取联阎抗蒋的策略，要阎主持北方和平，也就是要同阎结盟抗蒋，以求自存。阎则表示愿同冯下野一起出洋，并邀冯来并，共同行动。后来，蒋也表示愿意出洋。实际上谁也不愿出洋，不过玩弄一种斗争策略而已。阎锡山的目的是联冯抗蒋，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既谋自存又图发展。
徐永昌这时正在太原。阎让他与一些高级军政官员讨论如何使蒋、冯相安以安定北方的问题。由于不得要领，不久，徐又回到绥远。
6月，徐永昌再次奉召来到太原，讨论如何使蒋、冯相安以安定北方的问题。下旬，冯玉祥表示愿意来晋。6月25日是冯玉祥到晋的日子。阎派徐永昌到运城去迎接，他本人则在介休迎候。
冯之来晋，徐永昌认为是冯想说服阎锡山与他合作，阎则是谋求蒋、冯相安以安定当时局面，蒋亦盼冯到晋，各有部分的成功。实际上，阎锡山是要挟冯以自重，抬高自己的身价。徐永昌亦说，第一回合是冯被软留于太原。实际上，冯是被阎软禁于五台建安村(后移西汇别墅)，失去自由。
6月30日，阎应召到北平会见蒋介石。蒋给太原拨款300万元，不久又任阎为西北边防司令官，阎则认为不宜设此官，拒绝就职。
徐永昌在太原时，有一天，阎锡山的秘书长贾景德(字煜如)约徐在他家吃午饭。由于大家天天聚会讨论如何使蒋、冯相安的问题，所以吃饭的时候又涉及到此话题，不料贾却脱口而出："能安亦不能教他安。"徐永昌颇感诧异，以后遂不再涉此话题。
冯玉祥到太原后，阎锡山因徐原为国民军，与二集团军的旧人大都熟识，遂让他去看看二集团军的队伍。徐行前去见冯，冯说："欢迎你去看看，陕、甘、宁、青四省，平时亦绝养不起这么多队伍。现在四省苦旱，队伍十分困难，你去看看，帮他们解决解决吃的问题。"徐赴西安途中，经过潼关、华阴、华县、新丰等地时，二集团军的部队都请他检阅，并且会见了石敬亭、庞炳勋、宋哲元等老朋友。他看到二集团军的队伍身体精壮，军容整肃，训练有素，在讲话时说了许多赞美的话。但是他又看到，这些部队好像负有一种使命，在这种使命未完成前，高级将领都在咬着牙拼命练兵。这从他们举手敬礼的庄严神态上完全可以看出来。第二是军乐队所奏乐曲的拍子，急遽短促，都是有肃杀之气的音节，似乎应是骑兵炮兵用的，而非步兵所用，但迎接他的部队十之九都是步兵。
贾景德的话，二集团军的军容，使徐似乎听到了隆隆炮声，闻到了浓浓的火药味。不祥之感，暗暗产生。
十六、商震在河北私购枪械成立学会，蒋、阎要撤他的职；徐永昌建议让商易地做官，避免了一场风波
1928年北伐胜利后，晋冀察绥及平津两市成为阎锡山的领地，各省市官员自然由阎安排。于是，徐永昌出任绥远省主席，商震出任河北省主席。两员大将，一北一东，成为山西之屏障。
商震，字启予，一位很有作为的人。不知出于什么动机，竟挪用河北省公款，在奉天买了一批枪械。一支军队不经上级批准，随便购买枪械扩编队伍是不允许的。阎锡山得悉后，认为商震有异图，即有可能闹独立、脱离山西。
商震在河北还同一些国民党人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兴中学会。不经中央许可，党员在党内私立组织，是违反国民党的纪律的。蒋介石很恼火，要撤商震的职。
可巧，河北省同乡也发起了"倒商"运动，派人到太原请愿。因此，如何处理商震，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1928年6月30日，阎锡山应召到北平谒见蒋介石。商震的问题成为议题之一。他们商定调任商震为南京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实际上就是剥夺商震的军政实权，给他一个闲差，拿点生活费度日而已。
商震原是陕西督军陆建章的部下，后归附阎锡山。他是一员战将，在反击郭坚、樊钟秀、国民军与奉军犯晋的战斗以及在北伐中，都是独当一面，战绩卓著的，晋军将领无出其左者。因此，晋军将领中除杨爱源、孙楚、周玳等人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商震并赞扬他的战功外，也有少数人出于忌妒而对他不满。商震手下的一些人也觉得山西有些排外。由于徐永昌多年在外，不是阎的嫡系干部，这些人就向他诉苦。徐曾向他们解释说："诸君谓山西排外，请看山西无论文武，启予实居第一高位，彼究竟受排挤与否可以明矣。孔芸生(名繁
)是山东人，何以亦排商启予，可见是人事摩擦，非排外亦明矣。"但是这些人未能释然。
这些矛盾，阎锡山是明白的。对商震的处理如果不当，可能会引起一些麻烦来。他在宣布调任命令之前，还想听听徐永昌的意见。
阎锡山回并后，将此事商之于徐永昌。徐对他说："启予这个军人亦有很好的条件，第一，他很爱‘好‘，亦能选用好干部。第二，他作战还勇敢，与你亦有十几年的历史。至于购械之事，假如你有个子弟问你要东西你不给，他有钱时自己就会买。假定启予那时请你补充枪械，你补充了，他何至于向外购买。山西有而不给他，还能挡住他向外买吗？此不足深怪。山西如他这样才干的将领还不多得，你将他撤走，无异自剪羽翼。"
徐永昌的一席话使阎锡山恍然大悟，阎于是改变主意，决定自己辞去山西省政府主席之职，调商震继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由徐永昌继任。8月6日，他向国民政府发出辞职电，9日致电商震："我不能不出洋，山西非执事回来不可，前在北平面陈蒋主席照准。河北省主席一职，昨雪竹(何成浚字)来，商定由次宸继任。希俟发表后，早日来省就职。"8月10日，国民政府宣布任命。11日，商震致电阎锡山："震奉职河北年余，毫无建树。猬荷德意，复以根本重地见委，感激曷可胜言。兹谨拟不日赴晋，尚有面禀之件，谨先电闻。"
这样处理，双方都可以接受，暂时避免了一场风波，但矛盾依然存在。商震从此离心，阎亦不敢重用，最终受害的是阎锡山自己和山西人民。容后再叙。
徐永昌调任河北省主席，阎推荐师长李培基继任绥远省主席。当时的河北省政府设在北平，各国使节不愿去南京，仍驻北平，河北省主席自然而然地成为与外国使节接触的代表，拜会邀宴，纷繁扰嚷，徐永昌不由得产生一种反感。在河北省主席任内共一年有余，一半时间是去河南作战，一半时间处理政务。他自认为感到愉快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是成立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打井、修渠、建水库。要做这些事得有款项，他召集银行界人士会商借款问题。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卞白眉说，只要有抵押，钱就拿出来。他找朱庆澜先生想办法，朱又同他去找民国初年一度当过总理的熊希龄。熊说，长芦盐加价一年，再延长一年，以此作抵押，即可借得350万元。李石曾听说是做好事，又从庚子赔款内借给350万元。共有700万元可供支配。
第二件是建国民三军昭忠祠。款是用中央给的恤金3万元中未发出去的万余元，祠址选在保定城西四五十里的满城县之一亩泉，盖了三间享殿和三间门厅。享殿内陈列了军长孙岳，旅长员志清、刘金波以及营连排长和士兵的牌位800多个，军官附有小传，士兵只刻姓名。祠堂匾额由当时的行政院长谭延闿题字，纪念碑由于右任题字，祠周遍植树木，非常庄严肃穆。其用意是要为国民三军成仁取义的官兵留一永久纪念，以供同仁追思，遗族祭扫，后人凭吊。此祠于1928年冬开工，1929年冬落成。
第三件是将徐椿龄老先生安排在北平中海附近的清摄政王新第奉养。
十七、徐永昌劝阎勿参与唐生智倒蒋，阎不听，由联唐变为倒唐，在郑州险遭暗算，几成蒋的阶下之囚
蒋介石排除异己，引起各方不满，除了冯、阎、李外，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也在密谋倒蒋。其代表袁华选在太原向阎转达唐意，只要同意反蒋，就拥阎为领袖。阎派代表赵丕廉到河南信阳与唐联络，并答应支援唐军费60万元。
一场大战又将爆发，各方都在筹划对策。
蒋介石派吴稚晖到晋争取阎锡山，并于1929年12月28日任命阎为陆海空军副司令。蒋的代表何成浚(雪竹)也在太原，他希望阎能在蒋解决唐生智之后，到郑州一行，会见杂牌军首脑，表示拥护中央，其影响将极为重要。
徐永昌在各方剑拔弩张的情况下，拟对阎提些建议，遂从北平陪同吴稚晖一同到晋。他除向阎汇报河北情形外，即与阎谈论国内形势。徐说："你的事非常繁，每天接触的人亦众，我不要说话太多。为你容易记，我只说三句话：第一句，你不要有上台作领袖的心。"阎当即答复说："我没有这个心。""第二句话，你不要轻视蒋介石。"阎问："怎么讲？"徐说："蒋介石在上海待得很久，直如上海人，你不要有看不起他的心。"徐的意思是说，你与蒋斗心计，恐怕斗不过他。阎想了半天说："介石这个人，辅之不足辅，倒又不足倒。"徐觉得这话是看不起蒋的口吻，随之又说："第三句话，你不要去郑州，郑州为一是非之场。"阎说："他们都要我去。"徐说："那一伙杂牌军要你去，都带有反对中央之意，想联合你反对编并，图谋存在。中央要你去，想要你帮助中央解决他们。所以我说你不要去，去则不但是非太多，而且绝对于你不利，因为他们都想在你身上找出路，应付一有不周，当然即有与你不利。"这些话，阎锡山根本听不进去。徐永昌后来回忆说，第一句他不理会，第二句是面驳，第三句是以相反之事实作回答。
阎不听徐永昌的意见，其打算乃是联唐反蒋，并与唐约定于1929年12月初起事。12月1日，与唐结盟的石友三炮击南京，唐即在郑州发表反蒋通电。此电将阎锡山的名字列于汪精卫之后，提出拥汪反蒋之主张，并改称自己的部队为护党救国第四路军。3日，唐又发表拥汪联张(学良)电。阎锡山接电，认为唐背弃前约，非常不满，于是暂不表态，静待时局发展。
蒋介石立即采取对策，一面派吴铁城争取张学良，一面派监察院院长、阎的挚友赵戴文回晋劝阎勿动干戈。赵于7日返并，大骂怂恿阎反蒋的贾景德与赵丕廉，"险些坏了蒙(五台土语，以蒙代我)总司令的大事"，并向他摔去茶杯，以示决绝。
阎锡山既恨唐违约，遂听取赵的意见，变联唐为讨唐。阎与张学良原约定联唐讨蒋，赵回来后即请张暂缓发表，20日则与张联名通电，支持蒋介石讨伐唐生智。蒋遂通令各军，讨唐军事归阎指挥。1930年元旦，阎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命令部队进军河南，并亲自到新乡。3日，偕同何成浚到达郑州。阎锡山的出兵，立即使局势发生变化。原在唐讨蒋通电上署名的将领，纷纷否认参与其事。唐在众叛亲离之下，通电下野。一场大战烟消云散。
蒋介石的目的是消灭异己，哪管功过是非。他认为阎锡山离开山西，正是其下手之时，所以在阎未到郑州之前即密令何成浚与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相机捕阎。阎也提高警惕，防人暗算。他到郑州后，即派参事张象乾常驻电报电话局，检查往来电报并偷听电话。1930年1月14日上午，他听到何成浚要韩复榘动手捉阎的电话后，立即报告。(注：徐永昌说，此消息为孔繁
从王金钰处获悉)阎乃命令驻在新乡的冯鹏翥派一个火车头挂一节车厢，开到郑州接他。他则化装成商人，连夜乘车北上。15日晨到达新乡，阎即致电何成浚与韩复榘，说明事出有因，不辞而别。一场你死我活的暗斗，就此暗中结束。
阎锡山不听徐永昌的劝告，险遭暗算，几乎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
十八、徐永昌反对倒蒋，却违心地答应作指挥官；阎锡山放冯玉祥回陕，在中原点燃倒蒋战火
阎锡山在郑州逃脱蒋介石的陷阱之后，觉得只有同蒋摊牌，走打仗之路了。要打仗，得有指挥官。商震调任山西省主席，表面上没有降职，但阎心里明白，他是不能重用了。现在可以独当一面做指挥官的，只有徐永昌一人了。因此他要同徐商量作战的事。1930年1月下旬，他派北伐后出任天津市长的南桂馨到北平通知徐永昌："阎先生让我密告与你，我们准备与中央摊牌，恐怕有战事，要你去打仗，请你把自己的公私事都安置一下，阴历年过后，即请先回太原一趟。"
徐永昌感到事态严重。过了两天，他同河北省政府秘书长王平同车出去吃饭，他问王平："你听说山西准备与中央决裂吗？"王说，他听到一点。徐又问他："你认为如何？"王说："把握太小。"徐是不主张发动倒蒋战争的，听了王平的话，他感到同情他的只此一人，可与谈机密者亦此一人，别人都是起哄的。他认为王平大处明白，但不轻易发言，阎锡山把他看作一个事务人才，实在太可惜了。
1930年2月3日，即阴历正月初五，徐永昌到太原见阎。下午3时左右，阎在其机要室接见了徐，在座的有赵戴文和机要室主任高冠丞。阎问徐："佩兰(南桂馨字)与你说的话，你都知道了？"徐说："都知道了，还有变动没有？"阎说："已与人家签字了，只有这样子做下去。"徐问："与谁签字？"阎说："张汉卿(学良)的代表。"徐又问："代表为谁？"阎说："邹海滨(邹鲁)。"徐永昌听了深感诧异，就说："我没听说过邹鲁与张汉卿有什么深的关系，如何能代表这样大事！"阎说："此一时之同志，即可以道合，用不着有何深交。"说罢阎又问徐："你对此事怎么看？"徐说："我去冬回来曾与你说过三句话，还记得吗？"阎含糊表示不十分记得，徐于是又重复一遍。阎听了说："要是这几句话，我还记得。"徐接着说："现在我只说两句话了，第一，不要走打仗的途径；第二，你如一定要打仗，不要与我商量作战的事，不要用我作指挥官。"阎说："要你回来，就是要与你研究怎样打仗，就是要你指挥战事。你这说法，是否你看的是必败。"徐说："张汉卿如来合作，胜败似未可知，否则必败。"阎锡山听了，在室内绕了几个圈子，也没做什么结论，但他认为，准备打仗，不一定就打仗，只要我们决心作最后的表示，一个通电，蒋即只好下野。在座的赵戴文只说些模棱两可的话，高冠丞则一言不发。
自此以后，徐几乎天天在梁巨川所掌管之密电室与阎见面，在座的还有赵戴文与梁。阎锡山以截获的各方密电和电报作资料，研究怎样对付蒋，怎样联络各方，同时还研究打不打。如此数日，天天研究，情况日紧一日。
徐永昌反对倒蒋，但他又不得不违心地答应作指挥官。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准备来晋时，阎派孙楚去接他，孙转达了阎说的"与有人格的人作朋友是光荣的"，使他深受感动；国民三军到山西之后，阎始终没有压迫或示意要他取消国民三军的旗号；几年中公谊私交都很好。但是阎锡山天天邀他研究打不打，他实在不胜其烦。有一天，徐永昌忍不住对阎说："我说你不要打仗，你非要打不可。我说你不要与我商量作战的事，你定要用我作指挥官。现在我已答应作指挥官，你要研究怎样打可以找我，若研究打不打，我已说定不可打，你不要再与我研究。"阎锡山听了点头同意，但事实上还是天天找他去研究。
在阎周围的要员中，反对倒蒋的是徐永昌和赵戴文二人。赵在研究打不打时，态度模棱两可，徐又违心地答应作指挥官，于是主张倒蒋的人就占了上风。其中一心要辅佐阎锡山成为国家元首的是贾景德。徐永昌说："忆十三年(即1924年)之政变(北京政变)，首谋当是续西峰，而成之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今次大战(中原大战)，首谋是阎锡山，而成之于贾煜如(贾景德字)，因为煜如是唯一的绝对赞成者。"
最后使阎下决心摊牌的还是冯玉祥。冯在软禁之中，与外界隔绝，同阎亦难得见上一面，但他认为反蒋必须使蒋、阎关系破裂，结成阎、冯联盟。1930年1月初，他趁阎赴郑州指挥讨唐战事之时，密召鹿钟麟见他并授以几条妙计，其中之一就是作出秘密联蒋的姿态，使阎产生蒋、冯勾结的错觉，从而促阎下决心。鹿回到西安，即提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的口号，同时派人到南京与何应钦接洽。
阎锡山果然跟上冯玉祥的安排打转。他与蒋开始公开论战，关系一天比一天恶化。3月初，阎锡山决定放冯回陕，也就是决定联冯倒蒋。
徐永昌回忆说：当决定放冯回陕此一午饭前之很短时间内，赵次陇(戴文)问阎先生："你一定要放他？"阎说："不放他，二集团即跑了。"赵闻之，义形于色，大哭而去。徐觉得赵在研究打不打时，如果这样坚决反对，或能有济于事，此时大哭已经迟了。
3月8日，阎放冯回陕。4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副司令"，并通电讨蒋。
民国史上陈兵百万以上、死伤军民30余万的中原大战就此点燃。
徐永昌受命指挥陇海路战事，他在河南新乡见阎时，请阎为他准备几百只民船，分置黄河两岸。阎很诧异。徐解释说："我统帅如此大军在豫作战，不能无妥善后路，岂可仅恃一黄河铁桥。我在此地负责，何尝不能自己安置船只，所以请公安置者，要你心中知此万一之用也。"阎听后，即让身边的总参议周玳准备。
十九、阎锡山兴师问鼎，兵败中原;徐永昌全师回晋，为阎保留了东山再起的资本
1930年3月初，中原大战正式爆发。
倒蒋军的作战部署是，沿津浦、平汉、陇海三路进军。津浦线全为晋军，由阎锡山指挥;平汉线主力为西北军，由冯玉祥指挥;陇海线为西北军与晋军，由鹿钟麟与徐永昌指挥。
徐永昌指挥的部队为晋军孙楚、杨效欧、关福安、杨耀芳、张会诏五个军，还有赵承绶的骑兵军和几个炮兵团，共15万人，是确有把握的部队。此外，还有万选才、石友三、孙殿英、刘茂恩等部，共约30万人。
战争初期，倒蒋军进展顺利。津浦线攻占济南，进克泰安，直指徐州;平汉线进占许昌、漯河，直指武汉;陇海线进占宁陵、睢县、民权等地，拟在徐州会师。之后，双方相持对峙。8月，蒋军反攻，倒蒋军处于劣势。当此之时，阎于9月9日在北平就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选出的“国民政府主席”。9月18日，张学良发表拥蒋通电，挥师入关，形势剧变。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宣告结束，倒蒋军只得全面撤退。
战败之后该作何打算，鹿钟麟约徐永昌到开封会商大局。徐明确表示：“我受命而来，当全命而归，他无所知。”会后，因战事结束，二、三集团军的将领们多在开封逗留一半日。宋哲元、孙殿英、石友三、庞炳勋等人聚在一起赌博，他则与孙连仲等人闲谈，话题自然少不了出路问题。有次酒后，他又明确表示：“今次之战，阎先生有野心欲为首领，此人人皆知之事，所以事成阎作东道主;万一失败，以今日局势言，山西、陕西仍可自守。我军拟西者(注：即去陕西)无论矣，拟北者(注：即去山西)不论何军何部，有一不退过黄河以北者，三集团兵决不过河。诸君信得过徐某，当更信得过第三集团军。”
蒋介石在庆祝胜利的同时，还要收编这些战败的部队，以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实力，于是派人四处活动。徐永昌的指挥部由兰封撤至兴隆集时，收到辛亥太原起义军总司令姚以价致孙楚的信、唐生智致杨爱源的信及何成浚致杨效欧的信，徐永昌明知为劝降之书，亦不加检视，径交本人酌情处理。同时，他还收到蒋介石给他的一封亲笔信，内称：“津浦线晋军已由济南溃散，二集团大部向中央投诚，东北军入关拥护中央，阎伯川既无能为力，兄此时再以孤军支持下去，徒苦人民，望有所主张。……我请刘君实先生相候于民权县，在三日内请予联络。”徐永昌对此置之不理。
二集团军的将领如吉鸿昌、张印相、梁冠英等许多人，都投降了蒋介石。
徐永昌指挥部队有组织地撤退。他在兰封兴隆集、杜良寨等地派干部监督挖筑工事，逐撤逐守。等前方指挥官和士兵撤退后，自己才走。10月1日，部队退至开封，他在此逗留了两夜一天。大战开始时，他曾借用开封商会5万元作军饷之用。此次退至开封，他亲看士兵抬款送还。有人说：“当此之时，何不留以犒赏士兵。”徐说：“这个时候，我不懂得犒赏士兵，借人之钱何可不还。”直等到山炮兵撤过开封南关，他才出城上车。10月4日，部队到达郑州，徐永昌随薛笃弼(子良)前往城北帐篷内会见冯玉祥。时值吉鸿昌的代表正同冯谈话。代表走后，冯说：“你们知道吉鸿昌的代表来做什么?他说，我们现在正与蒋介石联络，是要做赤壁之战的黄盖，机会一到，即将蒋介石与你们生擒过来。现在局势尚大有可为，郑州附近还可守一时期，仗还可以打下去。”但在当天下午，冯就渡过黄河走了。
10月5日，徐永昌与鹿钟麟、孙连仲、宋哲元等商谈撤退之事，商定各留一小部队归徐临时指挥，不料鹿和大部分军队却于当晚走了。到第二天，只留了二集团军庞炳勋一个军和宋哲元的一个旅，其余为三集团军全部。徐即命令三集团军掩护友军过河。他实现了“二集团军有一人未过河，三集团兵决不过河”的诺言。
之后，徐永昌命令孙楚率部掩护三集团军各部过河，最后由马延守师掩护孙楚军的另外两个师过河。这是因为孙楚是他的老朋友，马延守是他的老部下。在黄河桥南之桥头堡，徐永昌待了一天两宿，直到只剩下孙楚一个军时，才同孙楚一同上车过河，8日晨到达黄河北岸。
这次过河北撤，除了受到降蒋的梁冠英部炮击、桥头堆放的弹药一度爆炸引起惊慌外，整个来说，队伍是整齐的，情绪是镇定的。野炮是装在火车上运过去的，山炮、机枪和步兵都是徒步过桥，因为早在进军之初，徐就命令在铁轨中间铺了木板，上垫黄土，天天洒水，所以在铁路桥上徒步过河，也非常便利。
阎锡山这时在石家庄。他恨张学良之出兵拥蒋，拟训练新兵，构筑工事，在石家庄与张学良决一死战，乃连电徐永昌，要他北上石家庄，徐复电拟走修武先入上党，阎则回电说：“一定要走平汉来石家庄，与奉军一决。”
这时，石友三已在河北据平汉路，并将由晋运来的晋军粮秣截去。徐永昌欲向鹿钟麟、孙连仲借粮饷，他们都支吾其词，说已分到各部去了。徐永昌与孙连仲密谈阎要他北上石家庄、孙部能否同行的问题，孙说：“石友三要我与他共截取三集团军，我当然不能这样做，但也不能帮你去打石友三。”同时，鹿钟麟也警告他说，石友三和刘春荣都在准备截击晋军，请徐小心。
北上石家庄是不可能了。10月10日，徐永昌决定经修武入山，分两路开拔，由山路回晋。孙楚带其本军及关福安军、赵承绶骑兵军经薄壁口直奔长治;他本人则带杨效欧、杨耀芳、张会诏、庞炳勋各军经车轮关进入陵川。10月13日，徐永昌到达陵川夺火镇。两路人马，先后回归。后来查点，只有周思诚师因行动迟缓，被蒋军缴械。在此期间，徐永昌一因太累，二因电台未能跟进，有三四天没有报告情况。阎在石家庄急得绕室彷徨，连说次宸军出了闪失可怎么办。
到夺火镇后，徐永昌才向阎报告平汉路情形及回师经过。10月15日，徐部到附城镇后，徐又向阎电报军队分布情形，并通令各军以后直接向太原请命，要求解除他的总司令职务，由阎对各部队直接指挥。阎锡山这时才舒了一口气，复电告知石家庄作战计划已成过去，对他的处置均予接受。并决定立即回太原。
徐永昌全师回晋，津浦路晋军也按建制回到山西，双方虽都遭受一定损失，但未损伤元气。这成为后来阎锡山东山再起的资本。
二十、阎锡山打算联合张学良再度倒蒋，徐永昌、贾景德纵论阎失败原因
阎锡山看到败局已定，便于10月5日同汪精卫、冯玉祥联名致电张学良，一面表示“前线各军一律退回黄河北岸，实行停战”;一面要求“本和平主张，以公平方式，发起会议，决定办法，使纠纷早解，祥和早见”。阎后来看到奉军进驻北平，接管了河北省政府，又恨奉军拥蒋导致自己失败。他曾致电徐永昌要其率部北上，与奉军决一死战。当晋军退回山西、阎于10月15日收到徐永昌的详细报告后，又决定返回太原。阎、徐二人在太原见面后，阎犹痛恨张学良。后来看到张学良对山西表示友好，遂又改变态度。原来，蒋介石许给张学良的条件是，奉军出兵拥蒋，黄河以北的事由张主持，蒋不过问，张提出了安定北方、不打山西的方针。阎锡山得悉后，又想联合张学良再次倒蒋，于是派温寿泉与赵戴文赴沈阳与张接洽。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事，张学良刚与蒋结盟，哪里会反戈相向呢?
战败之余，探讨失败之原因，很自然地成为人们的话题。
张学良出兵拥蒋，这是导致阎锡山失败的主要原因。但是为什么张会拥蒋呢?
徐永昌认为：中原大战，阎锡山可以说有五六分可胜之道，但由于对一些问题处理不当，遂致失败。其中最大的失误是未能团结张学良。张学良原来是拥阎反蒋的，由于阎锡山处理不当，而使张跑到蒋那边去了。当1929年唐生智酝酿倒蒋时，阎曾派苏体仁和傅作义到沈阳与张联络，商定阎、张联名通电主张和平，不要动兵，并约定电文由阎方草拟，在沈阳拍发。张学良是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阎拟的电文中有“党事由党人解决，国事由国人解决”之句，张与其幕僚皆大为赞赏，王维宙宣读电文时，击节称贺。后来，阎由联唐变为倒唐，乃将修改后的电文发到沈阳征求张的意见，张等非常失望，但认为大家都反唐，他也不能单独支持唐而开罪于蒋，遂表示电文如何他都签字。从此张即与阎貌合神离。中原大战前，张学良坐山观虎斗，蒋阎双方都在拉张。蒋给予的条件自然比阎优越得多，例如把黄河以北的事交张处理，就是阎所做不到的。这一条，再加上战争已向有利于蒋的方向发展，所以张学良才下决心通电拥蒋。徐永昌从阎锡山方面检讨，认为阎注重联党(汪精卫)而忽略了合张，以致汪精卫一派日趋太原，而张学良则日远太原，终致张附蒋讨阎，使阎彻底失败。
其次，徐认为阎在最初是研究打不打，决定打之后，还在研究打不打，而忽略了如何打，以致耽误制订取胜的政略和战略。
第三，徐认为冯玉祥在平汉线拥兵不前，以致平汉线蒋军十之八九转用于陇海、津浦两线，如果冯能长驱直下，汉口可得，李宗仁、张发奎之军可联，战局必然改观。
第四，徐认为，阎在联络各方倒蒋力量上，因权利关系游移不决，使一些重要力量跑到了蒋的一边。例如对韩复榘。1930年初阎到郑州打唐时，韩曾两次谒阎，表示拥护，愿受其领导，但阎总是说拥护中央。徐说，韩是一个率直口快的人，嫌阎作伪欺人，不够诚实，遂愤然而去，倒向蒋的一边，与何成浚同谋捉阎。韩一去，原孙传芳部之王金钰与褚玉璞部之徐源泉，亦随之而去。又如对石友三，徐说，阎之政治代表赵丕廉曾答应助石军费一二百万元，阎闻之大怒，不予承认，使非石友三曾在浦口炮击南京，当时即可随韩同去。后来，阎率军占领济南后，任命石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但除民政厅外，任何机关人事均由阎直接委派，尤其是财政，一分不许石过问，石大不悦。故在考城出击无功之后，石本人即常驻开封，不愿再上前方。徐认为这是阎因小失大、不能成功之一显例。
第五，徐永昌和贾景德二人议论津浦路战事之得失，认为未用商震作指挥官是一大失策，张荫梧与傅作义二人权限不清是又一失策。徐说，他到太原时，阎的秘书长贾景德对他说：“阎先生遇事取巧而寡断，如津浦线彼自任总司令，即属非是，而张荫梧、傅作义学历相等(原注：一为天津警备司令，一为北平市长，同为保定军校五期生)，不确分权限，乃令张为副总司令，傅为总指挥。阎先生不在时，又派辜达岸(名仁发)参谋长为行营主任，于是真个一国三公，无所适从。济南下后，只好令张向胶济线、傅向津浦线，两线兵力不能活用，胶济兵等于闲置，各不相关，同沦于败溃。”又说：方进军到平原时，阎先生曾命他转问傅，与张能否合作，傅答能，其实绝不能合作。徐永昌同意此说。他认为：“津浦线如用商启予(震)指挥，相信不至偾事，而且必有成就，即十九年(1930年)中原大战，应是另一局面。尤其张荫梧，比较能听商之指挥。”
但是徐永昌内心觉得，阎锡山打胜还不如打败的好，败则国家渐有办法，胜则内战还是打不完的。这是他从全局考虑的一句中肯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