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 2月初，我们十九兵团胜利地开进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北平。指挥机关驻在颐和园后边的大有庄。

　　有天晚上，罗瑞卿问我：“哎，我记得你到过太原的，对不？”

　　我说：“1937年参加平型关战斗的时候，在太原阎锡山的招待所停过半夜。不过，那一次匆匆忙忙，什么都没看清，现在没有什么印象了。”

　　罗瑞卿说：“那就算到过了。山西，听起来好象是‘山稀’，其实它的山密得很——太行山、太岳山、五台山、中条山……不仅山多，关也不少，什么娘子关、天井关、雁门关、平型关…… 难怪有人说，山西之险是‘俯天下之背而扼其吭’，蒋介石把阎锡山搞了30多年封建法西斯统治的太原城，说成‘反共模范堡垒’，是有些道理的。这块‘骨头’啃起来，恐怕要比石家庄还要难些。”罗瑞卿停了停，略有所思地继续说：“这些天，我老想着联络部送来的那份通报。”

　　罗瑞卿说的那份通报，介绍了阎锡山的一些情况。通报说，阎锡山为了显示坚守太原的决心，学着希特勒的样子，搞了一些烈性毒药；专门从他的老家五台山运来木料，做了一口棺材；又从他留用的3000多名投降的日军中，挑选了一个所谓“武土道精神”最强的士兵，以备在“最危急的时刻”把他打死。阎锡山还口口声声地说：“这个任务，非日本武士不能完成。我就是要效法庞德，拾榇死战！”

　　我对罗瑞卿说；“阎锡山未必有郭景云的胆量。他的棺材是摆给美国人和蒋介石看的。毒药嘛，大概是给他的部下准备的。”

　　罗瑞卿点点头，说：“攻太原，是我们在华北地区的最后一个大仗了。要打好这一位，困难要想得多一些。另外，潘自力和政治部的同志告诉我，目前部队里有不少思想问题哩！”

　　罗瑞卿一向注意部队的思想动态，并且善于从一些看来是细小的问题入手，脚踏实地而又生动活泼地进行教育，予以解决。

　　北平和平解放后，部队的战斗情绪仍很旺盛，这是主流。但相当多的同志特别是干部认为，三大战役后，中国的大局已定，虽然仗还是要打下去，但不会象过去那样艰难了。兵团机关有的干部就对我说，徐向前司令员兼政委领导的十八兵团（即原华北野战军一兵团）和晋绥、晋中军区的部队，1948年 2月初便占领了太原城南和东山要点，只是为了稳住平津之敌才暂停攻击。如今我们和二十兵团的同志再上去，“‘饺子’包好了，就等咱们去‘会餐’了！”这些分析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那种明显的轻敌情绪就不对头了。

　　我对罗瑞卿说：“没有胜利想胜利，取得了大的胜利，又有可能成为包袱。”

　　罗瑞卿说：“问题就在这里。我和老潘商量，请政治部的同志搞一个闯王李自成的材料发给部队。李自成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失败，原因固然很多，但攻下北平后便骄傲起来，不能不说是重要的一条。”

　　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罗瑞卿说：“是呀！前几天聂司令员对我说，中央决定最近要开一次全会（即七届二中全会），我想，部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我们要向中央和毛主席报告。”

　　这天晚上，我们谈到很晚。谈话后没有几天，罗瑞卿便到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去了。我们则组织部队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把军队变为工作队》，以及揭露国民党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实力的一系列评论文章，解决部队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我们接到命令，经沧州到石家庄休整。 3月下旬到了太原南面的榆次。这是我第四次到山西了。第一次是1936年春，由陕北东渡黄河到三泉镇；第二次是1937年秋冬，参加平型关和广阳战斗；第三次是1938年，我任八路军三四四旅代旅长时，在霍县、安泽、洪洞、沁源一带活动了半年多。以上三次可以说都是为打日军来山西，向阎锡山“借路”的。这一次，我们不再是“借路”了，而要彻底捣毁阎锡山的反动统治，解放包括太原在内的整个山西！

　　我们到榆次前，杨成武等同志率领的二十兵团已经到达太原北面的东西黄水一带集结，加上原来围困太原的十八兵团和彭绍辉同志带领的一个军、晋中军区等众多的兄弟部队在这里会师了。我记得十八兵团和其他兄弟部队为欢迎我们搭起的彩门上写着：“兄弟兵团大会合，攻取太原有把握！”“老大哥工作好，团结巩固土气高！”等巨幅标语。战士们兴高采烈地说：“这下可好了，华北的‘兄弟三个’全到齐了，加上西北野战军的老大哥部队，阎老西不要说是‘锡山’，就是铁山、钢山，也能把它轰平砸烂！”

　　刚到榆次，我便去看望徐向前司令员。他那时身体不怎么好，住在太原东南的一个小村子里。

　　徐帅是我们敬重的前辈。他20年代初期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后，便参加了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1925年，我还在安源煤矿当童工的时候，他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政治教官了；在著名的广州起义中，他是工人赤卫队的联队长。后来，他受党的委托，和其他同志一起开辟创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他曾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抗战期间，他同刘帅共同领导一二九师，还担任过抗大的代理校长。我是在他经历了比我们更加艰苦的长征后，在延安见到他的。这次去看望他，是要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指示。

　　徐帅见到我热情地说：“欢迎你呀，得志同志！欢迎你来。欢迎十九兵团的全体同志来！”他招呼我坐下后，又诙谐地说：“我是山西人，阎锡山也是山西人，而且我们都是五台县的。可我这个人没有地方观念，咱们一起来打这个山西人，而且还要打好！”

　　我向徐帅汇报十九兵团的情况时说，十九兵团过去打大仗不多，攻坚更少，缺乏打大城市的经验，希望他多作些指示。

　　徐帅笑了笑，说：“你们那个石家庄（战役）打得不错嘛！总司令讲了话，是一个‘创例’嘛！还有新保安，也打得很好嘛。当然，石家庄和太原不完全一样：打石家庄的时候，我们在整个华北战场还没有取得完全的优势。现在呢？辽沈、淮海、平津三个大仗已经胜利结束。伯承、小平、陈毅、粟裕同志就要率领大军渡长江了。蒋介石先是‘求和’，后又‘引退’，总的形势大变了。这是一个不同吧！另外一个不一样：石家庄是‘城下城”，太原呢？太原可是‘城上城’、‘城中城’！它的防御体系，经过阎锡山、日本人多年反反复复的修整，应该说是相当坚固的。阎锡山说太原城有‘百里防线’。我们有的同志说这是吹牛。依我看，阎锡山在这一点上并不完全是吹牛的。”徐帅停了停，问我：“你们有个炮兵团吗？装备怎么样？”

　　我说：“有一个炮兵团。装备嘛，都是蒋介石‘送’来的。炮的型号不太一样，不过总的看还可以。”

　　徐帅高兴地说：“那就好。攻太原这样的城市，还有我们今后的作战，只靠炸药包是不行的了。要有大炮，还要有坦克，要有杀伤力更强大的武器才行！”

　　谈话中有位同志给徐帅送来了药。

　　我问徐帅：“你的身体……”

　　徐帅说：“还好。就是看材料，或搞别的什么事情，时间长了一些就头疼。”

　　我说：“那打起仗来你可要注意啊！”

　　徐帅十分乐观地说：“头疼脑热，问题不大！这次毛主席要我作总前委的书记和司令员，其实仅还是要靠你们大家去打。另外，毛主席决定彭德怀同志到我们这里来，他是我们的副总司令，‘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他来了，胜利就更有把握了嘛！”

　　彭总到太原前线不久，便召开了总前委扩大会议。彭总宣布，中央军委决定：由徐向前、周士第、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李天焕、陈漫远、胡耀邦八位同志，组成太原前线党的总前委。徐向前为书记，罗瑞卿、周士第为副书记。徐向前为“前指”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为副司令员，罗瑞卿为副政治委员。

　　罗瑞卿同志在会上介绍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情况和毛主席的讲话精神。二中全会关于夺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等重大决策，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和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等精辟论断，使我们更加明确了新形势下的战斗任务。毛主席向全党发出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号召，以及关于要防止在“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面前打败仗的忠告，给我们敲起了警钟。

　　彭总、徐帅在会议上作了重要指示。会议还研究、确定了太原战役的指导方针和部署。

　　我们十九兵团得到晋中军区独立第四、五、六旅的加强，其任务是由城南、城西突破敌人防御，先歼灭南区和西区的敌人，尔后攻城。二十兵团得到西北军区第七军之十九师的加强，由城北和城东突破敌人防御，先歼灭北区之敌，尔后攻城。十八兵团得到西北军区第七军（欠十九师）的加强，由城东攻击，并策应南、北两面作战。炮兵部队配属和支援务兵团作战。这样，我们以20余万人的绝对优势，将太原围了个水泄不通。

　　各部队按总前委的指示，进入了紧张的攻城准备工作。

　　那时，罗瑞卿虽然还是十九兵团的政治委员，但主要精力已集中到了“总前委”，不能够经常回兵团部来，我们这里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也尽量不去打扰他。有天深夜，他突然回到兵团部，大步走进我的屋子说：“告诉你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一阎锡山坐飞机跑了。”

　　我问：“去了南京吗？”

　　罗瑞卿点点头，说：“李宗仁给他来了一份电报，说是‘党国大事，待诸我公前来商决，敬请迅速命驾’。说得好听。其实，据我们得到的情报，这是阎锡山派人在南京活动的结果。这一下真应了你的话：阎锡山的棺材、毒药都留给他的部下了。”

　　我又问。“敌情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罗瑞卿说：“阎锡山出逃前开过一次会。他虽然把太原这个烂摊子推给了梁化之、王靖国和孙楚几个人，但这个家伙很善于遥控。”

　　徐向前司令员说，1930年他倒蒋失败逃往大连，耍的就是这一手。当然，这一次他是回不来了。按我们的分析，敌人在总的部署方面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

　　阎锡山逃至南京后，迫于形势，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李宗仁曾表示愿意出面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我军遵照毛主席、中央军委的指示，迭次向守敌发出劝告，要他们依北平方式或按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的精神达成地方性协定，和平解决太原问题，使太原20几万人民免遭战争的损害。但阎锡山却一再拒绝，梁化之、王靖国、孙楚等人在太原则大肆宣传“凭坚死守”，“奋斗到底”。据此，我太原总前委于 4月14日用电报向党中央提出，“如谈判无大效果，可否提前攻击太原”的请示。 4月17日，毛主席给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复电说；你们觉得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

　　后来我才比较详细地知道，在我们到达太原前线不久的4月1日，以周恩来同志为首席代表的我党代表团，和以张治中先生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开始谈判了。我党代表团以毛主席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为基础，以极大的诚意，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作过修正后成为《最后修正案》），并做了耐心的工作。周恩来同志对国民党的代表说，等待是可以的，但在协定签字之前，我们不能够宣布停战，不能无限期的等待，不能无限期的受这个约束。周恩来同志特别指出，如果南京政府在4月20日还不签字，那我们只有渡江。

　　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

　　4月20日，我们对太原的总攻打响了。太原前线万炮齐鸣！

　　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全军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同一天，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同志领导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的长达五百余里的战线上，神奇般地渡过了天险长江！

　　22日，我们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在兄弟部队伟大胜利的鼓舞下，一举全部肃清了太原周围的据点。

　　23日，我们在太原城下鏖战正酣，即将发起最后攻击的时候，传来了南京解放的消息。统治中国22年，给中国人民带来数不尽的灾难、痛苦和屈辱的蒋家王朝覆灭了！

　　震耳欲聋的连天炮火，刺破夜幕的曳光飞弹，随着腾空纷飞的捷报，和着战士们兴奋狂热的呼喊，震动着太原城。

　　24日破晓，从发起总攻到红旗插上太原城头，仅用了4个多小时。阎锡山苦心经营了38年的太原城，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什么叫摧枯拉朽、所向披靡？什么叫排山倒海、势如破竹？什么叫跃马横戈、攻无不克？什么叫势不可挡、所向无敌？我想，1949年4月的这几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江南北，黄河上下的壮举，就是非常生动感人的回答。

　　太原解放了。但是我们永远不会、也不应该忘记为解放这块土地创建了功勋和献出生命的英雄们。象我们兵团拿下双塔寺的“攻克要塞开路先锋连”；登上首义门的两个“猛虎连”；突破水西门北的某部二排长彭彦雪，和战斗到最后全排剩下的一名小战士——18岁的陈昌翰同志。他们的英雄业绩是不朽的！

　　太原战役刚结束，毛主席就电令十九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统由彭总指挥。这件事在太原战役打响前，彭总就给我们打过招呼。那是在一次兵团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上，他说：“我这次来太原前线办两件事：一是总攻太原。太原敌人城防坚固，我参加此役，主要是学习攻坚战的经验。二是来带兵的。打下太原以后，十九兵团将调西北战场参加对胡、马军的决战，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部解放大西北！”

　　太原解放后我们没有进城，而是迅速南移到太谷、祁县地区进行战斗总结和准备进军西北的军政整训。

摘自杨得志回忆录《横戈马上》第六章第五节，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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