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九月，冰心得知继张家口之后，天镇、大同也相继落入敌手，心情格外沉重。差不多一年前，她陪丈夫吴文藻到欧美诸国游历，六月底才返回北平。一个星期之后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当时冰心怀着次女吴青已有六七个月的身孕，只好继续留在燕南园。细读报道，发现大同守军居然是王靖国将军，而且猜测该部实际情况应该是一触即溃，年近不惑的谢女士好生纳闷。跟当年的七十师师长兼包头警备司令应该是一个人呀，怎么才坚持两天就溃退？南口的汤恩伯还血拼了十七天呢。这可跟印象中那个乐观风趣，精明强干，说起抗战就慷慨激昂的少壮将领相差太远了。
三年前，一九三四年的夏天，北平文化界的一些著名人士应平绥铁路局长沈昌先生之约组织了一个“平绥沿线旅行团”，其中有文国鼐，雷洁琼，顾颉刚，郑振铎等以及吴文藻，谢婉莹夫妇。东北的沦陷使他们突然感到了西北的重要，也迫切希望借这个机会实地去看看。“一路牵愁出蓟门”，沿途游历六个星期，旅行团恰好在孔子诞辰日到达了包头。毕竟是贵宾，当地party政军领导都给予热情招待，他们也分别去拜会了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和包头警备司令王靖国。
书房里一幅锦绫装裱岳飞满江红的中堂就让冰心对这位警备司令颇有好感，意想不到他居然还读过这位才女的作品，甚至还知道她与世纪同龄，跟她开玩笑说他们的年龄正好相反。王靖国也是七十师的师长，以后的几天，没空就安排七十师的吴参谋陪同，有时间就亲自领着这帮文人转悠。讲起当地一些趣闻轶事，常让人忍俊不禁。比如，民国十八年冬当时的省主席主席李培基倡议开民生渠以工代赈。傅作义和王靖国各派了两千士兵加入工程。两百里的渠修了六个月，计划至少要灌溉两万顷土地，结果发现由于技术人员的疏忽，渠高了水上不来，一直闲着没用。谢女士后来才了解到王师长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带兵极重风纪，关怀下属，有过人的组织能力，同时为人又很谦恭。去年，蒋介石在庐山成立军官训练团，分期调训全国高级军官，王靖国在学习期间深得委员长青睐，前途无量。
冰心没有搞错，人是同一个人，原来的七十师师长现已升为十九军军长。不过，在才女面前信口吹吹是一回事，真的自己领兵打仗独挡一面又是一回事。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日军以一部攻打天镇、阳高的同时，其第15混成旅团的主力也开始向大同以东的聚乐堡阵地进攻。这里是阎锡山计划中大同会战的口袋底，但是负责防守的王军长王心里却实在没有底。据说上海初引进德国大众轿车时，中方人员根本不相信一个方向盘居然要有一百多项技术指标，直到德国人做出来用各种检测手段一测量都合格才心服口服。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大同战役的技术指标大概只有三个：把敌人放至口袋底，扎住口袋，然后痛扁。
阎锡山安排的北翼兵团主要是傅作义为总指挥的第七集团军，主力有他自己兼任军长的三十五军、王靖国的十九军以及绥远的二个骑兵旅。李服膺的第六十一军在天镇、阳高阻击敌人之后，北移归入北兵团序列。其集结地为丰镇、得胜口一带。南翼兵团以杨澄源的第三十四军、蒋介石从皖北调来刘茂恩的第十五军为主，集结于浑源、东井集地区，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指挥。在应县集结的陈长捷第七十二师，加上于镇河的新编独立第四旅，编成预备第一军，由陈长捷任军长，为大同会战的总预备队，直属战区司令长官。
王靖国心里没底儿的是，天镇前线能否坚持得住，口袋里会放进多少日军，他的十九军得承受几天，南北翼兵团何时能够集结好，各部队能否听令统一行动。这些问题恐怕阎锡山自己心里也没个准谱，要不然他怎么会开医嘱似的三天三天地给李服膺下达防守命令呢？估计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再拍第三个三天的电报了，干脆置之不理。在这样的司令长官手下带兵打仗，恐怕谁都得头大。还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部队到达聚乐堡才开始修筑工事，但是没有经费。水泥钢筋的永久性工事就不用梦想了，修掩蔽部、火力点至少也得有木材沙袋。即使让士兵自己动手挖战壕，到哪儿找那么多工具呢，总不能用刺刀吧。王靖国跟其他晋军将领一样，对于经费问题从来不张口。阎长官有钱肯定就给了，如果不给肯定是没钱。他是扒拉着算盘珠子长大的，各项安排早在他脑子里盘算定了，别人说什么都没用。
一说到阎锡山，人们大概都想到的是“财迷转向”，“抠门老西儿”，不过，后来代表中国参加盟国在密苏里号军舰上日本受降签字仪式的徐永昌将军，在一九三二年曾对蒋介石说过一番话，当时的蒋介石由于中原大战仍对阎心存芥蒂。“阎先生其人相当爱国、勤俭、能深思，最大限度是委员长之一政敌，而不是叛国者。叛国者不能合作，政敌是可以合作的。……他肯花钱于公家这一点上看，阎亦是比较廉，若别的军阀，公家的钱，他永远拿不完，而都是拿到自己家里去，绝不会再拿一点到公家。所以由很多方面来看，你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会有帮你的时代。”应该承认，阎锡山对山西的建设是作出了不小的贡献，而且他本人生活俭朴，不吸烟，不喝酒。但是在抗战危急关头，不积极筹措战争经费，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当然另一方面，关键问题还在人的思想。如果意志坚定，抱着必胜的信念，这个人总会自己想办法战胜困难，去完成别人眼中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世界上才会有奇迹发生。当时日军的所向披靡，中央军的大规模溃退造成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不幸，王靖国大约也受到了感染。当然，阎锡山手下的将领本来就只有傅作义、陈长捷能打，会打。于是重要的战役都由他们指挥，越来越厉害；别的将领机会越少，就越不能打，越不敢打。比如去年冬天绥远的百灵庙大捷是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以来少有的胜利。傅作义宁可从王靖国这里借一个团而任命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为前敌实际总指挥。另外，一九三六年蒋介石来太原会晤阎锡山时，赏一个天大的面子，居然下榻于王宅，对王母行鞠躬礼并亲笔题词，盛赞王母懿德。这似乎并没有激励王将军杀敌报国的血性，反倒形成某种心理负担。
九月八日，聚乐堡阵地最先接敌的是十九军段树华的二零九旅，激战两昼夜，损失两个营。其实十九军的主力还没动呢，王靖国就三番五次向阎锡山预作告急，要求提前推进在应县的预备队，并且直接给陈长捷发电要求准备应援；又不断要求傅作义把集结在丰镇的第三十五军相机南移大同，给他以直接支持。至少陈长捷是感到很恼火，他在（□□□）里说，“当时大同会战的基础，已被天镇、阳高失守和王靖国不断要求增援搞得动摇了。”
客观上说，还是九月十日板垣征四郎率领的日军第五师团向山西重镇广灵的突然进攻动摇了阎锡山的决心，最终放弃了大同会战。他命令十九军向雁门关撤退，增加方克猷独立第二旅和姜玉贞第一九六旅，以守备雁门山一线，保持重点于雁门关方向。王靖国暂时长出了一口气。王军长也许没有意识到，上天把一个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摆在他面前，他没有珍惜。即使有板垣从东线的进攻，假如王靖国能下定决心死守大同阵地，结果也许会大不相同。以他一九四九年为阎锡山冒死守太原为证，并非完全不可能。等南北两翼大军集结好，一声令下关起门来打狗，说不定东条英机真就把狗命搁那儿了，省得后来盟军去逮捕时，这个左撇子给自己一枪却打高了，还让美军士兵给他输了不少血，瞎折腾。那样的话，后来东京审判的法官们和绞刑架下的刽子手可能都会省去不少工作量，而中国抗日英雄榜上又会添一朵大红花。只是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在地理学家的眼里，这片二百万年前形成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灾害频繁，植被稀少，水土流失，生态严重失调。在画家看来，那巍峨的群山，刀劈斧砍似的沟川塬峁，玉带缭绕的羊肠小道，冬日里枯涩深褐的灌木丛，赤裸黝黑的树木，依稀点缀的古塔、戏台、寺庙、楼台，甚至不时漫起的风沙都蕴含着巨大无比的魅力。而在昭和16年刚满22岁的前日本兵成田武夫的印象中这片高原仅仅是“陡峭的山，山连着山，昨天是山，今天是山，明天还是山”。高级军事指挥官大约都具有极强的空间想象力，这种地形对他们来说应该是难得的战争平台。
阎锡山在内长城平型关一带又张开一个口袋。这次位于北翼的大军是王靖国的十九军，杨澄源的三十四军，刘茂恩的十五军，以及傅作义的三十五军。他们同时还得防备东条部队的南下进攻。其中三十四军负责守军事要道茹越口。平型关正面和南翼的部队是孙楚的三十三军，高桂滋的十七军和林彪指挥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当时以第十八集团军的第八军编入第二战区序列。口袋底计划在砂河，繁峙之间，第一道防线是刘覃馥的独立二零零旅，后面纵深以及预备队是陈长捷的预备第一军和郭宗汾的预备第二军。因为原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已被关押，其残部并入三十四军。陈长捷接过了六十一军的番号任军长，人马还是原来他七十二师的老底子。这里面跟八路军最熟悉的应该是高桂滋的十七军。作为西北军的干将，当年高桂滋率领的八十四师早在陕北就和红军交手频繁，后来看到实在打不过红军，损失惨重，同时也因为改弦更张，赞同C.P抗日主张，终与红军签了互不侵犯协定。
一九三七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的更早一些。阳历九月十九才刚到中秋节，雁门关、宁武关、平型关就已经是银装素裹。老百姓们纷纷传说“三关戴孝，不祥之兆”。头一天，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作战科长王秉璋和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率部队到达五台。按红军时期的习惯，战士们号房子给首长找了个大户人家。房东非常热情，请他们吃了“一生中吃过的最好的”月饼。那月饼是北京精益店出产的，原料分别为燕窝、鱼翅、海参、鲍鱼等。王秉璋一看这家的架势顿时觉得不对劲，担心地问徐海东，“这是什么人家呀？不会违反统战政策吧！”徐海东派人一打听，果然他们住进了三十四军军长杨澄源的家。首长们严厉批评了粗心的管理员，但是“晚饭都吃了，只得住下”。第二天一早，两人赶忙辞行，主人又一人送了一盒月饼。看到实在推辞不掉，他们只好各掏出八块银元作为酬谢，而且跟许多电影里演得一样，最后提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高度，才使房东收下了钱。王秉璋事后回忆到当时的津贴才一个月一块银元。八个大洋呀，奶奶的。
正是中秋节这天，三十三军的孟宪吉独立第八旅到达平型关，第二天占领了平型关阵地。刚过了一天，九月二十一日，日军先头部队也于午夜抵达平型关下，开始向晋绥军发动第一次进攻，拉开了平型关战役的序幕。进攻的日军是第5师团下属第21旅团长三浦敏事少将率领的第42联队第2大队、第11联队第1大队、第21联队第3大队，附1个野炮大队，共约4个大队的兵力。但是这时候，阎锡山位于雁门关岭口行营里的几位高级将领却对这个口袋计划产生了疑问。
疑问是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也就是三十三军军长孙楚提出来的。这个人本来就是该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的智囊，也是平型关战役前期的实际指挥者。相比较而言，在晋军将领中，孙楚不仅资望较高而且很有些战略战术思想。但是他在指挥上经常花样翻新，一些想法常人不好理解，背后人们都叫他“孙神经”。根据对当时敌情的全面判断，孙楚认为进攻平型关的日军只可能是一支比较有力的游击奇兵，目的在于干扰我军的视线。真正的主力部队一定会利用铁路运输的便利向大同一带突然集结，以南攻雁门关。所以，如果把平型关方向的敌人放进关里来，就正好成全了敌人分进合击的野心。因此应该坚守平型关，配合八路军把敌人消灭在关外。考虑到毕竟自己是副职，他让杨爱源去向阎锡山反映这个意见。
那几天，别的指挥官都在忙于自己的备战部署，只有王靖国天天缠着阎锡山，要求把傅作义三十五军和郭宗汾预备第二军留在代县、阳明堡地区以准备雁门山的决战。实际上他对敌情并没有自己的判断，只是凭本能觉得兵多了安全。听到孙楚的意见，王靖国自然是加倍的赞成，弄得阎锡山也对原来自信满满的“狠的计划”产生了怀疑，终于批准了孙楚坚守平型关的计划，但是莫名其妙却没有将先前的作战计划撤销。这也为后来高桂滋不执行孙楚的命令埋下了伏笔。作为雁门山一线的总指挥，王靖国也并没有认真调动军队进行布防。三十四军的七十二师早已调去做预备第二军的主力，本应加入序列的姜玉贞旅又被王靖国扣着不放，借口要警戒大同方向日军沿铁路线的进攻。这样三十四军只剩下梁鉴堂任旅长的二零三旅和李服膺原六十一军的残部。就在阎锡山的军长们争吵的时候，林彪坐着孙楚赠送的军用吉普抵达平型关并且立刻去实地勘察地形。第二天聂荣臻又亲自去看了一遍。
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捷报传来，在平型关口以东十多里白崖台下的乔沟，一一五师集中三个团的兵力全歼日军第21旅团第42联队的一个大队，第6兵站汽车队的两个中队，以及一个骑兵小队，共计1000余人。当初下决心之前，林彪征求了聂荣臻的意见，因为毛泽东当时的战略方针是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甚至战斗开始后，就在二十五日当天，他们还接到了毛泽东的电报，“战略意见：不管蒋、阎协助与否，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聂荣臻坚决支持打，倒不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是在前线看得更清楚一些。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打破“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同时，绝好的伏击地形，从未吃过苦头、骄横不可一世的日军，红军时期锻炼起来的无坚不摧的战斗力以及对战友指挥才能的信赖都可以保证这必将是一场胜仗。也许林彪当时的潜意识里还有这样的想法，红军东渡黄河不打仗，到五台山来旅游吗？
平型关大捷次日，黄绍竑正在石家庄。这位前湖北省主席当时受蒋介石委派前往山西任第二战区副司令。他在大街上亲眼目睹了石家庄的老百姓无比兴奋的狂欢场面。人们为庆祝抗战以来的第一场胜利，竟然在那种时候放起鞭炮来，几乎把敌机的空袭都忘记了。同一天，国民党《扫荡报》的记者闻讯而来，带着摄像机打算拍新闻纪录片。林彪不想接待，对这份“国民党最反动的报纸”巨反胃。多亏聂荣臻劝说在当前统战环境中，国民党宣传八路军打胜仗也是好事。曾和国民党打过交道的王秉璋被派去作接待。那几位记者以类似罗曼·卡尔曼的风格，让林彪和聂荣臻等人前往战争当天师指挥所的位置，按前一天的情景像拍电影一样“记录”了平型关大捷的一些镜头。林彪耐着性子作了配合，总算留下点弥足珍贵的影像资料。
也在这一天，毛泽东给朱德、彭德怀拍电报庆祝我军在抗日战场上的第一个胜利，对平型关大捷予以充分肯定。稍后，蒋中正的电报也到了，“二十五日一战，歼寇如麻。足徵官兵用命，深堪嘉慰……”。阎锡山也是同一天收到了灵丘秘密电台的报告确认了八路军的辉煌胜利。他不禁露出一丝苦笑，自己屡战屡败，八路军却第一仗就打得这么漂亮。当天还有另外一方面的重要活动，日军第5师团野战仓库主计岛尾又治郎赶到了战后乔沟的战斗现场。他看到，“无论在烧焦的卡车周围，还是在背后丘陵的斜坡上，都横七竖八地躺着无数十分可怜的日军士兵的尸体……”。后来的《滨田联队史》中记载说，日军第21联队旅团长派遣龙泽中队前往乔沟清理战场。在得到友军支援继续向乔沟开进时，整个中队突然被眼前的一切“吓得停步不前”。“……行进中的汽车惨遭烧毁，每隔约20米，倒着几辆汽车残骸。公路上有新庄中佐等无数阵亡者，以及被烧焦躺在驾驶室里的尸体。这里正是粟饭原秀部队的大行李队及山口、中岛两个大队的大小行李队遭到覆灭，宛如地狱图画的悲惨情景。”
另一份资料也许更具有权威性，日方的《终戦记念日特集》中写道：“八路军
は日本军を５キロメートルの峡谷に包囲し、格闘に持ち込み、一日足らずで决着をつけ、日本军をのした。百輌前後に上る自动车2539;辎重车の黒こげの残骸が残っていた旨の救援に向かった第五师団歩兵第四十二连队将兵の证言がある。この攻撃によって、１０００人を超える日本军を壊灭さ弧⒍啶诬娱挛镔Yを手に入れたが、これは《平型関大捷》とよばれる、中国抗戦以来の大捷（大胜利）であった。”（八路军在五公里的峡谷里将日军团团包围，不断攻击，经过不到一天的恶战，日军全军覆没。第五师团四十二联队救援的官兵证实，可以看到约百辆被烧黑的汽车和辎重车。这次攻击中，毙伤日军1000人以上部队，很多军用物资被缴获，中国抗战以来的大胜利，称为“平型关大捷”）这种文字好像能猜猜，实际上大部分读不懂。比较起来，还是自己人的回忆更生动一些。程光耀是当时六八七团的副排长，“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块河卵石上都滴有血迹……河滩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有一个死尸垛，十几具日军尸体码成个半圆形，垒了尺把高，垛后还有尸体，身边堆着厚厚的一层子弹壳。”
平型关大捷当天晚上最兴奋的是一一五师师首长。一向沉稳、平静、内向的林彪竟然是一夜未合眼，从晚上九点进屋一直聊到天亮。最感到荣幸的也许是后来号称百岁将军的孙毅中将，他当时任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大队长，那晚和林彪、聂荣臻睡在一个土炕上。林彪说，今天打了胜仗，精神好，睡不着觉。聂荣臻说，是啊，我也睡不着。林彪说，我原来还想多抓些俘虏拉到太原街上示众，结果一个也没抓到。其实战斗中还是抓了一个日军俘虏，不过不是八路军，是附近的农民。他们绑住俘虏的手想把他送给八路军，可日本兵却疯狂反抗，结果被愤怒的农民打死埋在山上。孙毅感叹说，敌人的确有很强的战斗力。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体遍野，却捉不到活的。当天最懊恼的可能要数徐海东旅长。由于前一天大雨引起的山洪，他本人倒是赶到了林彪身边，手下已接到参战命令的六八八团却没能赶到阵地。
今天的平型关关口是重新修建的，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建在白崖台半山腰上，馆名由杨成武老将军所题。当年从乔沟沟底穿过的土路也在二零零二年被一条新的柏油路代替，改道从沟的北沿经过。川流不息的大车小车中，难得有一个人，有一辆车为平型关停留一下。十几里长的乔沟变成了人烟罕至的荒沟，只有当年双方激烈争夺肉搏多达九次的老爷庙在采金人的赞助下得以修复，至今香火不断。
最先攻到平型关的是日军三浦敏事少将率领的第21旅团。急攻两天不下，三浦发现碰上了坚壁，于是北绕蔡家峪，转攻团城口，正打在高桂滋兼任师长的八十四师和李仙洲二十一师两部的守区。九月二十三日夜，敌人猛攻东、西泡池高地，八十四师反击，牺牲两千余人，损失惨重。高桂滋急忙向孙楚求援，当时孙楚已接到八路军要求配合作战的通报，正在犹豫。他不大相信共产党真的敢插入敌后作战。同时他也不想过早使用预备队，尤其是去增援，因为一去很可能就粘在那儿了，关键时刻将无兵可调。于是他只得口头要求高部坚持，同时说明郭宗汾的预备第二军即将出击，而且八路军也插入敌后很快就会发动配合作战。高却认为“孙神经”是有意牺牲他们来自西北的“客家军”而让晋绥军独占风头。九月二十四日夜，也就是一一五师平型关大捷的前一天晚上，高桂滋擅自放弃团城口，率领十七军向恒山一带退去，计划与刘恩茂部靠拢，共同保存实力。他有一张底牌，阎锡山曾下达过把日军放进关内打的命令，而且一直没有撤销。可气的正是，高军连招呼都不打就一走了之，虽然说这个招呼的确不好打，他总不能说，报告司令，我部擅自离开团城口，后会有期。
该配合的时候按兵不动，等八路军打了胜仗，孙楚很是有点眼红，急令郭宗汾出击。二十五日夜，预备第二军于零点出发，计划经过八十四师防地从团城口出击。一阵猛烈的重机枪和迫击炮打得他们迷迷瞪瞪摸不着头脑。初以为是联络不当，与友军发生了误会，但是更猛烈的炮火才使郭宗汾清醒过来，前方的高桂滋十七军竟然从人间蒸发，团城口已落入敌手。二十六日拂晓，日军居高临下，既占有利地形又出郭军不意，将预备第二军压迫在迷回、涧头一带，无法展开。幸亏一一五师大捷后向附近的大、小寒水岭派出有力部队支援，郭军才稳住阵脚，由出击改打防守。
战局至此，阎锡山不得已派傅作义替换孙楚为前敌总指挥，同时命令陈长捷六十一军迅速增援。陈长捷从代县经繁峙连夜冒雨急行军，先头部队于二十七日早晨到达平型关前线。短暂休整后，陈军陆续投入战斗，虽然解了郭军之围，但是在各主要阵地上均与敌人反复冲杀激烈争夺，敌我伤亡都很严重，形成相持胶着状态。傅作义经请示阎锡山开始调他的三十五军主力三个旅，准备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按行军序列，这三个旅分别是董其武二一八旅，孙兰峰二一一旅和马延守独立第七旅。特别是董其武和孙兰峰可以说是傅作义的左膀右臂，跟随其多年，身经百战，每个人都可以独挡一面。但是行军中又发生了怪事儿。九月二十八日作为先头部队的董旅过了繁峙已抵达砂河。今天的砂河火车站早已改名为五台山站，以提醒北京方向来的游山旅客应在此下车，改乘汽车上山。二十九日夜，孙旅却在繁峙城南峨口以东的地区受到日军骑兵的袭击，马旅更是被阻止在代县。这股敌人是从那里跑出来的呢？
看到板垣师团在平型关受挫，狡猾的东条英机瞅准十五军与三十四军的接合部，也就是中央军与晋军的空隙，挥兵直奔雁门山的要隘茹越口。这茹越口虽说是军事要地，但真正易守难攻的却是在其后二十五里的五斗山和铁角岭。民国十六年，阎锡山正是凭着这两处互为犄角的天险与奉军张作相的五万人马恶斗月于，终将原先优势的奉军击溃于山下。可怜现在的三十四军其实只有旅长梁鉴堂率领的二零三旅守茹越口。后边的两处天险，五斗山由隶属六十一军的方克猷独立第二旅把守，铁角岭留给姜玉贞一九六旅，而姜旅却被王靖国强留在阳明堡一带保护自己的侧翼。九月二十八日，梁鉴堂旅长手里只掌握一个营的预备队，拼死堵击敌人，战火中不幸中弹身亡。全旅伤亡惨重，溃不成军，铁角岭也被敌人唾手抢占。方旅仓皇中派兵反攻茹越口，却受到铁角岭之敌的侧击，又派兵仰攻铁角岭，反而把五斗山也丢了。面对敌寇的突袭，作为雁门山一线的总指挥，王靖国张皇失措，形同梦游。二十九日黄昏，敌骑长驱直入，占领繁峙。
九月的最后一天，深夜，阎锡山召集晋军全部高级将领在砂河以南的一个小村子商讨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夜里天已经很冷了，屋里生起了火。王靖国心里烦躁，反而觉得有点热。傅作义的参谋们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围阻繁峙之敌，先解决板垣师团。二是，先驱退繁峙敌军，再消灭平型关前的板垣部队。王靖国不喜欢第一个方案，他实在没把握能把敌人围得住，责任太大。第二个方案好，大家帮他驱退敌人，然后别人再去打板垣，只是这话说不出口。想了想，王靖国开始敲边鼓，“这样向两面分力攻击，大营总部手上没有一点策应力量，万一敌骑突窜大营，我们能唱空城计么？”幸运的是，大家都不赞同第一个方案，原因却各不相同。孙楚是想集中优势兵力一个一个地打，傅作义则是根本没把繁峙的敌人放在眼里，觉得捎带就打了，另外一些人则是担心补给线会受到威胁。
大家正准备开始详细研究第二方案时，第七集团军司令杨爱源却以五台人特有的微妙意识提醒阎锡山，“热、察、绥的蒙古人年年朝拜五台山，走熟了从繁峙峨口上五台山的大小路径。伪蒙军既已占领了繁峙，有可能经峨口直奔五台山。”想到逃走的路明早就可能被切断，阎锡山意识一震，一拍桌子站起来，“我看如此战局，无法补救了，迟退且陷全灭！星如（杨爱源字），宜生（傅作义字），就下令全线撤退吧。”当天夜里，阎锡山就坐汽车在孙旅的掩护下退往五台山。是夜，“朦胧云月，雪满山坡”，引发阎锡山感慨不已。“撤兵令下意凄凉，指挥杂军愧无方。原由平型复南口，孰料茹越陨鉴堂。”到了台怀镇，阎锡山就给参谋长朱绶光打电话，要他部署王靖国守崞县十天，姜玉贞守原平七天。有这半个月的工夫，忻口的防守部署就差不多了。王靖国刚为跳出火炉而庆幸，现在又掉进冰窖里。
晋军常受到嘲笑，说他们打仗有两杆枪，一杆步枪，一支烟枪；或说阎老西儿的部队缴枪不缴醋葫芦。其实哪儿的部队都有善战的，也有不经打的，指挥官应该是关键。王靖国从雁门关撤下来，好似惊弓之鸟，一路紧走慢走，来到崞县已是人困马乏，看看后面日军并没马上追来，这才长舒了口气，下令埋锅造饭，然后部署守城。十月一日黄昏，日军前哨部队也进至城外大郭村附近，与王靖国的部队遥遥相对，但日军并不急着发动进攻。越是这样，王靖国越坐不住，心里又没了底儿。
二日、三日，日军频繁进行空中侦察，仍然没进攻。王靖国不知道日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度日如年。十月四日，日军终于开始进攻，一步步逼近城北。五日拂晓，日军先用飞机轮番轰炸，随后用炮火猛烈轰击北城。防守北城的刘良相团在城外苦苦支撑，突然，一发炮弹不偏不倚正中团指挥所，刘团长及团部人员当场牺牲。城外阵地接二连三丢失，日军已经攻到了城墙下，随即开始攻城。又有两位团长在守城战斗中阵亡，北城连连告急，东城门一带战况吃紧。
王靖国急令参谋长梁培璜向阎锡山、赵戴文发电告急，“敌势甚炽，我阵已残，不堪拒守，拟即撒退”。正在这时，一封信送到王靖国面前，信上只有几句话，却字字句句如芒在背，刺得王靖国心尖直颤。
“王军长鉴：放弃雁门，你就该死。守住崞县，犹为侥天之幸。再失此城，国法岂能容你。泰山鸿毛，皆是一死，交在生死，不敢不告。张培梅手字”
提起这个张培梅，晋军官兵无人不晓，至今仍有各种有关他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张早年加入同盟会，入保定军官学校，后参加一九一一年山西反清起义，历任连、营、团长及晋南镇守使等职，后在家闲居十三年。此人作战勇猛，武艺高强，当初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反蒋失败后，张培梅秘密保护阎锡山到天津，再转赴大连避难，曾经为阎锡山立下汗马功劳。“七·七事变”之后，他向阎锡山积极要求参战抗日，被委任为第二战区执法总监，组织执法队，凡擅自撤退者，即可就地正法。这个人，连阎锡山都要让他三分，王靖国看了这封信岂有不胆寒之理。
可是，崞县战况十分危急，守吧，实在没有把握；撤吧，没到坚守十日的期限，岂不是拿着脑袋往张培梅的枪口上撞。王靖国这下只有听天由命了。六日，北城的日军已经攻进了城，两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格斗。参谋长梁培璜眼看着东城一带的部队正在夺门逃跑，连督战队也乱了阵脚。正在万般无奈，传令兵送来一份电报，“电悉，情况属实，可如拟办理。戴文。”省主席的“如拟”二字可让梁培璜盼到了逃命的尚方宝剑，他赶紧传令撒守崞县。此时，晨曦升起，时间是十月七日，十九军真正的战斗只打了两天。早已晕头转向的王靖国被卫士们连拖带架撤出崞县城。仓惶之中没接到通知的军部人员，都落入日军手中。
事后，张培梅找到阎锡山要求追究丢失雁门，崞县以及后来隰县的擅自撤退之罪，枪毙王靖国。阎锡山说，咱就这么几个将领，都枪毙了，谁带兵呀？张培梅回去就服毒自杀了。
……
一九四九年，王靖国，孙楚领命守太原。三月底，王靖国在北平上学的四女儿王瑞书带着徐向前的亲笔信通过两军前沿阵地回到太原，劝王靖国走傅作义的道路，和平解放太原。不过王瑞书的任务显然没有傅冬菊的任务完成得好。王靖国对女儿说，“太原已成为一座孤城，外无救援，实难确保，但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如果阎有命令叫我投降，我就投降，阎没有命令，我只有战斗到底。傅作义够个俊杰，但我不那样做。你可革你的命，我要尽我的忠。”
四月二十四日，高瘦的王靖国和矮瘦的“孙神经”并肩出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俘虏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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