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在开元年间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公私仓廪俱丰实”，“万国衣冠拜冕旒”，史称“开元盛世”。但盛世中也掩藏着巨大的危机，政务腐败，军纪松弛，边镇地方势力又日益坐大……天宝十四年十一月，杂胡出身的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安禄山悍然起兵叛唐，到十二月，便攻陷了东京洛阳，大唐帝国岌岌可危。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时任朔方节度使的郭子仪站了出来，成为平叛的主要军事统帅，经过七年艰苦的战争，终于平叛告捷，唐肃宗说：吾之家国，赖卿再造。而郭子仪的首次大捷，就在静边军城——今右玉县右卫镇。
2000年，谢鸿喜教授接到右玉县一个老文物工作者胡生的电话，说右玉县右卫老城外，有一大块田地，庄稼长起来后和平常庄稼地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庄稼一收割，白森森的骨茬子随处可见。他问谢教授，这是历史上什么战役的发生地？谢鸿喜教授查阅史料，得出初步判断，这只能是唐朝郭子仪平安史之乱时，静边军之战的战场。
平乱第一捷
关于静边军之战，历史上记载得非常简略，《新唐书·郭子仪传》说：“(郭子仪）举兵出单于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收静边军，斩周万顷，传首阙下”。《旧唐书》则更为简略，只说郭子仪“收静边军，斩贼将周万顷”，但这次战役实不能以等闲视之。
静边军城，是唐中叶名将，朔方节度使、灵州都督兼河东节度使王忠嗣大约在天宝初年修建的，主要是为了防范北方突厥和回纥贵族的南侵。《资治通鉴》中记载：王忠嗣“自朔方至云中，边陲数千里，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数百里。”为了加强防御力量，他还将清塞军（今阳高县）的兵力充实进来，使静边军成为连通塞外和中原的战略据点，地位非常重要。“安史之乱”爆发后，安禄山叛军从其大本营范阳（今北京）出发，沿着太行山东麓南下，至豫北折西直指长安、洛阳，一路所向披靡。史书记载，安禄山天宝四年（755）十一月十一日起兵，到十二月十二日已经攻陷洛阳，随即称帝。唐政府一筹莫展，无计可施，仓皇终日，大唐王朝似乎覆灭在即。
但安禄山却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没有对静边军给予足够重视。在他叛乱后六日，59岁刚升任朔方节度使的郭子仪奉诏讨敌，从朔方（今宁夏灵武西南）出发，向东循黄河北岸，环绕河套，插入敌后，在河曲（黄河东来折南处）击败安禄山骁将高秀岩后，趁势突破长城巨险杀虎口，在安禄山称帝的同日，十二月十二日，一举攻占河东战略要塞静边军，歼敌骑七千，并乘胜追击，向东进围云中（今大同），向南收复马邑（今朔州），开通雁门关，打通了南下河东、东下河北的战略通道。靳生禾和谢鸿喜两位教授评论说：“此役开辟了一幅全新的战略新局面，在敌后——安禄山惨淡经营多年的巢穴范阳以至其北方三镇负背，嵌进了一巨大楔子，使叛军后路断绝，失去了依托，再也不能肆无忌惮地长驱南下而无后顾之忧。”历史事实也证明，从此唐王朝把叛军一斩为二，使其北线与南线失去联系，彼此首尾失顾，只能被各个击破了。
静边军城的累累白骨
静边军城在何地？各种历史资料大都说是“云州（今大同）西至静边军城一百八十里”。据靳生禾、谢鸿喜两位教授考察，今大同市以西180华里正是右玉县西北20余公里右玉县故城，即今右卫镇。而且，大同市以西180华里相应的古城遗址也只有右卫镇，所以今右卫镇就是唐静边军城。
靳、谢两位教授在考察中还发现：上世纪50年代，人们在右卫镇西北4公里处挖渠施工时，曾挖出一块墓碑，是唐宪宗元和年间（大约在815年左右）所立，现存于右玉县杀虎口博物馆。碑文记载，墓主人叫王液，是太原人，应属太原王氏一脉，官做到“清塞军副使骠骑大将军试少府监”（大概相当于今军分区副司令员），在墓志铭上还能得知，他的父亲，曾做过“静边军副使”。按照中国传统来说，人死后当归葬故里，如果没有条件这么做，一般也就葬在做官出仕的地方。王液任“清塞军副使”，死后却葬在右卫镇附近。这只能说明，他担任清塞军副使，实际上是在此处工作。这与历史上关于静边军城徙清塞军实之的记载恰好可互相印证。
5月15日，在谢鸿喜教授的带领下，我们爬上了右卫老城的城墙，去凭吊静边军之战古战场。
城墙足有三四层楼高，走在宽阔的城墙上，整个右卫镇尽收眼底，千余年过去，如今的右卫镇已经不复见当年军事要塞的影子，从民国一直到今天的民居把右卫镇塞得满满当当，城中间两条连接四个城门的大道把城均匀地分为四个区域，有人在大道上慢慢地走着，不知道位于何处的学校里还传来悠扬的歌声。若向外望去，眼界一下变得辽远起来，蜿蜒的苍头河一路向北流去，宽阔的河谷里，有一大群羊在吃着草，好像草地上盛开了白色的花，放羊人坐在不远处，偶尔呼喝一声，声音传出很远，更显天地辽阔——远离了战火硝烟，如今人们的生活安宁而平静。
谢鸿喜教授介绍，如今所见的城垣，是在唐静边军城基础上几次重修而成，如今所见到的土城、四门及其瓮城都是明代所建，虽然包砖都已不存，但好在大体完整，隐约可见当年恢弘的气象。然而，走在城墙上，脚下处处断瓦残砖，随便拾起一块，却不乏汉唐遗物。
更使我们感叹的是，失去包砖的城墙上，间或就有嵌于其中的残骨显现出来，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有些大概可以确定是人骨或马骨，有些却实在难以辨识。但无论如何，我们却可以知道，他们都是战争死难者，在死后又化为城池的一部分，于是魂魄所系，都在这塞外的小城上了，留给他们家人的，只有悲伤和思念。这正如一首唐诗中所说：“可怜永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被历史掩盖的传奇
军人战死沙场，这是他们的职责。天宝十四年十一月，郭子仪接到平叛的命令，带着自己本部约万余兵马千里擒王，应该就抱着必死的决心。当时安禄山兵威正炽，一路南下所向披靡，山西又是他多年经营之重地，守将皆为心腹悍将。郭子仪绝对想不到，这一战，成为他个人显赫功业和唐王朝平定叛乱的起点。他只是怀着“国危君难，正是军人赴死之时”的勇气和信念而来。安禄山也没有想到，在他势如破竹南下之时，有一支军队会将他本以为稳固的后方搅动得天翻地覆。而这支军队，不像他先前所碰到的其他唐王朝军队一样无能，将不知兵，军不习战——郭子仪带领的这支朔方镇军来自塞外边防前线，剽悍勇猛，不但让安禄山在静边军城外丢下七千具尸体，而且将成为挽救大唐天下的中坚军事力量。
安禄山更没有想到的是，他趁唐王朝政治腐败之际起兵，但他的残忍和暴戾更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郭子仪平叛七年，终获成功，也正是建立在人民厌恶战争、渴望安定、拥护唐室的基础上。在这里，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虽然它不见诸任何正史，但其中的意义仍然值得深思。在郭子仪“收静边军，斩贼将周万顷”的战役中，起到关键作用是个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的人。靳生禾和谢鸿喜两位教授也是在一本不甚著名的古籍《千唐志斋藏志》发现了他的名字。这本碑帖收录了一块墓志铭，墓主人叫苏日荣，陕西武功县人，官做到“英武军右厢兵马使”，但在静边军战役发生时，只是大夏（今甘肃临夏东南）县丞（副县长），当时正在静边军游历——我们可以猜测，是不是他也敏感地认识到了静边军的战略地位，所以怀“投笔之志、枕戈之心”特意来到这里。苏日荣来到静边军城，暗地结纳豪侠猛士并潜伏下来，以图有所作为，当郭子仪带领军马来到后，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一天晚上，突然和他的伙伴们潜入叛军军营，刺杀了其主将周万顷、安守一。可以想象，叛军即刻群龙无首，乱作一团，而城外，正是郭子仪的虎狼之师，一经交战，必定溃不成军。内外夹攻下，静边军立刻收复。慨叹“河北道二十四郡曾无一义士焉”的唐玄宗“异之”，并破格连升苏日荣好几级，封为“振武军副使”以作褒奖。
苏日荣在以后的平叛战役中，再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又湮没在了历史长河中。他就像一颗流星，刹那间的光华照亮了整个夜空，然后就沉寂下去。到今天，连“斩贼将周万顷”的事迹也叠加在郭子仪身上，使苏日荣成了一个有名字的“无名英雄”。然而，比起城墙上那些嵌着的白骨，苏日荣还是幸运得多——他们连名字也没有留下。再次摩娑着城墙，掠过一块块的白骨，眼光再向远望去，苍头河无声地北去——正是“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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