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古战场之一：汉高祖被围白登山
再回古战场
明清间顾祖禹在他的历史地理学著作《读史方舆纪要》中，这样论述山西地理形势：山西“东据太行，南通怀孟（河南沁阳、孟县），西薄（逼近）于河，北边沙漠”，“表里山河，最为完固”，占据着一个“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吭（咽喉）”的位置，所以，“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
具体来说，山西不但是中原王朝的北方屏障和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主要通道，也是动乱时雄主逐鹿中原的起点和跳板，即使实力不足以争霸天下，山西因其完固的地理环境，仍然可以在此偏安数十年。于是，进可居高而攻，退可据险而守，从春秋战国一直到近现代，从来没有哪一个有志于天下的统帅会坐视山西控于他人而不顾。顾祖禹引述唐太宗平刘武周叛乱的例子说：“卧榻之旁，不可以假他人耳。”如果用“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的俗语来套用，可以用“天下若安晋必安，天下已乱晋或安”来形容。
因为有这样的重要的地理位置，山西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军事和战争的遗物遗迹———小到箭镞、刀枪、矛戈、火炮，大到烽燧、古堡、关隘、长城———在山西由北至南随处可见，它们或在博物馆里沉睡着，或在田野荒漠矗立着，让人想象久远以前的惨烈……
山西大学靳生禾教授说，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有着双方最高决策层的智慧和智谋，饱和着双方将帅的军事才华，和艺术一样，战争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但有时候，我们会忽略战争的另一样要素———战场。那是战争的发生地，将士浴血的场所，所有的纷争最终会在那里做出一个决断。只是当烽火熄灭，硝烟散去，战死者的白骨渐渐被掩埋，碧血染过的土地上依旧会有草木生长，曾经的惨烈似乎变成一场不太确切的噩梦，再慢慢被我们忘却。以至到现在，说起某一次战役，我们只是记住了某年某月某日，某与某战……这样一些字句，但到底在哪儿发生，在哪儿结束，我们已经不能肯定。
山西大学的靳生禾和太原师范学院的谢鸿喜两位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通过史料钩沉、田野考察开始对山西境内的古战场进行研究探寻。他们说，山西境内，有明确记载的战争就发生过880多次，古战场分布在全省220余处。其中，规模颇大或对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有20多次。这十多年来，他们已陆续发表古战场考察报告近20篇篇，廓清了困扰史学界多年的许多历史谜团。
从今天开始，本报《厚重山西》版开始的“山西古战场”这一专题报道，就将在两位学者的指引下，通过考古证实历史，通过遗迹讲述故事，并带着我们一起回到金戈铁马的岁月，回到旌旗狼烟的古战场。
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了项羽，统一了全国，随即称帝，史称汉高祖，一个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帝国将逐渐强盛起来。与此同时，活跃在北方蒙古高原一带的匈奴，在经受了秦王朝的打击后，利用中原的战乱，实力得以恢复，成为这个新兴王朝的最大威胁。二者之间的大战不可避免，而第一次大型的战役，就发生在刘邦称帝的第三年，地点在今大同附近……
汉朝与匈奴的这次大战，史称“白登之围”，刚刚平定了群雄的刘邦将遭遇到他戎马生涯的最后一次失败。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失败，会使汉朝政府的国策发生重大的转变，并成为后世许多个王朝的样本。
追述这次战争，我们必须先回到汉朝立国之初。
韩王信叛汉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大封诸侯，其中异姓诸侯王有七位，韩王信被封到今天河南禹州市一带，地处中原腹地，“天下劲兵处”，而韩王信又以“材武”著称，这让刚稳定了局势的刘邦很不放心，所以，第二年，就将他转封到今天太原一带，都城就在晋阳（今太原南）。刘邦认为，这样做，一可以让韩王信远离中原腹地，即使他叛乱，危害也不致太大；二可以利用韩王信的武略，抵御北方胡人的侵袭。
应该说，刘邦的策略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效果，韩王信看上去也准备替刘邦认认真真守边。不久，他还上奏，说晋阳离边疆太远，不利于守御，请求将王都迁到更北方的马邑（今朔州）。刘邦准许了。
韩王信想不到的是，当时的匈奴以汉朝举国之力也未必能战而胜之，何况一个诸侯国。当时，匈奴单于冒顿不仅使北方的其他少数民族臣服其下，而且趁中原战乱之时而将秦朝蒙恬所夺之地尽行收复，拥有了南至河套一带，北至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域。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后世的史学家更认为，在冒顿时期，匈奴在政体上也有了显著的变化。马寿山说，在冒顿单于以前，匈奴“从氏族群体经过氏族部落，发展到部落联盟”，而到冒顿时，匈奴已经成为“奴隶制的部落国家”。这表明，匈奴在军事上将不仅仅只是小规模侵扰、偷袭，也有了大规模组织动员进行会战的能力。司马迁说，当时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韩王信与匈奴交战，败多胜少，到这年秋天，王都马邑也被围困，只得多次派使者与匈奴求和。对异姓诸侯王本就猜疑的刘邦得知后，认为韩王信有“二心”，随即“使人责让信”。
韩王信非常惊恐，因为在他之前，燕王臧荼被杀，楚王韩信被夺去王爵，他担心刘邦下一个收拾的就是自己了，索性就投降了匈奴，并与匈奴联兵掉头一击去攻打太原。五年之后，韩王信被汉将柴武杀于参合。
汉高祖亲征
公元前200年，56岁的刘邦御驾亲征去平叛，随行的主要谋士是陈平、娄敬，将领有樊哙、夏侯婴、周勃等。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猜测他的心情，也许是一种“威加海内”的豪迈，也许是一种无人可用的无奈（他嫡系中能够独挡一面的将领实在没有），但无论如何，我想，刘邦不会认为此行有多么困难，以他刚刚平定群雄包括计擒当时最能打仗的韩信的志得意满，他不会觉得这一仗比平定燕王臧荼叛乱更困难。
如后世许多战例一样，一次大的失败前，总是有着不断的小胜利让你产生错觉，以为大胜就在眼前，而失败是件非常遥远的事情。刘邦此次出征也是这样，大军从长安出发，不久在铜革是（今沁县南）大败韩王信主力，斩杀了其大将王喜，韩王信远逃到匈奴，他的部将王黄等收罗散兵败将，并将赵苗裔中名叫赵利的，复立为王，与匈奴兵联合，准备会战。冒顿单于派左右贤王带领一万多骑兵与王黄部在广武（今代县西南古城）会合，并逼近晋阳与汉兵交战，被汉军击败，逃至离石（今离石），又被击败。匈奴且败且走，收拢败军在楼烦（今宁武），而汉兵又鼓余威败之。
当时，刘邦正驻扎在晋阳，汉军连连得胜，他不免对匈奴起了轻视之心，又听说冒顿单于正驻扎在代谷（今桑干河谷），就要亲自带人去追击，想就算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消弭边患，至少也可以像秦将蒙恬击败匈奴一样，使胡人“不敢南下牧马”。
为了万无一失，刘邦派了十数人前去打探，使者回来报告说，一路上见到的匈奴人，都是老弱病残，连马牛等畜生，也羸弱得像好多天没吃过草或者刚刚经历了一场瘟疫，据此看来，这仗打得。虽然这样，刘邦还是不敢轻进冒攻，又派了娄敬去打探。娄敬回来说看到的情况与前面一样，但其中恐怕有诈，因为两国交战，都要把最强的一面展示给敌人看，以使敌人有畏惧之心，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匈奴的情况，好像不堪一击，这很有可能是敌人意欲诱敌深入，然后埋伏奇兵、以逸待劳，打我们个措手不及，这仗打不得。
然而，汉军大部人马已经开拔，越过了句注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况且骄傲的刘邦已经听不进去这番话，骂娄敬不过是个以口舌之利得官的“齐虏”，在大军即将战斗时说这样灭自家威风，长别人志气的话，分明是要扰乱军心。他立即将娄敬捆了押到广武———等打败了匈奴回来再收拾你，看是你的嘴厉害，还是我的兵厉害。
刘邦一路追击，匈奴不住撤退。为了加快追击速度，刘邦亲自率领的两三万骑兵突进，而约三十万的大部队步兵，渐渐被甩在身后。一路上倒也顺利，但等过了平城（今大同），抢占了高地白登山后，却发现匈奴的精骑四十万已经将白登山团团包围，让他大惊失色，想赶紧退却，却为时以晚。时值冬季，天降大雪，久在中原作战的刘邦部队根本没有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作战的经验，加之军需补给供应不上，非战斗减员也十分严重，军卒“堕指者十之二三”。无奈之下，刘邦只得在白登山上，据险而守，等待援兵。
现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山上的刘邦四望，四十万匈奴精骑团团将白登山围了个水泄不通，青、白、黄、黑色的骑兵方阵按东、西、南、北的方位排列着，盔明甲亮，旌旗蔽日，他的心中一定充满了无法逃出生天的绝望和不听谋臣良言的悔恨。
汉高祖被围在白登山上，这事在《史记》《汉书》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但白登山在何处，两千多年来说法不一。东汉时期的学者服虔在为《史记》做的注中说：“白登，台名，去平城七里。”这里面透出的信息有二，一是白登是台名，而非山名，二是白登距离平城即大同市东北古城“七里”。
争议也就从这里开始。北魏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平城东十七里有台，即白登台。台南对冈阜，即白登山也。”非但距离发生了变化，白登是台还是山，依然模糊。唐朝的历史学家颜师古没有在台还是山上纠缠，明确地提出“白登在平城东南，去平城十余里”，又说“服虔说非也”。时代越远，这问题就更加搞不清楚，甚至产生了新的问题，如白登山位于阳高县东南，如白登山距离平城也有了30里、40里、50里的说法。当然，有些学者也会调和各说法，比如说“白登”既是山名，又是台名，李泰在《括地志》中就说：“汉平城县，县东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台，名曰白登台”。
古语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5月16日早晨，在太原师范学院历史地理与环境变迁研究所谢鸿喜教授的指引下，我们来到大同做实地考察。
白登山之谜
白登山，清朝乾隆年间所修的《大同府志》中说：“俗名马铺山，西距府治七里。”从大同市区出发，不过十数分钟，便来到山脚下。进山的路口前，立着一块很大的石头，上面写着“马铺山陵园”，起到了很好的路标作用。而且，路人也多有知道马铺山即是白登山的，更有位老者告诉我们说，陵园背后的山上还立着一通石碑，以纪念那次战争。谢鸿喜教授说，原来山上的石碑是清朝时候立的，后毁弃，上世纪90年代，政府才又重新立了一块。
那两天大同一直是阴天，雨时断时续，到5月16日早晨才有停歇下来的迹象。雨后大雾，稍远一些的马铺山影影绰绰，隐在大雾中。加之路滑道软，车行不便，还没有真正上山，就只能步行。
好在山并不高，坡也不陡，山上雨后的早晨，反有凉爽舒适的感觉，在这样的早晨中爬山，也算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只是，爬上那座小山包之后，却只有茂密的小松林，不见有半点碑的影子。谢鸿喜教授也是几年前通过另一条路到过那里，对这面的环境并不熟悉。不过，他说，地点应该在往南更高的山上。
一路往南，越过一座座小山包，听着松林中不知名鸟儿的鸣叫，倒也不觉得很累。雾依然很浓，十几米过后便看不清楚，群山都被遮掩起来，苍茫一片，耳边只有山风呼啸和松林间不知名的鸟鸣，虽然甚是动听，但心中却为寻不到碑而焦躁起来。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当我们想就此放弃的时候，太阳渐渐高了起来，雾飘散了些，猛然望见远处更高的山包上一片稀疏的树林中，似乎有个塔尖似的东西显现出来。心下一阵狂喜，狂奔上去，果然是一块碑，上面黑底红字写着“白登之战遗址”。碑的四周，还有几个暗堡，都是阎锡山时期所修建———可以想见，几千年来，这里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里应该就是当年刘邦被围的所在了吧？但谢鸿喜教授却说不是。他说，像你这样步行半个小时左右就到了此处，匈奴骑兵又需要多少时间？若是刘邦选择这里，又怎能固守七日七夜？而“高一里，盘踞三十五里”马铺山，又如何能容纳下汉匈共几十万的兵力？据他和靳生禾教授的考察判断，从这里继续沿黄土梁东北行15公里，上了采凉山的绝顶，才是当年刘邦固守的所在。如果在马铺山驻扎，那就是军事上的大忌，久经沙场的刘邦以及身边的谋士宿将断然不会犯此错误。
采凉山，又名采掠山，海拔2144米，较大同盆地高出千余米，是大同地区第一高峰，具备战略至高点的地理优势。马铺山或者说是白登山只是它的小小余脉。两位教授实地考察发现，采凉山坡度较高，且愈行愈陡，山上荆棘遍步，行走艰难，山顶却比较平坦，成台状。若居高临下，视野辽阔，“数百里内宛然”，确实有利驻军坚守，且“盘踞二百四十里”，符合数十万大军团作战的要求。
其实采凉山得名自北魏时期，北魏以前，采凉山就是白登山。因为“白”彰明显赫义，“登”则为升高义，意思此处就是平城地方最高的山。一些辅助证据，比如说史书中载白登山上有银、锡矿的记载，也与采凉山相符合，而与纯为黄土地貌的马铺山相左，又比如采凉山上有天然山泉，能够供给刘邦军队食饮，而马铺山上不见山泉山涧，显然刘邦军队七日七夜无水是不可想象的。再综合气候（天寒地冻至“卒之堕指者十之二三”只有在高寒地区才有可能）条件，两位教授确定，采凉山才可能是刘邦被围的白登山，山顶即为白登台，白登山、白登台是一地兼称两名。当然，原来学者对白登山地理方位的解释，所谓“白登去平城”的里数，也就是白登山在大同东北的里程彼此大相径庭，盖出于或以今马铺山为汉白登山，或以今南坡顶为汉白登山，或以今采凉山为汉白登山之故，诚然也还有以直线距离计，或以实际距离计的问题。
陈平献计解困
遥想当年刘邦在白登山（采凉山）上，天寒地冻，四下里都是匈奴人的骑兵，真是插翅难飞，内心充满了绝望，不知道谁才能帮自己脱离险境———如我们所知，这个人就是陈平。
陈平是秦汉之际最著名的谋略家之一，《史记》中司马迁评论说陈平“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这一次，他将如何为刘邦解困呢？
史书中都说，陈平送了很多厚礼给单于皇后（匈奴人称“阏氏”），阏氏就劝单于说：“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意思很简单：大家都是老大，要互相给面子。就算你拿到了汉朝的地盘，恐怕也没法处理。更何况听说刘邦很有神异的色彩，动不动他，您再琢磨一下。单于一听很有道理，就“解围之一角”，把刘邦放了。
光凭点“礼物”就能说动单于的皇后，这令人难以置信。但陈平一向就是这样神秘，不肯让人知道他出了什么计策，《史记》中说：“其计密，世莫得闻。”但从东汉以来就有人猜测，陈平出的其实是历史上屡试不爽的美人计。
顺治年间的《云中郡》记载：“娘子城，去白登村二十里，俗传曲逆（陈平封曲逆侯，此是代称）以美妇艳冒顿、激阏氏，过而借宿焉，故名。”直到今天的《阳高县志》，仍然有线索可寻：“娘子城，传说在今下娘城，被选中一位娘娘，官府为在其故乡建城堡，在堡上用青砖刻下‘娘子城堡’四字。”这两则地方志中的资料，虽然一说是“借宿”，一说是“故乡”，但其中的“艳”、“激”、“选”等字，依然为我们提供了遐想的空间———陈平在白登山附近选了一个民间女子，要献给单于，同时和阏氏说，我们这里的美女很多，你要是不为刘邦说句话，我们就把更多的美女送给他———看看你的地位还稳不稳。所以实质上说，这个美女其实是献给阏氏的，用的也不算美人计，而是激将加威胁。
如是，阏氏就肯出面为刘邦说话了。不过，刘邦最终脱险，其实也不全是美女的功劳。我们还可以再分析一下阏氏的话，先略过“两主不相困”的场面话和“汉王亦有神”的鬼话，“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说，即使攻下了白登山，汉朝的实力并未受多大损失（山上兵力只有两三万人），刘邦就算被生擒、被杀，汉朝还可以再搞出一个皇帝来。更何况，当时匈奴并未具备大规模入侵的能力，很可能要被打回来，还不如以刘邦为人质，弄点实惠———后世有相同例子，明代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虏，但明朝马上推选其弟为新皇帝，瓦剌当时并没有获得多少好处。而且，刘邦的大将樊哙正带着30多万人赶来救援，这样两方近百万人的会战，胜败难料，即使胜利，其损失单于也难以承受。
娄敬计议和亲
不管是陈平还是阏氏还是樊哙的功劳，总之，刘邦可以跑了。我们都知道，刘邦在当时算是善于逃跑的，逃跑的最大特色是不顾一切———荥阳之围，让女人当诱饵，算是不要面子；彭城之败，将儿女扔下车，更连里子都顾不上了。这次听说可以走了，马上就要下命令说大家快跑快跑，一刻也不要耽误。如果真是这样，兵荒马乱，兵败如山倒，又会让匈奴有可乘之机，幸亏跟前有明白人，太仆（管车的官，相当于侍从总长）夏侯婴坚持要慢慢地撤，并且把弓弩拉满戒备，这才没有出什么大乱子。一直撤到今天原平和忻州的交界处，刘邦才算松了口气，面上露出欣喜之色。谢鸿喜教授指着交界处两山间的山口说：“这就是忻州得名的原由，‘忻’与‘欣’是相通的。”那个山口，随之也被称之为“忻口”。
刘邦跑回来后，当然首先是放了娄敬，说悔不该当初不听你的话，才落得如此下场。我先封你为建信侯作为补偿，再杀了那些说能打的人向你赔罪吧———这是帝王的混账逻辑，反正打了败仗都是别人的错。
刘邦虽然回来了，但匈奴边患仍在，汉匈敌对情势依然没变，交战互有胜负。战争拖缓了国家社会生产的发展。刘邦就和娄敬说，老打也不是个办法，你说该怎么办啊。娄敬说，我们国内刚安定下来，久战厌兵。而那些匈奴人又认准了拳头大就有理，和他们说仁义和平也是白搭。但有个办法也许可行，不知道皇上肯不肯？刘邦说那当然，快说。娄敬就说，我们把您女儿嫁给单于吧。这样，您就是单于的老丈人，说不定以后小单于还是您外孙子。天下哪有女婿打老丈人、外孙打姥爷的道理！而且，匈奴人想要的，只不过是我们多余而他们罕见的东西，不是非打仗不行。刘邦可不会把儿女看得比江山还重要，说这办法好啊。吕后不干了，说刘三儿你敢！我可就一子一女！哭闹一番，刘邦只好算了，把宗室的女儿加上丰厚的嫁妆嫁给了冒顿单于。冒顿单于也不是天生好战，就答应了。如此，往后汉匈小打小闹虽然有，但大摩擦却很少了。和亲政策数千年以来，一直被人诟病斥责，丧失了国格，但我们现代当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问题：汉匈之间关系，总以利益和实力为根本，女人所能起到的作用并非如历代文人渲染得那样重要。汉朝和亲政策得以推行，其实是汉匈共同理性和必然的选择。于汉朝来说，天下纷争数年，民生疲敝，与匈奴休战联姻，可以休养生息；于匈奴来说，他们南侵楚汉之争后统一的汉朝，其实也相当困难，而他们所缺少的，也并非领土，而是他们赖之以生活生产的粮食、工具等，既以联姻，则不需征战就可获得，又何乐不为？联姻只是表面或者象征，实质上是民族关系的缓和甚至融合。
这也正是白登之战的意义和影响，它事实上奠定了汉匈和平的基础，为汉初的文景之治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同时，汉匈的联系与沟通更加紧密，促进了双方的发展。如是，白登山上的那块碑，就不仅是纪念那次战争，更是两个民族融合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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