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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商 历 史

晋 商 简 介
晋 商 性 质
晋 商 衰 落

成 功 之 道

晋 商 精 神
经 营 意 识
组 织 管 理
心 智 素 养

山 西 票 号

历 史 背 景
产 生 年 代
票 号 发 展
业 务 范 围
票 号 终 结

山西票号分布图

著 名 商 号

大 盛 魁
大 德 通
日 升 昌
蔚 泰 厚
蔚 丰 厚
天 成 亨
合 盛 元
协 同 庆
六 必 居
广升药店

晋 商 名 门

祁 县 乔 氏
祁 县 渠 氏
平 阳 亢 氏
平 遥 李 氏
榆 次 常 氏
太 谷 曹 氏
介 休 范 氏
介 休 候 氏
介 休 冀 氏

石 王 氏
蒲 州 张 氏
蒲 州 王 氏

晋商家族文化

晋 商 名 人

大同薛氏三兄弟
乔家大院的主人
开明富商渠本翘
由商而官展玉泉
独辟蹊径范世逵
盐商祭酒杨继美
崇尚仁德李明性
远见卓识李宏龄
票号始祖雷履泰
雄才大略王海峰
金融大亨贾继英
豪门国戚孔祥熙

晋商与社会文化

晋商与社火
晋商与戏曲

晋商与晋剧
晋商与武术
晋商与科技
晋商会馆文化
晋商家族文化
晋商与茶文化
晋商与古籍文物
晋商与饮食文化

晋商史料研究

抱愧山西
晋商批判
晋商与政治
晋商惨败深思录

浅议晋商与晋商文化
晋商走向衰败原因分析

更多史料请看晋商文化

明清晋商与徽商的比较

  明清时期晋商、徽商皆为当时势力最大的两个地方商帮,时至今日晋商、徽商之影响仍然不小,晋商大院已成为一种文化,徽商已成为徽学的重要内容,而晋商、徽商之经营之道、管理制度、兴衰历史仍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晋商、徽商之相异处

  晋商、徽商在起因、兴衰时间上略有不同。晋商兴起于明初,即14世纪中叶,因北方边塞大量驻军,明王朝实施“开中法”而兴起。所谓开中法,即商人输粮供边塞军士食用,王朝付商人盐引,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由于盐是专卖品,获利颇丰。晋商抓住时机,以地缘优势,借“开中法”捷足先登而兴。徽商则是明弘治5年(1492年),明王朝因“开中法”法行弊随,改“开中”为“折色”,商人以银两换取盐引后贩盐,徽商以地缘近两淮盐场集散地——扬州,在两淮大显身手,而兴起于商界。晋商衰败于清末,随清王朝之灭亡而衰败。徽商之衰落则是从清王朝道光12年(1832年)实行盐法改革,将“纲盐制”改为“票盐制”,取消了盐引和引商对盐业的垄断后,从此走上了衰落之路。当然,晋商、徽商之衰败还有别的因素,但上述原因是为始发之因,由此而一蹶不振。这样计之,晋商大约从明初到清末活跃商界500余年,徽商从明中叶到清道光年间活跃商界近300年。

  晋商在道光初年,适应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创立了山西票号,曾一度执金融界牛耳,并首创我国在海外开办银行之先河。徽商却在道光后未将资本投向新的渠道———金融界,留下了遗憾!

  在文化理念上,晋商突出尊奉乡人关公,凡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多建有晋商会馆和关公庙宇。有些地方的晋商甚至是先建关帝庙,后建会馆。晋商把关公作为他们最尊奉的神明,以关公的“诚信仁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把关公文化作为他们的伦理取向,以致关公文化在其精神、道德、行为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徽商突出尊奉乡人朱僖(明徽州婺源人,今属江西),朱僖主张“道者,古今共有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朱子语类》13《类行》);“去仁欲,存天理”等,朱僖所制定的“家典”、“族规”,为徽商所遵循。徽商不仅在家乡修建祠堂“祭用朱文公家礼”,就是到了外地经商也要在所建会馆内祭祀朱僖。如苏州的徽州会馆“殿东启别院士,奉紫阳朱文公”,汉口新安会馆、景德镇新安会馆、吴江盛泽镇徽宁会馆等都“奉朱子入祠”,他们把理学作为家族内行事和经商活动的准则。因而,理学观念在徽商中影响极大。徽商“贾而好儒”、“左儒右贾”,把业儒看得高于服贾,尤对子弟业儒无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据统计,明代徽州有进士392名。清代仅歙县取得科第者(含寄籍),计大学士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人、内阁学士15人、状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传胪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进士296人、举人近千人,整个徽州就更可观了。晋商也有重视儒学的一面,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影响下,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晋商的影响下,山西民风出现了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即以“学而优则商”来替代“学而优则仕”。应该说,这是一种社会进步。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最下者方令读书”。(《明清晋商资料选编》)清末举人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学商贾,谓读书而多穷困,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退想斋日记》)清代科举中共有状元114人,其中安徽位居江浙后列第三,有状元9人,而山西有清一代科举中却无一状元。不过,山西另有5位武状元。这恐怕与山西历来多战场,业商人中也有不少习武之人,加之商品贩运及金融流通之需,以致山西多镖行、镖师,甚至武林中著名的形意拳发祥于山西太谷县,大有关系。

  徽州商人一般是聚族经商。如汪道昆的曾祖父汪玄仪业盐,“诸昆弟子姓十余曹,皆爱贾,凡出入必公决然后行”。(《太函集》卷1)休宁商人汪福克“贾盐于江淮间,艘至千只,率子弟往来,如履平地。”(《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由于族人经商者众,为增强凝聚力,徽商便大修宗祠,以通过宗族的尊卑长幼加强对族众的控制。晋商人员的组成则以乡人为主,其用人主张:一避亲用乡;二从乡人中择优保荐;三从乡人中破格提拔。避亲,即用人中回避戚族,包括财东与掌柜也不能荐用自己的亲戚,所谓不用三爷(少爷、姑爷、舅爷)。用乡,即录用本乡本土之人。从表象上看,似有排斥外省人才的一面;但还有加深乡人间亲情维系的一面。一方面,有表示财东恩赐乡里之意。另一方面,员工的乡土观念和感恩思想也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所谓“同事贵同乡,同乡贵同心,苟同心,乃能成事。”此外,同乡间最为知根底,家眷在原籍“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徽商举族迁徙到同一客地、从事同一行业的现象较多,徽州绩溪人胡适说:“通州自是仁里程家所创,他乡无之。”(《绩溪县志馆第一报告书》引自张海鹏、唐力行《明清徽商心理研究》)日本学者臼井佐知之指出:黟县弘村汪氏,明万历年初82世盐商汪元台举族迁徙到浙江杭州。歙县黄岗汪氏,明永乐时举家迁居湖北汉口,后又分流到襄阳、太原、重庆。(《徽州汪氏的移动和商业活动》,《中国社会和文化》第8号)这种举家迁徙的现象,在晋商中不能说没有,但不甚普遍。比较集中的迁徙是明中叶开中纳粟改为纳银后,有部分晋商家族迁到了扬州,如清初大学者阎若璩之祖先辈,就是此时由山西迁到了扬州。此后,举家迁徙现象就不多了。这时的晋商外出经商皆不带家眷,而把家眷留在原籍。正如清人纪昀所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阅微草堂笔记》卷23)

  在宅院建造上,明清晋商的宅院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我国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晋商住地山西,气候较干燥,人少土地相对较多,因而所建宅院较徽商宅院宽敞多矣。如祁县乔家大院,占地面积8724平方米,大院四周为全封闭式砖墙壁,上有女墙、城墙垛口、更楼、眺阁等,是一座城堡式建筑。祁县渠家大院占地面积4600平方米,共18个四合院,自成体系,又互相连接,形成院套院、门通门的格局。大院外观为城堡式,墙高10余米。太谷曹家大院原由“福、禄、寿、喜”四座院落组成,现存“寿”字院占地面积6500平方米。榆次常家大院占地面积200多亩,在车辋村整整占了南北、东西两条大街。徽商民居更注重于住宅内部的装修雕刻和室内陈设,许多专家考察后总结其特点为:朴素淡雅的建筑色调,别具一格的山墙造型,紧凑通融的天井庭院,奇巧多变的梁架结构,精致优美的雕刻装饰,古朴雅致的室内陈设。徽商聚族而居,村舍讲究依山临水的自然布局,错落有致的空间变化,幽深宁静的街坊水巷,景色如画的村头装点。徽商民居以规模和院落面积来说则难以与晋商民宅相比拟,如宏村汪氏承志堂,为徽商中大型民宅,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余三立堂为600平方米、乐贤堂为411平方米、树人堂为266平方米,西递村徽商胡氏敬爱堂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要之,晋商民宅尽管也有精致的一面,但宏伟是其一大特色;徽商民宅则为南方特色的重水、重绿、精致优美。此外,晋商“俭”而徽商“奢”,以及晋商、徽商在饮食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处,这里就不赘述了。

  晋商、徽商之相同处

  习俗首先,晋商、徽商均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明中叶以来,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度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自金银花的征收到一条鞭法的推行,赋税折征货币的部分日益增加。赋税折银的结果,刺激了生产,大大促进了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入清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政治局面的相对稳定,历经康雍乾三朝盛世,商品生产总体水平大大超过明代,水陆驿站干道的迅速扩展,从而为晋商、徽商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其次,晋商、徽商都有着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中国古代商人吸取了儒、法、兵、道诸家文化的良性影响,创出具有传统文化的货殖文化,这一文化在明清晋商、徽商身上更集中更典型地体现出来,反映了传统文化对商人经营理念的价值导向作用。

  再次,晋商、徽商都与封建政治势力有着结托关系,商业势力消长受到政治势力的影响。明清时期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一统天下,封建专制主义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依附、逢迎和仰攀是晋商、徽商对封建势力所持的基本态度。而封建政治势力既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晋商、徽商的利益,又未放松对晋商、徽商的敲诈勒索。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商人经济地位动摇和政治上的懦弱,因而也就避免不了与封建社会同枯共衰的命运。(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

  复次,晋商、徽商都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晋商、徽商在商业活动中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突破区域性界限,进行长距离贩运,从而促进了各地区间的联系,扩大了国内外贸易市场。晋商推动了包头、西宁、张家口、平遥、祁县、太谷等城镇的兴起,而徽商则有“无徽不成镇”之说。晋商不仅对商业、金融经营管理形成了经营文化,而且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如山西地方戏曲的繁荣,社火活动的开展,古籍文物的收藏,武术活动的推广,饮食、茶叶文化和珠算、会计、医药文化的推动,以及民风、民俗的变化等。徽商则对教育、书画、经学、理学、医学、园林等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并形成了著名的徽州文化。

  总之,明清时期的晋商、徽商是互有异同,各有千秋,这些现象也是当时时代背景、地缘、人文因素的具体反映。


本文来源:
本文作者:张正明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04-1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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