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隔河千里远。江河阻隔给出行带来的不便不言而喻。跨越江河最机动的办法是船渡，也可以游泳，最安全、通行最有效的则是建桥。中国古代的桥梁建筑技术之高超闻名世界，但是小河小水不在话下，黄河长江之类的天堑，跨度甚大，就不是说修就能修来桥的。
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的聪明的老祖先比西方人早500年发明了浮桥，规避弱化了桥梁的跨度问题。自古而今，我国有史料记载的浮桥数不胜数，出现在长江黄河上的有20多座，而最为著名，应用时间最长的，也最关系国计民生的，是我们山西永济通往陕西之间的蒲津渡黄河浮桥。
浮桥，应急临建
浮桥古时也称舟桥，它用船舟代替桥墩，用绳子把船串连起来，两岸用地锚固定，船上架木板就成了。架设简便，成桥迅速，在军事上常被应用，因此又称“战桥”。如在东汉末年三足鼎立之前，曹操进攻马超的时候，就是从蒲津渡搭浮桥让他的军队到达彼岸。太平天国军队更是将浮桥战术用到了极致，多次在长江上架设浮桥，夹江为营。
有优点就会有缺点，浮桥的缺点就是不耐用。古代没有钢丝索，串连船只的都是植物纤维编织的绳子，最坚固的材料首选竹索，应急的替代物为麻绳、苇缆，都容易断，再加上架桥的船也是木船，水沤浪打，很快就破了。因此，浮桥一直以应急的临建存在，时建时毁，与百姓生活没有直接的影响。
黄河上最早的浮桥记载是公元前541年，秦景公的母弟因自己所储存的财物过多，恐怕被景公杀害，在蒲津渡的黄河上架起了浮桥，带了“车重千乘”的财富逃往了晋国。这应该是我国的第一座“黄河大桥”。
蒲津渡是最早也是最频繁出现黄河浮桥的地方，这里有架设浮桥的天然优势：河岸高，河面较窄，河床坡度不大，水流较缓，而且河流中有一个自然形成的冲积沙洲，上面有居民，名为中潬（滩）城，是一个天然桥墩，该小岛在行政上归陕西省管辖，现已不存在。
但是，即使在正常年代搭建的浮桥，用上坚固的竹索，也架不住黄河水的折腾，用不了多长时间就绳断船散了。而且，永济黄河段处于中游，每年春汛，冰凌消解，浮桥更是脆弱不堪冲击。
所以一直到唐代，蒲津渡浮桥虽屡屡出现，但又屡屡被拆毁或被自然破坏。
倾全国之力
在西魏大统四年即公元538年，蒲津渡浮桥形成过建制，543年政府曾派兵把守，脱离临时建筑的性质。
到隋唐时，国家统一，疆域扩张，位于秦晋豫金三角的蒲州城成为河东河北进入国都的必经之处，其重要性日益凸显。《隋书·食货志》载：“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蒲津渡成为维系国民经济和国家政治、军事及文化交流的咽喉要塞，但是脆弱的浮桥却承担不起这样的重任。
咽喉要塞渴望突破瓶颈。
短暂的隋朝有实力开凿大运河已经不易，再在永济蒲津渡上做大文章，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了。
到唐代开元年间，国库充盈，国力大幅度提升，再加上各地对于山西铁、盐的需求旺盛，让蒲津渡浮桥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交通工程终于得以实施。
桥梁专家茅以升在其主编的《中国古桥建筑史》中写到，在唐开元九年即721年，蒲津渡开始有了永久性浮桥，但是，无论是固定地锚还是系船绳索，面对汹涌的黄河水，都不能解决浮桥怎么就能坚固的问题，毁坏频繁、严重。
开元十二年，唐玄宗李隆基召开了一个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解决蒲津浮桥的坚固性问题，官员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提，民间有什么好办法广泛收集。最后的建议是，倾全国之力，用铁修最坚固的桥。具体就是用铁索替代竹索，用铁铸造地锚，而且地锚要足够重，足够坚固。名相张说被皇帝任命为工程总指挥。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在岸边修建石堤。黄河的一大特点是河床变化快，修筑石堤能抵挡河涌水刷，还可以固定河道。永济市原博物馆馆长樊旺林曾经发掘并多年研究过黄河大铁牛，据他介绍，经过考古发掘和史料记载，石堤北起现在永济七里渡村，从西边绕过了蒲州半个城，一直修到蒲州城城南，总长近20华里。这道石堤在现在的蒲津渡遗址博物馆还可以看到，只不过是明代重建的，坚固的大石垒砌，每两个石块之间都用铸铁件相连。
石堤建成既保护了蒲州城，也为蒲津渡浮桥铸造地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场地，而且对地锚的稳固也是第一道保障。接下来或者同时进行的就是铸造地锚。
堪比三峡工程
根据传统五行学说，“牛象坤，坤为土，土胜水”。水来土掩，牛的形象一直被我国古代人民用来镇水患，而加固蒲津渡浮桥古人也没有忘了牛，但是这回牛不再仅仅是个镇物，而是还要作为地锚。
对于当时铸造铁牛的盛况，工程总指挥张说本人写到：
“於是大匠蒇事，百工献艺，赋晋国之一鼓，法周官之六齐，飞廉煽炭，祝融理炉，是炼是烹，亦错亦锻，结而为连锁，熔而为伏牛，偶立於两岸，襟束於中滩，锁以持航，牛以絷缆，亦将厌水物，奠浮梁……必使奔澌不突，积凌不溢……”
也就是说，蒲津渡浮桥工程的工地上，聚集起了来自全国各地顶级工程师。这些工程师尽心竭力，而且分工明确各展所长，有的像风神飞廉一样鼓风扇火，有的像火神祝融一样管理炉灶，又炼又烹，冶炼捶打，弄成连接的铁锁，又铸造了起固定作用的铁牛，铁牛一边四个对称地置于黄河两岸。桥的主体用铁链锁定保持，铁链系在铁牛身上，还使用浮水物品用来承载，让桥浮于水上……使奔流的水不会高于桥身，就算凌汛也不会溢满。
1989年出土的当时蒲津渡浮桥铁器群显示，当时黄河永济一侧铁牛都坐东向西，皆伏卧。各铸于长3.5米、宽2.3米、厚0.97米的铁板之上，粗看相同，实则形态各异。一号牛在西北方位，属公牛。二号牛在一号牛的后方，东北方位，属黄毛黑唇牛。三号牛在西南方位，属犍牛，与一号牛并为前排。四号牛在东南方位，属牛犊，与二号牛相并，为后排。所有的牛都膘肥体实，肌肉隆起，圆目似怒，竖耳倾听，尾巾后股各向外，肩负桥梁的重任。每牛下并有六根大铁柱，入地丈余，坚固不拔。牛的重量，经计算，4牛共146.1吨。每牛尾后有一根横铁轴各长2.33米，直径0.5米，其上有花纹。这轴是拴桥铁索用的，四牛共拴八根铁索。
四尊铁牛旁边，还各有四尊牵牛的铁人：一号牛外侧的铁人，是维吾尔族；二号铁人是蒙古族；三号铁人是藏族；四号铁人是汉族，这尊铁人身着短袖大翻领上衣，堪称我国古人穿西装的铁证，也是唐代中国开放自由民族融合的实证。铁人手掌虚握，当时系船的铁索应该也要从其间通过，更增加了力度。
铁牛铁人的东北侧，还有七根铁柱，呈北斗七星状排列。牛为地，柱则代表天，天地在此合一。据樊旺林考证，铁柱也有实际作用，那就是缠绕备用铁锁链的，一旦铁链断了，马上可以更换。还有两座铁山，分布在四尊铁牛中间，峭拔的山峰露出地面一米有余。这两山的作用是帮助铁牛、铁人加重地锚的重量。
经过仪器测量，铁器群的用铁总量在800吨，占当时年产铁量的4/5。在冷兵器的时代，铁的拥有量如同今天核弹头的拥有量，意味着国家的实力，关系着政权的稳固，唐代动用如此巨量的铁来修建加固蒲津渡浮桥，其雄心壮举不亚于现代的三峡工程。
从车音如雷到逐渐废弃
在唐时生产力还不很发达的情况下，怎么搞这么大的铸件?对于这个问题，茅以升先生著的《中国古桥技术史》一书中作了明确论述：“铸千万斤的铁件，多半在现场，铸铁和铸铜的方法相同。”《天工开物·冶铸》记“凡大铜至万钧，非手足所能驱使。四面筑炉，四面泥作槽道。其道上口承接炉中，下口斜低以就钟、鼎(其他铸件)入铜(铁)孔。槽旁一齐红炭炽围。洪炉熔化时，决开槽梗，一齐如水洪流，从槽道中视注而下，铜鼎成矣。凡万钧铁……其法皆同”。樊旺林考证，当时同时筑起了90个大铁炉，一起开工。永济出土铁牛的脊梁上还留有当年铸造时铁水流入的缺口。由此可知，蒲州开元铁牛、铁人、铁山就是在现场这样铸成的。
蒲津渡浮桥桥身长度为二百步，也就是300余米。该桥修好之后，成为一道民生、经济大道。唐代有人形容其繁荣程度：“曙色除开，济济相排，如川失水，一物时来，蹄声如雨，车音如雷。”也即是说，老百姓天不亮就开始排队等候过桥了，过桥的时候，人车马的声音如下雨如打雷。
蒲津渡浮桥建成后，唐对其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派兵把守，有专人负责日常维护，有专门的造船厂负责生产船只，以替换损坏的船。而且，在春汛的时候，还要把尖底船换成平底船，以减少对河水的阻力，还有人专门负责收取过桥费。
这个桥一直用了几百年。到宋代时，由于地震和黄河水患的同时破坏，铁牛掉进了水里，就发生了怀丙和尚捞铁牛的故事。金元交战时，金人为抗拒元兵将浮桥烧毁。到了明朝，蒲津关再次发展成进出中原的重要关口，政府又先后四次利用铁牛建桥，历经百余年，直至清代因黄河逐渐向西改道，全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变迁等原因，蒲津渡彻底废弃，蒲津渡铁器群没入泥沙中，不时还露出来犄角甚至背脊。据说山西籍老一辈革命家李雪峰小时在河水中还骑过露出来的铁牛，直到上世纪40年代彻底埋入泥土中。
1988年，樊旺林在结合史料记载、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又走访数十位老人，历经多时考古勘探，确定了铁牛位置。1989年，唐代位于永济一侧的蒲津渡浮桥铁器群出土，震惊世界。我国古代桥梁交通、黄河治理、冶铸技术、文化美术等等各方面的成就得到展现，也直观地揭示出黄河泥沙淤积、河水升高、河岸后退的变迁过程，从而为历史地理、水文地质、环境考古及黄河治理提供了许多有用资料。著名桥梁专家唐寰澄先生称赞说；“这是一个具体的工程建设，有实际功能的艺术珍品，是技术和艺术有机结合的典型，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桥梁、冶金、雕塑事业的贡献，是世界桥梁史上唯我独尊的永世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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