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口山陕西会馆全图。会馆的主要大殿前都建有戏台，共七座。经常三台戏或五台戏同时演出。
明宪宗成化年(1487年),汉水改道,由龟山北注入长江,江河相衔,沙泥淤积,年久形成洲岸,于是便有了汉口。扼长江、汉水两大水道的咽喉,东西南北交汇要冲,舟车商旅经行往复,此后逐渐兴盛,明中叶时,与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并称中华“四大名镇”。清人刘献庭说：“天下四聚”（指商贸聚集地），北有京师，东有苏州，南有佛山，西有汉口。
优越的地理位置使汉口成为商家必争之地,当年财势倾天下的山西商人自然不会例外。
“汉口茶市”，维系晋商和汉口的纽带
当年在汉口的晋商，经商项目十分庞杂，据汉口《山陕西会馆·志》记载，有茶叶、烟叶、布匹、药材、丝绸、瓷器、竹木和桐油等。
然而，在众多的经营项目中，维系晋商和汉口，最为紧密的纽带是“汉口茶市”。
文字记载清初汉口茶市盛况，“街市每年值茶时，甚属盛望。届时则各地茶商云屯雾集，茶栈客栈俱属充满，坐轿坐车络绎道路，比之平日极为热闹……”
山西商人所做的，就是将收购到手的茶叶，从汉口起运北上直到俄国——一条跨越亚欧大陆的“茶马古道”，以汉口为水路源头。
2007年7月，在湖北边界小城赵李桥羊楼洞茶场，听到这样一个传说:明朝末年，山西商人从岭南(武夷山)及湖南贩运茶叶到汉口，途中经过羊楼洞，发现这地方的水土与岭南一般无二，认为是茶树栽培的好地域，于是将岭南带来的茶种交当地人试种，后来遍山茶树长成，后来成为远销俄国的羊楼洞茶叶基地。
其实，这个传说并不确实，史料记录，羊楼洞茶山的兴起始于明朝中期，后来，被到南方收购茶叶途经此地的山西商人慧眼相中，舍远而求近，大量收购，当地加工成茶砖，水路从长江到汉口，然后北上出国境——也许是感念山西商人的商贸开发，所以在茶山当地有了上面的“传说”。
至今赵李桥(在何地)还保存着一条明清石板街，街道两旁，排列着木结构青砖老屋，当年是买卖茶叶的店铺。小街曾经繁盛无比，店铺商家多是山西人，把持赵李桥的茶叶贸易，前面店铺，后面工厂——数十个茶叶加工作坊，如今无一留存，剩下只有青石板上的深深凹下的车辙——当年运载砖茶的独轮车碾压的印痕。
参入跨国贸易的羊楼洞青砖茶，在给山西商人带来巨大的财富的同时，也更加奠定了“黄金茶港”汉口的国际地位——当年，一日不可无茶的俄国人，通过晋商，享受到中国的茶文化;通过晋商，知道了中国的汉口。
茶业之外，影响汉口最大的是山西钱庄
开埠之前，私人钱庄是汉口银钱业的顶梁柱，开埠之初，西方银行与中国钱庄平分秋色。汉口钱庄极多，经营最好的是山西人。“在太平天国叛乱以前，汉口是以一个完整而富裕的银钱业体系而自豪的。每家银号照例拥有6000两至20000万两的资本，而山西票号的财富更是数以几十万两计算。在那个时期，汉口有着大量的北方来的资本。同时听说利率也不高于英国的一般利率……”史料记录，从清初年起，晋商已是中国金融业的开山之祖，当年“几乎垄断了汉口所有的汇兑业务……至于商人同外埠的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它的作用几乎与英国的银行同样重要。”
在汉正街历史博物馆，看到一幅清代传下来的铜版画的复制本(原画今存于荷兰)，名为《洗脸的银行家》，细腻描绘清代汉口钱庄老板优裕的日常生活。在没有考据的情况下，我将画中的
“银行家”推断为山西钱庄的老板，因为当年兴盛于汉口的私家金融业，山西人的霸主地位无人可与争锋。
无论“口内通商”还是“口外通商”，中国大陆的城市、集镇和乡村，南北西东，汉口，永远是一个
“中心点”，收购、囤积、运输，三个环节，缺一不可。汉口具备这“三个环节”的全部需求。海内商家以它为商贸经销旅途上的“大本营”，于是汉正街有了诸多的山西商号和山西票号(钱庄)，也有了山西会馆(山陕西会馆)。
“山陕西会馆”，当年汉口最大的会馆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山西商人会同陕西商人，在汉口的汉正街与后湖之间的一片空地上，联手兴建“山陕西会馆”，即“山陕会馆”，具体位置是当年的药王庙以西，夹街以北，保寿硚以南;今天的药帮巷以西，大夹街以北，全新街(当年的关帝街)以东，保寿硚以南。会馆内供奉关帝塑像。因为位于药王庙以西，会馆名称内有一个“西”字，山西人和陕西人在汉口被称为“西人”，所以汉口人称为“西关帝庙”。
当年汉口，会馆及公所多不计数，汉正街的山陕西会馆规模为所有会馆之最——山西平遥人翼麟在中写道:“国朝(按:指当朝清朝)以来，繁盛称最，庙宇随在竞胜，金碧照耀，惟西会馆规模正大，雅冠众构”。
2007年5月，笔者曾游开封山陕甘会馆，建筑风格的富丽绝伦，给人印象极深。由上一段文字可以推测，汉口山陕西会馆，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历史资料照片上来看:人与大殿的比差，汉口西会馆大殿的高度，绝对高过开封会馆大殿，气势雄伟得令人震慑。再看《汉口西会馆总图》:高墙层叠，院落深深，殿阁重重，门廊延伸，庭园幽静。大门外有三斗铁旗杆，与门楼等高。进门楼往里走，前后两重大殿，白石台阶、白石扶廊，画栋雕梁，金瓦碧檐。前一重殿后设大戏台，后一重大殿设关帝像，每逢节日，会馆开戏，两侧厢房的二楼，连排的雕花隔扇依次推开，楼上楼下，殿内殿外，观者如堵——《晋商会馆文化》一文:“汉口山陕会馆内就建有正殿、财神殿、七圣殿、文昌殿等四座戏台”(也有文章说有7个戏台)。
两块石碑，会馆仅存的实物之一
2007年8月，笔者来到汉正街，找到药帮巷和全新街 (当年的关帝街)。一位住此地60年的老人告诉我说:这方圆一片的街市，便是西关帝庙的遗址。
咸丰四年(1852年)，太平军入汉口，洪秀全以西会馆为“天王府”，屯兵扎营，准备进取武昌。两年后，会馆在战火中焚毁。同治九年(1870年)，太平军之乱平息，山西、陕西商人集资重修会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竣工。前后25年,工程浩大繁复。
1937年，日军空袭汉口，放过长江沿岸“租界区”，专拣六渡桥以西的汉口老城区，及京汉铁路以北的汉口贫民区投掷炸弹。位于汉口西部汉正街边的山陕西会馆毁于一旦，就这样，汉口当年最大的晋商会馆，如今仅存以下几件“实物”:
一篇文字——《汉口山陕西会馆志》，是汉口200多所会馆中惟一修志的一家;一幅建筑规划效果全图——《汉口西会馆总图》;一副拍摄于20世纪初年的黑白照片——大殿以及殿前的台阶;两块石碑——一块断残，一块完好，分别刻有“山陕西会馆”五个楷书大字。
据居住在全新街的老人说，1949年后，会馆废墟上建过工厂，文革时期为露天仓库，20世纪末将一片地段的房屋彻底拆毁改建成简易商埠。我从纷繁稠密的小商埠之间的狭窄巷道钻进去，企图搜寻到当年一点点的“蛛丝马迹”，简陋残旧的民宅之间，只剩下几条青色的长石。
从老关帝街(现在全新街)直行数十步，便到了“保寿硚”，这里，曾经是山陕西会馆(西关帝庙)往后湖(即汉口北城门)的必经之地。当年的汉口老城，漂浮在湖泊沼泽之上，行三步走五步，就会遇到一座桥，汉口地名与桥相关的很多。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山陕两省水烟号商人集资重修保寿硚，青石桥栏上，一面刻有“道光十四年西秋月山陕水菸(烟)众号建修”，另一面刻“保寿硚”三个楷书大字。今天，湖沼填平，石桥变成石路，湖面上建起居屋、住满人家，桥面还在，桥栏还在，桥栏上的刻石还在，留下一点旧日的印痕。
新晋商在汉口
2007年8月，在汉口五福路70号大院内，湖北晋商会馆大楼还没有完成最后一段工期，院子里堆满砖沙水泥。只好从会馆的效果图上,想像新一代晋商会馆落成后的景象。
当天,商会负责人告诉我说:“湖北晋商会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山西商人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会馆。”由此可见山西商人对湖北的重视。一所会馆,一道桥梁,延续晋商与汉口古往今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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