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京城繁华自不待言，各地官员、举子、商人云集于此，出于本乡本土的互助情怀，会馆在这一时期兴盛起来，清人杭世骏说：“会馆之设，肇于京师。”由于晋商在这一时期的叱咤风云，山西会馆在京城会馆中尤为重要。

　　一些资料表明，明朝时期北京的地方会馆共有41所，其中山西会馆5所，占总数的12%。它们分别是万历年间山西铜、铁、锡、炭诸商创建的潞安会馆；山西颜料、桐油商人创建的平遥颜料会馆；天启崇祯年间临汾众商创建的临汾东馆以及和仕商共建的临汾西馆；天启崇祯年间由临、襄二邑油业、酱醋业商人创建的山右会馆。

　　京城很多老字号创自山西人之手

　　会馆建立最初目的，实际上是为了解决本乡的举子在京的食宿问题。

　　永乐十三年(1415年)，科举考试地点迁到北京，一些赶考的举子落榜后要在京复习准备3年后的考试，但京城出租的民房价格较高，一些家境贫寒的举子无力负担，同乡和旅京的客商就合力购买荒地或官宦私宅修改成文人试馆。根据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的研究，山西第一座会馆就是源于这种动机，而且创办时间也早于以上5所。

　　山西最早的会馆是由万泉人（今万荣）贾仁元在明代中期所建，他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中进士，曾任兵部左侍郎，当时他住在崇文门外，就把自己的宅南辟为三晋会馆，供同乡聚会，之后到了万历后期，山西商人建立的会馆逐渐多了起来。

　　到了清代，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北京的各省会馆总数达到445所，由山西人建立的就达到50所。明清之际是晋商最辉煌的时代，甚至形成了行业垄断，例如米面、颜料就大多控制在祁县、平遥商人手中，临汾、襄汾的商人主要经营纸张、油行，《山右临襄会馆为油市成立始末缘由专事记载碑记》中称：“油市之设，创自前明，后于清康熙年间，移至临襄会馆，迄今已百数十年矣”。潞安会馆内于乾隆十一年所立《重修炉神庵老君殿碑记》载，该会馆为潞安州铜、铁、锡、炭、烟袋各业商人所建。那是因为“吾山右之贸于京者，多业铜、铁、锡、炭诸货，以其有资于炉也。”到后来，晋商更是几乎掌握了全国的金融业，伴随着晋商的崛起，山西会馆的兴盛也就不难理解了。

　　京城很多的老字号创自山西人之手，他们与会馆之间也有许多故事，“都一处”烧麦名扬京城，据传曾在除夕夜接待了微服私访的乾隆，御笔亲题“都一处”，它的创始人王瑞福是山西浮山县北井村人，清初从家乡骑毛驴、搭脚车到京城，投宿到前门外鹞儿胡同浮山会馆，据说他就是在会馆后院西厢房土炕上得到一位同乡算命先生的启示，到前门大街鲜鱼口南摆酒缸（开酒铺），逐渐开创了名动京城的老字号。至今已450多年不衰的“六必居”酱菜，就是临汾西杜村赵存仁、赵存义、赵存礼三兄弟创办的，相传其匾额是奸相严嵩题写的。他们与山西会馆的关系已不可考，但是1900年，前门外大火，“六必居”仅剩下两间房子，伙计张夺标把古匾抢出，存在崇文门外东晓市的临汾会馆，因他护匾有功，后来升为经理，可见危难时，会馆仍然是商家的依托。

　　会馆里看家乡戏

　　晋商把会馆的功能定位为“报神恩，联乡情，诚义举”，会馆无论是否为商人创办，无论是否有工商业的色彩，最基本的作用就是联络同乡之间的感情，梁小民先生在《小民话晋商》一书中写道：“一个人到外地经商或者从事其他活动，没有了家乡的亲人和朋友，总会有种寂寞感。有个固定的场所大家共同聚一聚，吃家乡饭，喝家乡酒，欣赏家乡的戏曲，用家乡话交流，自然可以减少思乡之情，为在外地的寂寞生活增添些许色彩。”比如，临襄会馆就把宗旨定为“会馆之立，所以联乡情、笃友谊也。”临汾会馆的宗旨则为“敦睦谊、联感情，本互相而谋福利”。正是这样，几乎所有的会馆里都有戏楼，同乡就在各种节日等聚会中一起听家乡戏。

　　晋商对关公的信仰尽人皆知，或许由于关羽是山西人的缘故，在异地经商的山西人往往要表现出对关公的信仰，在精神上寻求他的庇护，因此会馆的作用就多了一个“报神恩”。按照梁小民先生的说法，“神灵的祭祀早于会馆”，例如，北京的平遥颜料会馆最早为关公、玄坛、财神、真武大仙和葛梅二仙的庙宇，而且更有趣的是，除了关公，山西人还会因为自己经营的商品而在会馆中祭祀一些“专业神祗”，位于崇文区晓市大街的临襄会馆还要祭祀马王、火帝、酱祖、醋姑、酒仙等“主管领导”，这与临襄人在京多经营日用杂货有关。

　　山西在京的商人团队一般都比较松散，但行业会馆创立的行规有效地规范了竞争，维持了市场秩序，在北京纸张、颜料、干果、烟草都是由临襄、潞安等地方的会馆所规定的。道光年间，北京市场上砝码不准，是由平遥颜料会馆公立标准行秤四杆，新量银码四块，每块重五十两分，作为标准分到四城公用，依靠行业会馆的力量规范了整个京城的颜料市场，京城的市场中，晋商和会馆的作用可想而知。

　　山西人在京城的会馆极盛时达到50家左右，占到京城会馆的十分之一还多，更兼不少会馆具有鲜明的行业色彩，在整个北京的市场中举足轻重。老北京里，“东富西贵”，大栅栏附近的南城是北京平民生活集中、商业活动最密集的繁华地带，因此，几乎所有的会馆都设立在今崇文、宣武两个区。

　　大部分会馆仅存碑记

　　可是到了今天，历经百年辉煌的山西会馆，大部分却难觅当年的会馆遗址了。山西临县籍的摄影师荣浪一直致力于拍摄各地的山西会馆，希望能够保留这份历史，他也不无遗憾地说，“会馆失去了当年的功用，在北京这样发展迅速的城市里，自然很难保留下来”。如今大部分会馆仅存碑记，我们只有从只言片语中感受当年的盛况。

　　北京现存山西会馆中，最有名的无疑是阳平会馆的戏楼，这座戏楼在1984年就被列为北京市保护文物。戏楼是会馆的重要组成部分，仲芳氏的《庚子记事》记有：“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二彰仪门大街河东会馆演福寿班，洪洞会馆演宝胜和班……鸥儿胡同平介会馆演太平和班……”可见山西会馆的戏曲表演在京城已经成为一景。

　　走进崇文区前门外小江胡同（原小蒋家胡同），可以看到一座清代戏楼，这就是阳平会馆戏楼，与正乙祠、湖广会馆、安徽会馆戏楼并称为“四大戏楼”，然而有趣的是，这座四大戏楼之一的建筑布局说明、上演剧目和登台名伶却无一可考，北京史研究会会员王永斌曾介绍过，其中原因在于，会馆请戏班来戏楼唱大戏，更多是“堂会”的性质。因而，观看会馆戏楼演戏的多是同乡，会馆戏楼便如同一个私家戏剧会馆，上演戏曲也是按照晋商的口味确定的。

　　阳平会馆戏楼中存有一块明末清初书法家王铎题写的“醒世铎”的横匾，因而推测阳平会馆始建年代在清顺治九年(1652年）之前。阳平会馆的戏楼为三层建筑，是一座12檩卷棚前后双步廊悬山顶木结构建筑，甚至有为特技表演设计的“天井”和“地井”，这种制式在会馆戏楼中是绝无仅有的，在清代只有宫廷戏楼才会出现。现在，崇文区文物局正在对戏楼进行修缮。

　　除了阳平会馆，想在北京再找一家山西会馆就要到郊外了，门头沟永定河东岸的三家店村，这里虽然距北京市区较远，但据说当时村里就有上百家商户，且多为山西人。

　　东街与中街的交接处，路南的三家店小学就曾是一座山西会馆。坐南朝北，有正殿六间，前三间为卷棚顶，后三间为正脊吻兽式，据传是乾隆年间主管琉璃烧造的皇商所建，才敢用黄琉璃瓦覆顶。负责三家店村西永定河上木板桥维护和管理工作的民间组织“山西社公议局”就设在此处，“山西社公议局”又称“桥道老会”。

　　著名的平遥颜料会馆位于芦草园一带，但已淹没于民房中。剩下的几十所山西会馆，除了碑记，已经难觅踪影了。

　　及至2006年,曹培红先生用自己的博客发起，由在京山西商人投资建立了“大晋商俱乐部”，着重宣传和发扬“以义制利”、“寓礼于情”等传统晋商的经验，今年6月，一些山西同乡又共同发起成立了“北京晋商文化会馆”，主要研究、整理、出版晋商相关图书，提供晋商文化培训咨询，为复兴“京师巨贾多晋人”的景象，晋商正悄悄地行动着。

　　■结束语

　　现在，气势恢宏的晋商大院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游人，而与晋商大院相映照的还有散落在各地的山西晋商会馆。明清时期，凡商贸繁华处必有晋商，有晋商居处，必有会馆。晋商大院和山西会馆像是晋商文化的两个孩子，一个守内，一个主外。遍布全国甚至包括海外的山西会馆，是外出的晋商增强凝聚力的场所，起着沟通商情、联络乡谊、互相帮助的作用。这些会馆，大多是晋商在明代及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在外经商发迹后开始修建的。有的会馆遗存保留完好，成为当地的重要文物和人文景观，有的仅留下一些断碑残铭；有的则早已毁坏踪迹难觅。据山西摄影师荣浪估计，目前全国遗存的晋商会馆最多不超过30座。

　　为此，本报特别邀请了全国多家媒体记者从不同视角追述当地山西会馆的前世今生，并联合兰州晚报，在晋甘两省发起“寻访山西会馆，再忆晋商往事”的活动。由于许多媒体为本报撰写的稿件在当地同时刊发，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当地政府对山西会馆的保护工作。

　　到今天，寻访“山西会馆”的系列报道，已经陆续出了14期，历时3个月，共发出12个省14所会馆的报道。这些报道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关注，曾有读者来电称，他把每期山西会馆的报道收藏起来，以此作为了解晋商的一个窗口；著名晋商研究专家孔祥毅也表示，寻访山西会馆系列报道，是对晋商研究一个有力的补充，挖掘出了晋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山西会馆的报道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我们还会以其他方式继续关注晋商的点点滴滴。 ■

本文来源：《山西晚报》，郭志英，特约撰稿人陈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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