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之役，作为战国后叶秦赵两强倾国以决之战，既有以两国国君秦昭襄王和赵孝成王为首的最高决策层的全部庙算，更有一代最卓越的军事将领廉颇、白起之辈的全力运筹帏幄。晚近史学界有一种带倾向性的看法，即秦经过商鞅两次变法，于列国之中率先成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代表，先进富强而朝气蓬勃，是以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军事实力占尽优势的国家，战胜相对落后弱小的国家，是必然的。
诚然，这种认识一般说固无可厚非，以至如果说到是役胜负的远因，则赵方之败自非偶然：早在春秋战国间，天下统一日益成为时代要求时，它的先人们却搞了三家分晋，把一个位居中原腹地、制度先进、经济发达、文化昌盛而最有希望统一的晋肢解了，岂非大大削弱了国力；后来稍迟于秦商鞅变法的赵武灵王军事改革“胡服骑射”’又把重新崛起的赵推向鼎盛，而正当武灵王着手准备由河套南下图秦而统一中原时，惜乎又出于他本人制造的“王章于代”，所谓“欲两王之”（《 史记·赵世家》），实质上无异再次分裂赵，如此违反时代潮流而除了他本人谁也不能接受的举措，终于酿成赵廷内讧，再次削弱了国力，使赵又从国势的顶峰跌落下来。这都不能不对后来长平之役起到间接的制约作用。
然而，唯物史观并不赞成把本来像万花筒般的历史现象看得简单化，相反，主张对复杂纷纭的历史现象作具体分析。从此出发，我们认为不宜将如此规模巨大、影响深远、内涵宏富的长平之战，省心地以某种公式“一言以蔽之”。于此不妨看一看，直至公元前270——前269年，赵尚能在阏与之战中以少胜多、以弱制强大破秦军；本役前期廉颇犹于长平与秦相峙三年不分胜负，以至战局的天平愈来愈向有利于赵倾斜就明白了。其实，此役无论秦、赵决策层的庙算，抑或主将廉、王(龅)、白、赵(括)的运筹，则都更有着头等值得总结的战略思想和丰富生动的军事理论和实践。
诸如：当初赵应不应该接受韩上党守献地？以秦昭襄王为首的秦廷从连横战略特别是推行相国范睢“远交近攻”出发，在先期占领魏的河东部分地区基础上，连年攻取了韩的少曲(今河南济源东北)、高平(今河南孟县西)、南阳、野王等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地区，韩、魏只有招架而全无还手余地了。自从秦攻韩上党，主攻方向就已开始直指赵都邯郸了，此可谓洞若观火。倘若秦再占据韩上党，则可形成由北、南、西三面夹击邯郸的态势，特别是上党地势高拔，向为邯郸西方天然屏障，秦有上党近乎解除邯郸城防。秦之攻上党，从其总的连横战略说，旨在为彻底战胜六国中最具实力的对手赵，作最后的准备，这是十分自然的。唯其如此，则赵国接受韩上党以至发兵进据战略要冲长平，更是关东国家合纵战略特别是赵国抗秦之必然选择，本属不错，因为听任秦占领上党后居高临下直攻邯郸，远不如赵先占据上党有利地势后御秦——积极地战略防御得策，何况从于时赵尚能在邯郸地区集结40余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而廉颇率军在长平与秦军相峙三年无胜负看，赵接受和保卫上党亦具有实力。一言以蔽之，此盖属在战国后叶列国角逐中赵之战略需要所使然。前代史家多从一般社会学视角，就事论事而孤立地看待如此复杂的历史现象，以至得出所谓冯亭献地不过“欲嫁其祸于赵”，而赵则贪“无故之利”招致祸难的结论。
首先，太史公诚率先有“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史记·淮阴侯列传》）之说，结果自亦不能超脱此限。他即评论赵受上党得失所谓严原君未睹大体，利令智昏，“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兵四十余万众”（《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赞）云云。后世史家，先入为主，多沿袭此论。此可以南宋学者鲍彪最具代表性，所谓“平阳嫁祸之言，岂不易晓!而孝成怒之，昏于利也。(赵)胜、(赵)禹入而顺旨，以济其欲，不几于一言而丧邦欤?” （《战国策·赵策一·秦王谓公子他》注）及至晚近，亦仍有以赵之惨败原因首推“贪利受地”者（张习孔先生等主编《中国古代著名战役》，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洪峻先生等主编《中外著名战争实录·长平之战》，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其实，这种形似颇有理据之说，显得唯见现象，未及实质。三国蜀汉名儒谯周有云：“长平之陷，乃赵王信间易将之咎，何怨平原受冯亭哉?” （《古史考》，原书佚，转引《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集解，又《平津馆丛书·乙集》）元胡三省则说，“秦有吞天下之心，使赵不受上党而秦得之，亦必据上党而攻赵，故赵之祸不在于受上党，而在于用赵括” （《资治通鉴》卷五胡注）。胡氏除了不当将长平惨败的责任一味加于赵括一人外，说得可谓一语中的。
长平决战，秦何以大获全胜，而赵又何以全军覆没?从双方庙算看：
其一，秦无论战前战时，连横战略及至后来“远交近攻”，都是始终如一的，坚定不二的，尽管从策略计，一定时期敌友或有变换，但战略目标从未有任何动摇。赵之合纵战略则出于权益，是不确定的，时纵时横，纵横捭阖，朝秦暮楚，敌友相消，脆而不坚（诚然稍后的秦赵邯郸之役之因应侯、白起有隙而影响秦的连横和“远交近攻”一度摇摆，相反赵却合纵不移，唯其如此，邯郸之役则相反地恰恰以赵胜秦败而告终，只不过大势已去，时局已不可逆转罢了）。
其二，长平之役始末，秦君臣一直是夙兴夜寐，全力以赴，密切注视和把握戎机，上下前后协同，诸如王龁久攻不下而昭襄王、应侯即行反间于赵；俟赵以赵括代将而秦即拜白起为主将以针锋相对；一旦白起遮绝赵粮道，昭襄王即亲赴河内发年15以上民悉诣长平行总包围。赵国则不然，尽管接受韩上党符合赵的战略根本利益，孝成王对此并未能自觉地从战略高度看待，自亦不能充分利用和发挥占据上党的战略优势，而是耽于受益得意，全然忽视了行将降临的强秦倾国来攻的严重局面；既受地，除了派遣廉颇率领一支部队进驻长平备秦外，而沉醉于飞来之利，妄作高枕无忧，没有抓住时机以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如秦之法进行全国战前总动员以备秦，这是赵在此役中之最大失误。自古“骄兵必败”，何况敌强我弱之国！
其三，秦国君臣从连横和“远交近攻”战略出发，在集中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将政治、外交和军事几条战线有机结合起来，以收相辅相成之功，其中特别是密切注视诸侯之间的动态动向，精心利用一切机会瓦解赵同与国合纵抗秦的图谋，尽可能使敌方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以孝成王为首的赵廷则相反，各条战线各行其事而不见协同，其中特别是在时纵时横、纵横游离中，丧失掉一切固可争取而极端重要的外援以佐军事斗争的机会（事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史记·田完世家》、《战国策·齐策二·秦攻赵长平》、《新序·善谋上》）。胡三省说“赵之丧师蹙国，不特以赵括代廉颇之故，亦由不用虞卿之计(联楚、魏以合纵牵制对抗秦)也”（《资治通鉴》卷五胡注）。
其四，从秦廷制定的“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从白起在是役整个决战阶段，纵使其平生军事艺术发挥到淋漓尽致——自如地决胜于千里之外看，足可见到秦昭襄王对既拜主将的高度信赖——这对于大将决胜野战，自是极端重要的条件。赵孝成王尽管当初派了久经考验的名将廉颇进驻长平御秦是正确的，却既不知军事，又刚愎自用，亦不能于野战中对主将委以信任，不因应战场形势需要组织后援，以至掣肘大将野战，直至陷入秦人反间，竟以唯善“纸上谈兵”而全无实战经验的赵括，取代“以勇气闻于诸侯”（《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而老成持重、足智富谋的廉颇为主将，以赌国运，由是形势急转直下，一发不可收拾，直至全军覆没。诚然，稍后秦方于长平大获全胜，白起正要乘胜东指邯郸之时，相国范睢和昭襄王亦未能识破赵的反问而班师，致固有·一举灭赵千载一逢的戎机丧失了。“反问”者，辄却雄兵百万，然古来能超脱一己好恶得失局限，不为反间所惑者，又可谓鲜矣。盖赵括问题，其根本在于赵孝成王于军国生死存亡之秋，轻虑浅谋，不能“知人善任”——赵之惨败早在赵廷决策以赵括代廉颇之时就决定了，重要者不在于赵括上任后另行其是、若干指挥环节失误；就赵括本人言，则不过是绠短汲深，“非不为而不能为”。
从双方主将的运筹——战略战术看，初战，赵一再败却，迭有失亡，说明赵军实力不敌于秦。廉颇面对敌强我弱的实力对比，结合我以逸待劳而后方甚近，敌后方悬远而补给困难的特点，“坚壁以待秦”，避免急于同王龅决战，拖敌以疲以饥而后发制人，无疑是正确的。而从相峙三年不分胜负。至秦竟在老马岭置“空仓”以惑敌，以至再无计可施而不得不诉诸阴谋行反间看，秦军已到了再拖下去近乎崩溃了，事实亦证明其对策是行之有效的。这成为我国古代战战争史上以逸待劳、以弱制强的范例。
但双方换将后，白起在赵括大军全线突击面前，一方面佯败退却而诱敌深入，一方面纵奇兵，或绝敌后路，或穿插阻绝于敌壁垒间，腰斩敌军为二，更阻绝其粮道，致敌以粮尽援绝，士气、战力殆尽，全军遂不战自溃。此更成为我国古代战争史上集中优势兵力打大规模歼灭战的范例，以至被誉为“歼灭战之最佳史例”（魏汝霖《中国历代名将及其用兵思想·白起》1981年），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毋庸赘述，有廉颇“不若则能避之”(《孙子·谋攻篇》)，而用坚壁不战以老秦师的经验，就有王龁宥于一成不变而三年无功的教训；有白起“能而示之不能” (《孙子·计篇》)，以诱敌深入而出奇兵制胜的经验，就有赵括逞强浮躁、轻虑盲动而身亡误军的教训。此外，还有许多具体战术上如白起抵长平——易主将军事保密的经验；赵括一‘味进击而忽视保障粮道——军队生命线的教训；白起穷凶暴戾，大规模杀降，引发时人誓死抗秦所谓“善战而拙胜”（《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为后世所不齿，成为千古名将而政治蠢人的典型的教训，等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