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住山西这块赖以生存的根据地，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堪称是谋略和诡诈之最；
联共抗日，山西成为全国抗战的前线和中心；
追随蒋介石反共，不得人心而又大蚀其本；
勾结日伪，背弃民族大义，离汉奸不过半步之差；
明里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暗里只有一个心计：为维持在山西的利益和统治，坚决反共；
4·1 重整旗鼓 三面受制入困境
阎锡山被迫寓居大连期间，山西实际上也仍在他的控制之下。他依靠以五台人为核心的一派骨干，继续寻找机会，对蒋介石发难。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把华北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了张学良，也因此又引起驻在华北一带的杂牌军的不安。其中，曾参加倒蒋作战的石友三、为蒋作战不力的韩复榘与张学良历史上关系紧张，又因为曾是冯玉祥的老部下，被利用过之后，受到蒋介石的冷淡和歧视。这时就与冯部藕断丝连，与张学良暗中对立。阎锡山观察到这种形势，就派人与石、韩联络，并与日本人暗中来往，各方出于共同的利益，顺利达成协议，约定再次联合反蒋。他们的计划是：驻在河南的石友三沿平汉线北上，驻在山东的韩复榘沿京浦线出兵，晋绥军和驻在山西的冯军宋哲元等部出山西配合，日军则在东北抄张学良的后路。几路夹攻，使张学良难以应对，将蒋介石的势力逼出华北。
1931年夏，石友三率先向张学良发动进攻，其余各路也都蠢蠢欲动。蒋介石施展惯技，以诱人的高价收买宋哲元。答应每月向宋提供军费二百多万，鼓动他在晋军外出时，趁虚占有山西，并允诺今后由他执掌山西军政大权。这个消息，被山西方面截获，当然不肯再出兵了。于是，韩复榘方面也止步不前。又一次反蒋联盟，就这样雷声大雨点小地收了场。
蒋介石对阎锡山的阴谋活动不无气愤，就抓住时机进一步离间和收买阎的部下。时任山西省主席的商震，虽然跟随阎锡山已有多年，但一直是处在阎的亲信的监视和牵制之下，感到难有作为且前途难测，因此在阎锡山离开山西期间，就渐渐向蒋介石靠拢。蒋介石将他拉进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解决中原大战之后山西面临的财政困难，还以中央政府名义资助贷款2000万，商震自然心领神会。这时，蒋介石就命令商震出兵娘子关，转而攻打石友三，切断石的后路。商震听从命令，率两个旅打出山西，从此就正式脱离了阎锡山。
商震的反叛，在山西内部引起一阵慌乱，也使阎锡山感到十分沮丧。而中原大战失败后，退居到山西的“友军”有十多万人，不仅是压在山西人民身上的极大负担，而且常常发生骚乱，更成为阎锡山的一块心病。远水难救近火，在大连的遥控看来是不灵了，于是，他开始寻找及早返回山西的途径。
这时，阎锡山就想到了日本人。阎锡山与日本人的关系，可谓是源远流长。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阎就与一些日本人有了交情。他所熟悉的冈村宁茨、板垣征四郎、土肥原等都已经是侵华日军中的大头目。在他独占山西期间，他与日本的联系也从未间断。山西扩军时，通过在京津的日本特务机关从日本购买过大批军火；20年代初，日本在天津的驻军司令铃木高桥和特务头子土肥原还先后到太原与阎锡山当面会晤过，宣扬所谓“日阎亲善友好关系”。阎能顺利到达大连并在此安心寓居，也就是依仗着日本人的庇护。阎锡山频频与日本人来往，并与土肥原密商后，达成了三项协议：一是阎要赞助日本关东军全部占领中国东北；二是日本关东军支持阎将来占据华北，担任华北首领；三是日本关东军将积极筹备，设法护送阎顺利返回山西。日本人将阎锡山作为分裂和削弱蒋介石力量的一大工具，阎锡山则为着实现自己的权欲不惜与觊觎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作交易。当然，当时大大小小的军阀，也都无不做着这样的交易。在他们的算盘上，与个人的权力相比，国家和民族都没有什么份量。阎锡山与日本人密商后，心情颇为愉快，带随从人员到一家名为《观月楼》的日本饭馆吃日式 “牛锅”，以示庆祝。几个人三杯下肚，诗兴大发，你一句我一句凑出了一首联句：
观月楼上观潮来 （阎锡山）
龙虎风云气壮哉 （宁超武）
上下四维通彻底 （赵戴文）
一轮明月照天开 （孙奂仑）
此时的心情，已经将刚到大连时的郁闷和愁怅一扫而空。
正当阎锡山想要尽快返回山西的时候，国民党内部的又一次大分裂给他提供了空隙。大权在手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要登上总统的宝座，制订颁布了“训政时期约法”，并扣押了激烈反对他的胡汉民。国民党内的反蒋派来了一次大联合，在广州成立由汪精卫任主席的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眼见有机可趁，东北的张学良也回头联络冯、阎旧部，打出北方六省“大联合”的旗号，向蒋介石闹起了独立。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不得不用主要精力对付汪精卫，从而也就放松了对阎锡山的监视和戒备。 阎锡山一直在做回太原的准备，看时机已到，就急忙行动。1931年8月5日，阎锡山还是打扮成一个商人模样，身穿绸衫，戴着墨镜，把头上的草帽压低，神神秘秘地带着几个亲信，登上了日本人特意准备的一架小飞机。虽然蒋介石与张学良别有所图，一时顾不上管他，但他知道，此行仍然风险重重。一旦被发现，怕是凶多吉少；况且，日本人也提有苛刻的条件，要求他返回山西后立即发动反蒋战争。只是小飞机飞这一趟，日本人就索要四万余美金的包机费用，着实让善于算计的他感到心疼。小飞机只能坐几个人，阎的妻儿都无法同行。阎锡山临行，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气慨，对暂时留在大连的亲信赵戴文说：万一有不幸，妻儿便托你照应了。咱们打出来的晋绥天下，决不能让人抢走。飞机到达大同，早有部下来接应。阎当晚在大同住下，部下担心地问：蒋先生和张汉卿是不是同意总司令回来？一路顺利，成功返回，阎不再紧张了，轻描淡写地说：张汉卿自顾不暇，哪顾上管咱们的事。咱是不怕他们的，要怕他们也不回来。
次日，阎锡山便回到了五台河边村的老家。回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指使杨爱源、孙楚等组织起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首先把军队抓到手里。阎锡山认为，只有军队是根本。有军队在手，政治可随军队实力而转移，经济可以靠军队实力而夺取。军事整理委员会建立之后，由他亲派出的委员每月到各部队去考察、点名、校阅，以在野之身，把晋绥军的实权牢牢操在了手中。回到河边，尽管他严格保密，消息还是传开了，国民党山西党部的头目向南京方面作了报告。蒋介石得悉后，责成张学良和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等限期令阎离晋，但阎回到了老窝，张学良也无能为力，而且张学良有自己的打算，也只是装模作样而已。徐永昌也软磨硬拖，千方百计予以庇护。阎锡山赶忙给蒋写信，表示悔过，声称“锡山治全国而不足，治两省而有余”，暗示他决不会放弃晋绥。在河边居住的几个月里，阎锡山心情比在大连踏实多了。表面上，他闲居乡下，每日晨起散步，逍遥自在，并以相当的精力和时间，亲自编写《阎氏家族自治章程》，实际上，他时时刻刻都在注视着形势的变化，通过对亲信的指使和操纵，把失去的权力收拢回来。
不久，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东北大地的炮声，惊醒了中国人民，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此时，太原发生了“一二、一八”惨案。太原的热血青年，成立了山西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学生举行抗日救亡示威游行。在面见当时的教育厅长，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常委苗培成时，苗借口南京政府有电令，训斥学生的游行是与政府对抗。他的话激怒了学生们，在一派“打倒苗培成”的口号声中，苗被学生们轰走了。次日，学联组织了大批学生，再到省政府请愿，发生了冲击会议室并砸坏省教育厅和苗培成公馆的暴力冲突。12月18日，学生再次大集中，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门前示威请愿。省党部戒备森严，将进入院内的学生代表团团围住，棍棒欧打，激怒请愿的广大学生，学生高喊口号，奋力冲撞大门。此时，集结在党部的武装纠察开了枪。请愿学生被打死一人，伤十数人。阎锡山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对杨爱源说：“省党部这个祸根不除，山西不得安宁。不能让他们再存在下去了！”杨爱源迅速行动，当天下午就派兵缴了省党部纠察队的枪械，并将党部要员扣押，查封党部及其报馆，还明令全省各县一律停止了国民党党部的活动。阎锡山利用学生运动的力量，排除了蒋介石伸进山西的势力，为自己的复出扫清了道路。
全国的形势，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迫于各界抗日呼声的压力，因争权夺利而闹得纷纷扬扬的国民党两派，在“精诚团结、共同御侮”的旗号下再次走向合流。蒋介石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出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的暂时得势，给当年的反蒋盟友阎锡山的命运也带来一些转机。汪精卫向蒋介石提议，山西的事还得让阎锡山管。日本人加紧侵华，山西的地位很重要。如果山西乱了，北平势孤力单，日本人就会趁机占领华北。他还劝说蒋介石对阎锡山要宽宏大量，为国事不记个人恩怨，以示自己的君子风度，等等。这些话，使对阎锡山怀恨在心的蒋介石不得不点头称是。
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取消对阎锡山的通辑令，恢复其自由。阎锡山得到消息，自是高兴，觉得重返山西政坛，执掌大权的时日不远了。此种机会，哪能放松，他特意派亲信赵丕廉常驻南京，极力拉拢讨好汪精卫；同时又派徐永昌到北京，通过各种关系，走宋美龄的门路，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蒋介石虽然对阎锡山极不放心，但迫于形势的压力，又碍于各方说客的情面，只好表示对阎“捐弃前嫌，团结御侮”。1932年1月，蒋接受汪精卫的提议，决定委任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2月29日，阎锡山由河边村回到太原就任，蒋介石还特派何应钦前往祝贺。势不两立的蒋、阎重新合流，阎锡山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再度登上晋绥统治者的宝座。
阎锡山要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整顿军队。一是如何将中原大战后进入和驻扎在山西的10多万“客军”请出去。二是裁减晋绥军，推行他筹划已久的“绥西屯垦”计划。“客军”分布在晋中、晋南和晋东南等地，所需一切，都向所驻地勒索摊派，给百姓带来极大的负担。同时，这些军队普遍军纪不严，欺压百姓，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时时给阎的独立王国形成威胁。但这些“友军”，有过共同反蒋的交情，也是阎自己请来的，难以采取逼迫手段。阎认真动了一番脑筋，决定还是利用他们在山西得不到实权，急于另谋出路的心理，采取分别对待，劝导离境的策略。经过多方活动，游说孔祥熙，“都是山西人，应该关心山西地方。”由孔祥熙出面通融，将西北军宋哲元部调往平津，其余部队也陆续开走。冯玉祥部的手枪团曾留下三百余人不肯离晋，阎锡山就派兵包围缴械，对昔日战场上的盟友，毫不手软。到1933年，驻在山西的“客军”陆续离开，算是恢复了阎的一统天下。
至于裁减晋绥军，他的目的有三：一是山西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军费开支浩大，难以支撑。二是为了向蒋介石表示从此埋头建设、不再打仗。三是想要根除军队中军官吃空饷的弊病。对晋绥军裁撤下来的官兵，阎锡山以“造产救国”、“富兵于农”、“屯垦实边”、“开发西北”等口号为旗帜，组织起来实行了“绥西屯垦”计划。绥西，即黄河河套平原一带。万里黄河，唯富一套，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又有黄河水灌溉之便，自古就有“塞上江南”的美称。最早提出在绥西开垦土地的是傅作义。在他任绥远省主席期间，已经组织了若干支屯垦队开进河套，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阎锡山借鉴他的做法，更大规模地实施屯垦计划。先后建立了四个垦区，所种土地达到1200多顷。应当说，这项计划取得了很大成功。农垦收入对发展山西经济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后来就渐渐起了变化。阎锡山为了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同意和指使负责屯垦的王靖国在垦区大量种植鸦片。这些鸦片，经过“山西禁烟考核处”的加工，制成所谓“官烟药饼”，又称“戒烟药饼”，并通过各县的“禁烟委员”进行推销，获得暴利。公然以官方的名义，打着禁烟的旗号，大肆贩卖毒品，这也算是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大奇观。阎锡山为利益驱使，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经历了中原大战失败的折腾，山西的经济状况落入低谷，省财政陷入困境。如1931年，省财政的总收入不到1100万，而开支总额却达到4100多万，造成3000多万的赤字，加剧了经济的恶化。
面临这样的烂摊子，阎锡山从整顿金融入手，在省银行之外，又成立垦业、铁路、盐业三家银行，增加货币发行。因为省银行在中原大战期间滥发货币，信用丧失殆尽，阎锡山用这样的方法，分散发行减少风险，同时对百姓宣传说，垦业银行有绥西屯垦收益作担保，铁路银行有铁路作担保，盐业银行有盐产作担保，以取得信用。为推行他的物产证券学说，银行发行货币，废除从前的现金准备办法，改为实物准备。四银行之上，又设立“山西省省铁垦盐四银行号实物十足准备库”。由实物准备库出面，用四银行发行的货币收买物资。收多少物，发多少券，使物与券永远处于平衡状态。在理论上，阎锡山将他的物产证券学说吹得天花乱坠，并将其作为治疗社会弊病的良方。在实际操作中，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所谓的“实物十足准备库”并不是先有物资准备再让银行发行等量等值的券，而是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先发行了纸币，再用以收购物资。这就等于是凭空出券，以券聚物。券出得多少，并不以物的准备为基础，而是以阎锡山的需要为转移。阎锡山曾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口吹大洋”之法。善于谋算的投机商出身的阎锡山，确实在这方面有他独到的才能。他常常挂在嘴边的口头语是：“锄尖子底下有水，算盘珠子底下有钱。”北方多旱，农民在暑天里将田禾多锄几遍，为的是截断土壤中的微细水道，以减少水份的蒸发，减少蒸发就等于增加了水份，即所谓“锄尖子底下有水”。这是几乎人人可做的事。而算盘珠子底下有钱，却并非什么人都可办到。像这样的“妙法”，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其它军阀，能想得出来吗？阎锡山在大连住了十来个月时间，花费达300万之多。但他却并没有赔钱，反而大赚了一笔。去大连时，他从省政府提走一笔现款，一到大连，凭着商人灵敏的感觉，他就以低价买进一批“老头票”（日元）。在他离开大连之时，外币汇率波动，老头票忽然大涨，阎将老头票卖出去，居然连本带利翻了一番。阎锡山对捞钱情有独钟，算计精明而财欲甚旺，有时也闹出笑话。早在他雄踞平津期间，其北平行营主任梁巨川密报：据清室一太监说，北平西四牌楼羊肉胡同七号是满清某王府的宅第，地下埋着大量金银。阎得知后，立即决定不惜代价将此住宅买到手，并派一排卫兵严加守护。不久后，开始动手挖掘。挖了一个多月时间，七号宅的地下全部挖遍，却一无所获。报告给阎锡山后，阎并不死心，又决定将旁边的六号、八号买下，继续挖掘寻宝。结果，挖了半年之久，始终未见一钱金银。此事成为一大笑谈。连负责买房、挖宝的山西省银行经理都感叹说：这事做得太可笑，银子没挖到，反倒花了十来万。
在埋头经营，谋取发展的同时，阎锡山也明白，不注意改善与蒋介石的关系，还等于在行进的路上设置障碍。因此，他处处对蒋表现出俯首听命的姿态，并利用一切机会讨好巴结。1934年11月，蒋介石到北平。此时的阎锡山成为日本人和西南势力争取的重要人物。蒋介石对此十分清楚。他认为阎锡山是稳定华北和西南，解除他入川指挥作战后顾之忧的重要人物。正是由于这些因素，蒋介石才屈尊亲自来太原与阎锡山会晤，做一些拉拢工作，以改善两人的关系。阎锡山得知消息后，虽然对蒋的用心洞若观火，但也不肯放过这个在蒋面前表现忠诚的机会，立即安排热烈、隆重的迎接。一时间，太原全城大动员，清扫街道，悬挂旗帜，张贴标语，组织夹道欢迎的队伍，洋溢出一派热烈气氛。蒋介石在宋美龄等的陪同下，到达太原，目睹如此隆重热烈的场面，不由得心中高兴。为表示进一步的亲近，还执意要到河边村拜望阎父。阎锡山受宠若惊，推辞不及，只好又在河边村举行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村边的汽车站特意搭建了一座彩棚，棚内放置精致的桌椅、茶具。从彩棚到阎府，卫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村中特意组织起的百姓、学生，人人手执写有欢迎标语的小彩旗，两旁列队，呼喊口号。虽在乡下，其热烈程度并不亚于省城。蒋介石在鼓乐声中向群众频频挥手，此时，他感受到的是一个可靠部属表现出的忠诚和崇敬。蒋介石在阎府向阎书堂深深鞠了三个躬，吓得阎书堂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在来住河边的路上，蒋介石与阎锡山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据阎锡山在日记中记载，俩人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国事如何处理，以济危难，二是山西建设经验如何推行到全国。阎锡山的日记中写道：“谈意：后者简单，定方略，索计划，严督促，实考核，当赏罚，事即举矣。前者，内忧外患，时不我许，无未雨绸缪，难常法以善后。余力主以非常法度非常事，抛弃武力，发展民力，减东邻忌，免日俄前后摧残。介公问非常法。余答，废金银制改行物产证券制，废劳资合分制，改行按劳分配制。介公遂约定派专员来详讨。”当然，这是阎锡山自己的说法，不能排除有着力美化的成份。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阎锡山大谈物产证券、按劳分配那一套，除了在蒋的面前炫耀自己之外，也还是不忘用埋头建设的面纱遮挡自己行将崛起的雄心壮志。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面对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的态势，他企图采取“减东邻忌”的办法予以回避，也暴露出在他的内心深处，并没有坚决抗日的准备。
阎锡山搞了“十年建设计划”，在发展山西经济，不断增强实力的道路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按照阎的想法，实力雄厚了，就有了与蒋介石争天下的资本。对蒋介石的表面忠诚并没有也不可能削弱取而代之的欲望，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扩大地盘，发展势力，攫取全国政权。
然而，历史已经不再给他这样的机会。因为在中国的大地上，能够左右大势的，除了原先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之外，又增加了两股更强的势力：一是日本侵略者。他们的目标是要灭亡中国，气势汹汹地对任何不肯臣服的力量挥舞屠刀，不可一世，而在得到东北之后，首当其冲的便是华北，日军进攻，山西难逃一劫；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经过万里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并高举抗日旗帜，受到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其力量迅猛发展。在它的面前，任何势力都相形见绌。而陕北的红军要开赴前线，建立与日军对峙的根据地，进军路上，首当其冲的也是山西；面对这两股强大力量的压力，阎锡山还需要时时小心和防备背后暗算他的蒋介石。虽然在他表示臣服之后，蒋介石曾以谅解和亲近的姿态，以共商国事的名义，偕夫人乘专机到过太原，还专门跑到河边村看望了病中的老太爷，但分布在陕西、河北一带的蒋的嫡系部队，随时可以向山西进军。
这样，历史把阎锡山推进了三股势力的夹缝，使他陷进一个微妙的困境之中。以他自己的力量，单独对付哪一股都不可能取胜，在三股力量面前，他是弱者；但是，这三股力量又都是水火不相容的敌对力量，哪两股都不可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使得他有空隙可钻，有机会可用，有回旋余地。
阎锡山采用了“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的策略。
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从保全自己的目标出发，运用“中的哲学”，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联共拥蒋抗日”的路线。应当说，顺应历史潮流，化解各方压力，努力保全自己，这是显现了他的政治智慧的选择。
4·2 联共抗日 山西烽火震全国
在共产党中央领导下的红军到达陕北之前 ，刘志丹等领导的陕北红军势力已经相当强大。陕北与山西一河之隔，阎锡山感到了红军对自己的威胁。因此，从1934年起，阎锡山便支持高桂滋部向陕北红军发动进攻，并与蒋介石协商，组织陕北“剿匪”军，由其得力部下孙楚任总指挥。同时，他先后提出了“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思想防共”、“民众防共”等口号，不厌其烦，处处设防。他亲自编写诸如《防共必先知共》、《共产主义的错误》等小册子，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并借机宣扬他的“物产证券”、“按劳分配”等学说。他亲自挂帅，组织了“主张公道团”，又名“好人团”，宣称：“共产党号称有主义，有组织，……他有主义，我们也要有主义，我们的主义是公道主义。他有组织，我们也有组织，我们的组织是好人团体。”还成立“防共委员会议”，在全省建立起12个“防共保卫团”。阎宣称，“剿共”百分之三十靠军事，而百分之七十靠政治。“防共”则是“百分之九十的政治任务，百分之十的军事任务”。为阻止红军东渡，在沿黄河东岸的吕梁山区，集结了大量兵力，并构筑纵深防线，准备用坚固的阵地和强大的炮火对付红军。由此可以看出，阎锡山由其阶级立场和切身利益所决定，对共产党及其革命事业，从根本上是坚决反对的。联共实在是迫不得已的策略。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共中央为了民族利益，声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要求阎锡山允许红军通过山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阎锡山认定这是红军趁机侵占山西的借口，因此坚决拒绝。次年初，中共决定组织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渡过黄河，计划在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实现与日军直接作战的主张。东渡黄河的红军，受到晋绥军的阻击，首战即全歼阎军一个团，俘获一个炮兵连。阎锡山受到震动，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将七个师14个旅的兵力集中编为4个纵队，与红军开战。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红军，由于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将晋绥军打得连连败退，将阎锡山的领地占领了几乎三分之一。无奈之下，阎锡山只好冒“引狼入室”的危险，请蒋介石派兵支援。蒋介石正好得着将刀子插入山西的机会，迅速抽调兵马，组织起10万大军，沿正太、同蒲路星夜兼程，插进山西腹心地区，并在山西成立陕甘晋绥四省“剿匪总指挥部”，任命其亲信陈诚为总指挥。以剿共为名，趁机在山西立住脚跟，扩大势力，削弱阎锡山，为以后的彻底解决打下基础。前门防虎，而后门又进了狼，阎锡山不免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这时，从抗日的大局出发，红军为避免内战以保存国力，不久后就主动回撤，返回陕北，并发出回师通电，表明：“此次行动，向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愿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而蒋介石却不肯罢休，命阎锡山组织十几个团的兵力，由受蒋介石重视和收买的将领李生达为总指挥，派汤恩伯作监护，入陕追击红军。这明显是将晋绥军推向与红军作战的前线，借“剿共”之机将其削弱以致消灭的阴谋。阎锡山还没有从红军的打击中回过神来，立即就感受到了蒋介石杀气腾腾的锋芒。他当然不能让蒋的算盘如意拨动，于是，一面摆出服从命令的姿态，派李生达前往离石前线，一面就收买了李的卫士，在即将渡河的当日凌晨把李生达刺杀在军中。阎锡山扮出悲痛万分的模样厚葬李生达，同时就以大将遇刺，军心不稳为名，向蒋介石请求延期入陕。
在这次事件中不明不白被刺身亡的李生达，是晋绥军一名能征善战的高级将领。1926年奉军攻入山西时，李以团长驻守大同，率部英勇作战，坚强反击，使奉军不能南进。半年之间，由团长而旅长而师长，连升三级，在晋绥军中显赫一时。由此引起蒋介石的注意，1934年夏被调到庐山参加军官训练团，在学习期间，蒋亲自接见，临走时还送给他10万元，声称让他用以“照顾和改善生活”。1934年，蒋介石调晋绥军去江西“剿共”，李生达请缨前往，在南昌，李受到蒋的多方关照和重视。从江西返回后，李生达的部队按中央军的规范，一提到“蒋委员长”或“蒋总裁”，全体官兵则立正敬礼；而提到阎锡山却毫无表示，这使阎锡山极为不满。到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山西的将领代表中又只有李生达被选为中央委员。李生达一步步受到蒋介石的宠爱，也就一步步被阎锡山所嫉恨。阎锡山生平最忌的就是部下不经过他的推荐直接与“中央”发生关系。他与蒋之间存在着相互猜忌、勾心斗角，不时发展到你死我活的矛盾，怎么能允许部下背着自己同蒋拉拉扯扯呢？因而早已将李生达划入另册。李生达不明不白地成为蒋、阎尖锐矛盾的牺牲品。阎锡山也从此事得到教训，看出蒋介石在寻找一切机会将势力开进山西，他忧心忡忡地对部下说：“蒙不亡于共，亦要亡于蒋。”因此，他不得不面对日本的侵略，同时又在红军的进攻和蒋介石的阴谋之间进行比较，寻求对自己更有利的出路。自己无力消灭这三方中的任何一方，更不能同时对付这三个强大的敌人。审时度势，他不能不看到，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如果完全站到日本人一边，等于是在国人面前自寻绝路，会遭到千百万人的唾弃。 要守住山西这块根据地，只能在共产党、蒋介石和日本人这三者之间周旋。这是形势提供的唯一出路，又是他善于运作的左右逢源策略的极好用武之地。
这期间，阎锡山在太原两次会晤“陕北剿共副总司令”张学良，张学良的经历和感慨，对他也有不小的刺激。张学良听从蒋介石消极抵抗的命令，将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军，就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指斥；之后又服从蒋介石的安排，丢掉了华北到陕西前线“剿共”。与红军作战的过程中，东北军屡屡败阵。受亡国之痛煎熬的东北军将士，渐渐对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联合战线的主张产生了共鸣。张学良在东北军将士的推动下，也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私下里与红军达成西北抗日联盟的协议。为了争取支持，张学良找到了阎锡山头上。阎表示可以试试，并答应在劝蒋抗日的问题上可同张配合行事。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也给阎锡山发来了表示愿意与其联合抗日的信函。毛泽东托晋绥军被俘的一名团长带给阎锡山等人一封信，信中说：“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使贵部及蒋氏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济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信中并表示，对东征时俘虏的晋绥军官兵，红军是“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敝方绝无骄矜之心。”（《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4页）共产党表现的以国为重，不念旧恶，同仇敌忾，诚恳相待的气度，不能不对阎锡山们有很大触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阎锡山表示出了愿与中国共产党谈判的意向，并约请中共派代表去太原。对于中共提出的国共重新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阎锡山也表示赞同，认为“中国今日第一个问题就是何以图存的问题”。说白了，当然首先是他在山西图存的问题。多方权衡，阎锡山决定联共抗日。因为联合共产党，不仅可以在民族矛盾尖锐，抗日激情高昂的形势下提高他自己的威信，增强晋绥的力量，还能利用共产党的力量，阻止日军进入山西，并对蒋介石插在山西的中央军形成威胁，减轻自己的压力。走一步棋而全局皆活，阎锡山认为这是上上策。
这时，侵华日军和蒙奸对绥远的进犯，也使阎锡山看到亡国、亡省的危险就在眼前。1936年10月，日军指使蒙奸德王等人侵犯绥远。日本人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绥远军更是不中用，可能一吓唬就跑，很容易就能把绥远拿下，你们就做好接收的准备吧。伪蒙军迅速占领了大庙子和绥北战略要地百灵庙。绥远省主席兼35军军长傅作义面对日伪的嚣张气焰，毫不畏惧，决心反击。他亲赴前线视察，提出“誓保国土，以尽责任”、“决心牺牲，以雪国耻”等鼓舞士气的口号，表示自己决不退缩的决心。阎锡山也指示要“抱着弱国的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范围，加紧自强的方针”，同意进行抵抗，但不要主动出击，以免激怒日军，将战火烧到山西。但蒋介石却仍在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要求：对日本的侵略，以所谓不卑不亢的态度相机应付；对德王须以忍让为重，必要时给点地方也可以。阎锡山对蒋继续对日本采取让步政策表示不满，他在太原发表讲话说：“至国事前途，中央仍抱有限度的委曲求全之救国宗旨，努力折冲。”指责蒋介石用淡漠的态度对待抗日，还没有将抗日当作大事。11月上旬，伪蒙军大举进犯，晋绥军严阵以待，坚决反击，双方展开激战。傅作义将军巧用援兵，将来犯的伪匪军5000余人一举歼灭。晋绥军的胜利居然把蒋介石吓了一跳，11月17日，蒋介石亲赴太原，要阎锡山、傅作义迅速停火，“以免共匪借题发挥，影响中央誓死剿共政策”。阎锡山对蒋的做法大为不满，坚定地表示：“本人对绥事感想，认为纯是责任问题，守土是军人的责任，晋省军民人等，对剿匪御侮极具决心”。同时，立即命令晋绥军独立第七旅开赴绥远增援。为表示自己对绥远抗战的支持，阎锡山将其父所遗的87万巨款，以母亲的名义捐给前线。他的这一番举动，对部下高官及普通百姓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进一步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和决心。许多高级干部纷纷捐款，太原的学校、商界，也都积极募捐，支援前线。影响扩展到全国，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大规模的援绥运动。国民政府派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率团前往绥远慰问，各大中城市的各界人士，海外侨胞，纷纷参加“以一日所得援绥”、“万件皮衣”等募捐活动，各地的慰问团、医疗队，源源不断开赴绥远。
当时慰问绥远伤员的，有各界人士，其中有大批共产党员。上海电影演员陈波儿率一个抗日慰问团前来慰问，却引起了阎锡山集团内部分上层人士的反对，他们说陈波儿是共产党员，不应该接受这样的慰问。阎锡山听后大不以为然，在一次干部会上批评这种排斥共产党员的论调时说：“天下第一等的好事不做，第一等的好人就离开你。第二等的好事不做，第二等的好人也会离开你。第三等的好事也不做，第三等的好人也离开你。现在抗日就是第一等的好事。人家一讲抗日，就说是共产党，这样就把第一等的好人推到共产党方面去了。有人到绥东慰问一下伤员，你就当人家是共产党，也会使这些离开你，这是把长四条腿的动物都当成老虎了。”表现出他很想拉拢、争取有影响的人物为己所用，并高高树起自己的抗日形象来。
正是出于这种心情，为了表示对抗日的积极态度，为了拉拢和团结抗日群众，阎锡山筹划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抗战团体，用以发动和组织民众，并将此事责成梁化之负责。梁化之经过精心推敲，认为“抗日救国”是共产党的口号，这样提，对日本人刺激太大；而阎锡山主张“守土抗战”、“牺牲救国”，因此将这一团体的名称定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同盟会提出了“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齐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等八条纲领。消息传开后，阎阵营内的不少高干表示怀疑和反对。面对这些意见，阎锡山坚持“冬天穿皮袄，夏天穿汗衫，需要什么就来什么。现在是需要牺牲救国的时候了。”一方面说明他看清了当时的形势，抗战的路是非走不可；但另一方面，也显现出他的思想深处，还是实用主义当家。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36年9月18日，“九一八”国耻五周年的纪念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正式宣告成立。阎锡山亲任会长，由他的表侄梁化之任总干事。牺盟会的成立，是阎锡山由反共转向联共，接受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标志。此后，对山西境内的共产党人的追捕和迫害暂时停止了，共产党员能够公开从事抗战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他看出了共产党主张抗日救国，在民众中影响很大，就想利用共产党来动员和组织民众，于是以“晋人治晋，共策保晋大业”为旗号，从北平请回了山西籍的共产党人薄一波，主持牺盟会的日常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也先后派杨献珍等人参加牺盟会，并组成由薄一波任书记的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以主要精力做阎锡山集团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开展全省范围内的抗日救亡运动。随着工作的开展，共产党人逐渐在各部门担任了重要职务，不久之后，山西牺盟会就变成了披着阎锡山的合法外衣，在中共领导下的一个抗日群众组织。山西境内的抗日救亡活动得以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在中共抗战决心的影响下，在民众抗战热情的推动下，阎锡山此时确实对抗战有了比较明确的态度。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岁寿辰，阎锡山与张学良联合起来，利用祝寿之机，向蒋介石进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他们面见蒋介石，陈述了自己的主张。蒋介石仍旧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说共产党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永绝后患。蒋介石对二人还大声训斥,阎、张讨了个无趣，只好沮丧地退出。这一次进言遭斥，成为张学良采取更激烈行动的前奏；而阎锡山也并无后退，其表现是采取了更宽松的政策，使牺盟会的抗战宣传、组织活动得以更蓬勃地开展起来。
牺盟会先后开办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团、村政协助员训练班、牺盟特派员训练班、国民兵军士训练班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对积极要求抗日的各方面人士进行大规模培训活动，不到一年时间里，培训了近万名骨干，为山西坚持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干部和人才基础。牺盟会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广泛发动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甚至连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的工人都动员了起来，其中有不少人参加了抗日武装，成为坚强的抗日战士。牺盟会还大量编印宣传抗日的期刊、书籍、传单，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响彻太原上空。牺盟会的卓有成效的活动，在全国产生了极大影响。一时间，山西成为全国抗日的前哨，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和各界人士，都纷纷涌来山西参加抗日活动，接受培训教育。国民党爱国将领，曾因痛恨蒋介石不抵抗而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过的续范亭将军，此时对阎锡山治下的山西，作过热情洋溢的评价：“山西以一隅之地，进行了守土抗战，收罗了进步青年，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表现了思想自由，允许开设《生活书店》。我看见山西有了光明，虽然仅仅点出了一支土蜡烛来，光明不大，但我却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象扑灯蛾似的，围着这一点儿光明，不肯他去了。”
正是在这种浓烈的抗战气氛的鼓舞和激励下，晋绥军的“绥远抗战”取得了大胜，对全国抗战起到了推动作用。
有全国人民的支援，有阎锡山的支持，还有共产党人的支持和激励。中共先后两次派代表团持毛泽东的亲笔信到绥远慰问，表示坚决做其后盾，鼓励傅作义勇敢抗战。傅作义决定奇袭百灵庙，给日伪军以更沉重的打击。在傅作义的指挥下，经过三天激战，11月24日，百灵庙战役胜利的消息传来，在全国引起一片欢呼。此役共消灭和俘虏日伪军2000余名，缴获各种炮13门，机枪20余挺，面粉2万袋等大批物资。这是中国军队首次在对日伪作战中取得的大胜。北平的〈大公报〉宣称：“百灵庙大捷是整个国家的一次凯旋。”绥远抗战的烽火，燃起了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浪；绥远抗战的炮声，也进一步激醒了在陕西“剿共”的东北军、西北军将士。一直背着不抵抗罪名的张学良受到极大的刺激，爱国热情化作不顾自身安危的决心，他于11月27日向蒋介石递交〈援绥请缨抗敌书〉，要求派东北军北上援绥抗日。但蒋介石仍顽固坚持必须集中全力消灭共产党，厉声指斥，拒绝他的要求。12月8日，张学良与杨虎成决定进行兵谏，迫蒋抗日。12月12日，他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杨在通电中申明兵谏的理由时称：“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整个抗战……”。可以看出，是绥远抗战的胜利，激发了东北军、西北军的抗日热情；而蒋介石对绥远抗战的消极和压制，也成为激起事变的直接原因。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山西军民的绥远抗战，西安事变可能会延迟，可能不那么激烈，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也可能会遭到更多的曲折。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向各地方实力派发出电报，希望他们能够通电响应，打破蒋介石坚持进行内战的局面，推动蒋介石走向抗战。张学良还专门派出代表飞赴太原，邀请阎锡山到西安共商救国大计。而这时，南京政府出现了主战与主和两派互不相让的局面，两派都希望取得地方实力派的支持。阎锡山在地方实力派中资格最老，实力最强，且山西又与陕西一河之隔，他的态度如何，就成为各方关注的目标。孔祥熙等人还提出一个方案：先把蒋介石移送至太原，再说其他。可见阎锡山在这一事件中所处的地位异常特殊。
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阎锡山是感到意外的，一时也拿不出主意。他连夜召开高级官员会议，反复商讨恰当的应对办法。此时，正值绥远抗战之际，阎锡山需要国民党中央政府给他以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如果全国陷入混乱，不仅晋绥抗战的形势会立即逆转，而且很可能给他带来更大的危险。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弓拔弩张，激烈的内战一触即发，如果大规模的内战爆发，只会给日本的侵略造成可乘之机。当时在国内，只有占据中央政府位置的蒋介石有能力来领导对日战争。考虑再三，阎锡山最后决定拥护南京政府，谴责张、杨，营救蒋介石。于是，阎锡山向张学良、杨虎城发出了有名的“五乎”电报：“来电均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以。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阎锡山的这种表态，受到中共的重视和称赞。中共中央给阎锡山致信，说“陕变突起，事出非常。从电讯中知我公反对内战，有‘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又指出“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当然，他的表态，也是给张、杨迎头泼下的一盆冷水，使他们对阎锡山大失所望。张学良回电驳斥了阎的责难，同时也还是希望山西能在这一事件中保持中立，不要动用军队将矛头指向东北军和西北军。因为事变发生，南京方面与西安方面中断联系，与两方都有联系的阎锡山的举止就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南京政府代行政院长孔祥熙在收到阎锡山的电报当天，就复电阎，“我公公忠体国，雄镇边陲，登高一呼，众流响应；尚祈主张正义，领导群伦，俾抒国难……汉卿于公夙致推仰，尚责以大义，动以私情，挽已倒之狂澜，拯救国家于万劫。”同时就赋予阎锡山以营救蒋介石的全权。张学良也特意派出代表到太原转告阎，说明蒋介石在西安绝对安全。
阎锡山感到这是抬高自己身价的好机会，立即将此消息报告南京，并授意太原各报刊登消息，大肆渲染“张、杨代表到并，蒋安全无恙，以安定全国人心”，突出阎锡山出面调停且受到张、杨重视的形象。阎锡山在与张、杨代表的会谈中，也就摆出了高高在上的架势，提出解决事变的所谓四大原则：爱护国家，爱护领袖，爱护副司令（指张学良），爱护东北军。并提出了一系列条件，作为山西派出代表赴西安的前提。阎锡山满以为，蒋介石需要他出面保护，张学良也需要他出面安抚，国民党内的各派系都需要通过他进行协调，这一次可以大出风头，捞到一大笔政治资本。但他的算盘落空了。此时，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已经到达西安，经过中共代表团的耐心工作，张、杨已同意和平解决。张学良对阎锡山的表演异常窝火，决定把阎甩开。他对准备往太原接阎锡山代表的人说：“我决不让老阎做这一标买卖。”阎锡山还筹划着如何在周旋中获取利益的时候，却得到蒋介石已经返回南京的消息。开始，他将信将疑，在办公室内独自踱来踱去来回转圈儿；到确证这是事实后，他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西安事变虽然没让阎锡山借机捞到资本，但这件事却推动了他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步伐。到12月下旬，中共与晋绥在共同抗日的大原则上达成了共识，双方建立起了通信站，晋绥军解除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黄河两岸开始有了商业往来。中共利用牺盟会广泛开展的培训活动得到了支持，阎锡山本人也提出“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的口号，进行全民总动员。使山西全省进入抗战动员的准备阶段。1937年2月，双方又正式建立电台联系。七七事变后，7月15日，蒋介石宣布对日抗战，称：“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均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并承认了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不久后，阎锡山向中共代表正式表示：从今后可以用红军和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在山西公开进行活动。之后，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也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和阎锡山的抗日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加强了军事部署，把全国分为五大战区，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山西、绥远和察哈尔的部队。由红军改编的第八路军，也归第二战区，朱德总司令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山西为华北要塞，日本人也明白，“要完成军事上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山西势必成为日军在华作战的重点目标，阎锡山感受到了面临的巨大压力。他的一首诗，就表达了这种心境：
年来忍痛复吞酸，国难何容学挂冠。千言万语说不尽，多少心事留舌端。
面对国难当头，此时的阎锡山尽管有多少心事难以诉说，还是表现出了应有的爱国情操。他由“守土抗战”进而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他认为：“我们这次对日抗战，不是国与国的战争，也不是民族与民族的战争，而是民族革命的战争。民族革命战争是政治性的全面全民抗战。在此生死关头，惟有发动民族革命战争，举我全力作最后之一拼。”由此出发，他主张，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政策。当务之急当然是扩充军队。趁此机会，共产党领导下的牺盟会提出了组织新军的建议，阎锡山表示同意。于是，1937年8日，牺盟会组建起了山西青年抗日决死总队。随后又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发布命令，由共产党人薄一波全权负责，组建起了一、二、三、四共4个纵队。决死纵队作为新军，实行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委员拥有最高的政治和军事权力，有绝对的领导权。而政治委员多由共产党人担任，阎锡山只有一个条件，要求纵队的政治委员必须是山西籍人士。阎锡山能够容忍新军实行政治委员制，在当时，这也是他走出的一步大胆的棋。此事如果放在蒋介石那里，是绝对行不通的。这反映了阎锡山为了联共抗日，在政治上更为开明的一面；同时也表现出他对自己能够控制新军，能够用地域乡情笼络决死纵队的上层，有着盲目的自信。还有一点，就是显示出他对共产党善于发动和组织群众，并能迅速取得群众拥护支持的特点和能力，估计不足。因此，在逼人的大形势下，他在自己的算盘上，是将新军当作“他人出力，为我所用”的重要筹码的。这四个纵队的山西新军，都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给予的正式番号，依次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旅、第二旅、第三旅、第四旅和第207旅。
阎锡山还同意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的“保卫山西，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开展抗日群众运动”的建议，决定在沦陷区成立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战委会成立后，在敌占区开展活动，配合军队作战。战委会组建起一支武装力量，包括8个支队，15000余人，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群众抗战的重要武装。
平津失陷后，华北日军兵分三路：一路沿平汉路南犯，进窥河南；一路沿津浦路南下，进犯山东；一路则沿平绥路西犯，进犯晋、察、绥，并把战略进攻的重点指向山西。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太行、吕梁、恒山、中条四山环绕周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素有“华北之锁钥”之称，是华北天然堡垒。中国军队若能固守山西要地即可对侵入华北平原之敌侧背造成严重威胁。日军为确保对平津地区的占领，解除侧背之忧，图谋进一步南侵，也力求控制山西。在这两军必争之地，一场麈战势在必然。
8月下旬，日军在攻占南口和张家口之后，继续西进，山西东北部就完全暴露在日军的面前，日军乘势直逼山西，山西的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阎锡山预计日军必然进攻大同，就准备实施“大同会战”的计划。他亲临前线，把行营设在了雁门关下的太和岭口，声言要在此与日军决一死战，把侵入晋绥的日军歼灭于大同一带。对这个计划，蒋介石是赞赏的，阎要钱要枪，都给予大力支持。9月初，日军沿平绥路扑向雁北重镇天镇。晋绥军经过顽强抵抗，天镇失守。而日军占领天镇之后，并不向大同方向开进，却直向平型关一带逼来。如果日军攻占了平型关，就等于是从背后插进了山西。阎锡山的战略判断发生了错误，不得不忍痛放弃大同会战计划，将兵力重新部署到平型关南北，准备在平型关与日军会战。这时，八路军的高级干部周恩来、彭德怀、彭学枫等前去与阎会晤。周恩来根据当时的形势，反复向阎说明，目前虽然是敌强我弱，但我们只要动员全民，团结奋斗，就可以不断削弱敌人力量，增强我们的力量，坚持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冠，鼓励他克服困难，坚持抗战。阎锡山看到共产党对抗战的确是一片赤诚，也从内心感到佩服。他特意约周恩来每天早晨一起办公，并通令军队学习八路军的做法。
在共产党的推动下，阎锡山抗战的情绪逐步高昂起来，他制定了平型关会战的计划：诱敌深入，然后发动攻击，并截断日军退路，称作“布袋阵”战法。但9月24日，敌人进攻平型关的战斗打响之后，受攻最烈的高桂滋部为保存实力，擅自放弃阵地，被日军占领有利据点，反而对晋绥军郭宗汾部形成包围之势。幸好配合作战的八路军115师主力已经设伏于平型关地带，于9月25日伏击了向平型关前进的日军板垣师团一部，歼灭敌军1000余人，使原先趾高气扬的日军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才给郭宗汾部解了围。平型关大捷是抗日以来全国的第一个大胜仗，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在此形势下，阎锡山放弃了原先把敌人放进关内再打的方针，集中兵力进击平型关外，想要歼灭板垣师团。但已占领大同的日军，向南进攻，并又占领了繁峙县城，就对平型关战场形成了侧后的威胁。经过在高级将领会议上激烈的争论，阎锡山害怕五台山的退路被切断，最后决定全线后撤，将主力配置于太原以北一百公里的忻口一线，准备保卫太原。
忻口位于崞县和忻县之间，是云中山和五台山两山峡谷中的一个隘口，公路和同蒲铁路都从此通过，自古以来就是晋北通往太原途中的战略要地，日军进犯太原，这是必经之路。阎锡山早几年就在这里修筑了大量工事，将它作为关系太原安危的咽喉要道。由于八路军在五台山一带牵制着日军，使得晋绥军和随后赶到的中央军能如期完成了战斗部署。
日军如果攻下太原，就将沿山西南下跨黄河直指武汉。蒋介石此时也意识到在山西作战对全国形势的重大影响，于是急令卫立煌的第14集团军从石家庄迅速开赴山西，参加晋北战役。10月10日，忻口会战正式打响。日军主力是板垣师团，计5万余人；晋绥军和中央军的总兵力则有8个军16个师，近10万人。东西50里长的战线上，双方展开了大规模的攻防战。在忻口正面，争夺阵地的战斗异常激烈，守军用太原兵工厂供给的八万多发炮弹向敌人猛烈轰击，发挥了极大的威力。日军在飞机、坦克和猛烈炮火的掩护下，以整营整连的兵力反复向前沿阵地发起进攻。守军阵地则手榴弹齐发，各种木仓支集中射击，直至冲出战壕进行白刃战，一次次将敌人击退。守军的英勇战斗，大大鼓舞了民众的抗敌热情，成百上千的老百姓自动支援前线，冒着炮火抬伤员，送给养，挖战壕，军民同仇敌忾，使敌军难以前进一步。激烈的战斗持续多日，中国军队寸土不让，阵地常常是得而复失，又失而复得，每一次剧烈的拉锯战，都有很大伤亡。上将军长郝梦龄在火线指挥，被敌炮弹击中阵亡。从他于忻口会战前一天写给爱妻的信中，我们感受到了爱国军人可歌可泣，视死如归的伟大气慨。信中说：“余自武汉出发之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即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别无所念……倘吾牺牲后，望汝好好孝顺吾老母及教育子女，对于兄弟姐妹等亦要照拂。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书与纫秋贤内助，拙夫龄字。双十节于忻口。”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土大会上称赞郝梦龄等是中国人民“崇高伟大的模范”，证明“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
成千上万的战士，在肉搏战中，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壮烈牺牲。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有一天从拂晓至黄昏，在正面约三里宽的名为南怀化的阵地争夺战中，敌我易手达13次之多，先后牺牲了十个团，自团长到炊事员，非亡即伤，无一幸免。这就意味着一小时牺牲一个团，鲜血染红了阵地，无数英雄男儿表现出了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气慨。在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面前，日军蒙受重创，一筹莫展。日军又从京津守备队调兵力增援，但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下，也难以前进，虽三易其指挥官，也无法挽回危局，双方形成对峙之势。八路军则奉命在敌后展开游击战。袭击日军的交通运输线和后方目标。八路军129师成功袭击了日军在代县的阳明堡机场，烧毁敌机20余架，极大地鼓舞了前线战士的斗志，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八路军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极大地威胁着敌人的侧后，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正面进攻忻口的计划，改由从正太路西进，攻打娘子关。日军沿河北南下的部队在占领石家庄和邯郸后，就集中平汉线上的全部兵力攻向娘子关。娘子关不幸被日军攻下，日军从东面向太原逼近，忻口守军陷入背腹受敌的困境之中。阎锡山和卫立煌决定放弃忻口，退守太原。11月2日，各路军队陆续南撤，转入太原附近的阵地。
持续了二十多天的忻口战役，我方伤亡5万余人，消灭敌人2万余人，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况最烈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包括中央军、晋绥军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在战斗中团结一致，相互配合，不怕牺牲，英勇抗击日冠的精神，对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但这次战役，忽视了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未能以运动战为主，辅以游击战和阵地战，灵活机动地削弱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是以单纯的阵地战进行防御，使中国军队蒙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事实充分证明，片面的军事抗战，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是行不通的。
忻口撤兵后，为了保住自己的老窝太原，阎锡山虽然作了很大努力，由于卫立煌不同意固守太原，率领中央军向南撤退，而晋绥军的王靖国部又临阵脱逃，致使太原成为一座孤城。阎锡山早早地离开太原走了，请缨守城的傅作义率6000劲旅抗击10万日军，坚守三天后撤退，太原失守。 11月，阎锡山到达晋南重镇临汾。随后，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十八集团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山西省委也都陆续到来，临汾成为山西和华北的抗战中心。
1938年2月，阎锡山不甘心失去大半个山西，提出要反攻收复太原。而日军也集结了雄厚的兵力，由北向南开进，意在进犯晋南。双方几次接触，阎看到反攻的可能性不大，就将兵力转移到山区。日军在占领交通沿线的大小城市后，也就开始向山区进攻。在“川口战役”中，第19军军长王靖国仗着是阎锡山的亲信，临阵保存实力，置军令于不顾，避免与敌交锋，致使全线溃败。第二战区执法总监张培梅勃然大怒，要求以军法处置。阎锡山却不允所请。性情暴烈的张培梅，一生对阎锡山忠心不贰，眼见晋绥军一再败北，自己“杀一儆百”，严肃军纪，振奋士气的主张又不为阎锡山所采纳，因而忧愤至极，萌生自杀以警众人的念头。果真，他吞下大量大烟土，自杀于隰县午城镇。张培梅的过激行动，意在警告阎锡山需要重振军威，否则晋绥军将溃散难收。阎锡山心中明白，这位追随他多年的亲信，以死明志，难能可贵。因此，他在祭文中悲痛地表示：“你很爱国，你很壮烈，你以为晋民苦矣，国家危矣，不忍睹，不堪睹，君乃自了！……我则不作如是感。我国有二千年大一统之光荣，亦随有二千年大一统之遗毒，使维新革命均无大效。经此疯狂自损之日本军阀一打击，必能去旧鼎新，而成现代之国家。我不悲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阎锡山当时的目光还是比较远大的，对抗战及抗战后的中国前途抱有信心。
抗战以来的几次战役，也使阎锡山认识到，单纯坚持阵地防御战往往被动挨打，面对日军的强大火力，损失太大。共产党、八路军采用的游击战，灵活机动，在运动中打击和消灭敌人，不断发展壮大自己，行之有效而且愈战愈强。因此，在晋绥军遭到重创，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转而向共产党寻求支持和依靠，产生了与共产党全面合作的想法。毛泽东通过彭雪枫向阎锡山提出具体意见，指出：游击战争应处于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具体到山西，则应分成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区，向进入中心城市占据交通要道的日军，采取四面包围袭击的姿态。阎锡山对毛泽东的建议表示赞赏，同意八路军分别以五台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为依托，建立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阎锡山一面整顿晋绥军，一面依靠决死纵队和八路军，与日军形成了相持的局面。在政治上也向着共产党的主张靠拢。他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公布了薄一波起草的《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纲领中提出了全民抗战，组织自卫队和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铲除汉奸卖国贼，执行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等十大任务。牺盟会以“为保卫山西血战到底”为动员口号，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活动。省内的抗日游击队、人民自卫队及牺盟会员、农救会员迅速增长到100余万人。决死纵队也进行了扩编，活跃在晋东南、晋西北、晋东北，与八路军建立的晋绥、晋察冀、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协同配合，以山西为中心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救国战争。
国民政府所在地的南京于12月也沦于敌手，日军在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惨案。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武汉成为当时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全国的抗战进入了艰难的相持阶段。阎锡山为了争取全国各界对处于抗战第一线的二战区予以政治和人力的支持，倡议在山西开办“民族革命大学”，这一倡议得到了文化界进步人士沈钧儒、潘汉年、邓初民等的响应和支持。1938年1月，设在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正式开学，除本校外，另设有一个分院和四个分校，一期的学生就达5000余人。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北到长白山下，南至珠江流域，南北共有十八个省份的青年，还有归国参加抗战的南洋华侨。从政治信仰来看，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也有无党无派人士和宗教人士。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热血青年，为着抗击日寇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聚集到了汾河之滨，当时的确是山西的一大盛事。阎锡山亲自兼任民大校长，许多著名人士和学者，如李公朴、江隆基、何思敬、陈唯实、施复亮、侯外庐、周巍峙、徐懋庸等，都到民大任教。民大讲授的课程，有阎锡山的“物产证券”、“按劳分配”，“中的哲学”等内容，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概论等内容，还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抗日军队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等内容，呈现出抗日统一战线的鲜明历史特点，也充满抗日统一战线的深厚实践气氛。一时间，山西南部小小的临汾成为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中心之一。
山西这种热气腾腾、蓬勃向上的抗日局面，显示出了中国人民团结救国的英雄气慨，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高举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生命力，也显示了阎锡山守土抗战、爱国联共的热情。应当说，与共产党共舞，为抗战建功立业，这是阎锡山一生中最灿烂的岁月。
4·3 追随蒋介石 限共反共屡遭挫
1938年2月，日军攻占了临汾，阎锡山撤到晋西南的吉县，一度还过黄河到陕西的宜川秋林镇避难。自从参加辛亥革命当上大都督以来，虽然也曾经历过几次逃难，但如此狼狈难过的日子，却也是第一次。苦心经营二十多年的山西，从北到南，可以说是丧失殆尽。幸好这时还有八路军和决死队在抗击着日军，使他得以有喘息的机会。八路军120师在晋西北击退了日军的进攻；八路军129师和115师，也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根据地的围剿。八路军不仅保卫着山西，而且以山西为基地，向邻近的河南、河北、察哈尔等地的日军展开进攻，使抗日根据地日益发展壮大。
由其阶级立场和切身利益所决定，阎锡山在凄惶地回顾自己只剩下了两、三万人马时，他感到了一种新的危机，他的算盘也就开始了另外的算计。尽管眼下还需要八路军、决死队和牺盟会对付日本人，维持山西的大局，但考虑到八路军、决死队将来绝不可能成为自己的军队，以后要控制山西，统治山西，就不能允许这几股力量过于强大。尤其是新军决死队，这时已由原来的四个总队（相当于四个团）迅速发展成为四个纵队（相当于12个团）。名义上还是他的队伍，但却是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与八路军关系密切。这越来越成为他最大的一块心病。
因此，1938年6月，在吉县古贤村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时，阎锡山就有感而发地向着他的部下发了一通议论说：“这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的。但是如果你们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说是庆生会。”接着，他算了一笔账：自抗战以来，某友军人员增加了四倍，我军某军却减少了一半。按此比例，再过10个月，友军的一变成了十六，我军某军的一却变成四分之一，这就成了六十四比一的结果。一膨胀一缩小，可怕不可怕？说的明白一点，就是晋绥军抗光了，八路军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与共产党、八路军合作，今后还有我们晋绥军的立足之地吗？
出于私利，在阎锡山的算盘上，民族大义开始被推到了无足轻重的位置。他念念不忘的是晋绥军也就是自己的“存在”，在八路军和决死队手里的地盘，虽然是还是中国人的地盘，但不能算作自己的地盘。
接着，他又在古贤村召开了“抗敌行政工作检讨会议”。会上抛出了《抗敌行政机能十大纲领》、《抗战人员必戒二十条》、《抗战必要条件六项》等文件。特别是《抗战人员必戒二十条》，是他召开这次会议的中心内容。表面上是对所有抗战人员提出的基本要求，而实际上，是针对着革命势力，为加强对牺盟会、决死队的控制而提出的。如“军队妨碍行政者必戒”，“言论足以挑动阶级斗争者必戒”，“滥委人员，成立游击队，强迫人民供应者必戒”，“越权处罚汉奸者必戒”等等，都对积极主动抗日的牺盟会和决死队暗藏着杀机。阎锡山在讲话中，更露骨地表示，“二的利害成不了一的团结，二的认识成不了一的行为”，对于不合他的要求的势力和做法，要“恕而消之以处善，缩而灭之以惩恶”。两次古贤会议，其目的十分明显，完全是有针对性地限制和阻止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的发展，为从军事到政治破坏抗日救亡运动做准备。
1939年1月，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武汉失守后，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主要兵力向敌后根据地转移。与此相应，国民党也逐渐将其政策的重点，向着反共反人民蜕变。会议以“整理党务”和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为主要议题，蒋介石发表讲话，要“唤醒党魂”，确定国民党的政策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一系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这些论调和做法，反映了历史在这一阶段出现的新特点，也与阎锡山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他紧紧追随蒋介石，把自己的政策也由联共转向防共、反共。而且，对于蒋介石的种种做法，他还感到不满足，他标谤说：“共产党太左，国民党太右。在土地问题上，共产党让贫农分房分地，驱赶地主扫地出门，不公道；国民党对土地这个大问题，一袭旧制，让老百姓交了粮银便了事。我主张土地公有，实现耕者有其田，不赞成搞阶级斗争。……蒋先生重视军事反共，我则重视思想防共。思想防共，才是釜底抽薪的办法。”
1939年3月，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了“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标志着从此将防共反共放在了抗日之上。
会上，阎锡山在分析形势时说：“我们现在已处于抗日的最前线，陷入日军攻击与八路军包围之中，蒋介石不足畏，毛泽东……倒是个可怕人物。现在的形势是，蒋要抛弃异己，看来是想借日军之手消灭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只抗日第二，防共第一才能立足。”他认为，抗战的前途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他提出了“抗战走上最高峰”和“无条件存在”的口号。就是说，抗战已经到顶了，今后的任务是不择手段地谋求存在，因此，“抗战只是手段，复兴才是目的”。在阎锡山这些论调的操纵下，他手下的军政要员们对牺盟会群起而攻之，各地的地主豪绅还组织代表团，向阎锡山哭诉牺盟会、决死队和各抗日团体的所谓“暴行”。会议决定，取消新军决死队的政治委员制度，文官不得兼任军职。阎锡山还声称，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山西不能不执行。薄一波等针锋相对地与他们进行了斗争，但经请示上级，为了维护抗日大局，决定暂不摊牌。于是，薄一波等人的决死纵队政治委员职务被解除。阎锡山又根据所谓“五统一”的方案，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统一待遇，取消了决死队原有的番号，把新军统一到旧军之中。
秋林会议是阎锡山由联共抗日变为积极反共的转折点。
会后，阎锡山以各种借口，阻止参加会议的牺盟会和决死队领导返回原地，企图用调虎离山计分化瓦解，伺机向他们开刀。同时，就不断派遣大批所谓“联络员”、“视察员”到新军中活动，并把新军的干部抽调到秋林“受训”，进行分化瓦解的“突击”。但这些措施没有取得期望的成效，阎锡山就变本加厉，撕下伪装，公开叫嚣“要破除情面，大刀阔斧地实行突击”，“哪个部队障碍进步，阻挠革命，要不客气地铲除了他”。指示地方政府，对八路军进行经济封锁，“绝不能用咱的粮食供给别人”，恶恨恨地说“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赶走八路军”。同时施展各种手段，向新军发难。如：策动新军中的旧军官发动叛变，杀害军中的政工干部，杀害地方政府中进步人士等。阎的亲信和智囊赵戴文在秋林会议上曾宣称，“霸道不行，就要实行恐怖”，他们对新军的仇恨已经到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地步。1939年10月，在秋林又举行了“民族革命同志临时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三百余人，都由阎锡山亲自指派，称得上是一次核心机密会议，为进行反共做最重要的准备。会议期间，秋林的街头贴出了匿名的漫画。漫画画的是：阎锡山骑着毛驴，席尚谦在前，手拉缰绳，口吹喇叭，吹出的是“反共”二字；杨吉贞跟在后面，腰插板斧，手持手枪，板斧上写着“特务”二字。漫画入木三分地揭露出了阎锡山内心的阴谋，说明即便在他控制森严的亲信队伍中，仍然有抗日爱国的明眼人。
12月，经过充分准备的阴谋终于出笼了。此时，日军兵分三路，向决死2纵队所驻地合围进攻。阎锡山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下令对日军实行所谓“冬季攻势”，命令决死二纵队韩钧、张文昂部向同蒲路霍县至灵石段的日军发起进攻。在他们的背后，部署了晋绥军的两个军作为“总预备队”，而这个“总预备队”的真正任务却是与日军对决死二纵队形成两面夹攻之势，以便在日军未能消灭决死队时，伺机从决死队背后开刀，一举消灭。如果决死二纵队不听从命令，就给他们扣上“叛军”帽子，公开予以歼灭。这算盘也可谓精明而又不露声色。
12月5日，决死二纵队的196旅旅部遭到晋绥军的无端袭击，抗日将士们忍无可忍，被迫实行自卫，并以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的名义，向阎锡山发出电报。电报称：“伯川先生，王（靖国）、陈（长捷）两贼，欺我太甚，我不能不实行自卫，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学生韩钧。”阎锡山接到电报，马上召集高干会议宣布了来电，并以鸡蛋里挑骨头的狡诈口吻说：“我是司令长官，他称我先生；他是我部下，而自称学生。明白表示不相隶属，韩钧反了。”于是，宣布“韩钧叛变”，任命陈长捷为“讨叛”总指挥，率兵向决死队进攻。按这个逻辑，阎锡山称蒋介石为先生，早已经是一个大叛逆。真所谓“莫须有”的罪名。阎锡山急不可耐地向抗日的决死队挥起了屠刀，这就是所谓“十二月政变”。阎锡山出动了47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决死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发起了进攻。接着，事变又扩展到晋西北、晋东南和晋东北，阎锡山向抗日武装全面开战。虽然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但战事发展却与阎锡山的愿望背道而驰。在日军面前节节败退的军队，却向抗日的军队发起进攻，倒行逆施，难得人心。晋西北的战事，以阎锡山的彻底失败告终；晋东北，由于八路军的力量占绝对优势，阎锡山也损失惨重；在晋东南，决死队和抗日民主政权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新军部队在自卫反击中，都采取了顾全大局的克制态度。大敌当前，为了不在内部造成更大混乱，反击的矛头只是指向王靖国、陈长捷等军人，提出“抗日、拥阎、讨逆”的口号，给阎锡山留下回旋余地。在实施作战计划时，也只以击溃顽军为目标，没有采取全歼的方针。
面对阎锡山挑起的摩擦，中共中央以大局为重，认为在民族矛盾仍是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阎与日、蒋的矛盾依然存在，争取阎锡山留在抗日统一战线内，对抗战事业有利，而且也是可能的。因此，对山西以新、旧军冲突面目出现的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事变，还是采取了调解的姿态。阎锡山看到在军事上处境不妙，更危险的是，蒋介石提出新军由国民党中央改编，并派胡宗南的部队东渡黄河占领了晋西，于是赶忙表态同意中共的调解。1940年2月，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的亲笔信来到秋林。毛泽东的信中说：“近来山西境内发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大势所趋，终必和平解决，尤因先生领导提挈至明至慎，必能处理悉当，益臻进步、团结之途，无可疑者。”中共中央表示了赞成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新军仍属晋绥而不受国民党中央政府改编，巩固阎的地位等意见，得到了阎及其高干们的欢迎。周恩来通过八路军驻秋林办事处，也给阎锡山一封亲笔信，劝他坚持抗日，继续走团结抗日的道路。此时已任山西新军总指挥的续范亭也写来亲笔信，在信中诚恳致词，说：“范于西安事变后就站在统一战线立场上。山西是最进步的，所以回到自己的家乡。蒙钧座优遇，待以国士之风。感激之余，故始终以真诚报答，未敢以一言虚伪应付也。……新军是山西之子弟兵，不能离开山西之怀抱，更不能离开钧座之领导。大家正渴望钧座之宽大为怀，接受他们的请求也。共产党对于统一战线认为是长期的，不但抗战需此，建国亦需此。……蒋先生做法始终是清一色、一把抓的作风。这是使全国最害怕的。如甘肃、陕西、四川，本省士大夫阶级几无立足之地，到处特务横行，欺压群众，人民侧目，敢怒不敢言。如此下去，是危险的。现在是特务乱政，将来怕要特务乱国。独裁过甚，利用肖小，自古是危险结局。所以今天主要是开放民主，罢除特务，教育干部，才有正当出路，才可以图存。延安方面始终认为山西是统一战线的支柱，司令长官是对统一战线最努力最热心的。有些人说，到重庆才觉山西进步不少。这是事实。深信钧座于时局逆转风雨飘摇时，始终为国家民族之中流砥柱也。”通过这些努力，和平谈判得以顺利进行。谈判中，萧劲光还表明了中共的原则立场，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大义凛然的坚决态度，令阎锡山感到不安，他表示：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可以接受，可后面的八个字太强硬了，是否可改成“人若犯我，我必自卫”。当萧劲光他们回到陕北，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时，毛泽东坚定地说：一个字也不能改，就是要坚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事变虽然在中共的调解下和平解决了，但阎锡山这次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为着一己的权欲而打的算盘，却真正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预计在一个月之内完全“解决”新军的计划完全落空不说，还给蒋介石向山西派兵创造了机会。中央军趁机进入晋西，并抢占了晋东南的一大块地盘。晋西北则完全脱离了阎的统治，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牺盟会召开了山西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山西新军在八路军的领导下进行整军，并正式加入八路军的作战序列。经过这一番折腾，新军未能被消灭，阎锡山反倒损兵折将，丢失了四分之三的地盘，新军多达33个团的兵力加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从此，阎锡山的实际势力就只能控制晋西一小块地方了。续范亭将军曾经嘲笑他：“阎王定下杀马计，跑了马儿又折兵”。更令阎锡山沮丧的是，这次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倒行逆施，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受到了广大爱国进步人士的谴责和唾弃。许多进步人士和青年纷纷离山西而去，使一度被誉为“模范战区”的阎锡山威信一落千丈，内部也出现了众叛亲离的局面。集团军司令陈长捷等高级军官弃阎投蒋，军队陷入了不稳定状态。
某种意义上说，“十二月事变”给阎锡山的打击与刺激甚于中原大战的失败。他以山西的太上皇自居，认为牺盟会是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不应该反对自己。他气愤地说：“我给了他们地位，给了他们政权，给了他们兵和枪，他们却背叛了我。”对此，赵戴文开导劝慰说：“三十年前，你不也是前清的官员吗？你的兵和枪不也是清政府给的吗？今昔事虽各异，理有相似。”如赵戴文这样的饱学之士和忠诚下属，只用“理有相似”的笼统话给他宽心，却没有认真追究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相似？当时当地，阎锡山已经成了如清政府一样的阻碍历史前进的势力，属下造反当然也就是一种正义和革命行为了。
从1940年起，阎锡山驻扎到吉县西北30公里处的克难坡。这是一道东西长约一公里，南北宽约半公里，三面临沟河，一面通高原的葫芦状山梁，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原是一个有六户人家的小村，名叫南村。阎锡山讲迷信，认为南村与“难存”谐音，为了表示自己坚守阵地，克服困难的决心，将其改名为克难城。一般称为克难坡。经过二年多的修建，这个弹丸之地成了一个窑洞迭立，可容纳二万余人的小山城。移居到克难坡的阎锡山，实际控制的地盘，只有晋西南黄土高原区的七个贫瘠小县，以及晋南和吕梁区的十多个不完整的县，其处境十分困难。正如阎锡山自己所言：可以说是四面压迫，打击我们吃饭穿衣，被人限制我们的交通，使我们一日不得一饱，衣服不能更换。但是，尽管条件如此恶劣，如此艰苦，阎锡山却不忘摆他的架子。因为克难坡是山区，道路坎坷，开始时从西安买进一辆人力车，供他出入乘用。每有出行，副官，秘书，参谋，参事，以及身边的高干们结队随从。人丛中有提暖壶的，有拿坐垫的，有架斗蓬的，还有捶腰、捶腿的，天冷时还有持手炉的，林林总总，成为一支长长的、奇形怪状的队伍。后来，二战区长官部专门购进一辆小汽车，阎锡山每逢外出，沿途都有卫队和当地驻军警戒。警卫长、宪兵司令等骑着马，沿途跟随巡逻，阵势之大，在当时的中国，除去蒋介石，无人可比。陈诚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曾到克难坡见阎锡山。陈轻装简从，只带秘书、副官各一人。强烈的反差，让阎的随从们感慨不已。阎锡山此时还虔诚地敬起了土地爷。在他所住的两孔窑洞中间的壁上，有一土地爷的神龛，内贴“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之神位”，而外边贴着一副红对联，曰：“天天要进步，地地要划分”（指实行他所主张的兵农合一，划分份地）。作为当时二战区的首脑所在地，不断有中外记者来参观访问，此情此景，也成为一大奇观。
阎锡山不得不在表面上摆出一副继续抗战的姿态，内心的算盘却在剧烈地拨动。一是坚持他的“只要有力量，任何合理的事情都可以做成功”的信条，决定扩充军队；二是想方设法进一步加紧对军队的控制，对部属的控制。经过这次扩军，军队达到四个集团军，8个军三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一个政卫师，还有六个游击纵队，号称17万，实有12万多人。
不断加强对部下和军队的控制，是阎锡山一大心病，在这一方面，他真是绞尽脑汁，用上了古今中外的各种方法。多年来的混战中，军阀们的部下朝秦暮楚，频频倒戈的事实，让他印象深刻。而在他的账薄上，山西已经是阎家的私产，对任何企图将他取而代之、和他心思不一的异己，他都毫不留情地予以痛击。他先后驱走了把兄弟、太原起义时的亲密战友黄国梁，驱走了曾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孔庚，排挤走了危急时曾救他一命的徐永昌……，能征善战的得力部下，也先后有许多人为他所不容，。特别是在讨奉战争中坚守涿州，在抗战初期血战忻口、保卫太原立下大功的傅作义，在他多方排挤下也被迫离去。阎锡山当然不会反省自己的过失，除了大骂这些人之外，他唯一的心思是如何加强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控制，防止进一步的分崩离析，建立绝对忠于自己的组织核心，忠于自己的军队。他向法西斯学习，提出“决心建立铁军”。什么是铁军？阎锡山的注解是：通过强化内部组织和教育，造就一支军队，“打人人受不住，人打来必定吃亏；攻击人一定可以攻下，防御人一定攻不上来”。他雄心勃勃地计划着，这样的铁军，如能拥有10万，即可掌握山西；拥有20万，就可掌握二战区；而拥有30万，就能独占华北了。
1939年11月，铁军在阎锡山的家里正式宣布成立。其真实名称为“山山铁血团”，含义就在于“山西是阎锡山的”。但这样的名称显得太露骨，就以它一人介绍三人层层发展的方法，又称为“三三铁血团”。最后是将上述两种含义融合起来，正式称为“山三铁血团”。这个名称本身，就被定为最高秘密，阎锡山规定，任何人不得将组织的名称特别是它的含义泄露出去，否则，就以背叛组织的罪名予以制裁，也就是处死。开始的发起人为13人，后增至28人，号称二十八宿。二十八宿将当时晋绥的实力派人物都网络在内，而其核心人物是五台同乡，阎的至亲嫡系王靖国。
铁血团选在阎锡山的家中成立，清楚地说明它就是阎的御用工具，而成立仪式近乎滑稽一般的表演，更证明着它的陈旧和腐朽。成立会在晚间举行。28名发起人与阎锡山、王靖国围成一圈儿跪下，先是痛哭以示真诚，又用针刺破手指头，用血在白绢上点写守约。守约为：“三三铁血团守约。铁血主公道，大家如一人，共生死利害，同子女财产。”血盟之后，发起人跪到阎锡山面前宣誓。誓词中说：“以生命付诸组织，与组织共存亡，始终到底。如有违犯，愿受组织最严厉的处分。”誓词之后是宣读纪律：“犯以下各条之一者处死：一、脱离组织，背叛组织者；二、阴谋破坏组织者；三、不服从组织决议及指示者；四、泄露组织秘密者；五、有诬蔑会长之言论和行动者；六、污蔑同志破坏亲爱团结者；七、不积极努力组织工作、致组织受重大损害者；八、犯烟、赌、脏、欺之一者。”宣读完毕，宣誓者还要再次刺破左姆指，在宣誓人名下盖上血印，以示郑重和至诚。之后，阎锡山叫出他的家人，与发起人相见，并给儿子一一作介绍：这是某某叔叔，你们要行礼，今后咱就是一家人了。接着在会餐中，彼此称兄道弟，表演出一派同心同德的和睦气氛来。
铁军要求每个成员必须符合“钢的志气、胶的团结、铁的纪律”三个条件的要求，规定：组织永远不开除同志，如有违犯纪律的，就给予最严厉的处分——自裁处死。铁军用层层密密的纪律把成员死死地绑在阎锡山的车轮上，并用封建行会的发展方式，进一步罩上一层神秘的外衣。参加铁军的手续很严，要先由介绍人说明被介绍人的情况，经过审查，再经过短期培训，经过阎锡山、王靖国等首脑人物的四次传见，才能履行正式的加入仪式。入会仪式十分诡秘，半夜里才要举行。最初发展的几批，都在阎锡山居住的窑洞中举办仪式。窑洞中间悬挂着阎锡山的大幅画像，前面摆着桌子，桌上点起两支腊烛，插着一炉香，桌中放着由发起的二十八人的血指写就的守约，旁边放着几根针。阎锡山威严地立在桌旁，参加人要先对阎行九十度的三鞠躬礼，经介绍人说明情况，阎点头表示认可后，参加人就跪到桌前，面对阎锡山的画像，背诵誓词和纪律。之后，用桌上的针刺破手指，在誓词后面宣誓人的名下押上血印。阎再作简短训话，参加人再次表示决心。规定的手续和仪式，必须是个人单独举行。后来发展的人多了，就由各地的小头目代为主持。阎锡山不可能次次都在现场，但他的权势和威胁却压抑和控制着每一个参加人。它的发展方法，采用“三三法”，计划发展十二层：发起人为第一层，每人可介绍三人为第二层……如此层层发展，到第十二层。计算一下，发展到第十二层时，当有成员近五百万人。这一方面表明了急于扩张实力的狂妄，而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自命不凡的愚蠢。各层的人还一律使用化名。阎锡山化名为“齐继川”，取“一齐继承阎伯川”的意思，铁军组织化名“郭复兴”、“杨明德”。组织按二十八宿分为二十八系，纵分为层，只发生纵的关系，不发生横的关系。开始时，铁军的发展对象是部队的中上级军官，逐步发展到下层军官和政工人员，后来更发展到士兵。而且，在所谓“领导一元化，军政一元化，组织一元化”的口号下，由铁军成员掌握军政大权，铁军成为阎锡山手中的一支御林军。铁军发展到部分士兵后，又称作铁军基干，阎锡山把他们称作铁班中的“铁大梁、铁二梁、铁柱子”，这些人有极大的特权，甚至可以“当场打死倡议缴械投降的任何人”。这个组织中的分子，都能和阎锡山发生直接联系，所谓“大家和会长一条心，条条电话线通向会长”，在军队中起到了相互监视和制造恐怖的作用，比警察和宪兵都厉害。
成立铁军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从“晋西事变”后，阎锡山就着意培植王靖国替他掌握军队。为了解脱王靖国，他把造成“晋西事变”的责任全部推到赵承绶、郭宗汾等人头上，上报南京政府，予以处分，并借此机会撤换、调整了一批军队高干。不久之后，所有军队都被以王靖国为首的铁军掌握。王靖国从此权倾一时，不可一世。
与此同时，阎锡山又进一步发展同志会组织，从政治上加强控制。
成立于１９３８年初的“民族革命同志会”，是以“建立强有力的统一的民族革命领导机构”的名义建立起来的。到阎锡山的反共趋势日益明显时，它又成为阎手中网络亲信、控制干部的一张牌。秋林会议后，同志会中发展起了“同志先锋队”简称“同先”和“同志会基本干部”简称“基干”。“同先”是同志会中的骨干组织，而“基干”则是“同先”中的骨干。圈子之中画圈子，最后还是将权力集中于一小撮亲信手中。“基干”首先在高中级干部中发展，入“基干”须履行严格的手续。先是由阎锡山本人亲自批准，而后由赵戴文“叮咛”、杨爱源“监督”，直接面对阎进行宣誓。基干的纪律森严，“诋毁领袖”、“破坏组织”、“背叛组织”、“不执行决议”者都必须自裁或处死。阎用严厉无情的法西斯手段，对他们进行控制。有一个师长，长期追随他，算得上是一个亲信了。在防地上，与人闲谈时说过这样的话：“从中央领到的款，完全被会长扣了，他还口口声声说怕我们贪污”，“什么‘同志会’呀，简直是以‘同志会’为捆仙绳，把我们捆住，为他卖命，不准脱离。”这话被密报给阎锡山，阎立即将他调回，进行盘查。这人只好承认是信口胡说，并苦苦哀求今后决不会再说不利于会长的话。阎锡山冷冷一笑，授意王靖国等几个“高干”开会议决，令这个师长“自裁”。之后，派人给他送去一大杯鸦片烟浆水，此人被迫痛哭着喝下，却许久难以咽气。于是，就用绵纸覆盖其面，喷上冷水，将其活活蹩死。此事传开，令许多高级军政人员都不寒而栗。基干也是当官的重要阶梯，专员、师长级的负责主官，必须由基干担任。同志会的组织延伸到全省各地，在区县及军队、学校中层层建立分会。阎锡山有意用同志会代替行政组织，甚至把战区及省政府的关防印信置而不用，以同志会和执行部和会长的名义发号施令。民族同志会成为带有政党性质的一个政治组织，体现了阎锡山独立于国民党之外自成一家的主张，成为他的独立王国的政治核心。
一个铁军控制军队，一个同志会控制政治，同时又利用两拨人马的矛盾相互制约，以保证自己的最高权力。这就是阎锡山的如意算盘。王靖国掌握铁军之后，日渐高傲起来，甚至不把阎锡山放在眼里。蒋介石有一次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王靖国前往参加。会间，蒋介石单独召见王靖国谈话达四个小时之久。但王靖国返回克难坡后，却未向阎锡山汇报，而擅自将参加会议的情况和蒋的谈话精神，直接印发到各个部队。阎锡山得到密报，随即召见王靖国，命令他立即将印发下去的材料追回，还当着众多高干的面阴沉着脸说：“你们拿军队的，掌组织的，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枪。告诉你们，不要把我当汉献帝对待。”吓得王靖国满面流汗，连连请罪。这事也给了阎锡山一个刺激：多亲密的部下，也需要防范和监视。于是，他又千方百计要把梁化之扶上同志会的领导位置。在召开基干同志第四次全体会议时，阎锡山宣布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同志会的领导机构。按他事先定下的基调，这次所谓“民主选举”，应选出十三名高干，按组、军、政、经等部门实行分职负责，而由梁化之任同志会组织领导机构工委会的主任委员。结果，选举下来，参加会议的560多名基干，只有120多人投梁化之的票，梁只能当选一个普通的“开展高干”。阎锡山听到报告后大为震怒，立即召开临时高干会议。他气愤地拍着桌子，色厉声严地说：“你们都有你们的组织了，合不到一起了，从此各干各的吧。这个会议就是散摊子会议，我自己有我的主意。”说罢，气冲冲地拂袖而去。如此紧张的气氛，让高干们体会到了“会长”绝对权威的厉害。经过检讨，还是按阎的意图，由基干会重新“选举”梁化之为工委会主任委员。
除了加强对领导层的严密控制和操纵，还要从思想上精神上控制各级基层干部。阎锡山在克难坡又举办所谓“烘炉训练”，其寓意是把人像矿石一样投入炼铁炉，经过冶炼，使其脱胎换骨，成为“是甚是甚，做甚务甚，不容人不，能使人能”的“万能干部”。通过烘炉冶炼，达到人人“志会长之志，言会长之言，行会长之行，成为会长化身”的目标。“烘炉训练”的对象包括军队连以上，行政区以上干部，机关、学校、经济、部队政工人员及同志会组织系统的干部。先后参加训练的达到二万多人，足见其规模之大，也足见其受重视的程度之高。参加烘炉训练的人，每天早晨六点，都要在广场集合，接受阎锡山以会长身分进行的训话。集会时，要高唱阎锡山亲自编写的“洪训”歌。其歌词是：
高山大河，化日熏风，俯仰天地，何始何终；
谋国不预，人物皆空，克难洪炉，人才是宗；
万能干部，陶冶其中，人格气节，革命先锋；
精神整体，合作分工，组织领导，决议是从；
自动彻底，职务唯忠，抗战胜利，复兴成功。 “人格”，“气节”，“抗战”，“复兴”，极为冠冕堂皇的词语，隐藏着不可告人的良苦用心。阎锡山对于蒋介石的一套办法，是不大看得起的，认为过于陈旧无能，不能适应潮流，不能为民众所接受。而他看到共产党的办法多，有活力，能够吸引民众，于是他早就宣扬，要“以共产党之道，还治共产党之身”。他屡屡借用斯大林提出的“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把培训干部放在重要位置。可惜，由于他的立场和利益与民众尖锐对立，共产党那一套从广大人民利益出发的办法，他是无法学到的。照猫画虎，也枉费心机而已。
趁烘炉训练之机，阎锡山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用制造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方法，强化对干部的思想控制。不论在何时何地，只要提到“会长”二字，在场的人都必须肃立致敬。在集会的场合，见到阎锡山出现，都必须高呼“会长健康”、“会长万岁”、“敬爱会长”、“服从会长”的口号。阎的一套工作形式，也充满了浓厚的封建帝王色彩。讲话须称“训话”，看过的信要批“上阅”，准备亲复的信件批“上复”，作出的批复称为“手谕”。与蒋介石使用的词语如出一辙，从中倒也可以窥见其真实心地。阎讲话时，全体立正静听，没有“稍息”的口令，任何人不许稍息，否则，就被揪上“烘炉台”罚跪，以示惩戒。阎锡山为了搞这个训练，确实也费神费力。除去每天清晨训话之外，还要在每期毕训前亲自接见每一个受训干部。阎端坐在堂上，由培训会负责人唱名，被接见者入内，至阎面前行礼，阎威严而亲切地注视片刻，表示赞许和鼓励，而后被接见者绕至阎背后退出。就这么一场短暂的“接见”，也曾使不少受训者受到鼓舞，觉得得到了“会长”的好感和器重，从此更忠实地为之卖命。另一方面，在“烘训”中，派出大量特务和耳目，深入到各个小组，对干部进行监视和监督。他特意命令亲信组织“服务士队”，以担任清洁卫生、勤杂事务为名，安插到各层组织中，搜集学员各种言论行动，向他密报。有所谓“严重问题”的，就定为“炉碴灰”，送去服劳役甚至秘密处死；属于所谓“一般问题”的，他要当面与本人谈话，以显示事无巨细，人前背后，一切情况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被接见谈话的人，往往被吓得胆战心惊，魂飞魄散，再不敢存有任何忤逆之心。阎锡山用这种办法，树立起个人的绝对权威，在山西这块土地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国王”和“万岁”。
为了加强对社会各界的控制，阎锡山还向封建帮会乞请援兵。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将旧有帮会“组织化”、“现代化”，发挥其在社会上的重大潜力。在克难坡先后建立起了阎记青帮“安青进步委员会”和阎记洪帮“进步总社”。安青会的帮号为“明德堂”，阎锡山自封为嘉白帮大字班老前辈，道号称“阎大成”。大部分文武官员都加入此帮，各自发展徒子徒孙。进步总社的帮号为“进步堂”，奉阎锡山为山主，化名为“齐继川”。
阎锡山及其智囊们费了许多心机，搞了这么多名堂，实现了他“以同志会主张，为自己目标努力，以洪门力量，团结民众，领导民众”的目标，在晋西一隅之地，巩固了阎家天下。在竭力巩固自己的地盘，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方面，确实，阎锡山比别人做得更多，更用心，也更有效。但他面前的路却是越走越窄。经历过十二月事变之后，与八路军和新军的隔阂已是难以消除。在重庆方面，还不断有人放风说，山西因为阎先生搞什么“执两用中”，把共产党也当成“两”中之一来运用，结果是被共产党渗入军队，把他的看家本钱弄得几乎瓦解。大有兴师问罪之势，使阎锡山伤心、恼火而又惊惧。不论面子上如何亲热，从根本上，与蒋介石的利害冲突不可调和；从自己在山西称王称霸的需要出发，与共产党的联合也势将破裂。三颗鸡蛋已经踩破了两颗，剩下的路，阎锡山该如何走呢？
４·4 弃民族大义 公然与日伪合流
阎锡山积极抗战的表现，除了主要出于保住山西根据地的动机之外，爱国热忱也还是起着重要作用的。联共抗战，使他在全国声名大振，他也曾感到洋洋自得。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华北大部沦陷，山西也丢掉了多半；利益所系，与共产党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此时，他对抗日的信心发生动摇，叹息“不能抬上棺材抗战”。在与德国大使交谈时，还提出了“打下去会亡国灭种”的悲观论调。为了保存自己，他开始改变联共抗日的路线，准备迈出与日军勾结的步子。
阎锡山与日本人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的不少同学，后来都是侵华日军的大小头目。利用与日本人熟悉的关系，阎锡山也早就与日本有经济往来。1917年，阎就向日本驻北京的大仓洋行购买过军火，而这个大仓洋行实际上是日本军阀与中国亲日军阀勾结的特务机关。到二十年代，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官铃木高桥，曾两度到太原与阎锡山拉关系。土肥原是阎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经常来往于京、津、太原之间，对山西的地理情况作了极为详细的侦察。日军破坏阎锡山“大同会战”的计划，军队直插地势复杂的平型一带，就是土肥原事前侦察地形的结果。阎参加“北伐”时，也是得到了日本在天津驻屯军的大力支持，才顺利地占据了平、津两市。而阎、冯倒蒋的中原大战，是得到日本帝国主义背后的支持的。阎失败后受蒋介石的一再逼迫，从天津逃往日本控制下的大连，乘坐的是日本特别提供的轮船。从大连跑回山西，也用的是日本特别提供的飞机。七七事变前，日本在并无商务来往也无日侨居住的太原、大同派驻了领事，日本特务在太原多处设立机构，阎锡山都视而不见，默然允许。所以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对阎锡山是一面拉拢，一面压迫；阎则是一面与日寇勾结，一面表示要“守土抗战”。他的如意算盘是用讨好换得日军不攻山西，而晋绥军也不出山西作战，彼此相安无事，自己只得好处不吃亏。只要保住自己在山西的利益，阎锡山不仅对日本人没什么仇恨，实际上反倒是寄予厚望的。
七七事变后，抗战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建立并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努力，全国人民不断高涨的抗战热情，从不同的方面，给了阎锡山以很大的影响。一方面，他看到，公然投靠日寇，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成为全国人民唾骂的对象，心有所忌，不敢冒然走出这一步。而利用抗战的口号，却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有利于增强自己的实力，有利于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有利于维护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另一方面，与陕北红军隔河而居的地理条件，使他产生了利用红军对抗日军，对抗蒋介石的暗算，从而保住自己的地盘的想法。保住自己在山西的利益，从来就是阎锡山一切算计的出发点。因此，当日军逼近山西，他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当共产党把东征红军撤回，诚心诚意与他联合抗日的时候，阎锡山选择了联共抗战的正确路线，并在山西大地上做出了轰轰烈烈的抗战壮举。
但是，阎锡山的阶级立场和利益，与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战从根本上是不一致的，当他感到自己独霸山西的愿望受到威胁的时候，他的立场和行为就发生了变化。
1941年7月，在举办“烘炉训练”的同时，阎锡山就开始处心积虑地为自己的转向制造舆论。他到处宣讲“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实用主义哲学，对他的高干们说：“我们无论如何要以生存为目的，只要能存在，采取任何手段都在所不惜。”他还以苏联革命初期与德国订立和约，列宁面对认为这是“割地求和”的指责，回答“存在即是真理”的事例为自己辩解说，“我们的组织是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的。我们的主张是为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所以我们的组织就是代表人类真理的。因此我们说，我们的存在就是真理。”阎锡山还从自己熟悉的儒家学说中，挖空心思地寻找依据。《论语》中有两段话，一段是说，公山弗扰反叛，派人请孔子，“子欲往”；晋大夫家臣叛乱，请孔子去，“子欲往”。其实，这两段话所要说明的，“子欲往”并不是孔子愿意去跟叛臣攀关系，而是显示孔子为推行圣道，既不避危难也能灵活权变并保持节操的崇高品质。但阎锡山在讲述时，却歪曲原意，大讲面对叛乱者的邀请，“子欲往”，说明圣人也认为为了达到目的怎么做都行，从而为自己的理论辩护。真可谓费尽心机。
在做了舆论准备之后，阎锡山就推出了“亚洲同盟”的计划。他宣称，世界的发展趋势，必然是“洲同盟”，而“亚洲同盟”的盟主只能是日本。只有在日本的主导下建立起“亚洲同盟”，中国才能不受英美等西方列强的欺侮，也才能防止苏俄的“赤化”。他授意心腹贾景德，草拟所谓“亚盟宣言”，称：“亚洲之国，日本为先进，中、印为大国。以日本之强，辅以中、印之大，在亚洲唯马首是瞻”；“外交一致，内政自理，有无相通，长短互助，庶几可以自荣达到共荣，以共荣促进自荣”；“以天下为公，成世界大同，岂徒亚洲之幸，亦世界之福也”。……将所谓“亚盟”吹得天花乱坠。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阎锡山那些慷慨激昂的抗战言论不见了，而代之以赤裸裸的投降言论：“目前只有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咱们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咱们唯一的出路。”沿着这条“出路”，对公开投敌的部下，他不许声讨；以王靖国等人的名义，派出代表，和日军进行“和平谈判”，谈判的内容是期望借助日军的力量，将在山西抗日的军队八路军、决死队共同剿除。
在与阎锡山打交道的长期过程中，日本人也看清了他的特点。日本防卫厅编撰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称：“山西军比中央军和八路军缺乏战斗意志。”1940年春，日军宪兵特务到克难坡与阎锡山见面，确定双方在山西境内进入停战状态。11月，阎锡山派赵承绶以到前方视察的名义，到孝义县与日军代表进行谈判。临行前，阎锡山交代了谈判四原则：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赵向日方代表转达了阎的意思，并代表阎向日方提出具体要求：先给晋绥军装备30个团，所有武器、弹药、服装、粮饷以及兵员，均由日方供给。日方口头上完全答应，并表示：只要阎阁下诚意合作，一切都好办。1941年3月，赵承绶等与日军驻汾阳旅团的高级参谋举行第二次会谈，达成了如下协议：日阎双方首先消除敌对行动，互相提携，共同防共，尤其前线部队要彼此友好往来，不得发生冲突；离石——军渡公路以北地区，对共军之进剿，由日军负责；公路以南，汾阳、孝义以西地区，由阎军负责。必要时，双方实行“会剿”。双方经过一系列接触、会谈，到7月底时，对所有条文商定出明确意见，约定于8月间在汾阳签字。8月11日，签字仪式在驻汾阳城的日军司令部举行，签字的协定通称《汾阳协定》，包括“晋绥军与日军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两部分。根据协定，日方允诺：1、日方给予阎方步枪5万支，轻机枪5000挺，重机枪500挺及部分子弹；2、日方给予阎方军费国币2000万元，另给“机密费”700万元；3、日方供应阎方军队给养及一切装备；4、日方分两批拨给阎方50个团的壮丁和武器装备，充实阎方的力量；5、日方将雁门关以南山西地区的政权，让渡给阎方。阎方则需要做到：1、阎锡山本人即刻通电，发表独立宣言，脱离重庆国民政府；2、将小船窝黄河渡口交给日方派军驻守；3、阎方营以上部队，必须聘请日本人担任顾问及指导官；4、阎锡山本人第一步需进驻孝义，日方将晋中政权交阎方接管。第二步需进驻太原，接管雁门以南政权。第三步进驻北京，与南京的汪精卫伪政府合作，阎锡山担任伪政府副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5、此后根据形势和需要，阎锡山还要组建“华北国”。这个协定，在政治上标志着阎锡山已完全堕落成为与汪精卫同流合污的日本侵略者的走狗。
当然，尽管协定签订了，阎锡山还是按他的习惯打小算盘，用骑墙敷衍的办法，尽可能先取得实利。他并没有按照协定匆忙行动，而是一心想得到日军提供的武器装备，先扩大实力。在武器装备没有到手之前，他采取拖延的策略，也找借口不实施自己的行动。这样拖延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客观上，阎的投降日寇的嘴脸也就未能完全暴露在国人面前。
蒋介石察听到了阎与日军勾结的消息，担心二战区脱离控制，会分散和削弱国民党的力量，不利于反共事业，忙派阎的老部下徐永昌和贾景德由重庆来到克难坡，面见阎锡山。要求对日求和，只可从缓，并不要单独进行。阎锡山于是借机提出“补给问题”，声称“二战区环境恶劣，补给困难，如政府在经济上不大大予以接济，则必将在日军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下遭到毁灭。”蒋介石只好答应给予补助，增加军费，且同意为了共同防共，仍可与日本人保持联系。而此前，中共代表王世英也面见了阎锡山，转达了中共对形势和降日问题的观点，严正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原则是，“谁投降就打谁”。阎锡山受到这些力量的挤压，也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下对“亚洲同盟”的热情，将派驻太原的代表赵承绶召回，使出他惯用的脚踩两只船的策略，决定暂且静观时局的变化，并对外辩解说，与日军来往只是策略，并不是投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急于稳固华北，以便抽出兵力南下，更加重视与阎的勾结和交易，对迫使阎锡山早日就范，采取了新的策略。1942年1月，日方提出要举行首脑会谈，并将双方要完成的行动明确开列出一份清单，不给阎方再含胡其辞的余地。日军的清单是：步枪三万支，分两次拨给；军费，孝义会见时先付联银券1200万，阎锡山发表宣言后，每月付法币2000万；其余粮秣问题待阎到太原协商后，尽量给予方便。要求：一是阎锡山迅速驻孝义或隰县；二是立即实行孝义会见。阎锡山亲自复信表示拒绝，称：“只是此间环境及本身实有不得已的苦衷”，“现在骤然会见，不仅有碍于合作的前途，而且亦有碍于（晋绥军）目前的存在，成败是非都可能俱失”。显然，他已经看出一旦发表独立宣言，公开降日，势必陷入孤立境地，成为全国民众唾骂讨伐的对象。他的存在就成问题了。
日军见软的诱惑不成，便来硬的。3月，制定“对晋绥作战计划”，对晋绥军阵地进行炮击和进攻，并提出，关于首脑会见问题，阎方必须于4月4日前答复，否则，以往所签的协议一概作废。阎锡山害怕了，又派赵承绶为代表，赴太原与日军重开谈判。日酋花谷正毫不客气，盛气凌人地说：“阎锡山诡诈多端，曾骗遍了中国的军阀，难道还想骗日本皇军不成？你代表不了阎锡山，我们非和阎锡山亲自面谈不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阎锡山一是急于从日军那里得到好处，二是终究害怕日军翻脸，于是双方商定：5月5日，在安平村会见。
晋西黄河边上一个小山村，原名南坪，阎锡山嫌其与“难平”谐音不吉利，便改为安平。确定在这里会面，阎锡山也是动了一番脑筋的。自己到日军占领下的太原或汾阳去，显然不安全，而且会将投降妥协的嘴脸暴露出来；让日本人到吉县克难坡来，人多眼杂，风声太大；而安平村是晋绥军的前哨阵地，与日军的阵地只隔一条小河沟，双方来往方便，且容易遮挡外人耳目。还有一层意思，就是阎在决定重大事情时都讲迷信，安平村在吉县境内，是“吉祥平安”的兆头，不仅让他多了几分安全感，也使此行有了几分顺利成功的把握。
会面之前，阎锡山做了充分的准备，本是投降的举动，却也想到了“以身殉国”的壮烈。这种矛盾心理，一方面表现了他对当一个名符其实的汉奸似乎心有不甘，另一方面却又难以丢弃从日军那里得到好处的梦想。他特意与警卫队长单独谈了一次话，突然对警卫队长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敢不敢开枪打死我？”吓得那队长汗流浃背，赶忙表态说：“我只有以性命来保护会长，岂敢有别的想法。”阎锡山却正色说道：“我要你敢开枪打死我，这才是你的忠诚，才不辜负我对你的信任。你应该服从我的任何命令。你说，敢不敢，能不能做到？”队长诚惶诚恐地回答：“我一定绝对服从，会长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阎锡山把与日本人会面的事告诉了他，沉思着说：“我是中国人，要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决不能让日本人利用。如果谈判成功了，也是维护我们独立自主得以存在的宗旨；如果谈判破裂了，决不能将我一世英名付诸流水。在敌人要对我下毒手或者劫持我时，你在紧要关头要迅速朝我心脏开枪，不能让日本人把我活着劫持走。这就是你对我的忠贞。”这一番心情颇为悲壮的话，与他将要做的事实在是极不和谐。将要卖国，何谈爱国？已经堕落，何谈忠贞？这也正是阎锡山的复杂之处和狡诈之处吧。
原定5月5日的会见因雨延至6日举行。这一天，阎锡山带领赵承绶、王靖国等亲信，与日方高级军官见面。会上，日方一再催促阎立即通电脱离重庆国民政府，表示只要马上表态，可即刻交付现款300万，步枪1000支。但阎锡山不为所动，仍然大谈“没有准备好的”的老调，要挟日方执行《汾阳协定》中的所有承诺，抬高身价，以谋取更大实惠。日酋花谷正极不耐烦地站起来扯住阎锡山的衣袖，气势汹汹地说：“阎阁下和日本合作，正是时候，观望一定没有什么好处，最好马上跟我们回太原去！”阎被吓得脸色大变，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伪山西省长苏体仁见势不妙，忙出面打圆场，建议临时休会。恰在此时，在会场外负责警戒的人员通过望远镜发现，远处山道上，有日军一队驮骡马匹，正急匆匆地向安平村走来。这些马匹驮的是准备交送阎方的枪械和款项，却被误认作是炮兵，他们立刻向阎锡山报告。阎听说后大吃一惊，断定日方是企图劫持自己，决定乘休会之机逃跑。与给晋绥谋利相比，毕竟自身的“存在”还是第一位的。于是，他与警卫队长顺着事先修好的小路，匆匆忙忙跑了，只留下赵承绶、王靖国等人与日方周旋。继续开会时，日方发现阎锡山不见了，感到既可笑又恼怒，立即中止了会谈。一个小意外使安平会谈破裂了，阎锡山向着投降迈出一大步的行动未能实现，他的真实面目也又一次被掩盖。他要利用日军急切勾结的心理，抬高价码，要挟一番，却不料闹了个“误会”。事件有相当的偶然性，却表现出日军对他又打又拉的策略未能收效，也显现了阎锡山善于算计，凡事都要谋取最大利益的一贯做法碰了钉子。
阎锡山如此紧锣密鼓、肆无忌惮地与日军订立密约、频频会谈的行为，在晋绥内部也引起一片哗然。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立志抗战的人，都感到失望和愤慨。时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同志会副会长的晋绥第二号人物赵戴文，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赵戴文从在日本留学时起，就与阎锡山相识相交，成为同盟会的同志。此后一直追随阎，在阎手下做事几十年，是阎的重要智囊和得力助手。阎锡山在日记中曾这样评价他：“次陇（赵戴文字）与吾相交三十年，公私事件，饱经波涛，虽有危及身家之虑，亦未尝忧形于色。”赵对阎唯命是从，一贯是围绕着阎的观点出主意，从不向阎争权、闹独立，因此也受到阎的格外尊重。赵十分推崇孟子，受儒学影响很深，因此也有极强的忠君爱国的正统观念。早在中原大战之时，对于阎、冯联合讨蒋，他是不赞成的，认为阎、冯作为蒋的部属打蒋，是一种“造反”行为，曾力劝阎锡山不要起事，被阎责为受了蒋的收买。抗战爆发后，爱国热情高涨，太原沦陷前，作为山西省主席，赵戴文就曾宣誓，要与省城共存亡，决心不撤离。后来虽然还是跟着阎到了克难坡，但内心的分歧已经开始。到阎锡山与日军的勾结逐渐明朗化的1942年，赵已是76岁高龄，一反几十年中唯命是从的姿态，多次在各种场合表示对阎锡山的此举不赞成。这时，中共中央也在密切注意着阎的动向，指示：阎锡山是个军人，他如果公开投降日本，会比汪精卫等人有更大的危害。必须拖住他，不许他公开投降。打入晋绥上层的中共党员杜任之，便趁机做赵的工作，希望他能劝阻阎的投降行动。赵戴文表示：我是有民族气节的人，我绝对不回太原当汉奸。他与阎锡山谈话时，就明确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阎锡山见一贯忠心耿耿的亲信也公然反对他，就气呼呼地说：“我如果妥协投降，你将怎么样？”赵戴文一反常态明确地回答说：“我一定跳黄河而死，决不再跟你回太原去！”赵戴文的这些表现，虽然未能阻止阎锡山一意孤行，但也确实给了他很大的震动，使他看到，民族大义远远高于朋友亲信的交情，几十年忠心耿耿的部下如此反目，不能不使他在投降的路上有所顾忌和收敛。
这期间，共产党人严肃而诚恳的告诫，也给阎锡山泼了冷水。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代表王世英，要求面见阎锡山。阎的交际处只答应谈话15分钟，但见面后，实际交谈却长达三个小时。王世英在谈话表明了共产党对时局的精辟分析，也坦率地表现出对其前途的诚恳关心，都让阎锡山陷于更大的疑虑和动摇。王世英在谈话中指出：阎锡山之所以对中国抗战的前途产生悲观看法，是因为对当时世界反法西斯大局作出了错误的估计。阎认为，日军将会北进，配合德国进攻苏联，这是他加紧与日军勾结的重要出发点。实际上，日军深陷于中国战场，兵力不足，绝无可能再去进攻苏联。而即便日军真的与德国呼应，出兵抢占了苏联远东地区，得到的也只是一片冰天雪地，难以抢掠到有用的战略物资。日军只有南下，才可能解决其战略物资困难的问题。其次，阎从各种途径得到的情报判断，认为，蒋介石即将投降日军，要与汪精卫再次合流，组织亲日政府。果真如此，阎自己将在日本人面前变得一文不值，因此，要抢在蒋介石之前先投降，以便占据华北，以后还有与蒋抗衡的本钱。但这种想法，也不符合事实。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之下，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推动下，蒋介石是不敢公开投降日军的。他一旦投降，就会输光所有的政治资本，就会被全国人民起而打倒，就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唾弃。共产党的态度很明确，谁投降，我们就打倒谁。蒋介石投降，我们打倒蒋介石，别的什么人投降，我们也照样打倒他。共产党人对时局的精辟分析，对投降派的深仇大恨，使得阎锡山不能不当面点头称是，背地里暗吸凉气。不久之后，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历史以雄辩的事实，否定了阎锡山曾作出的“日美会妥协牺牲中国，日本将北进攻打苏联”的判断。
不过，阎锡山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为了达到利用日军消灭八路军和决死队的目的，还是继续与日军勾结。他一面玩弄所谓“晋西大保卫战”的花招，面上一副坚持抗战的样子；一面通过在太原、汾阳、临汾的办事处积极活动。受“共同防共”的利益驱使，日军渐渐停止了对晋绥军的进攻，并放松了对阎方的经济封锁。阎锡山则在加强“内应工作”的招牌下，提出了将部分兵力移放到日军占领区充当伪军的计划。这样，一是借日军发展自己的实力；二能协助日军“剿共”；三还可以为以后返回太原时增加警卫力量。神不知鬼不觉，不给人以投降妥协的口实，这个算盘打得精明周到。阎、日双方一拍即合，阎的骑兵军长温怀光在阎的授意下，与日军商定了一项密约：由阎军输送一个师的兵力，到日军指定的地点。由日军用“战斗”的方式，使阎军“投降”，然后将其改编为共同的反共部队。1942年6月，按着编好的剧本，阎锡山演出了一场送兵戏，由阎军“被俘”官兵组成的“山西剿共军”在太原宣告成立。此后，阎军便屡屡派出官兵加入到日伪军的行列，日军特意在汾阳、临汾等地设立所谓“晋绥军归来官兵招待处”，而在阎锡山统治区内，也出现了日、伪、阎三“友军”的怪现象。 1943年春，占领太原的日军又提出了“日、阎政治、经济、军事合作方案”，称：由阎派官员到太原参加日、伪政权，逐步建立“日阎合流”的山西政权，实现政治合作；日军同意晋绥军向汾河以东地区发展，实行军事合作，共同“剿共”；日阎双方共同管理太原附近各厂矿，双方共建“董事会”，实行经济合作。此方案立即得到阎锡山的响应，阎还煞有介事地提出了“开展政权，重光山西”的口号，为进一步的勾结和投降行为作掩护。接着，阎锡山就派遣亲信干部到日伪区担任县长，派人到日阎合办厂矿的董事会任董事，与日军签订《秘密协定》，在汾东地区和上党地区“合作剿共”。至此，阎锡山与日军的“全面合作”疯狂展开，集中进行所谓“开展政权”的工作，双方协力摧毁抗日根据地，建立阎伪政权。
到1945年4、5月间，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与同盟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意大利和德国已先后投降，苏联向远东出兵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也已成定局。阎锡山为了利用日军力量，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抢占太原城，以恢复他对山西的独裁统治，就进到与太原邻近的孝义，亲自出马与日军进行最后的勾结和交易。八月上旬，日本帝国主义决定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企图钻同盟国之间矛盾重重的空子，逃避同盟国对它的制裁和束缚，苟延残喘以图死灰复燃，就利用中国封建军阀的独裁心理，提出所谓“单独向中国投降”的阴谋，选中了阎锡山作为突破口。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高桥坦亲自从北京飞到太原，到孝义当面会见阎锡山。高桥坦向阎提出：日本希望避开同盟国各国，直接向中国投降，请先生代日方向蒋介石先生说话。成功后大家有利。阎锡山此时觉得，日本人现在是有求于己，自己可以伸直腰板了，就先装模作样地敷衍了一番，而后提出了所谓“寄存日军武力”的方案。他借口蒋介石身为国家元首，又有中、苏、美、英同盟关系，单独接受日军投降，会影响国家的体统。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寄存武力”。所谓“寄存武力”，就是只改变日军的番号，日军仍可保有原来的武装。说白了，就是把日军变成他的军队。阎锡山为了消除日方的顾虑，进一步推心置腹地对高桥坦表示：我是最前线的战区长官，虽无权代表国家接受投降，但对在战争中被我打败的军队，我有处理的责任，也有改编这些军队的权力。因此，让华北所有日军都向二战区投降，我可以战区长官名义，分别改编，给各部队暂编番号，向重庆政府备案就行了。生米做成熟饭，重庆方面也无可奈何。即使同盟国家提出质问，重庆政府可将责任推到战区长官头上，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这样做，你们体面地保存了武力，我也扩大了军队，彼此都有好处。听了这番话，高桥坦感到十分惊奇。既惊奇中国统治阶层上下欺骗的圆滑狡诈，更惊奇阎锡山如意算盘的无赖精明。他表示：如此设计，我个人觉得很好。但我是个军人，唯有服从命令行事。你的这种美意，须请天皇裁决，如认为可行，再继续商谈。后来，阎锡山的计划虽然未能推行到全华北，但在山西是实行了的。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不惜利用侵略军的武力。这种寡廉鲜耻的行为，是他长期与日军勾结的结果，也是他的反人民立场的集中暴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