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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六百年研究之三：晋国之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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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雄神话的濡染，到唐风魏韵的滋润，从百家争鸣的砥砺，到百花齐放的繁荣。晋国文化以其独有的先天禀赋、直根地位和鲜明特色，始终占据着中华文化的高地，对发祥、弘扬和发展华夏文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个国家的强盛，既有赖于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军事实力，同时也离不开厚重的文化实力。积淀厚重、传承悠久的优秀文化，就是晋国赖以称霸的精神之源。 晋国文化旷远悠长、根深叶茂。大河厚土的滋养，远古社会的发轫，英雄神话的陶冶，尧舜禹时代的铺垫，夏商时代的锤炼，不曾断裂的文脉延续，为晋国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孕育母体，营造了历史环境。正是基于此，在西周至战国这个承前启后的轴心时期，晋国文化以其敢担当、重民本、尚大义、求变革的鲜明特征，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引领着历史前进的时代潮流，且因变迁而出新，随发展而演进，经越千年而不衰，衡诸古今而不替，长期屹立于中华文化的高地，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干，至今仍然为山西发展进步的精神支柱。 壹 英雄神话孕育了晋国的担当精神 神话是人类的梦想，是历史的回音。中国的远古神话，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童年时代瑰丽的幻想、顽强的抗争以及蹒跚的足印。神话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影响着中华民族精神和品格特质的形成。 在山西南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自古就流传着丰富多彩、瑰丽迷人的神话传说，如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这些流传已久、脍炙人口的神话故事，是晋国习习相因的传家宝。先祖们艰难创世的英雄壮举，自强不息的民族气概，滋养了晋国文化的担当精神，并世代传承、亘古至今。 担当之一：敢于强国争霸号令天下诸侯 叔虞所封的古唐国，正是尧、舜之域，还是“夏墟”之地。唐国自面世之日起，携着尧舜禹的英雄基因，胸怀抱负，担当天下，引领着华夏文明的走向，成为春秋时期霸业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国家。 叔虞封唐后，秉承周天子册封的《唐诰》行事，贯彻“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方针，励精图治，身手不凡，出现了地产嘉禾、年丰岁盈的祥瑞之兆，显露出卓然崛起、虎视群雄的勃勃生机。叔虞死后，儿子燮父即位，接续大任，改国号为晋，扛起了崛起中原的大旗。 在担当精神的鞭策下，晋国在文侯时期迎来第一个发展高峰期，揭开了春秋霸业的序幕。晋献公时期迅速崛起，“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晋文公周游列国，历经险阻，吃尽苦头，也体察了民情，见多识广并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又有一批患难与共的股肱贤才鼎力相助，继位后强国富民，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国，跃上霸坛，把他的雄才大略和担当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晋襄公时期先后在肴之战和彭衙之战中两败秦国，在泜水之战中击溃楚国，继其父雄霸中原，垂拱而治。晋厉公继位后连败秦、狄，并在鄢陵之战再败强楚，巩固了自己在中原地区的优势地位。晋悼公勤政爱民，卓尔不群，以其文治武功引领晋国再次走向全盛，实现了复霸目标，成为绝对的天下霸主。 担当之二：勇于尊勤君王肩负天下大任 晋国漫长的历史上，每当周王室出现危机的时候，晋国都能出兵勤王，藩屏周室，表现了其胸怀天下、担当大义的精神风范，与产生于这片土地上的英雄神话一脉相承。 西周初年，叔虞封唐时虽为百里之侯，但却能以极大的勇气，毅然担当起戍疆守边、辅佐周王的责任和义务。燮父也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治晋的同时协助周康王治理天下；其下各位晋侯一如既往，晋侯苏钟铭文便记载了其随周厉王征伐东国宿夷，大获全胜、多受褒奖的史实。 公元前770年，周王室发生内乱，犬戎入侵。晋文侯联手郑武公、秦襄公率军入驱，合力勤王，东徙洛邑，开创了东周政权。后又于公元前760年，执杀了非正统的携王，一举结束了周王室长达十年的二王并立局面，稳定了东周初年的局势，成为再造周朝的有功之臣。 公元前635年，东周朝廷发生王子带之乱，“天子蒙尘”，晋文公亲自率兵勤王，生俘太叔子带，护送周襄王复入洛邑，立下了安定周王室的头功，由此得到周天子八邑之地的赏赐，大大提高了晋国的国际声望。之后，晋文公又靠武力在与诸侯的激烈争夺中取得了霸主地位。 公元前525年，周王室又发生了“王子朝之乱”。尽管晋国“公室益弱，六卿皆大”，但顷公承继文侯、文公的传统，令旗一挥，第三次出兵勤王，历经顷、定二公，长达十九年之久，于公元前502年把周敬王护送回周，后又率诸侯国为周敬王修筑了都城，使周室转危为安。 担当之三：善于会盟诸侯执掌天下牛耳 会盟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组合，为春秋时期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众侯盟，执牛耳？”历史关头，舍我其谁？晋国站了出来，携英雄无畏气概，举尊王攘夷大旗，风云际会，结盟诸侯，号令天下，尽显风流。 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后，威风八面的晋文公大会诸侯于践土，晋、鲁、齐、宋、蔡、郑等国携手共襄这个盛大的会盟，周襄王正式册封晋文公为霸主，赏赐晋文公许多珍宝和“虎贲”勇士三百人。晋文公曾辞让了三次说，重耳再拜叩首，接受并发扬周天子伟大、光明、美善的命令。晋国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霸主。 悼公为政，以其卓越政治家的气魄，八年内九合诸侯，拥有一呼百应的非凡号召力，率领诸侯联军南征北战。相比于楚恭王武力威逼郑、蔡参战，悼公的心战之策无疑棋高一着。公元前570年，悼公在鸡泽大会诸侯，二年后悼公又命鲁、卫与吴王等会盟于善道，同年九月又举行了华夏诸侯在戚的会盟，霸势之盛，少有其匹。 除此之外，晋国的黄池会盟、衡雍会盟、虫牢会盟、平丘会盟、扈地会盟、薄地会盟等，足以看出晋国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引领诸侯国共谋天下的博大气度。 贰 唐魏之风 培植了晋国的民本思想 西周时期有一个习惯，每逢冬天来临之时，各地的诸侯都要去朝见天子，天子也于此时在宗庙主持祭祀祖先，其中的重要议程便是演唱《诗经》。这里所说的“唐魏之风”，是指《诗经·国风》中的《唐风》和《魏风》。 《诗经》是汉族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对后代诗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诗经》根据乐调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大部分是黄河流域不同地区的民间歌谣，共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 在弥足珍贵的“十五国风”里，晋地占有其二。也就是说，《诗经·国风》中，属于晋国的有《唐风》12篇、《魏风》7篇，约占“风”部分的12%。其中《唐风》包括有：《蟋蟀》《山有枢》《扬之水》《椒卿》《绸缪》《杕杜》《羔裘》《鸨羽》《无衣》《有杕之杜》《葛生》和《采苓》。《魏风》分别是：《葛屦》《汾沮洳》《园有桃》《陟岵》《十亩之间》《伐檀》《硕鼠》。这19篇诗作，贴近性灵，贴近生活，贴近乡俗，从一个特定角度反映了晋地风情，在思想和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可谓《诗经》及其“风”部分的代表。 其实，远在4000年前的唐虞时代，晋南一带就流传着《卿云》《南风》《康衢》《明良》等歌谣。除少数被官方收集编入《诗经》以外，普通人民自编的大量诗歌早已被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 《诗经》是晋国的日常必读物，而《唐风》和《魏风》又是晋国的形象“代言人”。晋国是春秋的盟主，对外交往活动甚多，《左传》记载的外交场合中，《诗经》被引用达230多次，以晋国所占比例最高。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无论是安定生活的向往、深沉爱情的低吟，还是怀才不遇的轻叹，正如孔子所言“思无邪”，“唐风”和“魏风”在表露当时人们的真情实感和社会风俗的同时，更折射出晋国的民本思想，也就是“强国重民”的晋国文化精髓。 精髓之一：思国忧民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突出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原始民主制色彩，也体现了晋国文化由来已久的民本思想。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发生在春秋时期的一个有名的“季札观乐”故事来得以印证。 公元前544年，吴王馀祭派他的幼弟季札出使鲁、齐、郑、卫、晋等国。在鲁国举办的一个接风音乐会上，当季札听到十分动听的《唐风》时便深有感触地说：“思深忧远啊！应该是帝尧的后代吧？如果不是这样，忧思为什么会这样深远呢？如果不是有美德者的后代，谁能如此呢？”季札既是聪明的政治家又是出色的外交家，他是把所听到的音乐同当时的政治背景、人文教化结合起来，从中体会到某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和思想情感的。他这样说是对唐尧“深思国之发展，远忧民之疾苦”的崇高美德，表示由衷的钦佩和高度的赞扬。晋国子民多为陶唐氏后裔，《唐风》所涉及到的“河、汾之东，方百里”及邻近地区，“思深忧远”的民本思想代有继承，并伴随着晋国疆域的扩大，成为山西乃至周边地区的优秀传统和社会风气。 精髓之二：敬天保民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在这些斗争中，民心向背起着关键的作用。晋文公能称霸，晋悼公能复霸，无不例外地仰赖于晋国牢固的民本思想。 晋文公重耳即位前流亡异国十九年，身边就集结了诸多敬天忠义之士，他们“看重国家社稷、淡泊个人功利”，留下许多动人故事，如名传千秋的介子推，忠心耿耿，割股奉君，保驾晋公子重耳历尽艰辛回国登基、而在封官进爵之时却归隐山林，成了一名不食君禄的隐士。而同样是在晋文公流亡期间，有一件事使他刻骨铭心。盛夏炎日，重耳逃难路上饥肠辘辘，口渴似火。他向一个老农乞取食物，老农捡起路边一块黄土给他。谋臣胡偃见之，立即拱手接过黄土，对重耳郑重地说，这是土地，这是上苍赐给我们的土地啊！重耳听罢双膝跪地，恭敬老农，叩拜上苍，然后接过黄土，毕恭毕敬地置于袋中。从此，这个流亡奔波晋公子悟出了这样一个至理：黄土乃庶民所依，百姓乃王业之本。要强国称霸，离不开土地，离不开人民。 晋悼公曾向双目失明的大臣师旷询问治国安邦之策，师旷掷地有声地告诉他说，只有以仁义为本。天生民而立君，君必须养民如子，赏言而刑淫，绝不能肆于民上，弃天地之性而从淫；民奉君要爱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倘若君变成困民之主，使百姓绝望，就必然要灭亡。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阐述“民本”思想的言论之一，其出自曾经诞生尧、舜、禹等华夏祖先的晋国大地上，应当不是偶然的。 然而，晋灵公荒淫无耻、不顾众生，遭到庶民唾弃，《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对此类现象进行了辛辣讽刺。同样，晋国的公室由廉而腐，“民闻公命，如逃寇雠”，其政权也自然由盛而衰，很快便被六卿所把持。 精髓之三：尚德惠民 崇尚高德，忠于大义，恪守规矩，爱民如子，是晋国君主的政治主张，也是晋国文化的核心元素，并且逐渐在全社会流行，最终成为晋国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追求。 晋献公在位时期，布衣祖朝曾上书献公，想聆听他的治国家之策。晋献公派人出去告诉他说，高官大吏已考虑好了，老百姓还管什么政策！祖朝又上书说，朝中决策一旦失当，灾祸就会降临，我们哪能不关心呢？晋献公听到后，觉得言之有理，便邀他谈了三天并拜其为师。 晋文公即位后，追随他的一批患难臣子鼎力扶助，不仅不贪功争权，而且荐贤尚公，其中成语故事“赵衰三让”便是千古传颂的美谈。与此同时，晋文公大力推行裂土分民、免债轻赋、扶贫济弱、奖励农耕、发展商业等措施，生产发展、经济富强之后又施惠于民，安定民心，厚养民性，晋文公因此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使晋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为其之后的霸业奠定了雄厚基础。 晋悼公在位时，中军司马魏绛依照军法杀死扰乱军列的晋悼公亲弟弟的贴身仆从，悼公不仅没有结仇记恨，反而把他提升为卿。这种尽忠尽职、从善如流的尚德情怀，是晋国文化品格的一种体现。与文公一样，晋悼公治国时期政治开明，朝中也出现了“君明、臣忠、上让、下兢”的局面，其中“张老五辞”“祁奚举贤”便是例证。同时，晋悼公在国内实施息民惠民的国策，首先是减轻民众劳役，国家拿出粮食借贷于民，让大家先吃饱肚子；同时取消禁利，搞活经济，使民众尽可能摆脱贫困。在晋悼公的悉心治理下，数年之间，晋国果然强大起来，终于促成复霸大业。 晋国名臣亦如此，拿韩厥来说，他的政治主张的核心就是民本。在晋景公谋划迁都时，许多人建议迁到郇、瑕（今运城解池附近）之地，那里土地肥沃，盛产食盐，能够“国利君乐”。韩厥却从人民生活方面考虑，认为占据郇、瑕之地会引起人民愁怨，应该迁到新田，那里“土厚水深”，居之不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服从政令，当为“十世之利”。景公听之，从善如流，采纳了韩厥这个建议。 叁 百家争鸣构建了晋国的思想宝库 在春秋战国这场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时代大潮中，战争连年不断，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很多有学问有才能的人，他们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晋国处于大变革时代的潮头浪尖，可谓称霸征战波澜壮阔，风云人物层出不穷，晋文公、晋悼公等明君英主自不必说，更有一批诸如荀子、韩非子、苏秦、张仪等法家、纵横家、名辩家，他们政治上运筹帷幄，思辨上攻势凌厉，变革上大刀阔斧，战场上兵戎相见，各种进步思潮在这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既相互砥砺和激荡，又相互补充和促进，极大地促进了晋国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 韩、赵、魏三国早期的变法活动直接产生了李悝、吴起等法家早期人物，他们都是孔子高足、晋人卜子夏的弟子。李悝继承晋法，总结出《法经》，在魏国实行的变法对其他各国震动很大，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子夏儒学思想不仅直接影响了战国早期法家，也间接影响了三晋名士荀子，他是子夏在晋南一带开坛讲学时教出的学生。荀子把儒家思想与诸子百家的思想进行整合，形成著名的“荀学”，在那个时代儒家文化的创新和传承上，发挥了历史性、关键性的重要作用。韩非子也曾师从荀子，他创立了“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封建君主集权专制理论，最终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对秦国实施的商鞅变法及统一天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再有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和张仪、“名辩家”惠施和公孙龙、“军事家”庞涓和尉缭子等，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以进步思想为武器，叱咤风云，纵横驰骋，在战国社会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 在历史大潮的轰然巨响中，晋国被淹没了，然而晋国文化并未由此断绝，而是犹如百川涓流，融汇入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连绵不绝地延续了下来，并且基于自身独特的个性和顽强的张力，在文化发展繁荣的今天，进一步展现出根深叶茂的文化景象和生机勃发的文化风貌： ——源远流长的直根性。晋国诞生在尧舜禹开创华夏文明的中心区域，承接了这样一个完整强势的文化形态，具有得天独厚的“直根”禀赋与优势地位，对奠定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产生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深植本土的原创性。晋国始终站在历史发展的最前列，其改革蓝本、治国理念尤其是法家思想，都原创肇始于这片土地，为华夏文明浸染了主色调，具有日渐强大和绵延不息的生命力，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 ——引领历史的先进性。晋国文化凝聚着时代发展的精神内涵，熔铸了华夏民族的核心价值，在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代，代表了当时先进生产力要求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对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与时俱进的创新性。晋国善于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和历史转折关头，在借鉴、吸收和融汇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风姿和文化品格，为中华文化注入了强劲的传承基因，使华夏文明具有了充满生机的活力。 ——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晋国建立伊始就是华夏族与戎狄人杂居相处的国度，晋国文化吸收了各民族文化的精华，通过相互撞击、发生裂变而形成的一颗新星，呈现出海纳百川的开放态势，以及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面貌特征。 毋容置疑，晋国文化谱写了精彩的过去，也必定会鼓舞山西人民，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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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博物馆内的塑像
三晋疆域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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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山西日报20160224；本文作者：晋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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