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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六百年研究之二：晋国之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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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之所以能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纵横捭阖，称霸天下，主要取决于其在数百年的发展进程中，始终坚持国家根本利益，因势而动，适时即变，内外兼顾，统筹推进，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创新，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中国历史上，从春秋到战国的社会，是在一种“变革接着变革、战争连着战争”的态势中得以进步的。 在这样一个大变革、大动荡时代，晋国之所以能纵横捭阖，称霸诸侯，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大剧，主要取决于其在600余年的发展进程中，始终贯穿着变革的主线，高扬着创新的主题。 晋国的历史，是顺应潮流、追求进步的历史，是勇于变革、革故鼎新的历史，也是内增实力、外展形象的历史，对西周社会变革、华夏文明进程、三晋文化演变，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 壹 夏政戎索晋国变革的前奏曲 如果说晋国变革创新是一部雄浑博大、荡气回肠的交响乐，那么“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则是这部交响乐的前奏曲，在中华文明的大舞台上浑然作响。 西周时期叔虞封唐时实行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策略，即在政治制度上用“夏”的传统之“政”管理夏民，用“戎”的世传之“法”驾驭戎人，是一个求同存异、宽厚包容的治国新政，为晋国的发展强大起到了重要作用。 “启以夏政”带来大发展 叔虞受封治唐后，便积极地实施“启以夏政”的既定方针，根据本国实际情况，灵活地、因地制宜地制定并实施了一套比较宽容的政策，鼓励民众革新农具，发展生产，兴办水利，农业技术也向着深耕细作发展，使得唐国逐渐得以大治，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叔虞到任后不几年，由于“启以夏政”、政绩斐然而“感召”了上天，地里长出了特别高大、丰硕的植株“嘉禾”，出现了禾苗“异亩同颖”的祥瑞迹象。于是，叔虞就向周王室“晋献嘉禾”，受到周成王的嘉奖和周公的赋诗相贺。这件被唐人视为莫大荣耀的“盛事”，一方面反映了唐地丰收的好年头，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唐国新政的好景象。 燮父从父亲手里继承了唐国，又进行了一个极具魄力的变革——迁都于晋，即今天的曲沃县曲村一带。迁都后的燮父继续贯彻“启以夏政”方针，使得晋国实力不断增强，他便于此大兴土木，修建宫室，据说由于严重“超标”还引起了周王室的不爽。今天，我们还能从曲村——天马遗址，透过那大片的居住址、用于高等级建筑的瓦件、制作青铜器的陶范、平民到高等级贵族墓地、国君墓地中9组19座晋侯和夫人墓葬，尤其是以48辆车和100余匹马豪华阵容陪葬的晋献侯祔葬车马坑，依稀看到当年社会变革给晋国带来的强大实力和壮观的历史风貌。 “疆以戎索”促进大融合 晋国作为军政合一的国家，在其诸多对外关系中，如何处理与周边戎狄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大问题。 据《左传》所载，环居晋周围的属于戎狄的部族有姜戎、大戎、小戎、骊戎、犬戎，扬、拒、泉、皋、伊、洛之戎、陆浑之戎、东山皋落氏、潞氏、甲氏、留吁、铎辰、鲜虞、肥、鼓等。大体说来，这些戎狄多居于吕梁、太行、中条山内，分布在晋周围地区，与晋国犬牙交错，息息相关。 晋开国之初积极实行“和戎狄”策略，同时在某些时期和地区实行兼并与融合。“曲沃代翼”后，晋国的疆土开始逐渐向外扩展，但并没有多少对戎狄的战争。直到献公起始，晋国才真正开始伐狄扩张，大量兼并华族小国，但同时也附之以和平结盟和联姻结亲等多种手段，如献公纳娶戎族两名女子为妻，大戎狐姬生文公重耳，小戎狐姬生惠公夷吾，献公又娶骊戎之女骊姬等等，可以说，晋国公室的血统中含有戎狄的基因，也足以看出晋与戎狄千丝万缕的联系。 晋国实施“疆以戎索”的社会变革，正确处理了与不同部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各种势力的关系，与唐为邻的部落先后归附，促进了华夏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形成了富有创造性、开放性的晋文化特色，并影响了整个中原地区华夏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夏政戎索”新政的消极影响也逐渐地显露出来，比如，晋人宗法观念的冲淡导致了公室统治基础的松动，同时也助长了尚功重利风气的滋生，悄然改变着晋国的发展格局和历史命运。 贰 强国富民 晋国变革的主旋律 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是中原逐鹿的必争之地，各国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焦点始终纠结于此。这种复杂的政治局面，迫使晋国统治者不得不适时应变，尚法图强。 进入春秋前后，在“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新政的不断作用之下，晋国发生了“曲沃代翼”的重大社会变革，这不仅仅是公室或宗族之间的权力转移，而是晋国全面变革道路上的一次飞跃，从此奏响了晋国争霸的主旋律，掀开了晋国发展的新篇章。 士蒍之法：巩固公室君权的撒手锏 “曲沃代翼”后，晋献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从内看，立有汗马功劳的公族已成尾大不掉之势，都滋长出觊觎君权的欲望，兑现功德地位构成严重威胁。往外看，当时周边齐、楚、秦已经或者正在崛起，晋国区区一军兵力，难以抗衡环峙四周的几大邻国。 山重水复的迷茫中，晋人们思考着一个历史性的课题：晋国，路在何方？ 晋献公毕竟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他坚决推行“士蒍之法”：政治上，大胆起用异姓人才，诛杀“桓庄之族”，实现“国无公族”，彻底解决了公族争夺君位问题，沉重打击了传统宗法分封制度，加强了君权的基础，维护了晋国的统治；军事上，将晋国军队从一军扩充为二军，壮大了军事实力，强势推进对外伐疆拓土，先后攻灭骊戎、耿、霍、魏等国，史称“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成语典故“假虞灭虢”“唇亡齿寒”就出自于此。晋献公果敢变革，“国无败绩”，实现了晋国历史上新一轮的大发展。晋惠公时期实行“作爰田”和“作州兵”改革，推进了社会生产发展，增强了国家军事实力。惠公之后，怀公继位，内无良臣鼎助，外有重耳觊觎，与其父一样，不修德、不思变，被迫弃城逃亡，最后被文公派人杀死。 晋献公改革的核心是实现了“国无公族”，但也带来了矫枉过正、公室统治基础动摇和继承体系缺失的弊病，给晋国往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郭偃之法：成就晋文公的霸主梦想 公元前636年，晋文公接手时的晋国也是一样，由于连年内乱不休，民众赋税十分沉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周边，秦国心怀叵测，宋国称霸不遂，楚国势力大增，诸多小国与楚结盟，对晋构成严重威胁。晋文公借鉴齐桓公治国经验，以“郭偃之法”为抓手，推动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政治上，整顿吏治，弃怨任贤。他虽然没有否定传统的“亲亲”，但更强调“尚贤”，大胆采用“明贤良”“赏功劳”“举善援能”等开明的用人宗旨，所任用的都是公室和异姓中有功、德、才之人，从而使得文公能驾驭群臣、政由己出，晋国也吏治清明，人尽其用。 经济上，奖励垦殖，发展生产。他主张改革分配体制，采用“君食贡”制度，要求国君不保留土地，而是从土地拥有者那里收取税赋。实行比较宽松的经济政策，裂地分民，轻赋薄税，调动民众的生产积极性；调整生产关系，鼓励通商，多种经营，促进和繁荣社会经济。 军事上，改革兵制，扩展编制。改变国君自任主帅制度，实行军政合一改革，训练卒乘，选拔将帅，正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并将军事编制由二军扩充到三军、五军，把晋国打造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军事大国。 晋文公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是“文公修政，施惠百姓”变革主旨，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讲，都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使晋国呈现出空前的盛世景象，成为中原诸侯霸主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 但是，以官制改革为核心的文公改革，虽然以尚贤尚功取代了任人唯亲，打破了宗法血缘关系，但由于没有彻底消除分封制，因此又为异姓世族的孕育提供了温床，催生了六卿体制的形成，给晋国的命运闪露了一个危险的信号。 赵宣子之法——晋国霸业延续的“常法” 文公薨逝，襄公继位。此时晋国社会变革的力度有增无减，新的革新思想也不断衍生，特别是晋成公时期的赵宣子之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晋国变革和进步的思想。 赵盾亦名赵宣子，是晋国变法图强的主力派，他执掌国政后，在晋献公“士蒍之法”和晋文公“被庐之法”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 一是行政方面：制事典、本秩礼，即完善法律条文，明确量刑标准。二是刑事方面：正法罪、辟狱刑，即明确刑事法规，昭雪沉冤积案。三是民事方面：由质要、董逋逃，即使用契约帐册，捕逃亡的奴隶。四是吏治方面：续常职、出滞淹，即举贤赋职任事，罢免庸官懒吏。 赵宣子将所制定的“事典”授予太傅阳子和太师贾佗，在晋国颁布执行并“以为常法”。这是晋文公改革以后的又一次全面的大改革，对于晋国政局的稳定，对于法家思想在晋国的孕育，都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同样，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赵宣子改革的重心是异姓公族制度，那些异姓卿族不仅出任公族，而且执掌军事，这样就使得以“旄车之族”赵氏为标杆的私家势力空前膨胀，在威胁公室生存的同时，也打破了权卿之间的平衡，加剧了卿族之间的内斗，对晋国的发展进程带来了严重影响。 范武子之法——晋国走出低谷的助推器 景公即位之初，国内形势一片混乱，卿族势力依然强大，公室权力不断消弱；国外形势也很严峻，东有赤狄盘踞，西有秦国骚扰，南有楚国北侵威胁，北有白狄侵边之忧，陷于四面包围、岌岌可危的情势当中。 晋景公为一代贤明君主，他能认真汲取自己在晋楚“邲之战”中的惨败教训，大胆进行改革，力推霸业复兴。景公变革的亮点是废除“赵宣子之法”、制定并力推“范武子之法”，其核心理念是“崇公室，抑强家”，同时加强社会秩序整顿和军事改革，在三军的基础上增加新三军而成六军，实施灭狄、联齐、结吴、牵秦的战略思路，达到了既缓和卿族内部矛盾，又增强对外抵御能力的目的。晋景公晚年改革更有大手笔，将国都由绛迁往新田（今侯马），并依照“范武子之法”成功地发动了著名的“下宫之役”，消除了专横跋扈的赵氏家族，取得了公室对卿族的第一次胜利。 晋厉公执政时期，对内，他以“范武子之法”为据，效仿其父景公发起“车辕之役”，一举铲除了郤氏三卿五大夫势力，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卿族对公室的威胁。对外，为了与秦、楚等强国争霸，他侧重于军事改革，将六军缩编为四军，精兵强将，辅以公族，使晋国一连取得对秦“麻隧大战”和对楚“鄢陵大战”等战事的胜利。 “范武子之法”是晋国的第四部法典，其核心是增强公室地位，抑制卿大夫权利。但是，这部法典的实施，却又激化了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 和合戎狄——实现悼公复霸的夙愿 公元前573年，年仅十四岁的晋悼公继位。当时，百姓疲惫不堪，社会秩序混乱，公族与卿族矛盾白热化，政局陷入又一次大动荡，中原诸侯对晋多有不满，纷纷叛离。如此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要求他必须针对时弊，厉行改革，实行新政，重振国威，实现晋国复霸目标。 悼公少年老成，思维缜密，作风沉稳，不务虚名，上任始初即重新修订“士蒍之法”和“范武子之法”，着力推出“和合狄戎”等一系列新政： 政治上，肃内政，任贤良，尽其才，启用魏相、士鲂、魏颉、赵武为卿，命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起用士渥浊、右行辛、弁纠、祁奚、荀宾等为官。 经济上，只在家闲时起征农民，促进农业发展；放宽对渔猎山林湖泊的禁令，解放生产力；轻徭薄赋并免去旧债，拿出粮食帛布救济贫困，改善百姓生活。 军事上，将新军与下军合并，精简大批冗员，取消卿族御戎，充实一线兵力。同时，派遣司马和军尉，用以御车训马和加强军队纪律，提高军事作战能力。 外交上，采取和合戎狄策略，与狄戎缔结盟约，促进北方安宁并向南扩展；谦让礼遇诸侯，合理规定朝聘纳贡数量，给予担负太重的诸侯以平均分担权利。 改革创新，韬光养晦，悼公治理下的晋国，卿大夫之间的利益得以平衡，公室与卿族的危机得以缓解，社会生产力得以发展，国家实力得以增强，引领晋国再次走向全盛，最终实现了恢复霸业的梦想。 但是，悼公的改革还是没有也很难从根本上遏制公室与卿族的争权夺利，其结果也使得权力更加集中到六大卿族手中，且在不断整合中愈发危害着晋国的国体。 范宣子刑书——我国最早的成文法典 春秋最后一百年，晋国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开始瓦解，阶级矛盾与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为了维持统治，晋平公八年（前550年），范宣子在以往晋国法典的基础上，制定了“范宣子刑书”，它是晋国法制史上第一部从国家总法中分离出来的刑事法规。但其问世后却被藏于秘府，为贵族所垄断。40年后，由于晋国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统治者面临空前的危机，晋顷公十三年（前513年），晋卿赵鞅、荀寅才把范宣子刑书铸在鼎上，公布于众。“范宣子刑书”顺应了历史变革的潮流，是当时政治法律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晋国由礼治走向法治的标志，被公认为我国最早公布的成文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叁 良莠同生 晋国变革的成与败 晋国尚法求变，强国富民，从西周初年分封的甸服小国一跃而为春秋时期的五霸之最，左右天下大势、引领时代发展150余年。 然而，一个曾经创造了辉煌霸业的超强大国，却被享受改革红利而起家的韩、赵、魏三家瓜分。无疑，“三家分晋”也是一次历史性的大变革，但是，晋国的这个命运大结局究竟有着怎样的经验和教训？ 纵观六百年晋国的发展史，似乎走过的是一条小宗代大宗、庶系代嫡系、卿族代公室的历史轨迹。然究其原由，最根本的应当不在于礼崩乐坏、自相厮杀，而变革创新者生、固守成规者亡，才是不可规避的历史必然。晋国变革创新的特色、经验和教训主要表现在： ——尊王争霸、强国富民的大主题。晋国率先打破世袭制，建立郡县制，调整生产关系，封建因素滋生，百姓履亩而耕，经济蓬勃发展，国力不断增强，使晋国成为最为强盛的春秋霸主，影响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总体进程。 ——因势而动、适时即变的大态势。在国内出现内乱危机、政权到了崩溃边缘以及每个历史发展的重大抉择关口，晋国都循着国家的根本利益、针对国家的现实需要，大刀阔斧地进行全方位改革，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的大胸怀。晋国立国伊始就注重改革对外关系，实行“和戎”之策，把自己和周边少数民族融合为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互惠交往，对缔造多元一体的大中华，具有成功的实践意义和重要的推进作用。 ——思想解放、文化繁荣的大手笔。晋国重用人才，广开言路，涌现了一大批有能力、有抱负的名臣贤卿，建立和完善法律制度，促成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成为中国法家思想的重要策源地，左右着秦汉以后中国政治的主流。 ——内外兼顾、统筹推进的大格局。晋国的几百年间，国内矛盾的激化和诸侯强国的骚扰，共同威胁着晋国的安全。晋国着眼于现实和长远，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推行战略变革，改善周边环境，为晋国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君卿互杀、功过相抵的大殷鉴。剪灭公族、匡扶异姓，抑或捍卫君权、打击世卿，对于晋国来说都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历史的进步性。但它又像一把双刃剑，在为晋国前进之路披荆斩棘的同时，也为其日后发展留下了致命硬伤。公室与卿族、嫡系与庶系、大宗与小宗，良莠同生同长，正负相抵相消，最终在厮杀决斗中导致了晋国的灭亡。 同样，由晋国分裂出去的韩、赵、魏三国最终也没有躲过强秦的铁蹄。当然，久分必合、天下统一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细究起来，三个国家灭亡的主要原因，还是在战国社会大转型时期，没有秉承晋国务实、竞争、改革、创新的进取精神，没有发扬晋国渊源流长的优秀文化传统，加之任人唯亲的官场政治、不能审时度势的保守意识以及未能建立积极有效的社会可控机制，因而导致了昔日辉煌的衰落，重蹈了祖先灭亡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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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山西日报20160223；本文作者：晋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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