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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熙：晋善晋美（上）感恩再生之地山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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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熙（1933年——），当代作家。曾任小学教师，报社记者。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到劳改农场、矿山做工。1978年重返文坛。曾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主要作品有《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北国草》、《风泪眼》、《走向混沌》等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其作品注重描写当代中国曾经经历过的历史曲折，展示“左”的错误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情节起伏动人，多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 晋善晋美（上）感恩再生之地山西 笔者是个烟民。某日笔耕时，见烟雾在眼前萦绕为圆圈，“蒙太奇”般联想，竟然让我想起“文革”高潮时期我双手被戴上的“手镯”。在这里，笔者以其为历史镜子的一面，而与之相对冲的镜子另面，则是山西大地与人文灵魂的晋善晋美…… “人”字都是由一撇一捺组成，但人性中的善恶划分，却有着霄壤之别——特别是在血色的“文革”年代，这个感受可谓是深入骨髓。 “文革”高潮的1970年，我在“大墙”之内，被莫名其妙地戴上过手铐，可谓人生苦难写照之极致，可是到了1976年之夏，我在受难知识分子群体中，又充当了第一个结束囚徒生活、离开苦海而上了岸的幸运儿。何故？全然在于人间善恶的较量。人间万象中毕竟善大于恶，在《浪子传奇》一文中，我写到了关爱受难知识分子的劳改干部陈大琪，这里我要描绘另一幅精神肖像，他就是接我上岸的古尧都——今临汾，一身侠骨的革命老人郑怀礼。 时值1970年年初，他从山西省作协听说马烽、胡正、杏绵、国涛等前辈作家，把我从劳改局中“捞”了出来，已然是个历史奇迹，时任临汾文联主席的郑怀礼，立刻与该市宣传部长郭璞商议决定，向省作协索要我来临汾文联工作。这种逆“文革”潮流而动之举，已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当我从永济抵达临汾时，怀礼学长不但派人去火车站接我，还在临汾宾馆为我接风洗尘。记得，当时我面对这位满脸胡须却过早谢顶的怀礼学长，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给我的酒杯倒满浓香的汾酒说：“临汾迎接你离开苦海，这儿是你上岸的码头！” 我无言以对地凝视着他，心里的问号是：在这样严酷的年代，一个老人何以会有这样的勇敢之举？记得，我虽然喝下那杯汾酒，但握着酒杯的手和内心同时在颤抖。当晚，我住进临汾古城墙下的一间文联宿舍，居室虽然比较破旧，但用以书写的桌椅和笔墨，都已配备齐全——特别让我感动的是，木桌一角还摆放着一台电扇，一盒驱赶蚊子用的药片，摆在了台灯之下。我经历一天的搬迁之劳，身体虽然疲备不堪，但因精神的极度亢奋，当晚是我一个无眠之夜。我想：昨天我还是个劳改犯，此刻在没有任何为“右派”解禁的文件指令下，历经二十年的风雪冰霜的漫长驿路之后，此刻我终于走出历史的怪圈，回归到文学的本行中来了，这不是像东方“天方夜谭”的一个神话吗？但这不是我的梦呓，而是活生生的真实——此时此刻，我没有躺在囚室中，而是睡到文联的宿舍里。但愿这个真实的历史童话，是一只报春之鸟，让1957年后浪迹天涯的知识分子，都有像我一样的人生归宿。 第二天，在郑怀礼办公室与文联同事见面时，让我最为惊异的不是文联同事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而是办公室墙上张贴着的一幅漫画。此画是哪位漫画家之作，我已无从记忆，但此幅画里的人物与深藏着的哲理内涵，我至今还记得一清二楚。此画名为“武大郎开店”，画面上的人物是矮如侏儒的武大郎，他守候在旅店门前招徕客人。画面上的一句横批，写出武大郎的心灵自白：“比我高的别进来。”文联的同事，可能看惯了此画，此时只顾盯看“上岸”的我，而我则忍不住凝视这幅幽默自嘲的漫画，直到怀礼学长开始向我介绍每个文联各部门的同事，我才把目光收拢回来。 简短的见面会后，同事们都回去工作了，怀礼学长留下我，第一句话就是有关这幅漫画的自白。他说：“从我来到临汾文联，就在我办公桌的对面，张贴上了这幅《武大郎开店》，你看那画儿的边角都垂掉下来了，我所以还挂着它，就在于用这幅画，时刻提醒自己，文艺工作要招贤纳良，让比我高的人才，都网罗进咱们临汾文联。比如说你……” 我当真吃了一惊。想不到怀礼学长是反用“武大郎开店”之古典，意在警示自己别坠入“唯我其谁”的愚官哲学，只招纳天宇间的黄土沙石，而痛失人间珠玉，因而我对老人肃然起敬。我自卑地对老人说：“就算我年轻时算得上‘小荷才露尖尖角’，这么多年在风尘路上穿行，可能也被驿路风沙吞噬得一无所有了。我……我……真怕对不起您的一片苦心。” 他点着了烟锅子，喷云吐雾了好一会儿，下边的一番话让我更为惊愕了。他说：“你说错了，我之所以把你要到临汾来，正是因为你在人生中演过‘男起解’。因为只有中国历史夹缝中走过来的人，才更了解中国历史的曲里拐弯。你是这样的一个泅渡者，才更可能写出中国的历史真实来……说实话，想来临汾文联工作的人，可以排成一个连队，我何以舍其众而求其孤，就在于我相信你能不愧对历史，写出你对生活的真实感悟来，这是我调你来临汾之根本。当然啦，调你来也有应急之因，咱们文联主编一本《战地黄花》的刊物，希望你能把它编好，多多发现一些真正的文学苗子，让咱们这座尧都古城，明天能遍地黄花。” 至此，我全然明白了怀礼学长的良苦用心。昨天在临汾宾馆接待我时，我曾把嘴里叼着长把烟袋并能大口喝酒的郑老，看成一个心地坦诚的外向之人，今天对我倾吐出的这番心语，让我认知他并非粗人，其内心世界纤细如丝，不然的话他何以会对我讲出上述的话来呢？！仔细品味怀礼学长的话，是话里有话，他似乎鼓励我在编刊之余，应该书写出历史与文学的真实。尽管此时“四人帮”已经寿终正寝，但“文革”的“阶级斗争万能”仍然是社会生活中的主调，怀礼学长能坦诚地说出这番话来，让我内心惊愕之外，有些暗自惊喜，说不定这儿真是我文学死而复生的沃土呢！ 与老人交谈之后，有一个细节让我终生难忘。当我走出他那间办公室时，他突然把我喊了回去，我还以为老人还有什么要向我交待的事情呢，哪知他打开抽屉后，把一条香烟塞进我的手里，并自嘲地对我解释说：“我是烟民，你也是烟民，我抽惯了烟袋锅子，香烟送给你去增加创作灵感吧！”大到中国历史，小到我的生活细节，他都关照到了，当天我就被怀礼学长的人格魅力征服了。 其实，我感悟到怀礼学长的只是外在的皮毛。后来，从同事们对他的评说中，更让我增加了对老人的敬爱之情。他是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当时革命正处于艰难时期。为了革命，在19世纪30年代，他变卖了家里的田产和财物，包括他和妻子结婚时的金银手饰，统统当做革命活动的经费，无偿地献给了革命。当时他从事的是地下工作，几十年来可谓是九死一生。1941年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奸细出卖，他被日本鬼子抓去经历严刑拷打，他不仅没有向侵略者低头，反而越狱逃出狼穴，这是他的人生奇迹之一。奇迹之二，就更令后来人对其临危不惧的气节而咏叹了。解放战争时期，阎锡山坐镇太原时，曾下令捉拿郑怀礼，并下达了当场击毙令。地下党的同志为了掩护其离开太原，把他装进麻袋之中。在钻进麻袋之前，他叮咛护送他出城的同志们说：“如果发生什么不测，你们朝麻袋开枪，我宁愿死在战友的枪口之下，也绝不当老军阀阎锡山枪下的死鬼！” 这就是怀礼学长战争时期的生命画像。在这样的老人手下工作，我如果贪图安逸，以偿还我多年劳改之疲惫，那将是对革命老人圣洁感情的亵渎。为此，虽然当时正是盛夏，我却拿出在劳改队挖沟开渠的劲头，赤臂裸胸地编刊写作。为了试一试自己是否已然江郎才尽，在采访了大同煤矿“井下娘子军”采煤队之后，加上我在劳改矿山有过三年“煤黑子”的经历，很快写出一篇《女瓦斯员》的小说。小说寄给哪里？让我颇费了一番心思。我想：北京是我落难之地，连老舍先生都发表声讨我的文章，指责我“煸动农民闹事”，而且我又被列入京城“四只黑天鹅 ”之一，刊物编辑怕是没有发表我小说之胆识。上海是出版我青年时代三本书的文化大城，我决定将其投往沪城一试，但当时不知《上海文学》编辑部确切地址和主编姓名，只好在信皮上只写下“上海文学编辑部收”的字样，将我沉沦了十九年之作投掷进临汾邮局。未曾料到的是，不久便接到了《上海文学》的复信，写信来的是时任主编赵自先生，他除了对我走出“大墙”表示惊喜和赏识之外，小说很快就在刊物上发表了。 文章重见天日，激动之情难以形容。偏偏此时，父亲死于“文革”、从北京插队来山西的知青李锐，因从小喜欢文学，便从霍县来到临汾并找到我的宿舍。因谈吐非常投缘，于当夜便与我挤在一张床上共眠。好在这张床比单人床大一点，比双人床小一点，因而可以睡下两个人。当时已是初冬时节，我在劳改队盖了多年的棉被，不仅肮脏还多处破露出棉絮，但李锐当晚睡得很香。我想：这可能因为李锐在霍县插队，经受过生活磨炼之故吧。未曾想到的是，当年与我共眠于一床破被之下的李锐，后来成了写出多部作品的山西作家（妙就妙在人生的巧合，1992年，我的长篇小说《龟碑》和他的长篇小说《厚土》又发表在同一期的《小说界》上）。 李锐走后，我发现我的被子又脏又破，见早上阳光很好，便把它晾晒在屋前，然后沿着老城墙根去散步，完成我每天坚持的晨练。当我归来之后，忽然发现屋前的棉被不见了，仔细查看，才在书桌上发现一张怀礼学长留下的纸条：“维熙，你老嫂子从襄汾来看我了，趁着今天阳光充足，我让她拆洗缝补一下你四处开花的棉被。”读罢纸条，我立刻跑进怀礼学长住室，向老嫂子致谢，怀礼学长把我拉了出来，走进他的办公室后对我说：“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她昨天晚上来的，我想拉着她见你维熙老弟一面，哪知你没在屋。她看见你屋前的棉被又脏又破，想必是在劳改队盖了多年，便抱回来拆洗一下。她说你的被子太薄，还要给你加上一层新棉絮，山西的冬天是很冷的！” 试想：一个从历史冰窖里走到文化暖巢中的人，能不为此而动容吗？我的泪水立刻涌上眼帘，但我又把泪水强压下去——因为怀礼的刚毅，是看不惯男人流泪的。 上述记载的是怀礼学长生活上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除了生活关怀之外，精神上的关照更让我感动。比如，他让文联副主席——比我小几岁的谢俊杰，带我到与古尧都有着同样文脉的洪洞去采风，在开阔我眼界的同时，以达到缓解我写作疲劳的目的。俊杰是个独臂人，他年幼时在煤矿附近玩耍，被雷管炸断左臂，只剩下一只右臂。他身手敏捷，虽只靠一只右手耕耘，但笔下文字如行云流水，是个写散文的才俊。他带我先到中华民族发源地“大槐树”驻足，后又到明代建起的关押囚犯的牢房（一代名伶苏三，就曾被关押在这所囚房）。最后，我与俊杰走到始建于东汉、中国著名的佛教圣地洪洞广胜寺揽胜时，演绎了我至今无法破解的人生秘笈。当我俩走到寺院墙外的一块耕地旁时，一个身穿僧衣的僧人，突然停下他手中的锄头，以奇异的目光盯视着我俩。该怎么形容那位僧人的目光呢？就如同雨前的闪电，击中了我们的中枢神经。谢俊杰低声对我说：“咱们过去看看，他似乎有话要说。”我也看出了这位僧人的异常，便尾随俊杰走了过去。但出乎我俩意料的是，那位僧人见我俩走过来，便又低垂下头，用锄头耪地了。他瞬间的变化，让我们不禁纳闷起来，明明是有话要说，却又收回腹中，何故？ 我说：“此时虽然‘文革’高潮期已过，但寺院之类的仍属于‘四旧’范畴。不然的话，一个老僧怎么会在这儿挥锄耪地呢？”俊杰说：“你的分析有道理，他似乎有话不敢对我们说。走，过去试试，看能不能让他对我们口吐真言。” 我们停步于这位僧人身旁，说明我俩的身份是来朝圣的游客，后又说明我们是文联的，不是哪个“革委会的”。俊杰的话刚刚说完，老僧突然停下锄头，低声道出了他的禅语：“你们二位一走过来，我就知道你们该是行文的善人。我要倾吐的佛语是，这位年轻的施主，一条独臂已然说明少年时吃过苦头，贫僧就不多言了，容贫僧对这位年长的施主多言上几句，他过去一定受过牢狱之灾，是得到人间恩施后，才有今天与广胜寺贫僧会面之缘的。容贫僧再说一句呓语，这儿不会是这位施主久留之地，有朝一日你会像鸟儿一样，飞回老巢的。” 我愣住了，俊杰也惊呆了。试想，我来文联已然有一年的光景，从穿着打扮上看，早已与那身劳改囚服绝缘，他何以能透视生命的过去，又何以预言要回到“老巢”？我急于想知道他口中“老巢”的含意，是指我重返“大墙”，还是寓意我要回到北京？但他已经低垂下头锄地去了，无论我怎么询问，他都像两耳失聪那般不再作答，专心致意地锄地。 返回临汾后，我把此事告之怀礼学长，并询问他“老巢”二字，是不是说我要重回劳改队。他哈哈大笑了好一会儿，向我解疑说：“你怎么总朝坏处想，巢者家也——那位老僧说你快要回到北京去了，这是大喜事嘛！”我说：“这是您对僧人佛语的乐观解释，近二十年的劳改形成我的思维定式，只要是令人费解的中性语言，我总是往坏处推论。”怀礼学长虽依然在笑，说话的声音却低了下来，他附耳对我说道：“有句历史谚语你一定知道，叫‘物极必反’，‘文革’像是狗尾巴草了，虽然现在又冒出来‘两个凡是’，但我断论这是‘文革’的强弩之末，中国历史要翻开新的一页了。你说，到那时候你是回家，还是重进‘大墙’？维熙，让时间验证我的话吧！” 其实，就在怀礼学长对我笑谈“物极必反”和“两个凡是”之际，他和地委宣传部长郭璞，都在接受“两个凡是”的政训。时至今日，许多后人不知“两个凡是”为何物，简易解析就是毛泽东虽然不在人世了，但他的政纲还若同天地之间的真理箴言，无论社会如何运转前行，也不能违背其言而行事。他们被政训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俩盖章签字，把我这个在“大墙”里劳改的“右派”，调到临汾文联工作。此事，是文联一个绰号“大梁”的同事告诉我的，他让我将此事一定要锁在心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因为他坚信郑老的话，中国历史上阴霾的日子快结束了。文友这番真情表白，对我个人来说，虽然若同一剂安神液，但为我来尧都让郭璞部长和怀礼学长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使我身心忐忑不安。 好在多年的劳改生涯，形成了我逆向思维的定式。我一方面做好重回“大墙”的准备，另一方面则更为珍惜来之不易的时间，描写监狱真实生活之作《大墙下的红玉兰》，就是在这个时刻落墨的。记得，当时我不分白天黑夜玩命地笔耕，一部近六万字的中篇小说，我是在十个昼夜写完初稿的。初稿完成后，我长出了一口气，最大的慰藉是不仅对得起自己的文学良知，更没有愧对怀礼学长对我的期望。我本来想将此事告诉怀礼学长的，但考虑到他正处于承压的日子，不应给他增加任何麻烦，便把初稿藏于书桌底层。让我想像不到的是，一天怀礼学长来找我了，脸上没有任何愁楚表情，笑容依然像往常一样。他说让我与俊杰去西安电影制片厂，完成前辈作家马烽提出的一个创作任务。因为我挖过煤，又到大同煤矿采访过井下挖煤的“娘子军”，此次与俊杰同去西影，要完成《井下娘子军》的剧本写作任务。 谜！对我说来是个谜。怀礼学长何以会在这个时刻，让我离开尧都去西安？是不是怕这把火烧到我身上，让我避开风口浪尖？我之所以这么猜想，并不是空穴来风——就在前两天，一位名叫侯桂柱的文联同事，把我叫到他的屋里，他说话的态度虽然温和腼腆，谈话的内容却十分沉重。他说他是代表有关领导询问我来临汾工作的整个过程的，希望我能很好配合。我开始礼貌地回答了他的询问，告诉他，在1955年全国第一次“青创会”上，当时我和段杏绵皆为北京代表，所以我认识了段杏绵。后来她与马烽结婚后迁往太原，因而我这封生存状态自白书，便寄给了身在山西作协的她……至于我怎么会到临汾，对其内情一概不知。侯桂柱似乎是在应付差事，听了我的自白之后，也没有再对我穷追猛打，只是说什么时候想清楚了，写一份文字材料交给他。我明确地告诉他：“没什么可以写的，清查组如果觉得调我来临汾工作不妥，送我回劳改农场好了……”这是发生在两天前的事，两天过后怀礼学长就让我和俊杰去西安，无疑是让我躲避“两个凡是”的纠缠。 我听从了怀礼学长的安排，与俊杰一起去了西影。到了西影之后，我们首先还是竭尽全力把关于“娘子军”的剧本完成。之余，我修订《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初稿，并将其文寄往上海的《收获》。因与同来西影的俊杰相处甚佳，在小说寄往上海之前，曾请他过目了这篇作品。他读过原稿后充满友爱地劝我，因小说主题尖锐而敏感，人物结局过于悲凉，劝我不要发给任何文学刊物。我感谢他对我的关爱之心，但之所以没听友人的规劝，全然在于身处人生十字路口的我，已然有了重回“大墙”的精神准备。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我还给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写了一封短信，因为他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团中央书记时，是关怀过北京几个青年作家的人，而他关心过的几个青年作家，无一例外地都从“白天鹅”变成了“黑天鹅”。我在信中除了向耀邦同志简述了我在苦海行舟的概况之外，还期盼中国能迎来历史新时期的曙光。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声，而是1957年五十多万受难知识分子的心声，更是进入“文革”后中国上千万冤魂（包括一些开国元勋）的心声。给耀邦同志的信写得也百无禁忌，一切都听天由命吧，大不了就是“飞回老巢”再进“大墙”嘛！回到临汾，时间已然是1978年的深秋，我等待着命运的宣判，是留下还是重进“大墙”，我做好两方面的精神准备。我想：即使重回劳改队，我也不会忘怀山西前辈作家和古尧都对我的厚爱。当然，更要记住怀礼学长对我的呵护，因为他重新点燃起我内心的文学圣火，就是重进“大墙”，这圣火也不会熄灭。 就在1978年的初冬，我的命运终于从问号转化为句号。洪洞县广胜寺老僧的禅语，得到了完美的验证，正像怀礼学长剖析的那样，鸟儿返巢不是重返“大墙”，而是要回北京。当年惩处我的《北京日报》，为我下达了一纸“改正错划右派”的平反通知，由报社文艺部的李凤翔送达山西太原，又从太原转到了临汾。 记得，当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怀礼学长塞给我一块擦泪的手绢。我那双沾着泪水的手，紧紧握着怀礼学长的手说：“您扶我离开苦海上岸，已然是苦难时代的乐章，在生活上您还像兄长般呵护我，在祸福相煎的十字路口，你总是帮我解脱困境。即使是古代惜才的伯乐，也不能与学长您媲美！” 怀礼学长哈哈大笑，说：“命！这都是命！就像我临危时被装在麻袋里逃脱人生劫难一样。我没有别的送你，已给你准备了两箱汾酒，希望你回北京后，在挥笔之前多喝一两口。为啥？酒后吐真言嘛，文坛这么多年‘墙头草’式的文章太多了，我盼望你笔锋下流淌的是生活真实，绝不当文坛里追风的风筝。”我说：“苦难生活是我的老师，已然绝了我轻歌曼舞的文学之路、风筝的路。回北京后，我会时刻自审自省的。” 时至今日，我在临汾留下的尧都日记本，页面虽已枯黄并散了筋骨，但其散乱的生活记录，却如同是我的励志“天书”。“天书”中除了留下怀礼学长的恩德与生存的睿智肖像以外，笔锋中还留下文联同辈人以及后生代对我的关爱，他们的名字是：苏家栋、谢俊杰、王鹰和老梁。苏家栋曾代表怀礼学长，去大墙内探视过我，并曾在我的囚号里与我醉饮的人；谢俊杰与我同去洪洞和西安，是深知我的生命秘笈和文学追求的人；王鹰是文联中的女孩，出于人性的善良，曾主动为我洗过脏衣脏裤；绰号“老梁”的文友，不仅是我当年到火车站的接站人，还是在我惜别临汾之前，陪同我一起去答谢市委宣传部部长郭璞的人。 当时，郭璞不在机关主政，正在临汾之西卧牛村的地委党校主持学习。卧牛村离临汾有几里地之遥，老梁义无反顾地与我各骑一辆自行车，陪我到党校向郭璞辞行。当天刮着四五级西北风，我们正好一路顶风而行，待我们抵达卧牛村党校时，脸都冻得紫青紫青的。见到郭部长，我向他表达了收留下一个劳改犯，并为此而受到责难的真诚谢意。他沏上一杯热茶，逼我喝上几口暖暖身子，然后对我说：“我和怀礼签字要你来临汾时，就曾预料到‘好事多磨’，支持我们干这件事的根源，在于我们相信历史阴霾即将过去，作为一个老干部，为历史承担一点责任是应该的。”之后，他得知我快回北京了，便说出他对我的期望：“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你这样遭遇的不多，因而希望你能珍惜并消化这段生活经历，写出振聋发聩的文学作品。你能，一定能写出昨天历史的真实万象，我和临汾人民等着看你的作品呢！” 上述记载，是我告别古尧都前不能疏漏的一笔，因为人作为万物之灵，区别于低级动物的标志之一，就是应该知道感恩。因此当我和老梁从卧牛村归来之后，文联同事都劝我年底回京，与阔别多年的老母亲和儿子一起过个欢欢乐乐的新年，我则坚持与文联同事欢度1979年元旦之后，再回京与家人团聚，这也是受感恩意识的支配。因为我这只“笼中鸟”，之所以能早于“右派”群体破笼而出，并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写出了小说和剧本，是重情多义的临汾，让我在五更寒天成为“右派”同类中第一只“报春鸟”的。而山西作协的前辈和临汾的学长文友，是“笼中鸟”的“放飞人”，所以直到1979年元月6日夜晚，我才在火车站依依难舍地与怀礼学长，以及送行的文友和同事们握手告别。夜车驶出古尧都时，我的第一个自悟就是：山西是我的再生之地，我永远不能忘却，如果有朝一日忘记了这块土地，那时的我一定变成了没有良知的人狼。 在列车奔驰声中，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滴落在脸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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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原载于《上海文学》2012年第9期；本文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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