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制是衡量一件家具艺术品位与经济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它有时与家具的用工和用料不成正比。这一点在当今的家具收藏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譬如，一个八仙桌之于一个半桌，前者的用料和用工至少比后者多出三分之一，而价位却输于后者至少三分之一。原因是前者“仅可供宴集，非雅器也”。再如一件既费时又耗料且雕饰精细的红木架子床，竟然卖不过工料省减的一件简约的香几。
家具的形制负载着上千年家具的沿革和发展脉络，是经社会文化和审美历练而形成的一种家具艺术特质。明式家具之所以成为古典家具的制高点，就是因它简约清丽的形制，表现了空灵儒雅的艺术特质。
在传世的古典家具中，明以前的较为鲜见，人们通常把明代苏做黄花梨家具作为古典家具的典范。然而，我们惊讶地发现，在晋做软木家具中，有相当一部分与黄花梨家具的造型结构、工艺特色、制作手法基本相同，一些画案、肴桌、罗汉床等甚至与黄花梨家具如出一人之手。
其实，把苏做的黄花梨家具奉为明式典范，其原因不仅仅是形制，更重要的是材质。晋做家具最好的材质为核桃木和榆木，在家具材质分类上属软木（京津称柴木，南方呼白木），当然难比紫檀、黄花梨等珍贵名木。但若从形制传承的久远和艺术的品位考量，晋做家具绝不逊苏做家具。应该说，古雅质朴的明式家具大抵在南宋已成形，元以降，随着中国版图的扩大和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各地工匠都在传承仿制。但明以前的黄花梨、紫檀家具尚未见实物传世。据考证，我国硬木的大规模进口始自明代隆庆之后，即在明代前半叶，几乎不见硬木家具。此前，软木家具无疑是主体。宋元时期，常有晋做家具实物出土或于庙观中传世。从这个意义上说，山西古典家具应为明式家具的蓝本。
在目前所能见到的山西传世家具中，不少形制可以在宋元甚至再早前的庙宇、墓葬壁画或古代书画中觅到影子。如栏杆床榻，在山西的宋元墓葬中就有出土。还有供案等，在一些宋元庙宇中已然存在，这些形制起码在山西至少流传有上千年。而这几类品种在苏做家具中却是罕见的。从山西家具的取法古制上，可以追寻古典家具的发展轨迹。这也是山西家具享誉海内外的一个重要原因。
晋做家具在传承古制上大都不悖宗法，但也应看到，明清两代的晋做家具不少都在取法古制的基础上大胆出新，显示了可贵的创新精神。
相对于宫廷家具的刻板严肃、苏做家具的秀巧妩媚，晋做家具呈现出大气磅礴的风格。而晋做家具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特色，那就是极强的创新意识，这是其他家具不可比拟的。总体来说，圆润端庄、灵动精准、均衡稳健是晋做家具的特质。这也是山西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家具上的反映。更可贵的是，晋做家具不拘于古法，而呈现出丰沛多姿的个性特质，大大丰富了古典家具的品类。同一类型的家具，形制雕工、尺寸大小绝不雷同。条案是山西传世家具中品类最多的一种，但很难找出一模一样的两个来。品类相同，各有不同，这应该与晋做家具以工匠为要而不以作坊为主的制作方式有关。
苏做和粤做家具过去都有不少的家具作坊
（曾见一些粤做家具上有用螺钿嵌出厂家名称的），京做家具老字号龙顺成家具作坊等亦如是。作坊的工匠们不断地按照一种或几种形制常年累月流水作业、重复加工，无法顾及购买者的审美个性和居室的最佳尺寸，也就是说，使用者不直接参与创作，家具无法体现出个人喜好、需求。而在山西，旧时从未见家具作坊入典，却有名匠高手传世。清末民初晋中有一名匠人称
“半哑子”，所做家具雍容大度，为商贾大户追捧，以至请其上门做家具者往往需要排队等候。不得已，人们才将他的家具形制绘成图纸。即使这样，晋中地区除流传“半哑子”图纸外，也未见“半哑子”家具作坊。一般说来，山西民间使用家具，都是请木匠上门按照庭堂所需和用者所好制作家具，样式和材质由主家选定，这种习俗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依旧沿袭。
正是按照庭堂量身定做和主人好恶加工的独特加工模式，使个性得到张扬，品类自然丰富多样，这是晋做家具新意迭出的主要原因。
山西从南到北，地域有差，经济有异，文化有别，这种差异造成了山西家具从南到北形制上的有别和创作上的多样，但却表现出了同样的审美情趣———不见猥琐，只有大气；不见浮躁，只有端稳；不见随意，只有合理；不见怪异，只有古雅。这就证明晋做家具的创新求变都在遵循一条准则，即前说的晋做家具的特质。
明清之际的晋做家具最大限度地诠释了山西当时的富足，这种富足不仅体现在家具形制的饱满丰厚上，同时体现在选材的精严上。
山西地域的家具用材，首推核桃木和榆木。核桃木纹理细腻，但性脆，适于制作雕饰繁复的家具。榆木纹道华美，但质粗，适于制作质朴大器的家具。晋做家具在这两种选材上可谓不惜财力、不吝巧思。一件家具，多种构件，尽量做到纹理相随、色泽相符。曾见过一些架几案，案面一尺多宽、三寸多厚、完全由一块整木制成。许多桌案和箱椅的装芯板也大都以整块做成而少拼接。三弯腿和香蕉腿的家具是晋做家具的典型品种，这种形制是在偌大的一块整料中旋出很大的弯度来做成支腿，不仅要求花纹相随，而且需要避开疤结，费料是显而易见的。晋做家具的丰厚饱满蕴含了选材的精严，其实选材的精严说到底还是山西人请木匠上门做家具的习惯使然。不论选料用材还是制作过程，都是在主家的直接监控之下，所以，晋做家具很少发生以次充好或用材不当的现象。
上篇说有位人称“半哑子”的木匠，是晚清至民国时的名匠。此人因舌头稍短、语音含糊、不事谈吐而专注于手艺，人称“半哑子”。他对山西家具的材料，从木性到工艺流程烂熟于心，选材用料十分独到。应该说核桃木、榆木原本不如紫檀、黄花梨细致坚硬，花纹雕饰加工较难。但他就是不信，硬是在榆木、核桃木家具上雕出甚至比紫檀、黄花梨还要细腻的纹饰，而且经常嵌以玉石或牙骨，久而久之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人称“半哑子”家具。曾有晋商大户从南方进回一批紫檀料让他加工，“半哑子”对此不屑一顾，说我只做比紫檀还好的软木家具，除此而外不做。他用紫檀料做成一小凳，每天吃饭时蹲在上面，以示对紫檀名木的蔑视。
“半哑子”工艺十分高超，常年被晋商大院请去做家具。一个方桌、两个太师椅，一般匠人只需一月即可完成，但他要花六个半月的时间。耗时费料不说，价位奇高。一套的工钱为当时的二百大洋。即便如此，“半哑子”家具还是供不应求，排长队才能得到。京津地区的一些官宦和富绅，曾以求得一套“半哑子”的家具为荣。因此，“半哑子”当时的富足程度甚至不输一些晋商大户。
求制作不成，便有人将“半哑子”形制绘成图册，让人仿效。20年前，笔者曾于太谷乡村见到过一捆这样的图纸，惜当时未予重视而失之交臂，实为憾事。
在今天的晋做家具交易中，一件“半哑子”工的家具价格是同期同类软木家具的十几倍甚至更多。
因材施艺，首先要辨材、识材和选材，这是晋做家具工艺完备而严谨的关键环节。
上图：太谷三多堂所藏核桃木大屏风，为典型的“半哑子”工艺。
晋做家具不以材良称雄，而以工精取胜。做工精准，不仅体现在卯榫的科学营构上，而且反映在外表上：形典线美，纹理相随，横平竖直，弯曲有度，雕饰流畅，打磨细致。譬如，在核桃木家具上雕刻出的蝌蚪纹和蟠螭纹图案精细之貌胜于紫檀雕工。即使是在质粗的榆木腿上做出的“两柱香”线型凸雕和打凹子浮雕，笔直圆润，凹凸有致，丝毫不在黄花梨做工之下。
工艺精良的原因，除了工匠技艺高超外，更为重要的是费时费工。山西人请木匠上门从来不做定额，而是管吃管住，只求形美工精，并不刻意算计工费成本。尤其是在一些晋商大院，常年供养着木匠做家具，除了下功夫于做工外，工本料费无须匠人顾及。因而，今天我们所见的晋商大院家具，华美绝伦追步宫廷。
为了保证家具日后不变形，首先要请木匠把砍伐的圆木用锯破成条状板
（旧时叫解板），而后板于板之间垫以支物形成空间，再还原成一根圆木捆绑起来，放置屋檐之下，让自然风干一年以上。做家具之前，取出风干的木板，在挖好的地窑里用锯末等材草烟熏数日。讲究的还要进行蒸木，先于一高于地面的土堆顶部挖出一大坑，里面放置1．5米以上的盛水铁锅。锅下面砌有火道通于堆外，堆上摞放数块木板，烧火将锅内水气不断蒸发到木板上，再通过木板散发出来。烟熏和水蒸都是为了让能使家具变形的木性最大可能地消除。所以，在传世的古典家具中，变形率往往小于今天的新家具。
打磨是晋做家具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任何家具必须经过打磨才能做到光泽润洁、亮可鉴人。过去没有砂布，更没有磨轮，家具打磨一般用平整的石头。而晋做家具的打磨用的是一种草，山西匠人叫“锉草”，这种草叶如韭叶，干后发涩具有韧性。工匠将这种草扎捆成约拳头粗细的小捆，而后把两端切齐，然后用两端的横切面打磨家具。因家具部位不同而打磨手法多种多样，有横磨、竖磨、戳磨等等，时间和功夫是必需的。难怪过去木匠行内有一句话叫做“一分工，三分磨”，即1个月做成的家具，超码要打磨3个月。
锉草打磨虽然比今日的砂布和磨轮落后了许多，磨面也不如后者的平整，但其好处是，任何一个方位，哪怕是犄角旮旯都能打磨到位。今天我们鉴赏一件古家具，细细从磨工上审视就可判别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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