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娲、伏羲在“巡游”汾水之滨晋阳太原的过程中，除了在西山晋祠、风峪、古寨一带留下纪念建筑、历史地名等遗迹之外，她的足迹还到达太原晋源区董茹村、北郊区镇城村等地，在那里留下了后人修建的“圣母庙”等纪念建筑。
镇城村位于太原尖草坪区柏板乡境内，距离太原地区汾河上游“洌石寒泉”东北约10华里处。这里离汾河流入太原盆地的山口不远。女娲一行走到这里，发现山口狭窄，河流湍急，无法从河谷上溯，所以沿着西山向北到达镇城村一带，在这里留下了她所停留的“圣母庙”遗迹。镇城村以北10来华里的凌井沟（乾烛谷）山中，还有一处“龙窝村”，可能是女娲派出伏羲进山探路遗留的地名。
因为女娲圣母曾经在镇城村停留，所以与晋源古城名为“凤凰城”一样，镇城村也流传下“凤凰村”的美名。据该村刘佩基先生介绍，凤凰的“凤头”是镇城村东南“龙王庙”中“魁星阁”的圆顶；凤凰的身体是镇城老村“永宁堡”所在的一道土梁；凤凰“两翅”是土梁两侧的“金牛沟”和“青草沟”；“凤尾”则是镇城村西北山中的“耄仁寺”。
镇城村的“圣母庙”原来位于旧日村东，现在已经变成镇城村的中心，庙中原有“山门”三间，“钟、鼓楼”各一；“皇母殿”正殿三楹（进深两楹）。两旁建有东、西耳殿各一楹，正殿前是一座结构奇巧的“献殿”，献殿两旁又有东、西偏殿各三楹。庙院中还留有碑刻多幢。西侧的偏院有僧舍正房三间，南房三间。整个庙院的面积将近1000多平方米，其创建时间非常久远，已经无法考证。
据庙中大清·顺治十八年
（1661年）《重修圣母庙碑》记载：“镇城境乃西山底之一僻壤也，依西山之……大抵有村而庙立焉。有人民之居……圣母庙，从古以来庙貌……但庙古年久，破坏已极……”等内容，又据大清·咸丰三年（1853年）《重修圣母庙记》：“……且圣人以神道设教，而神灵遂重于千古，癋百族荷土，成万世缘庇佑，所以妥神灵而肃观瞻者……镇城村旧有‘圣母庙’，自明季至今，屡经重修，但历年已久，不无残缺……”等内容。根据古代《祭法》“能抗大灾”、“能御大患”方可建庙祭祀的原则以及镇城村地理位置偏僻的情况，这座“圣母庙”乃是根据古代“神道设教”的原则修建的纪念女娲圣母巡游此地的神庙建筑，不是民间非法修建的“淫祠”。
镇城村民传说，该村“圣母庙”与唐代名将尉迟敬德有关：尉迟公世居善阳（朔州）石碣峪村，唐·武德二年（619年），刘武周在朔州起事反唐，收尉迟敬德为偏将，曾命其据守镇城村，武德三年（620年），李世民征讨刘武周，刘武周令尉迟敬德与宋金刚在介休抵御。尉迟敬德乘机举城降唐，成为李世民手下的得力大将，在后来征讨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闼等的战斗中每每单骑突阵，屡建奇功。在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日“玄武门之变”中，尉迟恭事前事后出力甚多，被封“鄂国公”，列为“凌烟阁”24功臣之一。贞观年间，已进入晚年的尉迟敬德深感政事险恶，遂闭门谢客，不与人通，“尝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卒于长安，享寿74岁。
镇城村距离太原西北的天险山口“天门关”仅有2．5公里，是太原府通往晋西北各县的战略重镇，所以得名为“镇城村”。该村人烟辐集，商店林立，也是商旅、行人打尖、落脚的通衢要道，当年刘武周起兵反唐时，尉迟敬德曾经在该村驻守，他晚年退隐后，深为当年浴血征战、杀戮众生而悔悟，除了在晋祠修建“十方奉圣寺”外，又在镇城村西北山中修建古刹“耄仁寺”的同时，对镇城村“（女）娲皇（后土）圣母庙”也进行了重修。由于它和晋祠庙供奉的神祗都是“（女）娲（皇）后土圣母”，又是由晋祠“十方奉圣寺”的庙主尉迟敬德同时重修，所以镇城村的“圣母庙”也和晋祠一样，都把农历七月初二确定为当地的庙会之期。
与晋祠“女郎祠”（圣母殿）和“苗裔堂”担负的“婚媒”、“乞子”使命一样，镇城村“圣母庙”自古以来就有着“证婚求子”、“献花还愿”的风俗习惯。直到上个世纪“文革”十年动乱以前，当地村民还保留着给12岁以下小孩过生日那天“戴枷枷”的风俗习惯，祈愿小孩安全、幸福，直到12岁生日“开枷枷”以后为止。这也是古代“长命锁”风俗的原始起源。除了“女娲陵、庙”所在的洪洞县侯村以外，这一风俗在其他地方已经完全消失，可以视为“女娲文化”的珍贵“化石”。此外，镇城村民间还留存有反映女娲、伏羲时期男女“交媾”方式变化的“春凳”，它也是晋祠一带完全消失的“女娲文化”的特殊信物。由于镇城村地理位置较为偏僻，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才得以保留下来，为今天全面解读“晋祠圣母”之谜，提供了难得的补充诠释和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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