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是女娲的重要活动舞台牞她的遗迹遍布山西大地。根据中国古代帝王“巡游处皆祠”的原则，在她履及之地留下了一座座“（女）娲皇（后土）圣母庙”圣迹。前面所引《太原府志·帝后》“自昔娲后补天，轩皇战鹿”的记载进一步证明：女娲“巡游”的足迹曾经到过汾河之滨的太原地区。文中“若（放）勋、（重）华重明，于时太原赤畿，首被神化”，指“帝尧”名曰“放勋”，帝舜名曰“重华”，这句话说明：太原人对“女娲圣母”、“昊天上帝”的祠、庙祭祀，肇始于“尧、舜”时期；而“尧、舜”有此举措，乃是因为“帝尧”始封“唐侯”初都“太原”时，了解到女娲、伏羲到过这里的缘故。继此之后“桐叶封弟”于太原的“叔虞”及其后裔，又把“唐叔虞祠”建立在最古老的“（女）娲皇圣母”行祠———
“女郎祠”旁边，这才是“晋祠”产生的源头和顺序。
笔者从“（女）娲皇陵、庙”所在原赵城县侯村到太原一路考察，发现沿途的“女娲遗迹”竟然是“连点成线”状态：赵城侯村“（女）娲皇陵、庙”———
霍县东贾村“娲皇庙”———
灵石县南关“娲皇庙”———
介休城内“后土圣母庙”———
汾阳县田村“圣母庙”———
上庙村“太符观（圣母殿）”———
文水开栅镇“圣母庙”———
交城卦山“圣母庙”———
太原晋祠（女郎祠）“圣母殿”……董茹村“圣母庙”———
北郊镇城村“圣母庙”等等。以“巡游处皆祠”的原则判断：这就是当年女娲圣母“巡游”太原沿途经行的轨迹。
“巡游”又曰“巡狩”，即“天子”巡游各地，女娲身为“母系社会”的最高首领，为了了解各地的山川河流情形，观察各地的民情风俗，并推广“炼石补天”、“断鳌立极”、“创始婚姻”、“制作笙簧”等技术发明，达到进行文明教化的目的，于是离开“娲皇宫”所在的赵城县侯村，“巡游”她所辖治的“冀州”之域。当时的自然环境尚是苍凉荒蛮的原始状态，并无道路、房舍可言。为解决“饥餐、渴饮”问题，她和伏羲等众多随行人员只能沿着水草丰茂、采摭方便、可渔可猎的汾河、文峪河河谷和吕梁山沿的丘陵地带，披荆斩棘艰难前进，每天的行程也只是能在三四十华里或五六十华里之间。上述女娲巡游所留的“娲皇庙”、“圣母庙”遗迹分布，正好反映了这种情况。
中国古代祭祀祖先，肇始于女娲、伏羲。据《风俗通》：“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媒”；《拾遗记》：伏羲“使鬼神，以致群祠”。古人称死去的伟大祖先人物为“神”，称死去的普通人为“鬼”。《史记·太史公自序》：“神者，生之本也。”《淮南子·兵略训》：“知人所不知，谓之神。”这一风俗是因为女娲、伏羲看到“豺祭兽，獭祭鱼”，有感于动物野兽犹知祭、献而来。又《轩辕本纪》记载：“黄帝升天，臣寮追慕，取几杖立庙。于是巡游处皆祠，此庙之始也。”《说文解字》：“庙，尊先祖貌也。”《诗·清庙笺》曰：“庙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见，但以生时之居，立宫室、象貌为之耳。”可见晋祠“圣母殿”犹如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一样，是中华儿女追思和纪念“女娲圣母”的伟大恩德的神圣纪念建筑。
远古时期，中华民族尚处于“茹毛饮血”、“穴居野处”阶段。遇到风雨，人类栖身的洞穴、茅屋经常破漏、淋雨，导致疾病甚至死亡。太原西山多是石灰岩、砂岩岩质，黄土层不厚，可以栖身的洞穴非常缺少。女娲“巡游”到这里传授“炼石补天”、“断鳌立极”等技术发明，解决了晋阳人民用沙、石垒砌房屋、洞室的居住困难，开辟了人类生存居住的崭新空间，人们对女娲圣母的热爱崇拜、感恩戴德当然无法言表。唐尧、虞舜大力推崇“孝道”，在此首建“女娲（行）祠”，遂有了太原“首被神化、典谟昭垂”的不朽记载。
女娲“巡游”太原，也与防治“洪水”灾害有关。据《尸子》记载：“古者，龙门未开，吕梁未凿，河出于孟门之上，大溢横流，无有丘阜高陵尽灭之，名曰‘鸿水’。”在女娲时期直到大禹治水以前，在“吕梁高原”存在若干个“高原悬湖”。遇到“豪雨”年份，这些“高原悬湖”的湖水涨满溢出，通过吕梁山“分水岭”低洼处，倾泻、淹灌到太原、晋中盆地，造成人类儿女生命的大量死亡。女娲为了治理洪水灾难，不顾辛劳，千里跋涉，考察了解汾河洪水灾害的产生原因，寻求治理、防止洪水灾难的办法。除了在太原地区留有晋祠“圣母殿”、董茹“圣母庙”、镇城村“圣母庙”等遗迹外，在古交河口村、圪确崖、麻会村，静乐县庙湾村，以及“文峪河”源头吕梁山“分水岭”一线的方山县积翠乡方山村等地，都留下她足迹所到的“圣母庙”遗迹。可见她为探究“洪水”灾难的原因，寻求根治的对策，付出了何等艰辛的劳动！女娲的行为充分表现出这位神圣母亲“厚德载物”、“泽惠汾川”的伟大慈爱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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