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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张家口解放后，中央军委电令北岳兵团立即赶赴大同，对大同守敌围而不打，待北平、太原解放后，再解放大同。北岳兵团抵达大同后，对大同实行军事包围。城内守敌有：阎锡山嫡系田尚志的第三十八师和大同军事指挥部以及保安司令部，总兵力约17000人。当时坐镇大同的是国民党大同军事指挥官于镇河、副指挥官孟祥祉。
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3日，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解放，次日，太原解放。4月29日，于镇河、孟祥祉、田尚志和我军正式谈判。5月1日，大同和平解放。
余清，今年87岁，繁峙县人。1939年，年仅17岁的他参加了八路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将帅风云录》有如下记载：大同解放前夕，大同市工委余清化装进入大同城内，在特情李晶、沈广斌的掩护和配合下，搞清了大同“军统”特务的潜伏计划及所有潜伏人员名单，受到市工委、地委城联部、市公安局的表扬。全国解放后，他曾任雁北地区公安局局长、地委常委。1990年离休。
3月30日上午，记者在大同市御河西路附近一处普通的住宅里见到了余清。老人行动已不太方便，但双目炯炯，显得很有精神。余老的耳朵很背，谈话只有家人附在耳边转告才能听到。不得已，记者只好用笔写在纸上与他交流。余老得知记者的采访意图后，很高兴，将记者拉到他跟前用浓重的繁峙话大声说：“对了，今年是大同解放60周年。解放前夕，我曾是大同市前委城工部内务秘书，经历了和平解放大同的全过程。”随之，余老的思绪回到了战火纷飞的解放战争岁月。
围而不打
解放军包围大同城
大同是晋北重镇，地处平绥、同蒲两条铁路的交汇点，东通京张，西贯绥远，北临内蒙古草原，南达太原，是我省北部的军事要冲。大同还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1500多年前，北魏皇朝曾在这里建都，城内有许多辽、金时期的文物古迹。
1948年5月，雁北13县全部解放后，大同成了一座孤城。敌人为了固守大同，在原有坚固的城墙和日军工事的基础上，将城郊护城河加宽加深，增修了许多防御工事，各种堑壕密如蛛网，碉堡和火力点星罗棋布。
1948年12月24日，张家口解放后，中央军委即电令北岳兵团赶赴大同，围而不打，监视大同的敌人，不让其向东或向西逃窜，等华北第三兵团参加解放北平、会攻太原后，再一起解放大同。
当时正值寒冬季节，朔风呼啸，大雪茫茫。北岳兵团在王平司令员的率领下，风雪兼程，不舍昼夜，赶到大同，部署兵力实行包围。总兵力有一万多人，北岳兵团指挥部设在阳高县以南的小白登村。
深入虎穴
建立完整的情报系统
解放军对大同守敌呈大军压境、合围夹击之势。敌人在大同城内更进一步加强了特务统治，敌特警大队疯狂地搜捕、暗害革命干部和进步人士，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我方城内的情报系统遭到破坏。为了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尽快恢复我方在大同城内的情报系统，组织决定让时任大同前线工作委员会内务秘书的余清化装进城。
“李晶、沈广斌，我的两个好兄弟，也是我党之前派到大同城内的特情人员，我就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圆满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的。”说到这里，余老一边擦眼泪，一边在纸上工整地写下了这两个人的名字。
“当时，大同城内的地下党组织设在钟楼西街花生铺，李怀角40号。和特情、敌工人员联络时，必须得用暗号或者事先设计好的巧遇等，跟电影里的场景一模一样。那时，城里的军警和特务特别多，我们随时都有牺牲的准备。”余老一边回忆一边向记者介绍说。
经过余老等深入虎穴16天的秘密工作，我方在城内的情报系统得以恢复。之后，我围城部队与华北军区敌工部、雁北地委城联部和北岳军区侦察科密切配合，利用各方面的关系，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地派人打入敌党政军各要害部门，搜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新派遣的同志与原有的敌工人员一起，广泛开展城工工作和敌工工作。他们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联络进步人士，开展政策攻心。把敌人的兵力、武器装备和火力配置、工事构筑情况弄得一清二楚，敌军实力变化、兵员调动、军事行动等重要情报都能及时准确地获得。甚至大同军政头目的思想动态情况，也能通过各种途径及时掌握。
发动群众
对敌展开政治攻势
与此同时，北岳兵团和大同市委围绕军委“围而不打”的战略意图，确定了解放大同以政治攻势为主的战略方针，动员广大群众，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动摇其军心，分化瓦解敌人。
各参战部队和人民群众积极行动，昼夜制作传单。“顿时，大同市各交通要道、敌营房内外的墙上出现了解放军的传单。在前沿阵地，战士们用土广播昼夜不停地向城内守敌喊话。释放被捉俘虏，使其现身说法，把在解放区亲眼看到和亲身体验到的生活讲给身边的人听，做我军的义务宣传员。”余老说。
猛烈而凌厉的政治攻势，如同一发发重型炮弹，在敌人营垒中爆炸。从城内传来的情报说，敌营内人心惶惶，议论纷纷：“大同上空飘来的共产党传单如同雪片”，“城外解放军的大炮已经对准大同”，“大同岌岌可危”。加上我军在全国各战场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敌人的下层军官和广大士兵产生了厌战、怯战的情绪。他们私下议论：“共产党军队的锐气势不可挡，我们困守孤城死路一条”，“上司保官保财，我们光棍一条，何必为他们卖命”。
1949年1月中旬，华北军区联络部动员在晋中战役解放过来的多名原阎锡山部下，来到大同，用投书或者进城面谈的方式，规劝敌人上层领导集团“认清形势，放下武器，让大同和平解放”。3月初，派于镇河的侄子、国民党察哈尔省保安司令于鸿儒进城，做于镇河的工作。3月中旬，又动员正在北平上学的于镇河儿子于润沧、孟祥祉的兄弟孟祥祚，去大同做工作，让于、孟认清形势，及早投诚。
于润沧等人到了大同，于镇河听说他在北平的眷属和全部家产都没有损失，两个儿子都参加了我方工作，顾虑消除了一半。
数次谈判
大同得以和平解放
1948年11月间，我党在浑源县组成了接管大同的领导班子，王平为军管会主任，赵汉为副主任兼市委书记（后兼任市长）。
1949年春天，古城大同冰天雪地，寒风凛冽。于镇河率领的国民党兵困守孤城，得不到任何外援，本来储备不多的粮食日益匮乏。
4月上旬，田尚志派秘书出城，和我方联系。于镇河发觉后，沉不住气了，也派他的心腹出城联络。
4月26日，田尚志骑马出城找我方谈判。第二天中午，孟祥祉、田尚志等人乘一辆美国吉普车出城，和我方商谈投降事宜。王平、赵汉等接见了孟祥祉、田尚志等人。他们提出按北平方式解决大同问题，想搞成和平起义。王平严正地告诉他们，你们迟了，现在不是什么起义的问题，而是全部缴械，听候改编的问题。
4月29日，于镇河、孟祥祉、田尚志以及随从十余人，分乘几辆小汽车出城和我军正式谈判。我方提出五项条款：第一，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许骚扰群众；第二，保证不破坏城市建筑和各项设备；第三，全体投降人员一律就地待命，不许遣散；第四，枪械弹药全部清缴，不许毁坏或藏匿；第五，文件档案全部封存，等待移交，不许销毁或转移。针对国民党官兵提出的不要算旧账，发给3个月薪饷，愿回家的发给路费和通行证等要求，我方本着宽大政策，作了适当让步。于镇河等接受了我方提出的全部条款，并表示坚决照办。
谈判结束以后，于镇河等人回城，敌军当天撤出北关，由我方部队接防，装甲车也同时开进城北火车站。
1949年5月1日，大同宣告解放，敌军放下武器并开赴大同城外指定地点接受改编。
余老说，5月1日那天晚上，他几乎一夜没睡。5月2日清晨，天气晴朗，旭日东升，和煦的阳光照在大同城头，插在城门和各建筑物上的一面面红旗，显得更加绚丽夺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四路纵队，在军旗的引导下，迈着整齐而庄严的步伐，进入大同市，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响彻全城。大同市民手握彩旗，高呼口号，夹道欢迎人民子弟兵。大同解放了，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完整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怀抱。
师文华：山西省史志院研究员，近年致力于山西解放战争的研究，著有《解放战争与山西》《三晋赢得曙色开——漫话山西解放》两部著作。
专家说史
大同和平解放是人民解放军把军事斗争与政治攻势两种斗争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结果。在军事斗争胜利的形势下，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失和文化古迹不遭破坏，以军事压力和卓有成效的城工、敌工工作，促使国民党守军政治动摇和军心涣散，然后迫使国民党军接受和平谈判。和平解放大同，不仅使10万大同人民免了一次战火硝烟的涂炭，而且保护了大同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最后解放了山西全境，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其经验也是十分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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