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战结束后侵华日军残留中国山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按照《波茨坦宣言》与其他国际公法，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久铲除，军队完全解除武装驱逐出被侵略国的国土战犯立即接受拘捕，交国际法庭审判。但是却有万数日军及其他身份的日人有组织地在中国山西残留下来，附植于军阀阎锡山之军队和其他社会组织，图谋军国东山再起却有侵华日军山西派遣军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山西株式会社社长、曾经策划"皇姑屯事件"的国际知名罪犯河本大作等，继续逍遥法外，破坏中国人民的幸福与安宁。
残留活动的主倡者是日军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参谋岩田清一和日伪山西省顾问辅佐官城野宏。当世界风云把全面失败全面投降的阴霾抛向日本军国主义时，这些军国主义分子怀着死灰复燃、复兴皇国的梦幻，根据山西统治者阎锡山的政治特点以及中国内战的危机，处心积虑地策划了残留山西的图谋："使战胜国的资源，服务于战败国的经济复兴"，把山西"作为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的燃料、炼铁和其他原料的供应地"，"使其重新成为战败国日本实际的殖民地"。
8月底，阎锡山回到太原后，双方秘密会谈，达成协议，将日本军人编成部队，置于阎锡山的编制下；对留用的日本军人全部给予军官待遇，阶级在原基础上提高二级；给全体人员安排宿舍，并允许营外居住。9月，在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成立"合谋社"，除负责人由梁武担任外，其军事组、总务组、经济组、文化组，组长皆由日本人担任。12月，城野宏、岩田清一等研究了残留日军组编特务团的计划。同时，山冈道武赴北京，向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报告残留活动，得到了认可。1946年2月，山冈道武即签发文件，分配第一军各部队征用人员名额8000人。这些残留日军先被编为特务团，并在特务团建立了政治部。到1946年4月，被编制人员已有六千六七百人。这是残留日军主体。除此之外，尚有第一军系统外的残留日军组织"铁道护路总队"、"特别警察队"等两三千人。又据档案记载，长官部特种技术研究会、省会警察局、太原绥靖公署机甲队等要害部门和军事武装，及西北实业公司、太原铁路局、民众日报社等经济文化组织，也有千余日本人有组织地残留。很多残留日军军官和日侨并带着家属，多者三四人，少者一二人。1946年5月，在暂避军事调停"三人小组"检查后，特务团解散，编为山西省保安总队。1947年6月，即正式编为野战军陆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总队部驻太原新民正北街1号，统辖特务营、第一通讯队、第二通讯队、工兵营和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第四团、第六团。总编制人数9726人。其中有日系军人2447人、华系军人7297人。但从总队长今村方策到各团团长，领导骨干基本是日本人。更为重要的是，十总队有着明确的纲领，是为"复兴皇国、恢弘天业而奋斗"的。且有着严密规章、严格纪律，从《总队部服务规定》到《司令部业务规定》、《政治部业务规定》、《惩罚条例》、《任官、进级规定》、《军械处理办法》等，非常健全。1948年3月十总队改编为"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辖特务大队、工兵队、通讯队，军事教育一、二团和教导一、二、三团。改编后实质并无变化，在习惯上仍叫"十总队"，向民国政府国防部报送材料也仍称"十总队"。
由于残留活动的组织实施，在二战后的山西，并没有出现日军因战败而落荒、沮丧的情景，没有战败国民的自卑感，反而又以优秀民族、指导民族的姿态，帮助阎锡山打内战。侵华日军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担任了阎锡山的军事顾问，他于1948年5月回日本后，战犯、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继任此职，还亲自为阎锡山制作太原城防计划。1946年7月至1949年4月，十总队即参加了13次对抗解放战争的作战。在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中，曾作为主力部队参加战斗，作战有功请赏日人即400余。而澄田睐四郎等残害中国人民的战犯，不仅没有关进监狱，反而继续住着太原的一流住宅，配备有副官、厨师，以至照顾他们日常生活的侍女。策划"皇姑屯事件"的何本大作，也由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摇身一变成了西北实业公司顾问，照常乘坐小轿车上班。以"总顾问室"为成文单位，不断发出配有地形图的《情报记录》；以何本大作为首，并在残留日人中成立了"星期四研究会"等组织，收集情报，研究国际局势，窥视时机，图谋东山再起。原第一军专事情报活动的指田国福，组成了"山西资源调查社"，架设电台，接收和破译"空中情报"。
然而，逆潮流而动的"日军残留"，很快即被彻底粉碎。在解放战争胜利的炮火中，残留日军随阎军的覆灭而溃灭。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十总队残寇在其司令部"复兴楼"--原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全部被俘虏。总队长今村方策被俘后服毒自杀。残留活动的三个主倡者，除山冈道武已回日本外，城野宏、岩田清一均被俘。原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在阎锡山逃走后，一人乘飞机逃回日本。何本大作与侵华战争中其他罪犯一起，被押进战犯管理所。日本军国主义者残留山西死灰复燃的梦幻，彻底破灭了。但它留给世界的警示却是深刻的、长期的。
二、残留日军《总队部服务规定》的发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侵华日军残留中国山西的史实，没有谁能否认它的存在。日本防卫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山西省档案馆等单位都有档案保存。山西省档案馆馆藏中反映残留日军主体"十总队"之准则、编制、规章、活动的重要档案，特别是准确记载残留日军性质、目标、宗旨、任务的"十总队"《总队部服务规定》，被直接用于解决世界和平与战争重要史实，及国际关系原则问题，意义十分重大。
"十总队"《总队部服务规定》，在山西省档案馆被列为重要档案保存。档案管理人员李立国深知其价值，予以特别关注。1999年初，该馆副研究员孔繁芝撰写《梦幻的破灭--日军残留山西》时，在李立国提供的档案材料中，首次使用这份文件，对日军残留活动的实质，予以准确揭露。2000年4月，曾参加侵华战争、战败后又残留山西的日本老兵奥村和一，在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陈俊英副教授陪同下，专程来到山西省档案馆，查阅残留日军档案资料。目的是"澄清残留事实，还历史本来面貌；揭穿谎言，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并以原始档案作凭据，提请日本政府解决残留兵的优抚问题。因为日本政府出于政治原因，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不仅不承认残留兵是为天皇的功业和日本的"复兴"而残留被侵略国，反而认定他们"擅自残留，成为阎锡山的雇佣兵"，连军龄也不作计算，优抚金不予发放。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山西省档案馆接待了奥村和一。根据其利用目的，提供了相关内容的档案资料。其中包括"十总队"《总队部服务规定》及残留日军编制表等原始档案复印件。
《总队部服务规定》由"十总队"总队长今村方策署名发出。时间是民国36年(1947)7月1日。用日文打印，16K，25页。内容包括总队长训、总队部训，及总则、服务与礼节、业务处理、会议、勤务、作息风纪等六章，还有附表三种。其《总队长训》明确规定："总队以复兴皇国、恢弘天业为根本宗旨。要经常坚持牢固的信念，为贯彻根本宗旨而奋斗。"并宣示"挺身作中日提携和亚洲建设的基石。"《总则》规定："总队部人员要领会《军人敕谕》、《教育敕语》以及天皇关于结束战争的诏书的宗旨，以此作为培养精神因素的根本。同时要贯彻殉皇志士、烈士的精神，以便在总队长的领导下，相互切磋学习，朝着实践《总队长训》的目标奋勇前进。"而《军人敕谕》，即是战败前日本天皇制国家观念的核心内容，天皇制军队的立军之本。它由明治天皇于1882年1月向军人颁发，旨在使军队直接与天皇制结合，建立天皇制军队。"敕谕"前半部分中提出，天皇作为大元帅，是军队的直接统帅。《教育敕语》则是1890年10月天皇发布的教育法令。它不仅是各级学生的必修课，而且力图把忠君报国的思想灌输到每个国民的头脑中去。
奥村和一看到这份文件后，高兴的情状溢于言表。他说："这就拿到了残留部队是抱有明确目标的被组织起来的日本军队、而非乌合之众的雇件兵的证据。"奥村并将这一重要发现在日本残留兵组织"全国山西省在留者团体协议会"和日本国内公开，立即引起重大反响。"协议会"决定以《总队部服务规定》等原始历史记录为依据，再次提起诉讼，要求政府澄清残留历史，并解决残留兵的优抚问题。2000年8月29日，日本《读卖新闻》差不多以一个版面报道了相关内容。主要题目如《残留日军守则--在中国山西省档案馆发现原始文件》、《参与国共内战是命令--不平的战后残留中国原日本兵》、《决意为恢复名誉提起诉讼--"我们为国家而残留"，军人请求支付优抚金》。
三、《总队部服务规定》发现的意义
1.它证明二战后残留中国山西的日军，是为"复兴皇国"继续战争，不是按个人意志"擅自残留"。二战结束后，以原残留兵为代表，坚持"我们是被命令残留，为了国家而残留"。可1956年这一问题在日本国会提出时，厚生省却作出了如此结论："残留兵不听从军队的劝导，按自己的意志擅自残留下来。"据说是因为原山西派遣军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提供了"曾到各部队要求全员归国"的证言。这样，日军兵员残留中国期间，尽管是为"复兴皇国、恢弘天业"继续在炮火中死伤，可回到自家国内后，却已按逃兵除名，军龄不作计算，优抚金不予发放。为了能够澄清事实，交代历史和后人，残留兵们成立了"全国(日本)山西省在留者团体协议会"，几十年中不断提出申请，要求政府解决这个历史悬案，却都一次次地被拒之门外。随着岁月更迭，残留兵年事已高，有的已不在人世。1999年，日本总务厅恩给局对继续提交申请的50人，还是全部下达否决裁断。其中31人不服，提请复议，也在2000年4月全部驳回。目前还有20多人提出不服。
在此过程中，"协议会"成员们多方搜集资料，查找证据。10年前，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查到1946年2月2日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发出的征用残留士兵的绝密文件，上面清楚地写着"征用人员分配如下：‘第114师团2500名；独立步兵第14旅团2500名；独立混成第三旅团1500名；第四独立警备队1500名‘"。但官方仍旧未能以此为据推翻定论。而残留日军《总队部服务规定》于2000年在中国山西省档案馆发现，就更加无可辩驳地证明，残留兵不仅是接受上司的命令而残留，而且是贯彻"复兴皇国，恢弘天业"的宗旨，遵循天皇制军队的"敕谕"，以"殉皇志士、烈士的精神"，按严格的规章、纪律组织起来，为天皇和皇国残留中国继续战争，以图东山再起的。
研究中国现代史的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姬田光义说："被卷入国共内战的旧日本军的原始资料在中国被发现，还是首次。可以说提供了残留兵们不是随便残留下来，而是保持了指挥系统、有组织地残留的证据。"奥村和一等日本"全国山西省在留者团体协议会"成员，也将以从山西省档案馆查到的《总队部服务规定》等原始凭证为依据，再次提起诉讼，要求政府澄清残留事实，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并解决残留军人的优抚金问题。该协议会会长藤田博说："为了国家而残留，却被按逃兵对待，死也不甘。要洗雪‘擅自残留，继续战争‘这样的污名。"
当然，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优抚金。正如中国山西大学知名教授，1956年曾担任山西省"日本战犯罪行调查联合办公室"翻译组组长的孙凤翔先生所说，日本政府之所以不给残留兵解决优抚金问题，"并非计较这几个钱，而是顾虑到违反《波茨坦公告》的政治问题。因为日军残留如果由此而得出个说法，就和七三一部队遗址一样，将是世界和平与战争，及国际政治、军事重大原则问题上有力的事实证据。"
2.证明残留部队仍是日本天皇的军队，不是一般意义的雇佣兵。日本政府也曾以"残留兵是山西军阎锡山的雇佣兵"混淆视听。但《总队部服务规定》作为原始历史记录，明确规定残留日军要遵循"复兴皇国、恢弘天业"的宗旨，贯彻天皇《军人敕谕》、《教育敕语》的要义，坚持"殉皇志士、烈士"的精神，岂不正说明残留日军仍是"天皇的军队"？倘若是什么雇佣兵，那只能为雇佣方的山西阎锡山服务，岂能以复兴日本皇国和天业为宗旨？只能执行中国国民政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任务，岂能贯彻日本天皇的《军人敕谕》、《教育敕语》？何况，《总队部服务规定》已清楚地载明了残留日军独立的组织系统，在军事上"具有强有力的控制力"。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对于"残留山西"这一重大政治、军事行动，"山冈道武于1945年12月赴北京，得到了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关于第一军残留的谅解"。实施残留后，山冈担任阎锡山的军事顾问，岩田清一和城野宏都是十总队少将部附，城野宏并任政工处长。原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虽然被列为战犯，也参与了残留活动。
3.告诉国人、世人，二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并未灰飞烟灭，当提起深刻的历史警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展史上，对华政策一直是其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把中国当作"天然之原料国"进行扩张、掠夺是它一贯行径。即使二战战败后投降，军国主义势力也未偃旗息鼓。皇国史观一直在统摄军国主义势力和军国主义分子的精神建构。从19世纪末期以来，就鼓吹日本为"万国之冠"，负有"解放"亚洲的责任，企图建立以"皇国"为中心的殖民帝国。联想战后几十年日本"皇国史观"幽魂不散的现实，他们不仅未对其侵略战争认真反省，反而为侵略历史翻案，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慰安妇制度，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并对东京国际法庭正义审判贬损和歪曲。这一切都说明，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我们不可不对它保持警惕。对二战后日军残留中国山西的事实，同二战中和二战前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一样，也绝对不能漠视，不能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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