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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浮华——太原历史文化遗存扫描

第四部:蚂蚁部队——文瀛湖畔万字楼

  2006年7月,一部名为《蚁の兵队》的影片在日本公映。这部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人道关怀”特别奖的纪录片,展示了二战结束之后,数千名原侵华日军违反《波茨坦公告》滞留于山西,加入阎锡山的军队并卷入中国内战的史实。80岁的日本老兵奥村和一在影片中回到山西,走访了山西省档案馆、牛驼寨战争遗址,讲述了他们在山西“杀人与被杀”、“象蚂蚁那样被战争的铁蹄践踏”的故事。虽然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这是一段被刻意回避和遗忘的历史,但“蚂蚁部队”在中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大陆的文史研究人员称他们为“残留日军”,香港的著作称他们为“覆面部队”,六十年后的太原,人们依然可以在“万字楼”、“复兴楼”、“工程师楼”、精营东边街2号院历史民居、牛驼寨战争遗址找寻到这支“外籍兵团”留下的历史印痕。

《蚁の兵队》电影海报

日本纪录片《蚁の兵队》,池谷薰作品

  “巽水烟波”是太原古八景之一,这汪太原城中的碧水因为毗邻贡院而被命名为“文瀛湖”。文瀛湖边矗立着一座造型独特的民国建筑,从空中俯视,它的平面造型一如佛教符号“卐”,因而习惯上被称做“万字楼”。1930年,阎锡山为了振兴文风,决定在文瀛湖畔修建“万字楼”并开辟为图书馆,但是,这座建筑因为种种原因直到七年之后方才落成。“万字楼”开工之时,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正在家乡河边村颐养天年,“万字楼”竣工之日,他却已经阖然长逝。阎书堂字“子明”,为了纪念自己的父亲,阎锡山将该馆命名为“子明图书馆”。这并不是第一座以“子明”命名的公益建筑,在他的家乡,还有一座造福桑梓的“子明慈幼院”。

  “万字楼”是一座二层楼阁式建筑,一共29个房间,结合中国传统木结构手法与近代建筑技术而修建,屋顶和立面造型采用了传统的仿清式歇山顶和柱廊,而结构形式和门窗则是实用大方的民间年间西洋式样。“万字楼”独特的平面布局在中国传统建筑实例中极其罕见,其它类似造型的建筑仅见于记载:清代雍正年间,建筑设计师雷金玉在圆明园设计了一座“卐”字造型的建筑“万方安和”,遗憾的是没有保留下来。建筑专家评价说,“万字楼”无论是建筑形制还是雕刻图案,都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修缮前的万字楼,网友yoken99拍摄

修缮前的万字楼,网友yoken99拍摄

  在上世纪那个云诡波谲的乱世,命运是最不可捉摸与掌握的东西,大人物如此,小人物亦然,甚至连没有生命的建筑,也不得不以无言的沉默接受时局的磨难与捉弄,阎锡山在决定修建“万字楼”的时候, 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座建筑日后的经历和命运。1937年,万字楼竣工,然而,子明图书馆尚未开馆,太原已然沦陷,这个原本应该书香四溢的地方,成为日本人和汉奸的高级聚会场所“日华俱乐部”。1945年,日本投降,阎锡山返回阔别八年的太原,满目疮痍的山河亟待收拾,内战的爆发却迫在眉睫,上党传来激烈的枪声,子明图书馆的开放依旧遥遥无期,“万字楼”又成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合谋社”,合谋二字,取“中日双方有志之士合谋建设山西及抗拒G党”之意,下设军事组、经济组、总务组、文化组,这是一个为了留用日本人而专设的机构,正是在这一机构的运作下,才有了所谓的“蚂蚁部队”。

  关于日军残留山西的原因,大陆著作普遍的解释是:日本投降后,阎锡山希望利用日本军队维护他的统治,对抗共产党,一批日本军官则希望在阎锡山的庇护下,“寄存武力”于山西,等待时机“复兴皇国,恢弘天业”。

  日本投降时,驻扎在山西的侵华日军除了大同的驻蒙军一部外,主要是总计58000余人的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中将,参谋长山冈道武少将。在第一军的序列中有一支引人注目的部队,它就是以元泉馨少将为旅团长的独立步兵第14旅团,这支驻扎于潞安的日军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并卷入了上党战役。而“残留日军”,主要就来自于第一军,元泉馨,后来则成为“残留日军”的最高指挥官,他的职务是山西野战军副总司令,而澄田睐四郎、山冈道武等人则以阎锡山高级顾问的身份出现。

  在日军残留山西过程中,澄田睐四郎、山冈道武、元泉馨三名高级将领,以及第一军参谋岩田清一少佐、独立步兵混成第三旅团高级参谋今村方策大佐等一批军人是积极的参与者,日伪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官城野宏、山西产业会社社长河本大作等非军方身份人士也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军衔不高、资历不深的岩田清一,在一些日本军官眼中还“乳臭未干”,但却因为职务的便利而一度取得“残留日军”的实际指挥权。河本大作,因为参与策划刺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而知名,这个狂热而顽固的军国主义分子后来成为太原日侨的精神领袖。阎锡山方面,负责残留运作的,主要是“山西省政府秘书长”梁延式和第2军军长赵瑞,梁延式的另一个身份是阎慧卿的丈夫,也就是阎锡山的堂妹夫。

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后出任阎锡山高级顾问

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独立步兵第14旅团旅团长元泉馨,后出任山西野战军副总司令

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高级参谋今村方策,后出任陆军暂编独立第10总队总队长

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河本大作,后出任阎锡山高级顾问

  根据《波茨坦公告》,投降日军应该全部解除武装,遣返回国。但是,在阎锡山的要求和阎日双方的共同操作下,数千名侵华日军官兵在办理就地复员手续之后,和部分日本侨民一起“志愿”加入了阎锡山的军队。关于“残留日军”的人数,日本方面的记述是2600余人,而大陆方面则还有6600余人和1万余人等不同说法,之所以会出现数字上的偏差,是因为残留人数是一个动态数字,1946年到1949年间,对日本人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遣返,“残留日军”的人数一直在不断变化。事实上,如果不是被外界察觉而受到“军调小组”美军代表和侵华日军南京总部的干预,残留人数可能还将大于上述数字。

  在城野宏等人的鼓动下,太原、北平、天津、石家庄、青岛等地的一些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医务人员、普通日侨甚至僧人等非军方人士也残留在了山西。

  对于加入阎军的日本人,阎锡山提供的待遇是极其优厚的:薪酬从优,有资料说是按原标准发放双薪;分配住房,允许营外居住;所有留用士兵全部给予军官待遇,并在原军阶的基础上连升三级;一批中高级军官也得到了晋升,元泉馨被授予中将军衔,今村方策被授予少将军衔,此前没有军籍的城野宏直接被授予少将军衔。只不过为了掩人耳目,日籍军人全部取了中文名字,例如元泉馨取名元全福,城野宏取名李诚,今村方策取名晋树德,《蚂蚁部队》的主角奥村和一,中文名字是燕兴东。

  在阎日双方订立的协议中,明确表示“欢迎日本人与中国人结婚”,此后三年间,太原女师的一些女学生嫁给了日本人,也有一些日本女子嫁给了中国人。

  在山西省档案馆,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份“残留日军”慰安所的开张电文,这个位于旧城街四道巷老牌十四号的慰安所由“残留日军”保安第六大队建立,面向日本人开放。在电文中,除了明确“游乐”方法和注意事项外,同时还“奉劝自我约束,勿因醉酒而受中方警宪盘查训斥”。不仅是慰安所,大量日本占领时期开张的日式饭店、酒馆、旅社也因为日本人的残留而继续营业,一些面向日本人的医院、报刊、学校、社团、寺院也依然存在,日本殖民时期营造的日式人文生态圈被基本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残留日军”老兵安井清回忆说,他们那时经常在酒馆畅饮,并把高度白酒点燃取乐。“残留日军”团长永富博之的妻子,就是一名在旅社工作的日本籍女服务员。

  太原市的校场巷,在当时又被称做“工程师街”,这条幽静的街道边,坐落着一组民国时期的高级别墅群“工程师楼”(太原道注:关于工程师楼将在以后部分介绍),当年,澄田睐四郎、三浦三郎、今村方策、河本大作等人就居住在这里,“合谋社”的军事组后来也曾迁移到一至四号楼办公。在太原市精营东边街的2号院门口,悬挂着“历史民居”的牌匾,这里原本是晋绥军军官的私宅,残留于山西的一名土木工程师和两名水利工程师曾经安家于此,他们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对房屋进行了装修。60年后,这座宅院已经破败不堪,但房间里的日式推拉门和墙柜至今犹存,一位住户家里还保留着一个日式方桌。据这里的居民介绍,一位日本人曾在几年前故地重游,拜访这所给他留下深刻记忆的宅院。根据城野宏的回忆录,在残留的日本技术人员中,有一名曾担任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顾问的水利工程师谷田,他从北平来到太原后,成立了一间自然科学研究所,并为阎锡山负责修建了太原兰村的汾河水坝。至于谷田是否就是居住在精营东边街的2号院的日本工程师,那就不得而知了。

太原市教场巷的民国建筑群“工程师楼”

民国别墅建筑群“工程师楼”中的一栋建筑

精营东边街2号院,随意搭建的小屋已经占满了院落

精营东边街2号院,遗留下的日式方桌

  阎锡山留用的原日军官兵,一部分成为阎军的教官,一部分则被编为作战部队。陆军暂编独立第10总队是一个列入国民党政府中央军正式编制的番号,这支部队就是以日本人为骨干组成,尽管“残留日军”主体部队的番号几经变化,但习惯上仍称其为10总队。第10总队编制总人数9726人,其中,日籍军人2447人,中国官兵7279人。第10总队的总部设在太原市新民北街原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办公处称“复兴楼”(太原道注:关于此楼将在第五部英勇勋章中介绍),司令由今村方策担任,他的军衔也晋升为中将。尽管被部下誉为“真正的日本军人”,但今村方策此前并不是知名人物,不过,他的哥哥却因为曾担任“昆仑关大捷”中的日军最高指挥官而被中国军事爱好者所熟悉,他就是日军第八方面军司令、陆军大将今村均。

  山西的“残留日军”先后参加了阎军与解放军的多次重要战役,忻县、大同、阳泉、临汾、分水岭的战斗中,都出现过日本人的身影,他们明显高出一筹的战斗素养和顽强作风赢得了阎军官兵的认可和阎锡山的倚重,忻县、大同的战事一度使他们狂妄至极。在日常训练与生活中,“残留日军”也表现出他们特有的风格和个性,他们遥望着东山的硝烟在城内举行棒球比赛,他们赤裸上身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出操,引得太原市民驻足围观。2007年,安井清在日本冈山县的家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回忆起60年前的往事,“残留日军”的战斗力仍让其津津乐道,安井清在1947年11月遣返回国之前,他所在的部队只遭遇过一次顽强的抵抗,而对手也是由日本人指挥的,后来他们与对手达成秘密协议,日本人相遇一律停战。

  “残留日军”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元泉馨等人乘坐插有将官旗的高级轿车在太原招摇过市,心安理得地接受阎军士兵的举枪礼,但是,对于大多数残留者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毫无前途与希望的不归之路。八一五之前,他们在异国他乡耀武扬威,将平和的家园变为杀戮战场,是可恨可憎的侵略者;八一五之后,他们没有回归平民的身份与亲人团聚,而是卷入另一个国家的内战,一方面做为战争机器践踏着他国的土地,另一方面,做为炮灰又被战争的铁蹄所践踏,成为在“杀人与被杀”之间往复轮回的“蚂蚁部队”。一个他们无法改变却又始终没有认识到的事实是:无论中国内战的胜利者是哪一方,他们永远都是输家,他们所有的付出都不会得到胜利者的正视更不会被对手所宽恕,客死他乡的人更是毫无价值地流尽了鲜血,成为游荡于异域难以东归的孤魂,这就是残留者早已注定的可耻而又可悲的命运。

暂编独立第10总队第三团官兵合影

今村方策检阅部队

部分身穿国军军服的“残留日军”军官合影

“残留日军”军官的合影,前排左二为城野宏,前排左二为永富博之

“残留”日本人出版的杂志《晋风》

  几千名日本兵的存在改变不了大局,山西战场形势发展之迅速,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阳泉、运城、临汾先后解放,1948年夏天,徐向前兵团与阎军主力在晋中平原展开决战。在这场中国战争史上堪称运动战典范的著名战役中,山西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和他的部队在解放军灵活的战术与强大的火力面前一败涂地,阎锡山的王牌部队“亲训师”全军覆灭,临危受命前往救援的第10总队也在太谷土崩瓦解,五名团长中,三人战死,一人被俘,一枚炮弹击中了身陷重围的指挥部,元泉馨被炸成重伤,他向参谋水野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开枪,把我打死!水野执行命令之后,与几名日籍军官也相继自杀。据统计,第10总队在晋中战役中,上尉以上军官损失161人,中尉以下军官损失372人,士兵损失1126人,官兵总计1658人,突出重围的只有今村方策和第2团团长相乐圭二等100余人。

  7月21日,晋中战役结束,解放军兵临太原城下,丧失了大部分主力部队的阎锡山集结起最后的力量准备做困兽之斗,今村方策将留守部队和逃回太原的残兵败将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10总队与空运来的中央军胡宗南部第30军成为阎锡山为数不多的两支精锐。

  1948年9月17日,农历中秋节,方村方策、河本大作等人在陈家峪司令部召开赏月会,在座的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欣赏到中秋明月。

  整整一个月后,太原两千余年战争史上最为激烈残酷的东山争夺战爆发了。东山争夺战的焦点,在于牛驼寨。日军占领时期,在东山牛驼村附近的高地上修建了工事和雷达站,人称牛驼寨,日本投降后,美军受降小组的工作人员曾深入牛驼寨的地下暗道搜集证据。牛驼寨,与侵华日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也注定将成为“残留日军”永远的伤痛。

  10月17日,解放军发起突袭,占领了牛驼寨要塞的大部分阵地,10总队在今村方策的指挥下参战,发起反攻。信奉日莲宗的团长永富博之敲打着腰鼓,诵读着《南无妙法莲华经》,带领他的部下进入东山阵地最坚固的堡垒庙碉做最后的挣扎。但是,毒气弹的使用和30军的助阵都无法挽救败局,经过近一个月的残酷争夺和一万余发炮弹的洗礼之后,11月13日,解放军耗用一吨多炸药炸开庙碉,夺取了牛驼寨。牛驼寨的失利使“残留日军”再次遭受重创,为了尽量避免伤亡,今村方策将残部改编为炮兵团。

  袍泽的永远离去和遗属的痛苦号哭震憾着幸存者,人心开始涣散,“我们为什么要留下来?!”“我们的驻留有什么意义?!”越来越多的人在反复思考之后发出了这样的质问。这一年,滞留于山西的日本人进行了第三次遣返,失去信心的“残留日军”和日侨纷纷要求回国,澄田睐四郎等原侵华日军高级将领也先后逃回日本。这一次遣返之后,太原的“残留日军”只剩下了500余人,加上军人家属和非军人的日侨,共计1500余人。部分“残留日军”的留驻,是为了实现他们的野心和梦想,一些日侨之所以也选择留下,据城野宏等人的回忆录,是因为多年的居留已经使他们已经习惯太原的生活并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感情。当年太原《民众日报》日文版曾刊登一首残留分子的诗作,其中两段正是这两种思想的集中反映:给将要老朽的我的枯萎之心,投过来希望的光芒,——即便还是稀微的。啊,回忆深重的异乡之太原啊。……高声地吼叫着,——建设新亚细亚之我们民族的理想,而进一步强力地前进着的,山西首都的太原啊。……

晋中战役中被俘的“残留日军”

“残留日军”军官与战死者遗属合影

参加了牛驼寨争夺战的永富博之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对太原发起总攻,撼动天地的炮声摧毁了大部分守军的意志,今村方策下令停止无谓的抵抗,集中于复兴楼的原第10总队剩余日籍官兵全体被俘。四天之后,今村方策在战俘营服毒自杀。

  另一名“残留日军”的关键人物岩田清一也在太原绥靖公署被俘,做为阎军的炮兵指挥,他对解放军的重大伤亡负有一定责任,以至于很多人误传他也被列入了战犯名单。走出绥靖公署之时,与王靖国、孙楚等人的满面颓丧和步履沉重所不同,岩田清一却是一如既往的昂首阔步甚至还有些趾高气扬,一年之后,这个昔日的“少壮派”在战犯管理所永远停住了脚步。

  曾经声言“至死也要留在山西,坚持斗争在反G第一线”的河本大作,并没有逃过历史的清算,在原阎锡山政权警察的带领下,他被刚刚成立的太原市公安局从 位于工程师街9号的寓所逮捕。四年后,河本大作病死在太原的监狱中。

  根据日方的统计,“残留日军”在几年间共有550人战死,700余人被俘。被俘的“残留日军”中,很多人因为同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分别犯有战争罪行,而被称为“双料战犯”。195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法庭就设立在“万字楼”不远处的海子边大礼堂。经过九天的审理,原第10总队少将总队附兼政工处处长城野宏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原第10总队的四名团长住冈义一、相乐圭二、菊地修一、永富博之分别被判处13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为阎军充任教官的大野泰治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为阎军充任军需官的笠实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

  这些战犯虽然受到了法律的惩处,但很多中国人内心却很难宽恕他们的某些罪行。例如,曾担任过伪满滨江省公署特务科股长的大野泰治,参与了对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审讯和迫害。再如住冈义一,他曾参与指挥对中国战俘的集体屠杀,1942年,在为新兵练胆而组织的两次“活靶刺杀训练”中,共有340余人在太原市小东门外的赛马场被屠杀,其中包括50余名抗大女学员,解放后曾担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的抗大学员赵培宪,是那场大屠杀中唯一的幸存者。

  关押于太原日本战犯共有136名,除了被判刑的9人和死于狱中的7人外,其余120人全部免予起诉,陆续被释放回国。

  免于起诉的人员中,包括亲眼目睹了今村方策绝命时刻的第10总队军医汤浅谦,他曾经在长治参与对多名中国人的活体解剖。汤浅谦回国后,致力于发展中日友好和反省日本战争罪行,记录他参与活体解剖经历的书籍后来在日本出版。

  从汤浅谦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相关部门对战犯的思想改造是极其成功的。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免于起诉的山下正男,这位原第10总队第6团的连长回到日本时,身穿中山装式的军便服,头戴解放帽,胸佩富有鲜明中国时代特征的徽章,从服饰到气质,都与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无异。山下正男后来日本出版了《我懊悔的青春》一书,记述了“残留日军”的故事。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战犯都可以被彻底改造,城野宏虽然能够诚恳的认罪伏法,但其思想深处,仍然顽固地坚守着自己的某些观念和价值观。1964年,关押于抚顺监狱的城野宏被提前释放,回国之前,他向狱方提出了前往太原参观、谢罪的请求,并希望能够故地重游“山西省公署”(即山西省人民政府大院)、“复兴楼”、牛驼寨和风格梁两处战争遗址以及他曾居住过的 东华门19号寓所。城野宏并没有提出游览“万字楼”,但冥冥之中仿佛自有天意,他再一次来到了文瀛湖畔,一边是他实施残留活动的“万字楼”,一边是他接受审判的海子边大礼堂,当年他在海子边大礼堂接受审判时,几十米外的“万字楼”,正是他参与残留活动策划与组织的罪证,如今,当他向山西省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时,面对近在咫尺的这两座建筑,不知道会做何感想?“万字楼”、海子边大礼堂、山西省革命烈士纪念碑,这三座见证城野宏人生重要历程的建筑,就这样奇妙地被集中组合在了文瀛湖畔。城野宏回国后,写下了回忆录《保卫山西——日籍部队戡乱作战始末》,回顾了他在山西的这段历史,他后来成为知名的演说家和三国研究专家, 著述颇丰,《战略三国志》等专著曾在中国翻译出版。

  随着城野宏的离去,所有原“残留日军”全部离开了中国。但是, “残留日军”的话题仍在延续,大陆方面,中央档案馆等单位合编了《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山西省档案馆出版了《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编辑了《侦讯日本战犯纪实(太原)》,其它诸如《山西文史资料》等期刊、报纸发表了大量关于“残留日军”研究文章。而在日本,这一话题不仅仅停留于出版、发表回忆录,一些“残留日军”老兵甚至在“全国山西省在留者团体协会”的支持下将日本政府告上法庭,他们认为,终战之后,他们“仍然是英勇的帝国军人”,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复兴,“为国家而残留”,因而有权利享受军人的待遇(主要指养老金和年金)以及合祭于靖国神社的荣誉。究竟是自愿残留还是奉命留驻或“被军队欺骗和出卖”?究竟是阎锡山的雇佣军还是成建制的日军部队?这些问题成为激辩的焦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奥村和一带着导演池谷熏在半个多世纪后重新回到山西搜集证据,同时拍摄了纪录片《蚁の兵队》。这场马拉松式的诉讼,最终以日本高等法院认定“自愿残留”而告终,不过,日本厚生省在《厚生劳动省关于日本兵残留山西省问题的答复》中,确定对于战死者的遗族,采取基于特例性公务死亡的援救措施。

  对于日本的这场诉讼,在中国也受到了关注,很多人把它做为复活军国主义的例证。不过,就法理而言,日本高等法院的裁定并没有问题,在阎日双方当初达成的协议中,第一条就是要求参加“残留”的日军官兵就地复员,也就是说,他们在加入阎锡山军队的时候,已经不再是日军的现役军人,而只是退役的普通日本侨民。有些“残留日军”声称他们并不知道军队为自己办理了复员手续,但安井清在接受采访时却说,他在加入阎锡山军队的时候,很明确自己的身份,而且在此后的几次遣返过程中,也完全采取自愿政策。况且,即使是有人因为受到欺骗或协迫而残留,也无法改变他们已经复员的事实。对于某些人来说,让“残留日军”以军人的身份出现在靖国神社,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太原战役中被俘的“残留日军”,前排戴眼镜者为城野宏

阎军炮兵顾问岩田清一被押出太原绥靖公署

永富博之在海子边大礼堂的军事法庭上

住冈义一在海子边大礼堂的军事法庭上

城野宏在战犯管理所与妻女会面

  让我们将目光再次投回“万字楼”,建国后,阎锡山的老对手替他实现了建设初衷,太原市图书馆落户于此长达半个世纪,“万字楼”,终于回归到自己原本的位置上。太原市图书馆迁移新址之后,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这座列入省级文保单位的建筑进行了勘测设计,并制定出维修设计方案。2007年,有着70年历史的“万字楼”完成修缮,曾经斑驳沧桑的几十根廊柱也都被粉刷一新,鲜艳而刺目。风和日丽的时候,总会有成群的孩子在楼前嬉戏,三三两两的游人从楼边走过,只是不曾知道,他们是否想起过这座建筑曾经经历的风雨和磨难?

 

新闻图片:修复后的万字楼

我在2008年8月拍摄的万字楼

“万字楼”卫星地图,拍摄于儿童公园整修之前,上图中万字楼周边的建筑已经被拆除

本文来源:本站原创;本文作者:张珉,转载请先与作者联系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08-1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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