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正月，四十五岁的张之洞来到太原，出任山西巡抚。做为清流派的主要成员，张之洞此前大多担任诸如学政、侍讲学士之类并不重要的官职，在近代已经逐渐落伍于时代的山西为锐意进取的张之洞提供了大展宏图的舞台。
尽管在两年前还曾毫不客气地上疏痛骂当时的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刘坤一，但山西积贫积弱的现状以及“丁戊奇荒”对地方经济的严重破坏却促使张之洞从思想到行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最终在这里迈出了从清流派转变为洋务派的第一步。
在曾国荃抚晋期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专门为山西设计过包括开矿、兴实业、办学校等内容的“洋务”方案，但却被曾国荃束之高阁。在革除弊政整顿吏治的同时，张之洞依靠这张蓝图以及招募的一批洋务人才艰难地在封闭保守的环境中启动了山西近代化的进程，仿制洋火药的山西机器局成为山西的第一个近代工厂。此外，张之洞还在太原成立桑棉局，开始发展山西的纺织工业，筹办山西练军，用洋枪洋炮来武装这支新式军队。
与此同时，做为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张之洞也极为重视山西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兴办“义学”，以谋求地方教育事业的普及，他在太原府署之北也就是今天的太原实验中学设立令德堂，为封建王朝培养新式人才，“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就在这里主讲《尚书》。张之洞所进行的文教活动也突破了传统的范围，他上任的第二年下令山西书局从南方购运包括西方译著在内的书籍，以促进山西学子思想观念的进步。
以王勃《滕王阁序》中“腾蛟起凤”一句而得名的起凤街上，建有明清两代的贡院，张之洞赴任后修缮了破败的贡院，并在这里主持了光绪八年的山西乡试。
光绪七年，文庙被水冲圯后，太原缙绅学土认为这是上天降凶示于文人，齐聚府衙请求太原知府出面重建。张之洞为了稳定太原文人之心，便决心重建一座规模更大的文庙
，亲自选址于同治年间焚毁的崇善寺废墟
，并倡导省城集资，没有动用公款就很快建起一座规模宏伟的新文庙，文庙后来成为山西省博物馆一部。
1884年五月，正当张之洞准备在资源丰富的山西开矿冶铁的时候，中法战争爆发，被朝廷寄予厚望的张之洞调任两广，在山西“喘息无暇”的两年零四个月里积累的经验使得他在日后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领袖之一。
张之洞离晋六年之后，胡聘之先后出任山西布政使、山西巡抚，在三桥街开办了太原火柴局、太原机器局等一系列新式工业。其中，创建于1898年的太原机器局成为山西近代机械工业的先驱，并因在慈禧太后庚子国变西狩途经太原时为她的卫队修缮枪械而名噪一时，西太后曾亲临机器局参观，赏赐监工陶庆春“团龙马褂”。民国时期，太原机器局并入阎锡山的西北实业公司，成为维护其统治不可或缺的军事工业。解放以后，这里成为兵器部
247厂，对外名称山西机床厂，至今仍是我国重要的火炮制造企业。
胡聘之在山西的九年中，可谓功过参半，在为山西的经济、政治、文化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以借款一千万为条件，向外商转让了山西部分矿产开采权，正是他这一有损于国家利益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日后的争矿运动。1905年，就在英国福公司前来接洽接收矿区的时候，以山西大学堂为首的数千名学生在海子边集会，要求收回矿权。在此期间，福公司从上海请回了山西大学堂的创始人李提摩太，但他的调解被爱国学生拒绝，李提摩太流着眼泪黯然离晋。第二年，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在东京投海自尽，出于为争矿运动鼓舞士气的目的，几名山西留学生借用李培仁的名义写成了《李培仁蹈海绝命书》，详叙争矿理由和殉矿决心。《绝命书》一经公布，立即引起轰动，李培仁也被尊称为“烈士”，当他的遗体运回太原时，山西各界人士在文瀛湖为其举行公祭。争矿运动最终在两年后，在晋商名流渠本翘的鼎力支持下以
275万两白银的价格赎了山西矿权。
就在山西逐步启动近代化进程的同时，天主教、基督教也在山西迅速传播。事实上，天主教早在1620年也就是明朝万历四十八年就已经由意大利传教士传入山西，13年后，一名比利时传教士将天主教传入太原。到了清朝末年，太原地区已经建有六十余座教堂，并且建有修道院、孤儿院、教会学校、教会医院以及教会公墓，教会公墓里埋葬着许多不远万里来华传教的外国传教士。张之洞抚晋期间，曾专门设立教案局，处理与教会有关的事务。
与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关于西方传教士以及教民们的不法行为不同，太原地区并没有太多类似的明确记载，并且因为教会在赈灾方面树立的良好形象而与山西人民和睦相处，并没有发生过大的纠纷。但是，随着西教的深入和教民数量的增加，新的信仰与旧有习俗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终于使得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在一个新的世纪即将来到的1900年以“义和团运动”的形式激烈爆发，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势力和山西地方官员的愚昧无知、夜郎自大和盲目仇外则最终酿成了异常惨烈的“山西教案”。
义和团运动最早爆发于山东，当时担任山东巡抚的毓贤默认了义和拳的存在进而鼓励他们的行动，并且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两名德国传教士在此期间被杀。毓贤虽然一度被停职，但并未失去保守势力的宠幸，很快就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一些外国使节就此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他们的举动进一步激怒了毓贤。当袁世凯把山东义和团赶入直隶的时候，毓贤于1900年三月带着十几名担任卫队的义和团成员和满腔的仇恨就任山西巡抚。
1900年的混乱之所以没有蔓延到南方而只局限于中国北方，与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大臣的理智与开明以及南方近代化进程开始较早是分不开的，同样做为封疆大吏，毓贤对“山西教案”负有重要责任。毓贤是晚清时代顽固腐朽的封建保守势力中的典型代表，他在愚昧而又冥顽不化地以自己的方式抱效朝廷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封建官员们凶残嗜杀、蔑视人道的特质。当他在外国的抗议之下被撤掉山东巡抚的职务后，更是萌发出强烈的报复意识，他要利用义和团的反帝爱国热情和底层农民的愚昧无知来满足自己极端仇外的阴暗心理和盲目排外的愚蠢目的。
上任伊始，毓贤就极不明智地在会见山西北境教区副主教富格辣时失尽礼节，之后又痛斥对义和团存在不同看法的下属，并为义和团配备了数百把钢刀，对进出山西巡抚衙门的义和团首领奉之如上宾。这一年的夏天，义和团进入北京，因为上一年的“百日维新”而更加仇视外国的慈禧太后使义和团取得了合法地位，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
在毓贤的支持下，义和团运动在山西也如火如荼地爆发了，太原的东夹巷教堂、大北门教堂以及一些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先后被焚烧，而城内的外国传教士则被毓贤以保护安全为借口全部监禁于猪头巷客馆。不久，慈禧太后密电各地督抚杀绝洋人，事实上，大部分拥有健康思维并能真正从大局出发的督抚都抵制了这个乱命，山西邻省陕西甚至派兵护送洋人前往汉口避难，全国数十名督抚中，唯一一个执行了慈禧太后密电的，就是毓贤。六月十三日，毓贤身穿朝服拜见八十岁的白发老母，含泪表示自己为了国家将不能再顾及自己与家庭。辞别老母之后，毓贤将四十四名外国传教士、十七名中国教徒以及从寿阳押来的英国教师毕翰道一家七人全部带到巡抚衙门西辕门前，在百姓的围观之下逐一杀害，行将就戮的妇孺哀号之声惨不忍闻，教民们被杀后，枭首示众，剖心弃尸，备极残酷。这些遇难者中，包括在山西传教十年之久的山西北境教区正副主教艾士杰和富格辣，而艾士杰是被毓贤亲手刺杀的，他们后来都被罗马教廷册封为“真福品”。
此后，义和团在城内散发传单、毁洋伞洋帽、逐杀不愿退出教会的教徒，当时也有一些政府官员入教，千总李富因此被杀。太原郊区的几支义和团也开始设坛拜神，杀戮教民，焚烧教堂，教民们躲入教堂避难，与前来攻打的义和团激烈交战，相互攻守之间的伤亡更加深了难以化解的仇恨。据《晋祠志》作者刘大鹏的记载，王郭村、古城营、三贤村等地的教堂被攻破之后，都发生了残酷的报复和杀戮，分别有多达数百名甚至上千名包括妇孺老幼在内的教民惨遭屠杀。
据事后统计，“山西教案”席卷全省79个州县，全省被杀教士191人，被杀教徒6060人，被毁教堂、医院225所，被烧拆房屋两万余间，后果之严重，可谓全国少见。
今天，我们在撰写历史教科书时告诉后代，义和团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它无区别地杀害教徒、拆毁铁路与电报线的行动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慈禧太后裹挟着光绪皇帝仓惶西逃，途中发布了镇压义和团的上谕。9月9日，慈禧太后抵达太原，毓贤率领文武官员带着仪仗銮舆出城二十里迎接。当年嘉庆皇帝准备巡幸五台山时，山西巡抚准备了精美的仪仗銮舆，后来嘉庆皇帝取消行程，这批仪仗也就被封入太原府库，此后历任山西巡抚到任后均加上封条，一百年后，撕去层层封条取出仪仗，竟然灿烂如新。光绪皇帝在太原再次向慈禧太后提出亲自回北京与各国公使谈判，仍被慈禧驳回。
慈禧太后在太原对毓贤说：现在山西没有洋人，这是你的功劳。但是，在八国联军惩办罪魁的要求下，这样的功劳同时成为毓贤被发配新疆的理由。就在毓贤行抵兰州的时候，慈禧太后下旨将他就地正法，随行的小妾也被迫令自尽。谕曰：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扬，以致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抚任内，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错谬凶残，著传旨即行正法。执迷不悔的毓贤临死前为自己作了一副挽联：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冤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斡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他却并没有认识到，他狭隘的政治理念和疯狂举动在带来深重灾难、破坏清政府国际形象的同时，只会将这个日薄西山的王朝以及整个历经苦难的民族带入更加闭关锁国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
事实上，百年的屈辱和固有的民族性格使得这种仇外心理至今仍然深深地埋藏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底，在庚子国变后的半个世纪里，这种心理在小范围内又多次急剧释放，并招致了远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残酷报复，为中国近现代史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惨案”和“事件”。但我们在一次次地谴责侵略、抱怨“落后就要挨打”的时候，却很少有人认真反思过中下级军政官员和普通士兵、百姓们对国际法和人道的篾视以及大局观念的缺乏。时至今日，中国的官员和人民在这一问题上如果不能保持一个良好而健康的心态，中国普通民众的文化素质如果不能得到切实的提高，这种仇外心理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利用下，极有可能会再次引发盲目的暴力和无序的动荡，在特定的条件下，甚至会给整个民族招至无尽的苦难，给世界文明带来所谓的“黄祸”。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毓贤杀戮洋人的行为迎合了当时社会上的排外心理，因此他的个人悲剧得到了人民的同情，清廷处死毓贤的圣旨传到兰州时，当地吏民准备为其鸣冤请愿，但被毓贤制止。毓贤离开山西后，太原商贾为他在迎泽门外树立了德政碑。不久，昔日的“京师三少”岑春煊出任山西巡抚，当他从迎泽门入城时看到这块石碑后勃然大怒：罪魁祸首，有什么资格树碑？！当即下令将碑推倒，并追查树碑人的责任。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岑春煊按照朝廷旨意镇压义和团，全省被捕处死的义和团首领多达120余人，此外，全省还有四十余名官员被严查，山西还被要求每年分担庚子赔款116万两，同时赔偿山西教会损失263万两，为殉难教士立碑。这场深重的灾难最终转落到了山西人民的头上。
1901年春，岑春煊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开始协商处理“山西教案”。李提摩太1870年受教会指派来到中国传教，1877年的“丁戊奇荒”中，应上海洋人赈灾会之约赴山西赈灾、传教，在太原修建了教堂、医院、小学、孤儿院，并为当时的山西巡抚曾国荃设计了洋务方案。李提摩太1886年离开山西后，曾在北京加入“强学会”并聘请梁启超为私人秘书，参与维新活动。在山西教案善后谈判代表的助手中，有一个二十一岁的太谷教徒，就在一年前，他和他的妹妹离开太谷教堂仅仅半个月后，困在教堂内的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共14人均被杀害，这个死里逃生的青年，就是后来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长孔祥熙。
当年23岁的李提摩太之所以愿意前往中国传教，是因为中国是他眼中非信教地区中最文明的一个，义和团运动中所表现出的部分中国人的愚昧无知使得李提摩太坚持要在太原开办一所高等学府以启迪教化，在与英美等国公使协商之后，他向李鸿章提出向山西罚银五十万两，用这笔资金“专门开导晋省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育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惑。”通过李提摩太与岑春煊的多次协商，中西大学堂在第二年开办，并与刚刚成立的山西大学堂合并，成为全国继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之后的第三所大学。山西大学堂早期毕业的学生，不少人追随孙中山先生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他们在留学回国以后，对山西辛亥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光复全省作出了重要贡献。辛亥革命以后，山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校，列入国立范围，后称国立第三大学。1931年
7月，山西大学校改称为山西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山西大学的法律、文科并入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医学、工学、农学独立成立学院，师范学院迁至晋南的临汾，这座昔日全国知名的高等学府从此成为一所默默无闻的地方性大学。
山西大学堂的创立，推动了山西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此后，山西各地各级、各类学堂纷纷创建，仅省城太原就先后创办了农林学堂、山西警察专门学堂、山西师范学堂、山西陆军小学、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法政学堂、山西商业学堂、女子师范等一批新式学校。1908年，李提摩太再次访问太原时，新成立的山西省咨议局议长梁善济召集太原大中学校学生两千余人在文瀛湖召开欢迎大会，梁善济肯定了李提摩太为山西教育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所有这些学堂的主要教师都是大学堂毕业的，这些学堂和全省许多学堂所以建立起来，都要归功于大学堂给予的激励。”也正因为如此，李提摩太才会得到清政府赠予的头品顶带和双龙宝星勋章。
介绍完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让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清末太原的民生百态。
清朝后期，晋祠附近曾有过一家名为“鲈香馆”的酒店，借“鲈”以代“驴”，其实就是驴肉馆。鲈香馆的驴肉远近驰名，而杀驴的过程更是奇绝残忍，先将毛驴灌食白酒，然后将其四肢捆缚固定在矮桌上，众店小二用木板击打毛驴四肢躯干，使酒力行于全身，血脉畅通。店内悬挂全驴图，毛驴全身各处都有专名，食客指图索肉，庖厨依言从活驴身上割取。前店鲜肉已随美酒下肚，后院残驴仍在哀鸣不已。据说当时许多人都专程来此一品奇味。后来朝廷更换知府，
新任知府似乎是位动物保护主义者，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不仅查封酒店，而且将店主处死，其余有关人等充军发配，并在当地立碑永禁此事。著名作家贾平凹在他的作品《怀念狼》中曾有记叙。
1888年，一部十九世纪言情小说的代表作《花月痕》出版了。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介绍说，魏仁秀为太原知府教子时，闲暇之时百无聊赖，于是著书消遣，以“韦痴珠”自况，借美人知遇抒写英雄末路之牢愁，以青楼风月玩味人生悲欢离合、荣辱穷达的感慨。
在这部小说中，以文名噪世的“海内二龙”韩荷生、韦痴珠同游太原，将“并州二凤”杜采秋、刘秋痕视为红颜知已。韩荷生后来官至封侯，与杜采秋终成眷属，有幸成为“比翼之鹣”，而怀才不遇的韦痴珠却困顿羁旅，与并州花首刘秋痕情投意合却无力为其赎身，终至心力交瘁，咯血而死，刘秋痕也随即自缢殉情，终成“分飞之燕”。
“一夕之盟，终身不改”，在这部小说中，魏仁秀将名士美人青楼之遇的情感关系推向了一种理想化的极致。《花月痕》也在清末和民国年间名著一时，成为研究十九世纪中国小说的必读之作。
魏仁秀在《花月痕》中描述了纯阳宫等许多旧太原的风景街市，而作者著书的“四美园”也就是小说中有过细致描写的“愉园”更是因此而闻名。四美园是位于昔日米市街今日开化市街南侧的一处风景园林，至于四美之名，是指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俱备的意思，也有人说它指的是四位美人。四美园现在早已不复存在，唯一的遗物就是迁至文瀛湖畔的绿色琉璃砖塔，另外，据说四美园园门上砖刻的“四美园”三字虽然在文革期间被破坏，但依然能够辩认。前几年，在四美园旧址附近新建的一座三星级大酒店，名字就叫愉园。
就在魏仁秀创作《花月痕》的道光年间，太原还曾出过两起哄动一时的案件，“太原奇案”和“赵二姑命案”，这两起案件离奇曲折的过程丝毫不逊色于当时盛行的公案小说。
张汶祥刺马案、杨月楼诱拐卷逃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杀子报案被称为清末四大奇案，鉴于杀子报案秽亵残忍，不宜过分渲染，所以现代又将“杀子报案”撤去，以“太原奇案”取而代之。
痴情贞烈的小姐，忠义聪慧的丫头，再加上案情之中令人惊绝的机缘巧合，实在堪称奇案。事情的缘由起自于那个年代十分常见的嫌贫爱富的悔婚故事，太原巨富张百万嫌弃家道中落的未婚女婿曹文璜，而将次女玉珠另许姚家，但痴情的玉珠小姐宁死不从，在丫环秀香的帮助下与曹文璜私奔于嫁前夕，准备投靠曹家故交，担任交城县令的陈砥节。二人出城前在豆浆店歇息时，莫老汉父女同情他们的遭遇而将自家毛驴借与代步。第二天，张百万带领家丁前往长女金珠家找寻玉珠，怀疑她藏身于衣柜中，有口难言的金珠只得任由他们将衣柜抬回张府，撬开锁具，却发现里面原来是个已被闷死的偷情和尚。为了搪塞姚家，张百万谎称玉珠暴病身亡，为和尚穿上嫁衣置于灵房。半夜，和尚从昏迷中苏醒，逃出张府，在莫老汉家用嫁衣换了一身普通衣衫返回崇善寺，途中调戏一早起的妇女，被其丈夫吴屠户杀死，弃尸水井。接连接到和尚命案和张百万家走尸的报案后，阳曲县令杨重民开堂公审，有居民指认和尚所穿为莫老汉衣物，急欲结案的杨重民认定莫老汉为杀人凶犯，莫老汉屈打成招，案情上报刑部。几天后，曹文璜从交城回太原还驴，为莫老汉申诉，杨重民对冤情有所察觉，但害怕暴露自己严刑逼供草菅人命，而将曹文璜冤为同谋。当日吴屠户杀人后，迁居晋祠，曹文璜回太原时途经吴屠户的酒店，酒后失言的吴屠户吐露了他杀害和尚的秘密。玉珠的丫环秀香在探监时得悉全部案情之后，一方面请求晋祠保长监视吴屠户，另一方面赶赴交城寻找玉珠。事又凑巧，交城县令陈砥节就在此时被提升为山西提刑按察司，赴任太原。于是，真相大白，冤情昭雪，有情人终成眷属。前几年，山西电影制片厂曾将此案拍摄成五集电视连续剧，但不知什么原因，始终未曾播放。
相对于“太原奇案”，发生在榆次的“赵二姑命案”的案情就简单得多，但却因为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而费尽周折，几乎酿成民变。榆次赵二姑被邻居阎思虎强女干，告到县衙，但知县吕锡龄收受被告贿赂，判定为通奸。悲愤交加的赵二姑在二审时当庭刺喉自尽，吕锡龄却诬陷为侄女申辩的赵添中当堂杀人，并唆使堂上县吏提供伪证。此后，赵二姑之父赵添和赴太原府衙上诉，太原知府沈琮极为回护，在复审中仍以通奸定案。赵二姑之母曹氏愤而一头撞倒在府堂台阶上，赵添和强忍悲愤，背负着濒临断气的妻子来到山西巡抚衙门上告，但却仍是维持原判。回到家乡后，远近前来探望的平民多达万人，在众人的帮助下，赵添和夫妇上京告状，刑部员外郎山西太谷人贾大夏深表同情，通过御使梁中靖把诉状直呈道光皇帝。道光皇帝下旨，由山西巡抚邱树棠提审此案，邱树棠接旨后委托包括当事官员在内的几名官吏会审，结果依然是维持原判。在贾大夏和梁中靖的努力下，道光皇帝再次下旨，由刑部尚书亲审，终于使案情大白，涉案的六名官员和做伪证的八名县吏全部受到严惩，负有责任的山西巡抚邱树棠也被道光皇帝斥责，受到降职处分。按照道光皇帝的旨意，榆次县为赵二姑建立牌坊，旌表赵二姑，并使为官者引以为鉴，当地人民也集资将赵二姑葬于坊侧，以慰亡灵。
从赵二姑命案所体现出的司法黑暗和各级官员如此大规模的集体腐贝文来看，满清王朝的腐朽末落已经不可救药，革命，无可避免。
附录：本章背景资料 文 庙 巷；起
凤 街；花 月 痕；山西大学；慈禧太后在山西 |
